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秋雨之《文化苦旅》

学号：201022610211 姓名：徐瀚琳 余秋雨热曾经席卷过整过中国，他对中华5000年厚重历史的感性解读为尚不熟悉这种散文风格的国人带去了一股清新之风。可是，随着而来的，是余秋雨历史散文的批量化生产，在作者只为迎合市场仓促而就的几近等身的作品里，早已丧失了之前的那种诚恳的人文情怀，代之以一种为人文而人文的矫情做作的情感，如摆在窗台边的塑料花，艳丽依旧，但谁都知道，那是假的。而作为余秋雨前期作品的《文化苦旅》，尚没有沾上作者那种作为“全知全能”的“一代之学者”的文风，而带着些如被初阳照耀的水面请荷商的露珠的味道，青涩却更值得人细细品味。这书里写的，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有漂泊一生的落魄文人，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有淳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侧面，令人为之汗颜。

读《文化苦旅》，你似乎总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山水前，有人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他会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行状：“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出去……”

作者的写作视野横跨大江南北，从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甚至越过茫茫海面，观照着东南亚不知名的一隅叠叠的墓冢。 他提笔写下了《道士塔》、《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酒公墓》、《家住龙华》。那些文字里，有着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 １

有着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有着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描写。

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对于“废墟文化”的描写。余先生似乎对此情有独钟。他好多次都写到了坟，并在叙述中多次插入对坟的描写。 无论什么坟，都标志着一个人的死去，这个人的一生也许凄惨黯淡，也许风流千古为万人景仰，抑或是背负沉重的情愁在这个世上走上这么一遭。即使没有名垂千古，至少也该有“一堆黄土掩风流”吧。或许他认为死亡比活着更美好些吧。有些东西留有回忆就够了，至少蝴蝶来过这世界。他说：“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了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没有周遭的闲言碎语，走向比现实更高的殿堂，继续新的轮回。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地在前人的墓碑前伫立上几分钟，感叹沧海桑田的变迁，悟一会儿人生之真谛，因为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历史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过去才能上升为寓言。

生死间的事，没有人说得清。我唯一知道生的途径是可以改变的。死可以逆转吗？若有一智者活过百旬，他会做什么？若一个庸人活过百旬，他又会做些什么来？至于一个恶人就更不用说了。推而广之，人口必会猛增，地球要超载了！若这个世界上，人口不增也不减，就太缺乏趣味了，没有推陈出新的人，这个地球岂不停止转动了。我想那些坟应该有其特殊含义。尤其在坟前一种静穆的气氛追忆或沉痛？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萦绕在心头。古人的坟，秦王陵闻名世界，曹操的七十二疑冢也不失为风流，多少也给旅游业带来不少收益。而那些把古代妇女置于水深火热的贞节牌坊，也不知走过它时应该叹息还是赞叹？ “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 ２

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扁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那时人们的封建思想愚昧、守旧，却不知如今那些不知名的无名牌坊只落得被人践踏的地步，悲哀啊！好在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尽管“生”不算很美，要考虑的事很多，挺辛苦的。而那些像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的伟人们让他们的人生终结在那一刹那，净化了悲剧，同时给人以更深的思索，这样的离别或许更深刻吧。关于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让余先生继续写吧。而我依然要愉快地体验我远远还没有体验完的人生。

《文化苦旅》是一个文化的祭奠，也是一次心灵的叩问。文章读来有一种让人叹息的沧桑感也有一种细腻的温情，我想这种感觉源于作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眷念。一篇篇散文中饱含着作者对这个中国悠久文化的感慨和叹息，人、历史、自然交融在一起，有种吞吐千年的历史的厚重感。

这种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了猎奇，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

余秋雨所谓的远行，更像是古人所谓的壮游，以一己之力丈量祖国的锦绣山 ３

川，以有限的生命去体验无限广阔的天地宙合，而不是跟着旅行社，在某个人工堆砌的景物前照上几张相片证明自己曾经来过后，漫长的旅行便只剩下乏味和无聊。由此，也决定了他的文化旅行成为一种“苦旅”。

