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研究对认知科学、对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
作用。心理语言学研究人类如何使用和学习语言，并且如何通过语言
来表达思想，进行思维。它的研究基础主要是来自心理学、认知科学、
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心理语言学主要集中研究认字和阅读的过
程，去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而认知心理学中运动记忆模型则成为心
理语言学研究人类在处理语言 (听、讲、读、写四方面) 的研究基础
方向。
在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机械翻译、人工智能等领域都
有应用价值。心理语言学一词是19xx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在其著作
《语法的客观心理学》中开始使用的。但是作为心理语言学成为一个
学科的标志则是19xx年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举办的“心理语言学”
讨论会，以及19xx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在此基础上合编的《心理
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 心理语言学在19xx年代时，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此时
认为语言的 学习就是不断的刺激、强化，儿童对语言的学习就是不
断地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反复强化，形成语言习惯，从而形成语言
行为。在语言教学中，注重于强调语法结构，忽视语义变化；强调句
型练习。此时的心理语言学对语言行为进行了狭义的编码和译码研
究，并且对语言与意义、人格、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失语
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语言病理进行了临床研究。19xx年，美国语言学
家乔姆斯基撰文指出，虽然通过实验能够有效地支持对动物的行为进
行刺激、反应和强化的解释，但是人类语言本身非常复杂，很难确定
应该刺激什么和使什么发生反应，因此行为主义心理学关于语言的解释含糊不清，无法说明问题。此后心理语言学开始检验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心理学和市政语言中心理世纪的研究和试验。多数心理语言学家的结论是，语言结构和使用它的人的心理实际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不见得是一一对应的。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珊南(Shannon)为代表的“信息论”的研究。信息论的研究牵涉到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处理和储存。在语言的研究方面，信息理论认为语言的输出表现为一系列的信息符号，依次地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向语言学家对语言信息分布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仿照的依据，同时也向心理学家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在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自19xx年信息论问世以来，信息理论中很多的研究方法都被心理语言学家所采用，用来研究“语言的感知”、“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信息的统计”和“信息分析”。特别是在“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的研究方面，大量语言信息的分析和研究均采用了信息论的研究方法。心理语言学的中期发展大体可以从19xx年算起至19xx年，共15年的时间。这主要是以西方心理语言学专著的大量问世为根据的。无论该划分是否准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心理语言学发展壮大的“酝酿期”，而这个时期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勒考夫的“生成语义学”的研究理论为“动力源”的。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主题：语言是为了满足交际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同时劳动也决定了产生语言的可能。锻炼大脑，促进思维；手脚分工，直立行走，使得发音器得到改造，具备说话的能力。“言语产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1)言语产生模型的数据来源；(2)言语产生中的语言单位；(3)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言语失误；(4)言语产生模型。首先，“言语产生模型的数据来源”主要通过对“言语失误”、“言语停顿”、“言语障碍”的数据分析，研究言语产生的过程及其影响言语产生的因素。第二，在“言语产生中的语言单位”的研究中，主要通过人们在“音素段”、“语音特征”、“单词”、“词素”和“短语”5个方面的语言行为以及对言语者所表现出的“言语失误”现象的分析，研究言语的产生过程。第三，在“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研究：(1)言语计划；(2)词汇组织；(3)口误和言语失误的特征和起因。在“言语计划”的研究方面，主要以莱施勒的“词语产生表现”和佛恩尼的“词语层级组织”等的研究理论为基础，专门探究语言产生模型中“言语表现”和“言语失误”的阶段和言语失误的预测。在“词汇组织”的研究方面，主要以弗洛姆金(Fromkin,1988)和戈莱特有关同音异义词和近似音词所造成的言语失误的论说为基础，揭示“语义替换”、“音位替换”以及“语义音位混合”等现象并以此研究词汇组织的过程以及造产言语失误的原因。
语言的习得：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第二语言习得主
要研究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和结果，其目的是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解释。
早期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是教学法的附庸，为服务提高教学质量而存在，19xx年Larry Selinker在《语言迁移》这本专著第一次提出中介于理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从此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时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涉及三大领域，即中介于研究，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和学习者外部因素研究。
