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之国学密码解析课程论文——

从现代看，如何管理魏晋名士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世说新语》·任诞中的这篇王子猷雪夜访戴描绘的是：大雪忽至的夜晚，万籁俱寂。王徽之醒来打开房门，四望这皎然夜色，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前朝诗人左思的《招隐诗》来，忽然想起故人戴安道，于是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达故人门前，却满足地止步而返??有人问：“为什么连夜赶来却不见故友一面就走了呢？”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来的，兴尽就回去，何必见戴呢？”文中的“眠觉、开室、命酒、赏雪、咏诗、乘船、造门”等一系列白描动作仿佛把“魏晋风度”的任诞放浪和不拘小节的王子猷展现在我们眼前，犹如亲临其境。 现代人赞美这种只求过程享受不问结果如何的潇洒作风。除却这一点，历来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任诞行为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追随自己内心所向的率性而为，有人却批评这种全然不顾周围人看法的狂荡不羁的作风。而《世说新语》把它置于“任诞”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这种反抗封建礼节率性而为的魏晋文人的态度。

在封建时代，任诞是有悖封建伦理的狂荡不羁的作风。

任诞。任性放纵。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在这种标榜下，许多人以作达为名，实际是以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为目的。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经历了汉末的三国之战，西晋统一之后的“八王之战”，晋皇室东迁后的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十六国的混战等等。战乱和国家分裂伴随着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而像王子猷那样的文人墨士总是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文人们把目光投向酒杯，饮酒纵情，希望能够从中得到身心短暂的解脱。正如王子猷一样，文人们试图挣脱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忽见大雪纷至不管什么夜阑人静就得起床赏美景喝杜康吟诗作对，兴致所至，也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就马上连夜启程乘着小船去探望故友。船到了故友门下了，昨夜那种兴致勃勃却消失不见了，只得“造门不前而返”。什么矩步方行，衣冠礼乐的一切严谨礼节的束缚都全然不顾，要的就是潇洒随意。显然这种态度在当时礼教盛行注重循规蹈矩的时代是危险的，也必然遭到封建社会的唾弃和辱骂。

魏晋文人阮籍喝醉酒时便径自当庭卧于酒垆美妇身旁；嫂嫂回娘家时不顾别人非议而坦然去送行。周伯仁喝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王子猷不经主人同意便叫人把主人家的毛毯搬回家，却说有大力士拿走了。殷洪乔去上佳时替亲友带了百来封信却走到半途把信全扔江里??.这些都是故意放纵自己，随心所欲，甚至到了一种”损人利己“程度的任诞。这些与封建伦理相抗的行为必然受到维护封建礼教人们的不解和非议甚至抵触，”人或讥之“。而魏晋很多文人墨客也因为与世俗礼教格格不入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中而遭到贬职甚至杀戮，比如孔融，杨修，石崇等。这就是“任诞”之人在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下场。他们往往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但是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却往往因为“狂荡不羁”而遭人非议，食不果腹，生活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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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看来，“任诞”之人往往个性特异，才华横溢。他们并不是天生喜欢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只不过却有着不愿向规则屈服的心。比如王子猷尽管狂荡不羁，整天游手好闲，对于自己官职也毫不上心，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却颇具魏晋文人率性而为的作风，对兄弟情意深重，更是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著有著名的《兰亭集序》等。而这种任诞之人在魏晋时期尤为突出，并且正是这种任诞知识分子如阮籍，嵇康，刘伶，谢灵运等的存在，才使得魏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文艺白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而在当今社会，人们显然容纳了“任诞”之人的存在。在当今社会，那些性格迥异，才华横溢却“行为不检“的人大概就是刘义庆笔下“任诞”的写照吧。从批判性思维评价这类任诞之人，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方面，任诞之人往往博学多才或者在某一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高于常人，比如当代作家韩寒和当代编剧和作曲家高晓松等人。对于当今社会的企业来说，如果把这些任诞之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扬长避短，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任诞的员工通常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或者认为周围世界与自己格格不入，往往表现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不合群甚至漠视他人的存在，特立独行。如果引导不好的话，不仅造成这些任诞之人纠缠在人事的漩涡中，发挥不到自己固有的才能，而且会使周围的同事与之相处关系紧张，造成企业士气低下，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所以，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在现代企业，如何管理像王子猷那样雪夜访戴，不见而返的特立独行的“天才”呢？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具有优秀才能的任诞之人，那些能力不足又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任诞员工并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而且企业主也会很轻易地决定他们的去留。