书名所隐含的深层的意义，需要慢慢体味。余秋雨这一旅程，是他本人对于人类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问题，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历程，这历程相当辛苦，故谓之“文化苦旅”。而我们中国文化，在时间的长途中，已跋涉了几千年的路，其间所见证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而数千年所累积下

来的包袱，变得如此沉重难荷，今后还走得下去吗？……故又谓之“文化苦旅”。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形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当这种感伤、悲剧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审美观感。

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他厌倦了戏剧研究之后的产物，然而，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事实是，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制造出惊险曲折、绚丽多变的剧场效果。“我不是天才，因此，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断闪光。”余秋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是天才，他缺乏如郭沫苦那样汪洋恣肆的才情，他也不十分深刻，缺乏如鲁迅那样入木三分的眼光，但他那片断闪光的灵感，通过生命潜藏的唤醒，倒不愧为一种创作散文极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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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的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在《五城记》中他如此描写广州：“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锚出发。”对于远处南疆的广州市来说，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真是既准确又极富想象力。而在《西湖梦》中，作者则是如此点染苏小小的心灵世界：“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无需寻寻觅觅，在《文化苦旅》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精雕细琢的文字，既有特定的历史氛围作为烘托，又有类似小说情节的剧场效果作为主干，因而，其中配以雍容、典雅而又抒情的文字的描写，并不会有过于雕琢之感，反而会让文章增添一些诗意，增强一份艺术的魅力。悠远的历史如一条缆索，余秋雨便是这样依稀走来，却又渐行渐远，虽征程漫漫，寒窗数载，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和体悟的书，它包含了太多太多文化和历史的元素，那是一种我并不能够完全理解的饱满和沧桑。作者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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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化苦旅》策划人：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

《文化苦旅》策划人：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

缘起

我没料到，19xx年3月，由我策划编辑的《文化苦旅》，会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不但使余秋雨成为大众文化名人，而且围绕着书和人还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文化苦旅》开始是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对余秋雨的文章一直抱有好感，但我当时的出版兴趣不在文学上，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此后，南方的一家出版社曾向余秋雨约稿，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因此，他们提出要删掉部分内容。余秋雨非常不高兴，就委托《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帮他收回稿子。

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愿意出版此书，但只能放到该社已出版多年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又不太愿意，他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显得小气。一次，我去余秋雨在龙华的家，他专门同我谈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说，把稿子给我吧。当时他的书稿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那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我拿到稿子后，首先请出版社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编辑，用统一的稿纸，全部工整地抄写清楚。然后，我抓紧认真阅读全书。我的感觉是，作为散文非常好读，而且关注历史大事件，富有细节美。余秋雨很有说故事能力，每一篇散文里都有一个故事结构，故事简单，脉络清晰，让阅读者顺此脉络进入，轻松有趣。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加上他独特的文字表现力，自然就会拥有读者。我很看好这本书稿的前景。

当我正式向余秋雨提出出版《文化苦旅》的决定时，他有点惊讶。我认为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余秋雨又补写了一些篇章，如《风雨天一阁》等，书稿从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

畅销

我们决定作为本社重点图书立项和运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当时出精装本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

《文化苦旅》出版首发仪式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当时首发仪式也是新鲜事，一般不这样兴师动众。五十多家京沪媒体集中采访报道。不出三个月，首印的一万册就售罄，赶快加印一万册。随后，在近五年的时间内，我们在全国通过组织书评、新闻报道、读书随笔等各种形式的媒体报道，约有数百篇。随着媒体传播的不断扩大和升级，销售也快速拓展，《文化苦旅》渐露畅销书面目。

更有效的是口碑营销给《文化苦旅》带来了声誉。多名作家、教授、学者的书评及推荐，使《文化苦旅》进入更有效的口碑营销阶段。当然，这些书评文章有自发写的，也有些是我们组织写的。同时，我们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签名售书、讲座报告会、见面会及读书活动等。

