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南北朝的八卦杂志

一、书名：《世说新语校注》

二、作者：原著 【南朝 宋】刘义庆

原注 【南朝 梁】刘孝标

校注 朱奇志

三、出版社：岳麓书院 20xx年11月第一版

四、读书心得

在上《中国文学经典》这门课之前，我对《世说新语》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初高中课本上涉及的几个小故事，一个是表达谢家才女文采的《咏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恍然记得老师当年说过，谢太傅喜欢谢道韫的比喻，结尾的介绍便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另一个是表现诚信的《陈太丘与友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这篇在教育家眼里是一个极具教育意义的篇章，他不仅告诉人们要有时间观念，也告诉人们要做言而有信的人，通过元方的回答也表现了这个孩子的机智明理。

在网上看了几篇大家对《世说新语》的理解，一篇“文艺乱弹”的文章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不同于以往对魏晋风的点评，这篇文章将《世说新语》比作“南北朝的八卦杂志”，我仔细想了想，书中内容还真的好像刘义庆先生和他的门客“闲来无事”记录下魏晋时期名人的言行举止，换言之，他们是南北朝的“追星一族”。与现代的追星相同的一点是，魏晋人追星也是去了解"明星"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全方面去了解一个“名士”。不同于现代的八卦和追星的一点是，当时的人们崇尚一种名士风尚，他们崇尚的是王子猷的兴尽而反，是嵇康的抚虱而谈，是阮氏的人猪同饮，是刘伶的纵酒裸裎，是“超男”卫玠被粉丝的眼球看杀??魏晋时人有着与现在大不相同的价值观，现代人或以之为放诞不羁，我行我素，但我认为，对于魏晋人士而言，这恰是一种品质高洁、不落俗套的象征。正是印证了这种价值观，《世说新语》记录下了在这种价值观下最突出的一些名士的言行，留下下了他们追星的证据，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在听过程章灿教授的课程后，我对世说新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课堂之心得

1、魏晋风流之渊薮

魏晋是六朝之始，与汉唐时的统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不同的是，六朝是一个分裂的、动乱的时期。人们常说，英雄是时代造就的，当然，魏晋之风也是时事使然。魏晋承汉末桓灵之世，因为汉末时政治腐败，正如童谣所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样的时代正好催生出了自成一体的魏晋风流。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当时人的思想学术也随之发展，经学正在向玄学演变。魏晋时郑玄、马融开创了玄学的先声。他们用无解构有，

巧妙化解了老庄和圣教之争。以玄学为背景，产生了一种魏晋独特的语言风格--“清谈”，这是魏晋风流的重要内涵。其特征为援道入佛，引佛说玄，主要形式为品藻人物和剖析玄理。在《世说新语》里我们能找到许多清谈的例子如《品藻》中的第一条，蔡伯喈评陈仲举和李元礼,“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于是”仲举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便是一种经典的人物品藻。

2、名士风流

名士是《世说新语》的基础元素，在一个个名士的聚会圈中，在名士俯仰山水之间之时，在论学问、作品藻的过程中，魏晋时期的名士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名士风流。

魏晋的名士开始学会发现自我，坚持自己的个性。为了表达这种“我”的自觉，有些人甚至用奇癖来夸张地自我表现。如顾恺之的“画绝，文绝，痴绝”，郝隆在七夕于日光下光着肚皮“晒书”的行为艺术??都是一种张扬个性的体现。很多时候大多数人们都是选择随大流，对于奇异的抱着鄙夷的态度。但是魏晋时期恰恰相反，它会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这种“小小的叛逆”，还可能以之为时尚，它是支持这种“任我行”式的我行我素的。这是我对魏晋时期的名士最崇尚的地方，虽然魏晋时人种种行为略显怪诞，但是它就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的不是一种行为举止，而是世人对个性的追逐。

二、读书之心得

因为程章灿教授的介绍，我选择了读《世说新语》这本书。以下粗浅地罗列出我个人的一些读书心得。

1、刘孝标的注解

首先我想说，刘孝标一定也是一个追星族。如果说《世说新语》说一本南北朝的八卦杂志汇编，那么刘孝标就是最敬业的“狗仔队”。

之前借来一本后人注解的《世说新语》，读起来仍然艰涩难懂，即使带了白话翻译仍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世说新语》多是些对话记录，一条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读起来总是感觉从一篇故事里硬生生截取了一段。但读到刘孝标的注解后，就能够对人物故事背景有个大致的了解，再读起来就没那么艰难。我很敬佩刘孝标的敬业精神，估计《世说新语》是少有的几本（可能是唯一一本，未考证）注解比内容还要多的书，他不仅考证人物、背景，还列出了一些故事在不同书中的几种版本，还考证出了一些失实的内容。如贤媛19.13,讲贾充前妻因罪戍边，后来遇赦得还，但贾充已有夫人，于是帝让置左右夫人，但“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刘孝标注解中提到了这个故事的三种解释，并说“李氏不还，别有馀故??皆为虚也。”由此可见，刘孝标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博览群书，我甚至都想象不到要阅读多少书籍才能对《世说新语》这样一部几句话便成一篇的书考证得如此详尽。《世说新语》本身就是一部奇迹，因为刘孝标的注解，它成为了一本文学史上的传奇。