19xx年美国费城Temple大学教育学院二语英语教学教授Rod Ellis撰写巨著《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教科书。该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勾画了整本书的概念框架。第二部分总结了有关学习者语言本质的主要理论，包括学习者错误，发展模式，语言变项和语用特征。第三部分从外部因素解释第二语言的习得，主要阐述社会因素和输入/交互的作用。第四部分从内部因素解释第二语言的习得，包括语言迁移、认知论解释和语言普遍性。第五部分将讨论的重点从学习转移到学习者，论述了第二语言习得的个体差异和学习策略。第六部分是关于课堂英语教学的论述，讨论了课堂交互和正规教学的有关理论。第七部分是全书的总结，从数据分析，理论构建和实际运用三个角度对现时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进行了批判分析。该书系统详尽，可作为该领域研究生的教材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的参考书，并于20xx年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本世纪以来，该领域在国内蓬勃发展，各大外语院校和综合大学外语学院都设有该专业的硕士点，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每年俱增。
该领域知名的国内学者包括南京大学的文秋芳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周健、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初明教授、吴旭东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的蒋静仪教授。首先，在语言发展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利奥颇尔德(Leopold,1948)提出的“日记和家长报告”为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利奥颇尔德通过对其女儿希尔得嘉德(Hildegarde)在英语和德语学习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观察认为，观察和研究儿童日记的语言发展有助于对儿童语言发展的有效研究。但后来贝茨
(Bares,1991)却认为更有效的途径是家长对其子女语言表现的观察。因此，儿童日记和家长报告就成了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一大途径。除此之外，观察数据、采访和实验也是研究语言发展的重要方法。第二，言语感知发展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的研究：(1)家长的语言输出和儿童语言学习的关系；(2)儿童早期言语感知；(3)语言特化。第三，儿童语言词汇研究包括：咿呀学语、单词学习、双词学习、语法联接、词语和词义联接。在这方面，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获得”、“使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和“词语与语义的连接”3个方面。第四，句子学习和理解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1)单词和短语向简单句的过渡过程；(2)语法在造句方面所起的作用；(3)句子的形成和理解策略；(4)简单句向复杂句的过渡以及对较为复杂语句的理解和使用。第五，在语言交际用途的研究方面，贝茨(Bates,1976)和韩礼德(Halliday,1975)提出的“语用学功能”、奈尔森(Nelson,1973)提出的“指涉和表达功能”成为研究语言功用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韩礼德提出的7种语言功能，不但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同时也为心理
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考线索。第六，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方式为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但就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而论，以斯金纳和布龙费尔德“刺激—反应”或“强化”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以乔姆斯基“天生论”为代表的“遗传”或“传递”理论构成了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两大分支。此外，以皮亚杰(Piaget)和布鲁纳(Bruner)为代表的“认知”理论、由贝茨(Bates)和麦克威尼(MacWhinney)提出的“竞争模型”和由波特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代表了儿童语言习得模型研究的主体内容。由此可见，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心灵主义的“内在”理论，交互作用理论的“认知”、“信息处理”和“社会交互作用”理论构成了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基础。
语言的理解：语言是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本质特性。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才具有语言能力。人类的多种智能都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逻辑思维以语言为形式，人类的绝大部分知识也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因而，它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甚至核心部分。
用自然语言与计算机进行通信，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因为它既有明显的实际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可以用自己最习惯的语言来使用计算机，而无需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不很自然和习惯的各种计算机语言；人们也可通过它进一步了解人类的语言能力和智能的机制。
实现人机间自然语言通信意味着要使计算机既能理解自然语言文本的意义，也能以自然语言文本来表达给定的意图、思想等。前者称为自然语言理解，后者称为自然语言生成。因此，自然语言理解大体包括了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两个部分。历史上对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得较多，而对研究得较少。但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 无论实现自然语言理解，还是自然语言生成，都远不如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十分困难的。从目前的理论和技术现状看，通用的、高质量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仍然是较长期的努力目标，但是针对一定应用，具有相当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实用系统已经出现，有些已商品化，甚至开始产业化。典型的例子有：种数据库和专家系统的自然语言接口、各种机器翻译系统、全文信息检索系统、自动文摘系统等。 自然语言处理，即实现人机间自然语言通信，或实现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是十分困难的。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语言文本和对话的各个层次上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歧义性或多义性
（ambiguity）。
一个中文文本从形式上看是由汉字（包括标点符号等）组成的一个字符串。由字可组成词，由词可组成词组，由词组可组成句子，进而由一些句子组成段、节、章、篇。无论在上述的各种层次：字（符）、词、词组、句子、段，??还是在下一层次向上一层次转变中都存在着歧义和多义现象，即形式上一样的一段字符串，在不同的场景或不同的语境下，可以理解成不同的词串、词组串等，并有不同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根据相应的语境和场景的规定