在企业中，存在着四类员工。A类员工，我们称之为核心员工，这些员工为数不多但工作能力强，积极性也非常高，是企业的核心力量，与企业生存、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等关系密切的员工。他们的离开可能会导致企业重大损失。B类员工，我们称之为关键员工，是企业各方面开展业务所需的人才，是企业实现业务目标的基本力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决策。他们能力强但是不如A类员工那样积极。C类员工是一般员工，能力一般或较低，但工作积极性很高，任劳任怨。D类员工能力一般并且积极性不高，他们吊儿

i郎当或者牢骚满腹却工作表现一般，是企业的问题员工。

根据企业管理学的“二八”原则告诉我们，企业80%的业绩是由20%的员工创造的。这20%的员工就是上述所说的AB类员工。而他们当中不缺这样才华横溢又不太服从企业框条的任诞奇才。王子猷是著名大书法家，却在政绩上表现平平甚至是抵触自己的职位。竹林七贤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度日，在官途上却消极地采取规避。孔融见解独到，能够一针见血地戳中问题所在，却最终被政治杀戮。王安石首推富国强兵改革，极大改善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到最后却因为与“周围同事”（封建守旧派）的矛盾冲突导致自己乃至国家事业的失败。其实王子猷等魏晋名士也并非天生讨厌自己的官职，只不过在黑暗混乱的政局中自己的抱负无法实施，只能采取消极的应对。这说明在一个集体中，那些任诞的奇才对企业既是机遇又是危险的挑战。

如何管理才能突出又特立独行率性而为的任诞奇才员工呢？以下我将侧重从激励员工的角度提出对该类员工的管理。

关于员工的激励方面有一条著名的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赫兹伯格研究发现，企业所做的激励员工的做法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保健因素，二是激励因素。一般企业认为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员工的积极性，事实上这也是企业激励员工用的主要方法。但是事实上却不然。王子猷作为当时权势极大的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当时的士族制的背景下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仍然在官职上无所事事，放任自己。这也是赫兹伯格的“保健因素”的一部分，这些工资，福利，物质工作条件，人际关系等只是起到保健的作用，也就是说做到这些只能消除员工的“不 2 / 4 ii

满意“，却不能提高员工的满意。而真正提高员工满意的却是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责任感等的“激励因素”。

一，给予任诞员工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像王子猷那样的员工是不适于活在条条框框之内的，他们崇尚自由，认为制度是束缚思想和才能的枷锁。但是如果因为顾及这样的任诞员工，企业拥有两套衡量标准是危险的。只有把任诞员工放置在合适的较宽松自由的岗位上才能“人极其才”。创意类，设计类和研发类对人际沟通要求较低对思维才能较看重的岗位就是任诞员工较好的职位选择。但是这只是做到了赫兹伯格所说的“保健因素“而已。

二，丰富其工作内容，提高工作难度。任诞员工长期按部就班，容易像王子猷那样出现成就感缺乏和工作效率降低的现象，必须通过工作内容的不断更新和提高难度系数予以“激励“。王子猷们是性情中人，他们要求有施展才华，创新的机会，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环境。所以建设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奇才的企业文化氛围，提高工作的挑战性成为留住王子猷类员工并且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重要途径。

