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文学语言的蜕变
章 敏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从最初五年的“把握不住” ，到30年代渐臻圆熟，再到40年代新的超越，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艰难历程。一方面他将湘西方言去芜存菁地纳入到其文学创作语言中，与此同时，他在面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不断创作实践中，对文言和翻译欧化语加以吸收运用，从而创造出一种可谓典范的新文学语言。他的创作实践从两个向度“响应”了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一是其文学语言蜕变的历程也正是现代知识者追求“国语统一” ，使方言分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这一过程的微观呈现；二是融和方言口语、古代文言和欧化语的文学语言树立了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一类典范。
关键词： 沈从文 文学语言 湘西方言
一 写在前面的话
论及沈从文的语言，论者大都对其特点作“静态”的“常”的分析，而且会将目光更多地投注给那些艺术圆熟之作，然而沈从文这颗现代文学中的美丽“珠玉”并非“千古不磨”而天成，恰恰相反，从他开始“窄而霉小斋”中的创作起，直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而作为其创作载体的语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破茧成蝶的美丽蜕变。只有关注这个过程，既关注“常”，也关注“变”，才能对作家个体和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互动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学包括语言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资源。
遍览沈从文作品，一定会对其语言的某种独特韵味深有感触，普通的读者对于这种感觉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对于熟悉湘西方言的人而言一定会明晰地感知，这种感觉很大程度是因为沈从文语言中湘西方言的成分。从语言学角度划分，沈从文和同属湘籍作家的丁玲、朱湘、刘梦苇都出自湖南方言区划分中的西南官话次方言区，但其他几位的作品就较难阅读出这种鲜明的地域性。这一是和他们的经历有关，后三人都曾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开始正式写作和发表文学作品也都在上大学之后，这使得他们能在开始创作时较少受到方言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沈从文来自边地及少数民族的身份，丁玲和刘梦苇一是常德临澧人，一是常德安乡人，朱湘是沅陵人，常德和沅陵都与沈从文家乡邻近，但却要开放得多，是进出湘西的门户。加上较早到大城市上学，使他们在创作心理上没有沈从文那么强烈的“乡下人”的身份认定感。至于朱湘和刘梦苇则还可能更多地与他们的诗人身份有关。方言入诗比方言入文更难，因为诗歌还涉及到音调、节奏、押韵等，相对而言比文要求更严格，更难把握。朱湘就曾对徐志摩诗歌“土音入韵”的不妥之处提出过批评。诸多因素的作用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在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湘籍作家中都尤具代表性。对于沈从文文学语言中的湘西方言元素这一点，以往并非没有研究者指出，每每谈及沈从文语言的独特处，必提其中湘西方言的影响。但遍观研究文章，没有人曾专门对这“方言元素”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一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文学语言关注不够，另一方面由研究者本身地缘因素所限。
与将湘西方言纳入其文学语言同时的，是沈从文面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不断
的文学创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文言和翻译欧化语的吸收与运用。苏雪林曾将沈从文的作品题材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一、军队生活，二、湘西民族和苗族生活，三、普通社会事件，四、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如果换一种视角，这其中除了第三类“普通社会事件”题材中涉及到都市生活以外，其他的都与沈从文早年所生活生长的湘西世界相关。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是苏雪林没有纳入其批评中的。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写于19xx年，而沈从文在40年代还创作了一批沉思默想的富于抽象哲理的作品。在体裁方面，沈从文曾尝试用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因而早在30年代沈从文就曾获得过“文体作家”的“头衔”，也被苏雪林称为“新文学界的魔术家” 。而他的文学语言也是在面对不同题材和体裁的不断书写中逐渐蜕变并成熟起来。
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语言风格作一整体考察，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xx年底—19xx年左右，即沈自己所说的“首先的五年” 、19xx年到30年代、40年代。
二 最初五年：“掌握不住”的文字