《文化苦旅》真正保持长期畅销是进入了学校，尤其是中学。在营销过程中，我们敏锐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有的中学，不少学生写了《文化苦旅》读后感，有的还把文章寄给我，希望我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许多中学语文教师特别喜欢《文化苦旅》，他们除了自己读，而且还把《文化苦旅》列为学生课外必读书。有了这个市场需求，我们及时把营销的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首先，我们利用多种渠道和影响力，向教育部门推荐，《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上海崇明中学、浙江嘉兴中学等成立了《文化苦旅》读书会，定期交流阅读心得，写读书笔记。随着学生的喜欢，一代一代学生就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接着连续几年，《文化苦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盗版，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之外，都是盗版书的市场。为了能遏制盗版，我们甚至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上海市公安局专门组织了多人专案小组，奔赴各省市调查破案，收效甚微。

当然，在《文化苦旅》受市场追捧时，也有人批评《文化苦旅》过于煽情，语言太甜等。但《文化苦旅》摆脱了传统散文过于琐碎的写作视角，它的文本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台湾尔雅出版公司出版的台湾版《文化苦旅》也十分畅销。其后，我曾约过几位当今一流的学者，试着写文化大散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都一致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在《文化苦旅》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正式提出“文化大散文”概念，推出“文化大散文”丛书，获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和影响力。

交往

我与余秋雨认识于19xx年的冬天。我是读了他送的《戏剧理论史稿》后，才了解他的。以后，又相继读了他的《中华文化史论》和《艺术创造工程》。这些书也为他在学术圈内赢得了声名。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余秋雨以中青年学术尖子的身份，开启仕途。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在院长任上，余秋雨人性化的管理，曾获得师生们的追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余秋雨事业和仕途的上升期，也是他人生的低潮期。那时，他单身一人住在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内。他经常出差，每逢大雨，楼上卫生间漏水，房间就水漫金山。经常是他的朋友帮他解决这些琐事。有一次，他的邻居朋友葛朗只能借了一把工程用的长竹梯，从窗口翻越进去，差点被人当做盗窃者。余秋雨在这里完成了《文化苦旅》大部分篇目的写作，尤其是其中的《家住龙华》，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余秋雨以文化名人和局级干部的双重身份，获得了市里给他配新居的机会。至于新家地址的选择、新家的装修风格等大事，他也喜欢听听我的建议。他搬家后，我们成了邻居。因此，只要他在上海，我们基本一周要聚几次。去的最多的是淮海路南鹰饭店，饭店老板是余秋雨的粉丝。只要同余秋雨一起吃饭，不需我点菜，他喜欢点菜，我们喜欢吃什么都已经知根知底，当然，主要是他埋单。那时候，他的稿费已经相当可观，除了大陆的，还有台湾付的版税，他已经是文化人中比较有钱的。

那时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都互相商量，我们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比如，黄梅戏《红楼梦》版权和署名权之争，并由此引起的法律诉讼等。争辩双方，一方是余秋雨，另一方也是我尊敬的文化名人，所以，我基本是尽量疏通并劝解为主，不主张法律诉讼。当时，确实有一些媒体时不时地刊登批评余秋雨的文章，这让他既苦恼又无奈。我曾经出面与媒体及文化界重要人物进行沟通和解释，协调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为此，我还专门找过一些上海主流媒体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出面协调，爱护上海的文化名人，事实上，上海的媒体对他的态度确实友善多了。这段他最困难时期，是我陪他共同度过的。当然，我在19xx年曾想调往广电系统工作，他也非常支持我的选择，并向广电局主管领导推荐，广电局马上就要我过去担任重要职务，但后来因为自己的原因，我放弃了。

由于我们的关系好，他经常不在上海时，许多事情都拜托我帮他打理，不少人误以为我是余秋雨的出版人兼经纪人。其实，我只是给好朋友无偿帮忙。在当时我们都还是靠薪水和稿费吃饭，无甚奢求，交往很单纯。后来随着他事务的不断扩展，他不好意思让我再义务帮他料理那些杂事，就聘了金克林做他的助理。

我们那几年一起出游过新疆、大连、杭州、北京、常州、苏州等许多地方，也曾想一起做几件大事。尤其是我们共同策划的《黑白世纪》图像库项目的建立和运作，曾令我十分心动，我甚至准备为此而选择辞去副总编辑职务，干一番事业，后来，因资本方的变卦，项目夭折。另一件事是，余秋雨曾受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先生邀请，写《上海文化史》一书，余秋雨希望我能与他合作撰写，为此，我还同陈昕先生有过几次交流。可能是到了