三，委以重任，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放权。造成任诞员工离职率高的原因大多在于王子猷们感到上级的牵制和干预，对于向往自由和放任的任诞员工来说，这简直无法忍受。当今社会，谈到“任诞“，很多人都会想起逐渐成为社会新生代的80后90后新晋职工，他们个性十足，却在企业的眼里看来，不负责任，浮躁。但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也许薪酬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来自上级的信任和支持！这一点宋朝的宋神宗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王安石变革的前期，宋神宗十分支持并给予他十分的信任，甚至说是”放任政策“。事实也说明，对于那种奇才来说，放任也许是最好的管理。

四，提供业务晋升的机会。王子猷不断更改工作环境和工作职位，做过骑兵参军，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任职，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桓冲门下做事却依旧游手好闲。其实虽然王徽之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工作职位依然没有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原因在于“只换不升“。有人不禁要问，如果王子猷工作干不好，还要提供业务晋升的机会岂不是对其他员工造成不公？其实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提供这样一种晋升的机会，要让这些任诞的员工知道，他不是长期不变地处在当今的职位，他有晋升的机会，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更上一层楼“的。

五，多正面激励非负面批评。王子猷作为“纨绔子弟“，向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如果成为员工，加上孤傲乖涙的性格，难免受不了上级狗血淋头的批评，适合采用正面的积极的激励。并且，管理学中也验证了，积极的鼓励效果远远大于直接的批评和指导。对于这种才华横溢的员工，应该多正面肯定他的业绩，积极赞美永远多于消极的批评。但是积极的赞美并不是去奉承去溺爱这类员工，王子猷们也需要建议和意见的。把握正面激励的度是关键。

没有员工是一无用处的，即使对于像王子猷那种雪夜心血来潮急匆匆跑去看故友到达之后却不见而返放纵自己的员工，如果加以合适的管理措施，一定会使企业“海纳百川”，接纳不同的人才，推动企业不断向前跑。

i 参考文献：

《世说新语的国学密码解析》 丁玉柱 牛玉芬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2版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徐明征 赤峰学院学报 20xx年12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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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杨荣详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4月期 《民营企业如何管理四类员工》孙立莉 《经济师》20xx年第12期

ii 《对关键员工采用特殊管理方法浅议》 姚乐 《中国电力教育》 20xx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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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世说新语_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许明征（连云港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3）

摘 要：《世说新语》一书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此书对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堪称“魏晋风度”之生动图画。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为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由此可知魏晋风度这一社会时尚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清谈；品题；任诞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09）12-0032-03Vol. 30 No.12 Dec. 2009第30 卷第12 期2009 年12 月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 版） Journal ofChifengUniversity（Soc.Sci）32- -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清谈之主要特征：

（一）互相辩难。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他们一般采用辩难和讲座两种形式。讲座的形式是指一人单独树义讲论，听者不与讲者辩论，气氛比较和缓。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如：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 。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 则）[1]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其他如《文学》篇第55 则“支道林、许、谢盛德”条，则是一人对数人辩难，《文学》篇第6 则“何晏为吏部尚书”条，则是自己问难自己辩答，兹不赘述。

（二）追求优雅的风致。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2]例如：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 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 。”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世说新语?文学》第22 则）[3]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 则）[4]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其时士人对清谈的消极作用也有所察觉。如：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 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 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世说新语?言语》第70 则）[5]就魏晋时期动荡的政局而言，不营政事庶务，一味空谈只能误国害民，对此，王羲之看得甚为透彻。

二、品题之风

品题，这里所指的是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的评论。品鉴人物品题在《世说新语》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篇幅，如《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题不但是《世说新语》表现

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的审美精神。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从总体倾向来看，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刘熙在《释名》中说：“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6]即还万事万物以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清”集纯净明澈与自然朴素于一体，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呈现。先秦两汉时期人物品藻也使用过“清”字，主要是取其道德品行和为官政绩方面的意思。魏晋时期尤其是魏正始以后的人物品藻中，“清”的含义则有了明显的转变，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超逸脱俗之美。在晋人的理解中，自然不仅培养了人的超越世俗的品格，又给人以熏陶，使之具备优美、从容、高雅的情趣。因此，可以说“清”结合了德性与美感的双重价值。[7]例如：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 ，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世说新语?赏誉》第12 则）[8]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世说新语?容止》第5 则）[9]诸如此类带有“清”字的品题不胜枚举。