虽然沈从文曾说他的作品“早期的，我劝你不必注意了，一方面我对付生活，一方面练笔。我要找出路，要活下去。” “作品对我个人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以前都不能考虑啊！一天只考虑怎么活下去。??” ，但是要探索沈从文文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和蜕变历程，还是必须从他最早期的文字入手。一直以来，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关注极少，但倘若涉及语言问题，早期作品必然是重要的考察对象。而且其作品中乡土味最浓烈最“原生态”的，无疑还是那些最早的文字。
考察沈从文早期的创作（大致从19xx年底发表作品始到19xx年左右）会发现，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仿佛在听一个刚从某地方来的人，用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对你讲述他和他家乡的故事，方言土语俯拾即是，他在卖力地讲着，对于异地的人而言，听着必然有点别扭，但大约也能估摸出他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别有风致，却多少总感觉有点隔膜；对于熟谙此种乡音乡俗的人而言，读着就能想象出此种语言从口中说出时的种种语音语调，对其句式句调也能心有戚戚，则势必要引起会心的微笑了。
首先我们来看目前所见到的沈从文发表最早的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12月22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第306号，以下引文都出自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沈从文文集》，简称《文集》。粗体为引者加）：
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文集》第十卷第2页）（注：手肘的意思，湘方言中表人名词包括人体名词大量用“子”尾词缀 6 ）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同上，第3页）（注：这是湘西方言句式语序，普通话语序应为不怕讨别人嫌。）
又如：
脸上趋抹剌黑，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雨后》，《文集》第一卷第3页）(注：“趋抹剌黑”意思即非常黑，“肚板油” 、“刮”也都是方言词汇，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变得很瘦。)
诸如此类的方言还有很多，他早期创作中使用方言的频率之高不限于有些研究者指出的人物对话或者湘西的一些风物（实际上沈从文早期不少作品的题目就是以方言出之，如《菌子》、《柏子》，如前所述，“子”为湘方言名词的词缀），即使是一般描述性的文字也有许多湘西方言掺杂其中，虽然有一些并不难理解，有的字词北平官话中也有或者是现在已经进入统一语中，但却能让人感觉地方色彩异常浓烈；还有些文字对于异地读者而言则可能要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了。虽然这些早期的文字能带来一种地道的乡土气息和生气淋漓的蓬勃感，但却难掩它的原始、粗糙。这也是为何苏雪林说沈从文的文字“颇有疵病”、沈从文自己也说最早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的原因之一。“乡音难改”恐怕是每一个离乡远行走入都市的人倍感“困扰”的问题之一吧，对沈从文而言，他早期创作中的某些方言的确是一种自己也“掌握不住”的“原生态”写作。
他早期语言的“掌握”不住，不仅仅是面对湘西方言的“无可奈何”，还有写作尝试阶段面对各种体裁和题材时语言的驾驭之难。他最早的作品不拘体裁，体制一律短小。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比较简短，剧本也只写独幕剧，他还尝试写过抒情诗，仅仅两三节而已，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语言的驾驭尚且不够娴熟，他必须得从小的体制开始“练习”，这样语言才相对容易掌握，就如同早期的作品都是写他对儿时湘西琐事的回忆一样，只需照着像讲白话一样道出即可，无须太多的构思与技巧。不仅是小说散文，沈从文早期其他体裁的创作很多也是从方言开始的，比如他最早的诗歌，当时《京报》的《国语周刊》特别欢迎方言，19xx年夏天也即沈从文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多久，就在这个专栏中开始发表完全用方言写的诗，如《镇筸的歌》、《乡间的夏》等，其中不乏民间的许多粗言俚语。全部用方言写诗或许还不同于其他体裁作品中出现大量方言的情况，因为一来是当时《周刊》在大力提倡方言，沈从文向它投稿用意应该更多在把湘西方言介绍给全国读者，因为他曾在一首歌的后记里指出过，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这些东西在中国诗话中，已经随处可见。”这后面一句并不代表沈从文排斥欧化语，因为后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使用，只是他认为建造新的“国语”不应该抛弃我们原有的资源。对于刘半农首倡采集并身体力行写作的方言山歌，沈从文就有过极高的赞美：“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