19xx年代接近后期，余秋雨忙起来了，写作计划也就搁置了。 19xx年春节的年初四晚上，我会见北京朋友后回家，在院子门口碰到了余秋雨和马兰，他们邀请我一起在寒夜里放了近一个小时的烟花爆竹。想不到，第二天凌晨我就胃出血住院了。住院期间，余秋雨和马兰还专程到医院为我送饭、看望我，并说了很多文艺圈的笑话和八卦，为我解闷。

我们之间这种朋友式交往，一直延续到19xx年代后期他娶马兰后基本结束。其间，我曾参加了他与马兰在徐家汇上海第六百货楼上的一个酒家举行的家宴式婚礼，除了余秋雨的家人，还有几个朋友。

19xx年春天，我受上海市委宣传部指派，去党校学习；19xx年，我被公派去澳大利亚读书和考察。回国后不久，我也从东方出版中心离职。此时，余秋雨的社会知名度一路高涨，活动的空间也从文化范围扩大到许多新的领域，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就逐渐稀少了。 误解

《文化苦旅》出版后一段时间内，我能感觉到，也经常从一些朋友口中听到，余秋雨对《文化苦旅》的早期稿酬不满意。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苦旅》出版的时候，大陆还没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基本还没有实行版税制，只是按字数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支付。我们是以千字30元加印数稿酬的标准向余秋雨付酬的。这个标准我无法说是最高的，但确实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高的，再加上出精装本，余秋雨当时也是满意的。

随着《文化苦旅》的持续畅销，余秋雨逐渐表现出对稿酬的想法。作为这样一本畅销书，没有拿到丰厚的收入，作者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换作是我，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以多年后畅销的现状，去比照多年前的收入，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文化苦旅》出版前，谁都没把它视作畅销书。畅销是出版多年后，在出版社、媒体及许多人的合力营销和市场培育下的结果。尽管如此，在19xx年，《文化苦旅》出版三年半后，我向出版社提出，应该把《文化苦旅》付酬方式改为版税制，领导也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8%的版税支付标准，并一次性追加支付五万元人民币作为对前几年稿酬的补偿。 这样一种改变，我至今不知余秋雨是否满意。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一直没就此事有过交流。我离职后也就再无关注。今天来看，作为出版方做的不妥的是，没有及时改变付酬方式，而改版税时，8%显然没有到位，10%是比较合理的比例（据说几年后，改为10%了）。我能理解，作者看到市场铺天盖地的《文化苦旅》在卖，与自己得到的收益不匹配，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但其实这铺天盖地中有不少是盗版。盗版让出版社和作者都蒙受损失。 另外，《文化苦旅》除了可观的直接经济收益外（至今已畅销二十多年），还产生了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收益，可以说，《文化苦旅》给作者带来强大后劲的蝴蝶效应，这个收益远远超过一本书的直接收益。《文化苦旅》不但是上海知识出版社和东方出版中心历史上最畅销、社会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还先后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成果奖”、“全国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出版一等奖”、“台湾金石堂书奖”等重要奖项。正是由于《文化苦旅》的影响力，拉动了余秋雨其他图书的全线畅销。

后来，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出版时，我也没再争取，一是我的出书原则，基本只出作者的第一本书，跟风不是我的风格。其次，余秋雨已经身价很高，今非昔比，我怕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反而影响朋友的感情。

整个《文化苦旅》项目的运作，在我属于职业行为，当时，我担任上海知识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辑，出版社曾就此项目的成功运作，给我一次性奖励，金额是500元人民币。 前几年，有不少朋友告诉我，余秋雨要封笔了。但我从不相信余秋雨的封笔宣言。事实上，余秋雨号称封笔已经多次，但从没有封住。理由很简单，如果他放下了笔，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与社会最本质的联系。时至今日，书店书架上不依然摆满着他不停出版的书吗？但

面对这琳琅满目的图书，我坚持认为，《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所有书里写得最好的书，因为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