一、 乡土中国的著书背景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中西碰撞，由于工业化西方的强大威猛，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便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为愚贫弱私的“乡土中国”。

直至20世纪后半期，中外学界仍强调以“农业国家”看待中国及其文化传统。如美籍学者萧公权、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都将中国直称为“乡土中国（Rural China）”。

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思想中，“乡土中国”绝非随意的比喻存在，而是暗含着一种性质：“落后”，所以无论单称或是特别强调，“乡土中国”都意味着“有待开化”。由此推论所激起的，便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掀翻重建。起终点落实在与“乡土”关联的两个方面，即：开化农村，改造中国。

在与“工业西方”比较视中国为“农业国家”的人眼里，中国落后的原因与出路都在于“乡土”，于是要根本改变“落后”，需得先行改造乡土。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乡村重建运动在中国各地推行开来。参与的突出人物有晏阳初、梁漱溟等。

（二）学术背景

1.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治农派”

此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患了民族大病，而且病入膏肓，若要治病，重在乡土，要“先抓住国建的命根，治它的症结，培养它的元气。”晏阳初认为中国乡土几乎找不出正面意义，相反存在着愚、贫、弱、私四大弊端，需要彻底改造重建。为此，晏阳初等人不但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宣传，而且选择河北定县等基层乡村进行重建实验。

具体措施是：通过乡村运动实现民族再造。以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公民教育治私，提升乡土民众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从而达到拯救中国的目标。此可称为乡土中国的“治农派”。其中“治”即“医治”——三农皆病，需要救治；农业、农村、农民，无一例外。

2.以梁漱溟为代表的“自治派”

梁漱溟也极看重乡土重建的国家意义，在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特别指出：“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但在貌似相同的推论前提下，他接下来的判断却与晏阳初有了分歧。梁漱溟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的根基在乡土；乡土不是中国的病体，而是传统的根基。在他看来，如果真要说“乡土中国”有病的话，其病根乃在国人“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话了乡村。”这里“破坏”一词表明，作为中国根基的乡土，原本是有其文化原创的；这文化之所以陷入病态，不在自身内部而是由于近代以来外力摧毁。基于这样的看法，梁漱溟先生所主张的乡村建设，其实起因于“乡村救济”。这被称为乡土中国的“自治派”。

3.对比两种观点

回顾晏阳初等人的言论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指证中国患了重症的根据在于“中西对照”。由以上我们归结出：“乡土中国”的病是因外力进入而知，是一种比较出来的病，病在乡土，根在农民。

但是如果依“治病派”的主张，“乡土中国”代表落后，其本身就是病体，便已隐含了一个可怕的推论：身为农民，便是罪过；若如让人改造，永无翻身。

4.《乡土中国》独特的历史意义

19xx年，继《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之后，费孝通发表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总体分析的学术论著，取名《乡土中国》。其不仅回答了“乡土中国”是否有其自在文化的疑问，并且较为完整地对此一文化的特征、结构乃至功能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尝试性阐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From the Soil）》开篇就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一个“土”字即已把握到了“乡土中国”的根本要义。土是土地，土气就是土地之气。中国社会的一切，皆由这“土气”中产生、延续。

费孝通在“乡土争论”中的特殊意义，即联系当时背景，虽然没有直接明说，但通观其中篇章，不难发现，他的主旨之一是在对“乡建运动”所蕴含的理论基点进行批评。例如对晏阳初等提出的所谓“愚贫弱私”四大缺陷，费孝通一一驳斥。他说，“愚”不等于不识字，“私”不等于不道德。

二、《乡土中国》的主要内容

我个人认为《乡土中国》全书的逻辑结构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它们相互关联支持：

第一部分由前三篇构成，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

其中《乡土本色》也可以看成是全书的逻辑基础。这篇文章中，费老将中国社会的性质定性为乡土性。由于农业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人和空间的关系上的不流动，以及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这种孤立和隔膜是以村落为单位的。用一句话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就是“这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因此在每个人眼中，也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正是由于乡土性的关系，人们从熟悉中形成了信任，也形成了一整套的乡土习惯。

《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篇驳斥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社会工作者对乡村“愚”的判断。费老指出，愚不等于不识字，这是能力与知识的区别。而乡土社会之所以没有文字，是由于空间上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比文字更为完善；时间上乡土社会中人在熟悉人中长大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得到的经验也会是子孙们得到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社会中，连记忆都是多余的，语言已经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因而就不会有文字产生。中国的文字是庙堂性的，它并未非在基层上发生。

第二部分由《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四篇组成，讲的是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结构特征。

《差序格局》可谓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老则更为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在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费老讲到西方社会像田里的捆柴，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是发生联系。圈子的大小也即范围的大小也要依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

由此费老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特性下了定义，即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以“己”为中心，根据情况的不同，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在建立了差序格局的分析观念后，针对于对中国乡下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私”的攻击，作者给出了解释：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则在进一步比较了在两种不同社会格局基础上形成的截然相对的道德体系。在团体格局社会会中的道德体系中，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是个公正的维持者，全能的保护者。不论是神父或是政府，都是上帝或国家的代理者。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于是发生了权利得观念。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防止权力的滥用，于是产生了宪法。而在差序格局中，由于社会关系是由个人推出去的，其相配的道德要素也就只在私人联系中有意义，如孝悌是亲属间，忠信是朋友间，而没有那种部分差序的兼