从创作的整体来看，除湘西方言的因子外，沈从文的语言系统里还有文言、翻译欧化语的因子。但毋庸置疑，沈从文早期创作中欧化语的成分相对较少，首先沈从文不懂外文，刚从湘西一隅来到北京，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也甚微。即使受到一些影响，也只是比较生硬的套用或挪用。沈从文曾提到过“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习。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但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是去实际应用自然还远。”如作于19xx年的散文《月下》就明显受到《圣经》影响，整篇即是套用雅歌体的形式，甚至开篇直接引用《圣经》中的原文：“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此外，还有模仿《旧约?雅歌》写的牧歌恋曲《迷路的小羔羊》、《颂》等。同样，沈从文早期还创作过独幕剧《鸭子》、《过年》等，倘若沈从文早年受过戏剧熏陶的话，那只能是湘西的傩戏，然而在形式上则很明显受过周作人从日本翻译的《狂言》的影响，但他写的独幕剧带有更多湘西土戏的色彩，用的语言，人物对话也很多都是湘西方言，套用的不过是日本狂言的形式而已。
沈从文语言中的文言资源则主要是因其从小读过古书以及在地方军队做书记时有机会接触到过大批古文、碑帖、字画等。他自己也曾说“这些种下了我以后一个比较利用文字的时候，文白杂糅的机会。”所以，沈从文早期无论是表现 乡土题材的作品，还是都市题材的作品，乡土与文言色彩都较重。这里还是先以 沈从文早期的一些作品为例：
去城十二里，或者说八里，一个逢一六两日聚集的乡场，算是附城第二热闹的乡场。出北门，沿河走，不过近城跳石则到走过五里名叫堤溪的地方，再过那堤溪跳石。过了跳石又得沿河走。走来走去终于就会走进一个小小石寨门，到那哨上了。赶场地方又在寨子上手，稍远点。
这是沈从文早期表现乡土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语言虽然“土味”很浓，读来还有点磕磕绊绊，但颇具古风，总体感觉用来表现这种乡土题材还是合适的。
再来看看他用同样的笔墨表现都市题材的作品是何种情状：
因为我要俏皮一点，题目取做一位奶奶，不算滑稽么？下面是正文，莫打岔听我念完，再来批评罢。......” ；这聪明的这聪明的汤姆，近来是自己正跌在一件恋爱上苦着了，冬月来，天气格外好，镇天是晴，有暖暖和和的太阳，且无风，马路上沙子也很少，岚生先生每天十二点欠三十分的时候从财政部办公室，回到西二牌楼馒头胡同住处，陪太太吃饭。走路的的回数总比坐车的回数为多。并不是图省俭；“去就去，让耽误下半天公事，左右不值日。”
读这些文字，无论是一般性叙述性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沈从文那副乡土语言的笔墨还没有转换过来，都市里的绅士、知识分子说的也都是夹杂着湘西方言的语言，倘若懂得这种语音语调的读者将之念出声来，必然会觉得这是一个湘西人在说话。或许这就是沈从文自己当时的语言，但放在都市题材这样的小说中，让人总感觉不伦不类。虽然沈从文还会给作品中的人物取一些非常欧化的名字，但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掩藏。在《爱丽丝中国游记》中，这种东西合璧但断裂明显的痕迹还有很多，像爱丽丝这样的“纯外国兔”，有时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湘西土语，读来让人哭笑不得。虽然该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充分展示了沈从文的想象力，但语言上的疵病却是其最大缺陷。
三 1 9 2 9 年到3 0 年代走向成熟的语言
19xx年沈从文在出版一本他的小说集时将其命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并在代序中交代“我的写作还只算是给我自己终身工作一种初步的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在作品中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这一方面是一种自谦，另一方面 说明他的作品包括语言，的确在很长时期内都带有不断试验的性质。
但是从19xx年一直到30年代，沈从文的语言渐渐从前五年那种“掌握不住”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的发表，代表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就他的文学语言而言，也已经不再如初期般原始、粗糙了。沈从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作品对我个人
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比较成熟，文字比较稳定，比较有计划地写。”
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沈从文对方言的运用除了直接引用当地的歌谣外，方言元素最明显的就是笔下人物的语言。在他作品中出现的各色人等，都操持着那地方上人所应当讲的地道方言，正是通过这些语言，沈从文写活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写活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边城》中田园牧歌似的抒写也许更引人注目，但如果留心一下小说中出现的水手的对话，你就会体味出沈从文对湘西方言运用的执着与之前写《柏子》时并无二致：
一个水手说：“金亭，你听你那婊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她的声音！”另一个水手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有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唿哨，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歌声停止了，两个水手皆笑了。