2、贤媛十九

自封建时期以来，“男尊女卑”的思想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当中。从《世说新语》一书中便可以明显看出，除《贤媛》外，其他各章都是描写男性的。而且就我认为，《贤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男性的衬托。但是，《贤媛》一篇是女性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在魏晋时期，男性并不完全将女性当做附属品，女性也被鼓励有自己的思想，也被鼓励有才学和魏晋名士的风尚。《贤媛》有一个与《德行第一》中第一篇相似的内容，这一篇是对两位夫人的评价。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我认为高下已判。这“清心玉映”固然高洁，但是“林下风气”却是当时竹下名士才有的魏晋风流。王夫人能够拥有不让须眉的洒脱使她冠绝整部《世说新语》。这位王夫人，便是谢玄之妹，那位以咏雪著名于中学课本的谢道韫。

在所有的夫人中，我也最喜欢谢道韫。这个人物并不像其她夫人那样，仅仅是贤惠聪颖，

她是一个可以媲美男子的存在。描写其她夫人的篇章不是说品德过人，便是能够慧眼识人；或是能够巧妙地答问成功地化险为夷。不管如何，都是依托男性的品质，是一种贤内助的品质。而谢道韫的几篇中，不仅写了她超越男性的文学素养，也写了与之比肩的风度气质，只有在谢道韫身上，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魏晋人对女性的尊重，一种并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平等。能在男权社会存在这样一抹明亮，也是魏晋吸引后人崇敬的原因之一。冲破时代的不羁，才是真正的不羁。

最后，感谢刘义庆及其门客所作的贡献，感谢程章灿老师的讲解，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阅读《世说新语》这本书，也感谢老师阅读我的感悟。

第二篇：《世说新语》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读刘义庆《世说新语》

作者简介：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文学家。宋宗室，袭封临川王赠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和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成书背景：刘义庆，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其中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魏晋时期，汉武帝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派走向迂腐没落，有些：而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政治上，曹氏、司马氏相继专权，一般士人上进无路，且时有生命之虞，因之不少人思想消极，清谈玄学之风。而《世说新语》在此背景下成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以反映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

该书简介：《世说新语》是一部南北朝时期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义庆撰。汉代刘向曾着《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的著作区分开来，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

内容简介: 本书大多在记述士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尤其是士族阶层的清谈、品德、交游、为政、栖逸等种种活动以及他们萧散、任诞、简傲、放旷等等种种性格和人生追求，是魏晋名士与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世说新语》撰有八卷，今本作三卷，还有３６门．《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门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是志人小说集。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遗闻轶事。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这部书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继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原为8卷，今本作3卷，主要记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行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鲁迅曾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该书共目录36门，分别为：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方正第五,雅量第六,识鉴第七,赏誉第八，品藻第九，规箴第十，捷悟第十一，夙惠第十二，豪爽第十三，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企羡第十六，伤逝第十七，栖逸第十八，贤媛第十九，术解第二十，巧艺第二十一，宠礼第二十二，任诞第二十三，简傲第二十四，排调第二十五，轻诋第二十六，假谲第二十七，黜免第二十八，俭啬第二十九，汰侈第三十，忿狷第三十一，谗险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纰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仇隙第三十六。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这三类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如今知识竞争日益激烈，殊没有料到千多年前的先辈们非但并非终日安逸享乐而忘弃书本，反而更就胸中墨汁来评定其在社交范围内的名望地位。其间常有这样的比较句式：“卿何如我？”；“卿定何如裴逸民？”；

“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当时的士人皆与身边之名士比才识，论远见。试想把这样的问句搬到现今，如果是某人在背地里问第三人，被问者则会觉得这人城府很深，野心勃勃，今后应该谨慎处事；如果是当面直接与人比长短，似乎也会使气氛陷入尴尬场面，被问者或许心中会有多不快，认为是对他的轻视？不屑？挑衅？当然就这种直接的问对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就很少。而《世说新语》中对魏晋风气的记载则不同。名士更愿意直接的与人媲美，他们觉得如此更易显露自己的优劣，从而更能明了自己的追求目标。而被比者也觉得能与高雅的贤士相提并论是对他德行的积极肯定和勉励，即表现出了当时士人都积极地展示才能，宽阔的胸襟，高远的人生追求。再回过来与现今的一些知识分子相比，千来年前的名士的胸襟和行为举止似乎更象深山里的溪流一样清澈明净。

但还值一提的是，魏晋人评价“及”与“不及”的方式，在我看来似乎略显单薄但又觉得深藏道理，驳之不倒。如“品藻”第九：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初看这则故事，颇为不解。单凭“犯上难，摄下易”六字怎么可以就论得仲举不如元礼。再说“犯上”未必就显其敢直谏啊，名士不是更应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让上方接受自己认为可行的观点吗？而“犯上”只是自己没有那么高妙的说服技巧才不得不采用的下级手段，在不同的场景，我们也可以说是卤莽无谋的表现啊。而“摄下”，严格管理部下就是容易的事吗？那不也是需要处事技巧，难免也会得罪他人的吗？后来我认为，这里两人论功德，其实是一种风气的积极促长，重在看这种处事方式对当时整个大的社会的影响。如果把这种行为加举到每一个朝中官员身上则意义就突现明了。试想，如果朝中官员各个都只“摄下”，对上方命令只是一味执行，不管命令的好坏就只是不加琢磨的分配到属下，则整个朝政则会腐败；如果朝中官员个个敢于“犯上”，敢于进谏，则皆以政事为己任，天下则会清明。从中才发现本书中许多对名士的评论，看似在评论个人举止长短，其实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侧面反映。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短短十六个字，就写出了王戎吝啬的性格，真可谓是言简意赅。

《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可见，《世说新语》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