（二）关注仪容之美。审美的标准取代功利实用的标准，必然又导致人物品藻活动中对仪容之美的特别关注。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对仪容的讲究，只局限在正统伦理道德和政治礼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并作为附属物来予以承认。汉末魏初则注重“英雄”与“才能”的人物品藻标准，但这时对容貌的讲究仍主要是为了实用。人物品藻自正始玄学兴起以后，则异于前代，如：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 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 ，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第7 则)[10]本条对仪容之美的注重，抛开了礼法的约束，赋予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由此可见仪容之美 在当时的重要性。

（三）注重人物的内在神韵。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象”和佛学“略形取神”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开始重视人的内在神韵。这一点于东晋士人中表现得尤为自觉： 何晏七岁，明慧若神。 （《世说新语?夙惠》第2则）[11]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世说新语?赏誉》第16 则）[12]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世说新语?赏誉》第103 则）[13]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世说新语?赏誉》第4 则）[14]这几则故事都竭力描绘了人物的内在神韵。尤其是“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这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5]的确如此，不过必须把两者作为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事情来看待。因为只有人将活跃的情感投射到外界，“与物徘徊”，才能使自然风物精神化，从而充溢着美的意趣，既而发现了外在的自然之美。同时，由于这种自然之美代表着人所向往的精神境界，从而净化了人的内心世界，既而达到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的高度。

（四）形象化的特点。在《世说新语》中，自然之美与人物之美的诗意契合，深刻体现了魏晋风度。翻开《世说新语》，无论是品鉴人物内在的品格才情之美，还是外在的仪容风度之美，多是通过比喻，用形象化的手法加以表现的，使人物的人格之美与自然的物象之美互相契合，达到了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统一，如：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 ” 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 ”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 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世说新语?品藻》第36 则)[16]这种用自然之美来比喻人格之美，往往使两者契合为一，让人们沉醉在一种诗意美的境界之中。

三、任诞之风

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把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推向了极致。《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豪爽》《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篇充分而又生动地记载了魏晋

士人的任诞之风。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实践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

（一）率真任性。魏晋名士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一切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而已。例如：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 ” 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 ，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 因嫁女与焉。 （《世说新语?雅量》）第19 则）[17]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为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王子猷访戴，更体现了魏晋人的“真性情”，他们的行为，重视的是适己任性，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这种审美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任诞》第47 则“王子猷居山阴”条，亦体现了其时士人逍遥任性的追求。这样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二）蔑视礼教。“越名教而任自然”[18]，是嵇康《释弘论》（《嵇康集》卷六）中的一个著名论点。所谓名教，亦即礼教，乃是封建社会维护尊卑长幼秩序等一套礼法制度。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恣情越礼”的人物故事，如：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第7 则）[19]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 ，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 ，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 “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 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第2 则）[20]阮籍言行，实在是对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大胆挑战。由此看来，魏晋名士是颇不受名教检束的。

（三）纵酒。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也许就无所谓魏晋风度了。试看：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 ，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世说新语?任诞》第12则）[21]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第52 则）[22]世说》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饮酒之沉醉、之豪爽、之放达、之超脱，也许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与之比拟，这一系列酒徒形象在其他时代、其他书籍中

恐怕是难以见到的。魏晋文人如此沉湎于饮酒，与这一时代文人的命运和遭遇是分不开的。他们表面上狂饮酣醉，表现的十分放达与超脱，而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与忧愁。阮籍便是这样一位典型的“饮士”。《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3]这就充分显示了阮籍酣饮的原因所在。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饮士”，一个典型的酒徒：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 ”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 。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新语?任诞》第3 则）[24]刘伶病酒，近乎无赖，然而这亦何尝不是一种内心苦闷的自戕！ 《晋书?刘伶传》称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其遗形骸如此。 ”[25]刘伶的嗜酒真可谓到了极致。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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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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