这些对话是纯粹的湘西土话口语，这种语气、语调、句式都是活在那地方上人口中的，透过这些新鲜活泼的“乡下人”语言，水手们的形象也就活脱脱地呈现于眼前了。当然，虽然这一阶段很多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对话还用道地方言，但这是作品情节和语境的需要。沈从文语言元素中的重要一维——湘西方言的吸收和运用走向成熟的最典型的表征就是，人物对话以外，其他的抒情、描述性文字则已经开始走出了湘西方言的束缚，呈现出沈从文文字的独特风韵。这样的文字流丽澄澈，全无粗野之气，方言口语不再频频出现，即使有也是经过筛选、提炼，因而古朴、单纯，抒情写意恰到好处，用一个沈从文自己颇喜欢用的词来形容即“妥帖”（早期相同的意思沈喜欢用“熨帖”一词）。从原始、粗糙但不乏生气的方言口语中提炼加工，再糅合以古典文言的凝练精粹，从而创造出一种可以之为典范的白话新文学语言，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到此已经完成了它的初步蜕变。
将沈从文文学语言中湘西方言元素的逐渐淡去梳理至此，似乎已经脉络清晰了。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有其复杂性，并不是用一两条简单的经络可以完全统摄的。19xx年沈从文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即是如此。不同于早期文字中“无法自控”的使用方言，也不同于30年代早中期的一些作品中对方言的努力书面化，《长河》中湘西方言的运用反倒颇有有意为之的意味。《沈从文全集》中，《〈长河〉自注》多达十二页。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足见出沈从文对这部作品的看重。他在语言运用上已经得心应手之后又回到“原点”，在创作中大量地使用方言，原因何在呢？
笔者分析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如前所述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再一次重新使用方言是有意识地为共同语贡献乡土语言的资源。事实上，从白话文运动发生到之后的几十年中，方言与“国语”的论争就未停止过。而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坚持用方言创作，立场和出发点大概都与沈从文相同。如川籍作家李劼人，就也曾给自己作品的四川方言大量加注。其二，沈从文写作《长河》之时，是在一系列经典之作发表之后，这时的他已经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定的自信，更没有了早期 “为稻粱谋”的考虑。写作《长河》是要“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而要记录下湘西那块土地的人事哀乐，有什么语言比方言更适合呢？不同于早期作品文字的“把握不住”，沈
从文在《长河》中方言的运用可谓妥帖自然。虽然方言运用的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但因是长篇，相较之下频率并不算高，节奏得当，也不给人别扭生分的感觉，地域色彩却能恣肆洋溢。难怪他的表侄、同是湘西人的黄永玉要说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长河》中人物对话以及地方上风物的描写运用方言自不必说，小说中一般的描述性文字也多方言色彩，懂得那地方语言的人必会觉得读它如同对着一个老乡，听他谈天，而普通的读者则能感受到沈从文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韵味了：
祠堂前老枫树下，摆摊子坐坳的，是个弄船老水手，好像在水上做鸭子飘厌了，方爬上岸来做干鸭子。其时正把簸箕中落叶除去。由东往西，来了两个赶路乡下人，看看天气还早，两个人就在那青石条子上坐下来了。各人取出个旱烟管，打火镰吸烟。
这样的语言风格，脱胎于方言的母体，糅合以文言的凝练，因而比方言精致、通脱，保留了方言的某些词汇、语调，但又不引起理解上的障碍。应该说《长河》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之作，虽然最后因种种原因成了未完之作，但依然难掩其构架的大气，气势的恢宏，尤其是小说语言的驾驭可以说到了相当娴熟的地步。“沈从文成熟期小说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风貌——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这段评语用来评价《长河》的语言尤为恰切。
几年的写作实践以后，沈从文文学语言中欧化的成分也渐渐多了一些，这和接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有关。50年代沈从文谈到所受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时说：“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说，沈从文最早受翻译文学影响只在形式的套用或语句的直接挪用上，离真正的“化用”还相去甚远。许是为了急于摆脱“纯方言”的束缚，更或许如沈从文自己所说要“作多种努力和尝试”，沈从文一直没有停止在一些作品中尝试欧化语体的写作，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表现湘西传说的作品中采用大量西方语言风格的歌谣，这里举《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一首歌谣为例：
我的风，我就照到你的意见行事/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读过沈从文的《代狗》、《雨后》、《萧萧》等作品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首歌谣的风格和那些作品中所引当地谣曲的风格相去甚远，没有那么直露俚俗，而是更文雅含蓄，反倒露出西洋情歌的风味。相比于最早的直接套用和引用《圣经》雅歌，这种把西洋风味的情歌嫁接到湘西那块土地上的化用却也是语言运用上的一种进步。沈从文对欧化语言驾驭的成功，在后来创作一些都市题材的作品时才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下面是一段作于19xx年代的小说《自杀》中的一段文字：