而得到解决的。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并不存在歧义。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并不感到自然语言歧义，和能用自然语言进行正确交流的原因。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为了消解歧义，是需要极其大量的知识和进行推理的。如何将这些知识较完整地加以收集和整理出来；又如何找到合适的形式，将它们存入计算机系统中去；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来消除歧义，都是工作量极大且十分困难的工作。这不是少数人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还有待长期的、系统的工作。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来看，仅在1975～1997短短的21年间，已问世的有关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多达600多种。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除了回顾乔姆斯基、里奇、布隆菲尔德和韩礼德语言学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其他语言学家有关语音学、语言符号学、语法、语义学、语言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回顾巴甫洛夫、桑代克、斯金纳、艾里克森、皮亚杰、托尔曼、奥苏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之外，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和探索心理语言学有关“言语感知”、“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习得”、“言语错误”、“语言记忆”、“话语分析”、“语言本质”以及“语言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和“语言信息”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
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来看，仅在1975～1997短短的21年间，已问世的
有关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多达600多种。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除了回顾乔姆斯基、里奇、布隆菲尔德和韩礼德语言学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其他语言学家有关语音学、语言符号学、语法、语义学、语言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回顾巴甫洛夫、桑代克、斯金纳、艾里克森、皮亚杰、托尔曼、奥苏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之外，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和探索心理语言学有关“言语感知”、“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习得”、“言语错误”、“语言记忆”、“话语分析”、“语言本质”以及“语言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和“语言信息”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
1.有关言语感知的研究及成果
首先，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Lindblom就“听觉语音学”的问题专门探索了听觉模型用于解释语音学的应用问题，并于19xx年发表了题为“论声音形式中离散性和恒定性的起源与目的”一文。两年后，即19xx年，Ohala就言语感知的听觉研究发表了“驳言语感知的直接现实观”的文章，提出5种证据并以此支持有关“听觉客体”的论说。
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
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come to die"；北京人讲的“旮旯儿”很多南方人也听不懂，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但牵涉到“语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发展的空间。赵元润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师，伍铁平是研究“模糊语言学”和汉语词源的大师，但心理语言学虽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提到过“模糊逻辑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但尚未就“模糊语言”的习得和感知作深入的探索。要说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这不能不算是另一个“用武之地”。
第三，人类的“行为语言”有同有异。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初次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一见到中国人早上在大街上锻炼身体时打“太极拳”就认为中国人在准备“打仗”呢？此外，“哭”和“笑”也是语言，而且也是各文化几乎都在使用的语言形式。那么，人们是如何学会使用和理解这类的“非文字语言”的呢？为什么“点头”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意指“同意”或“赞同”，而在有的国家则表示“不同意”或“不赞同”呢？这无疑也为未来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
第四，心理语言学很多的研究成果具有指导语言实践、语言分析和语言研究的很高的“应用”价值。比如：心理语言学在“心理词汇”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激活”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就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遗憾的是，心理语言学家们尚无暇顾及对其理论应用价值进行宣传和推广。
总之，心理语言学要发展成为一门既能把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融为一体又有别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独立的新学科，还需深化人的思维和心智方面的研究。诚然，心理语言学所研究的“客体”是语言，但研究的实质不仅仅是心理学所关心的心理机制或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和运作规律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同语言相关的思维现象。我们相信，在近百年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在人类上千年对“心”的研究启发之下，心理语言学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造福于人类发展的，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高实践指导意义的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