爱。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正是儒家的人伦差序的结果。

紧接着,《家族》和《男女有别》两篇分别从已经建立的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概念出发，具体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这个社群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以需要沿亲属差序扩大。家庭不再仅仅是一个生育功能的单位，更成为一个延续性的事业。为了事业的效率，纪律是必须要执行的，这也就有了“家法”。乡土社会中的家庭就由此而形成。

作为熟习得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它所需要的是人们去遵守已经存在的秩序，而不需要改变。对于乡土社会来说，空间的位置乃至时间的差异对不足以阻碍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然而，性别的差异确实无法逾越的。为了最求稳定，乡土社会制定了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之间的鸿沟由此筑下，乡土社会也成为了一个安稳的社会。

第三部分由《礼治秩序》和《无讼》两篇组成，讲的是乡土社会的礼治特征。 费老首先提出，与法治社会不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的可能性必须是以传统可以有效应对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这前提，因此可以用力来维持。在乡土社会中，个人可以照祖辈的办法做事，于是渐渐随之发生了一套价值，对传统产生了敬畏。

作为礼治社会，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也有责任使每个人知礼。因此，打官司表示教化不够，也就成为了可耻之事。中国在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很坚固地存在于民间，如果不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现有一番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可能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第四部分由《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五篇组成，讲的是乡土社会的权力类型。

这个部分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权力，即由社会冲突形成的横暴权力，有社会合作形成的同意权力，发生于社会接替过程的长老权力，以及在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增长的时势权力。

就农业社会来讲，横暴权力是有其限制的。即使是已经建立了横暴权力的皇权，在进行了开疆辟土、筑城修河等工程后，也极有可能因为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承受不住而被推翻。在重复了几个兴衰的轮回后，皇权最终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同样地，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的发达才能使这种权力扩大，因此乡土社会中，这种权力也是微弱的。

从而，费老得出结论，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其实质上是挂名和无为的。乡土社会所广泛存在的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也非同一性质，它发生于社会接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般，是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中国社会实质上是长老统治。

而对于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它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发生于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之时。它是与长老权力此消彼长，在安定的社会中长老权力发达，而在新旧交替之际时势权力得到极大发展。从形式上看，长老权力是不允许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种权力的形式，内容却是可以经过长年累月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名实分离。

三、浅析差序格局——从“证父攘羊”到“祝福短信”

1.证父攘羊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

——《论语 子路》 这段文字正好印证了传统的儒家观点对于差序格局的解析。同样是攘羊，如果别人做了，不但要告发，更要阻止；如果是亲人做了，就要“为亲者讳”。这在孔子的思想里才是符合人伦的。这也就在此印证了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伦是以差别为基础的。

同样，我们可以在国外的故事中找到类似的事例。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安提戈涅的哥哥叛国战死，国王颁布法令：不准埋葬叛徒尸体。勇敢的安提戈涅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葬了兄长。面对国王的职责，她回答：我遵从了神的法令——尊重和爱戴兄长，是做妹妹的首要义务。

如果说差序格局在西方，只是能够有些许的影响力的话，在中国乡土社会，它就有绝对的地位了。且不说费老举出的舜的例子，就是现实中，面对别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大加鞭挞，而至亲做了十恶不赦之事却为其隐瞒、甚至销毁证据的事情也是广泛存在的。

2.祝福短信

随着手机等现代化网络技术的普及，人们在逢年过节时都习惯地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对亲朋好友加以祝福。这个小小的举动，正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

首先，由于精力有限，很多人习惯于把接到的祝福短息转发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发觉，收到或者是发出了雷同短信。这就是“每个人都好比仍在水中的石头，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的最好印证，相同的短信可以理解为两个人推出去的圈子产生的相交部分。

其次，在发送短消息的时候，根据对象的不同，发送的方式也不一样。重要的人自己编写，一般的人群发，关系特别铁的人简短地发，这正是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或伸或缩，针对对象不同反应也不同的很好印证。

第二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院系：资源环境学院

年级：2013级

班级：环境科学与工程7班

学号：222013320260187

姓名：梁捷

正文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二、 《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 写作背景

2. 主要目的

三、 具体内容：

1. 乡土本色

2. 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

3.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4. 家族&男女有别

5. 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6.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四、《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1、费孝通（1910~20xx年）19xx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xx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xx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xx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xx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二、 《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

2. 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

3.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

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4. 家族&男女有别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5. 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礼制秩序”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讼”也已经不是乡土常态。毕竟，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费老所描述的那个正在流变的中国基层早已“面目全非”了。但费老对于许多概念的深刻生动地阐释还是让我们获益良多。“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所以，就这一点上讲，我们再加以引申就不难理解乡土社会秩序的、代表传统的“长老统治”了。对于“无为而治”作者指出，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相互依赖减少，这也使得其统治方式本质上更趋近于“无为而治”了。

6.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原因有二。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

四、 《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法律来源于社会，并和文化和其他规范一起塑造社会，正如古罗马法谚所说：有社会斯有法律，有法律斯有社会。我们法律人学习法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回到社会中参与司法，立法，行政，法律顾问和从事法律教育工作，为社会谋福利。为民众实现更多的正义，但是一个不了解自己社会本身的特殊性，本民族文化传统，本国国情的人就不会胜任法律工作，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每一个法律人“都是社会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