教授只觉得自己心中有点儿乱，有点儿糊涂。 ……“我不是个乐于自杀的人，我是个性情懦怯逃避责任的人。然而，如今我完了。幸福，远了。……什么是幸福？人人都说我有个好妻子，便是今天李家那悲剧渣滓小女孩子，也居然把
她的相片从画报上剪下，时时那么注目忘情的对望着。有一个爱她的大学生，为得不到她也去自杀过一次。友人可以从她的美丽上感觉幸福，又有人从她美丽上感到不幸。为什么我同这个女子那么贴近，反而把她看得平平常常，从不惊讶？”
这是一大段纯粹的心理独白，这在沈从文前一阶段的创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之前的心理描写更像是一种记叙，且大多简短，偶尔还夹杂着某些方言词汇。读起来让人感觉即使人物是穿着都市人的外套，有着知识分子或教授的头衔，骨子里却还是个“湘西人”。而这段文字，带着些意识流的意味，用的全是带欧化味道的现代白话，读着或许还像某本翻译小说里的片段。这种语言的特点是不平铺直叙，而是带一定的分析性，并常用一些冗长的句法。人物的思绪和独白常常滔滔不绝，中间又不断自己打断、变更想法。应该说这种语言运用在这类题材上是比较成功的，尽管这样的作品不多。夏志清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援引过沈从文作于19xx年的《主妇》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段，实际上从沈从文30年代不易多见的这一风格的文字中，我们就可以隐隐约约找寻出沈从文40年代文字风格变化的轨迹前兆。
四 4 0 年代?熟后语言的又一超越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包括语言探索的脚步未尽止于此。读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作品会发现其语言又有新变：
一方面其文学语言中湘西方言的元素更加淡化了，但如果一个懂得湘西方言的读者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方言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并非无迹可寻。从文体上来说，方言元素更多是保留在小说中，尤其是一些湘西题材的小说对地方风物的描写或是人物语言中，只是大多限于个别方言词汇的运用，基本不会影响整个句式或句调，因此也就不会如早期文字般引起异地读者的隔膜和费解了：
正值融雪，赶场人太多，田坎小路已踏得稀糊子烂，怪不好走。（注：“稀糊子烂”意思就是稀巴烂，“怪”意即很，非常。） 杨大娘两脚全是雪泥，萎悴悴的，虚怯怯的，身子似乎缩小了许多，轻轻咒了自己一句：“菩萨，我真是悖时！”（注：“菩萨”在湘方言中相当于一个抒发情绪的叹词，或者如普通话中的“天啊”；“悖时”意即不走运，倒霉。）
其他抽象玄思哲理性小说中也同样有方言的元素，只是要从这些作品中找出 方言的痕迹远比从早期作品和30年代作品中找寻要难得多，而且倘若不是懂得湘西方言的读者，读过这些文字也只会觉得有某种特殊味道和陌生化效果，但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和障碍：
客人本意只是赞美房中温暖舒适，并未嫌太热，这时节见推开窗子，不好意思作声。（注：时节、作声都是湘方言口语，时节即时候，作声即说话）； 傍公路那一列热带树林，树身高而长，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树叶子被雨洗过后，绿浪翻银，俨然如敷上一层绿银粉。（注：“傍”即挨着，树叶子中“子”为湘方言的用法，名词后多加“子”为后缀。）
沈从文40年代语言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其创作离之前“具体的抒情”渐渐远了，慢慢走向“抽象的抒情”。这一时期创作的抽象哲理性小说和散文的语言
呈现出不同于之前任何时期作品语言的独特风貌（如《看虹录》、《摘星录》、《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七色魇》等作品），下面是沈从文写于40年代的散文《黑魇》中的一段文字：
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烁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凝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汇合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
这一段文字在沈从文40年代的作品中具一定代表性。由“星光”这一具象导向对“永恒”、“力量”、“意志”、“理想”、“宗教”、“艺术”等抽象的形而上命题的思考，这是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风格。与这些抽象主题相应的，沈从文在语言上也努力作新的尝试。读这些文字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抽象和费解。语言风格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首先是因为40年代的战乱带来外部世界的混乱，从而导致精神个体面对现实人生时的悲剧性体验，这种体验进而又自然地把人引向形而上的思考。而沈从文在40年代面对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冲突而导致的焦虑的精神状态又正好与现代主义的精神相契合，体现在创作上就导致了语言风格的转变。对此金介甫曾有过研究，并说这一时期“是沈从文受弗洛伊德、乔伊斯影响下在写作上进一步的实验。他想学现代派手法使他的文学技巧达到一个新境界。” “在40年代，只有卞之琳等人翻译过乔伊斯的部分作品，但沈在听到这种新思路后，就在讲课教材中作了介绍。”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沈从文在另一篇 文章中有比较隐晦的表述，而这段文字本身也是这种语言风格的体现：
我因此想起了许多事，如彼或如此，在人生中十分真实，且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尔扎克或契科夫，笔下都不会轻轻放过。可是这些事在我脑子中，却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我还得逃避，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无章次人事印象的困惑。
巴尔扎克、契诃夫都是沈从文创作前期喜爱并曾受过影响的作家，虽然这种影响更多是在创作手法上，但毫无疑问也关涉到语言。沈从文已经感觉到他的所思所想无法再用原来的笔墨进行描述，“那些事”在他脑子里“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所以他要“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才能“突出这个无章次人事印象的困惑”。正如他在《生命》一文中所写：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面前反而消灭。
而要表达出这种精神状态，现代主义的语言风格毫无疑问是最适合的。所以，40年代沈从文语言风格的嬗变是一种必然，外部世界的混乱和内部世界的焦虑都使沈从文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超越纷纭具象之上的表达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直接面对具体人事背后的生命本质和诸多主观内心世界的基本命题，如生命、死亡、意识、情欲、记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与现
代主义的相契既是精神层面的，也是具体的语言层面的，或者这二者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在沈从文这一阶段的诸多作品里，事情前后线性的情节发展、因果关系和具体的人物刻画等等都通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多“镜头”的蒙太奇剪接和无从把握的意识之流，这些都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沈从文也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转变中，通过与之相应的语言的试验和创新，使他的作品产生出新的审美效果。“抽象”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对“抽象”一词的偏爱体现在语言上至少可以作以下两种解读：
一是思维的“抽象”，即意识流或心理独白的写作手法的运用，从而导致语言的混沌和所指不明，对此沈从文在《七色魇》中都有大量的体现，这里举《绿魇》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在一堆具体的事实和无数抽象的法则上，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有点疲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打量重新用我的手和想象，即或属于过去业已消逝的，属于过去即未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它方能稳定自己。
我似乎从一个辽远的长途归来，带着一点混和在疲倦中的淡淡悲伤，站在这个绿荫四合的草地上，向淡绿和浓赭相错而成的原野，原野尽头那个村落，伸出手去。
诸多心理独白的抒写，造成叙述上的不断跳跃和断裂，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更使作品超越时空的限制，文字也就在这些手法的配合下开始跳一支奇特而优美的华尔兹，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任何阶段的文字风格。
二是主题的“抽象”从而导致作品语言的晦涩难解。下面是《烛虚》中的一 段文字：
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 ……。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触地，表示皈依真主，情绪和这种情形正复相同，意思是如此一来，虽不曾接近上帝真主，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在这一段文字中，“生”、“死”、“爱”、“美”、“德性”、“抽象符号”、“真主”、“情绪”、“上帝”等等大量抽象词汇的高频率出现使整个作品语言呈现出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在这样的文字里，作者的思维离具体的人事是远的，文字背后似乎隐藏着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当你定睛去看，却又似乎只是导向了虚空。这或许正是沈从文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焦虑，也无法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的原因所在。导致这一时期语言晦涩、深奥、费解的原因还有对文言资源的继续运用，文言的资源若与方言口语白话结合，导致的语言风格有可能是如30年代的古朴、简洁、警峭，但倘若与形而上的思考和现代主义的语言风格融和，则就可能造成语言和思想的双重费解了。到此我们再回想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写下的那些简单、粗糙、原始的文字，就不得不感叹其蜕变之剧。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寂静，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这或许就是
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所追求的至境，至于是否能为读者和研究者所理解，如何理解，则要留待时间的考验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现代语言运动始终无法剥离，创作白话新文学，以期形成易于掌握和交流的国语，是文学革命的主要课题之一。当初要达成这一宏愿，其具体的行动措施之一就是反对纯粹的文言，这样土语方言就成为构建新的语言最具优势的天然材料。但是地域多样的方言又必然会破坏语言的统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方言和“国语”又是彼此推拒、冲突的。但沈从文却用他具体而长期的语言实践，将湘西方言逐步纳入他极富表现力的创作中，同时吸纳文言和欧化语的优长，从而丰富了新文学和现代语言。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实践正从两个向度“响应”了现代语言运动，一是其文学语言蜕变的历程也正是现代知识者追求“国语统一”，使方言分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这一过程的微观呈现，二是他的创作树立了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一类典范，事实证明他的文学语言对后起的作家的确起到了垂范的作用。
注释
1 颜同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年9月版?309页。 2 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方言作全面细致地释义的论文是刘壮翀、刘壮韬的《沈从文作品中湘西方言释义(—)——(八)》?华菱的《沈从文作品的湘西方言注释》?这样的释义仅仅是辞典式的。切实作过具体分析的是董正宇《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也只是一种“静”的爬梳?于“变”?湘方言在沈从文不同时期创作中的不同影响和存在的不同形态没有论及。
3 4 苏雪林?沈从文论》?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津人民出版社20xx年6月版?183页。
5 12 17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10月版?164165、90、165页。
6 参见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xx年12月版?23页。 7 关于湘语的语序问题参见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281页。
8 金介甫著?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国友谊出版公司20xx年1月版第201页。
9 沈从文?论刘半农〈扬鞭集〉》?文艺月刊》第2卷第2期19xx年2月。
10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城出版社19xx年版第67页。
11 沈从文?月下》?上第9卷?2页。
13 沈从文?在私塾》?于19xx年12月?表于19xx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
14 沈从文?松子君》?于19xx年11月?表于19xx年4月22日《晨报副刊》。 15 沈从文?岚生同岚生太太》?表于19xx年5月7日《现代评论》第126期。 16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1页。
18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文集》第6卷，第90页。
19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第6页。
20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xx年版，第203页。
21 沈从文，《长河》，《沈从文文集》第7卷，第23页。
22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20xx年版，第303页。
23 沈从文，《我怎样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岳麓书社19xx年版，第26页。
24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211页。
25 沈从文?自杀》?沈从文文集》第6卷?318319页。
26 沈从文《巧秀与冬生》《沈从文全集》第10卷?岳文艺出版社20xx年版?430页。
27 沈从文?传奇不奇》?沈从文全集》第10卷?437页。
28 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329页。
29 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343页。
30 沈从文?黑魇》?沈从文文集》第10卷?112页。
31 32 金介甫?沈从文传》?南文艺出版社19xx年版?239、355页。
33 沈从文?白魇》?沈从文文集》第10卷?124页。
34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文集》第11卷?295页。
35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文集》第10卷?100101页。
3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第11卷?277页。
37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文集》第11卷?295页。
[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邮编 100102]
更 正
由于稿件提供者的原因，20xx年第1期《冰心旅居日本期间的佚文的发现与美军“占领期”的审查》一文的译者误为“胡明扬”，应为“胡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