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年代》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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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马玉卿，于源，李灵霞 主编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8-1 版 次：1页 数：294字 数：250000
《血与火的年代》这本书简要且系统的记述了日本自1894年至19xx年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控诉了日本侵略者50 年间，特别是8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行径，着重记述了朴实善良的中国人民在屈辱中觉醒，在觉醒中抗争，在抗争中成长，直到最后胜利的斗争历程，讴歌了抗日救国各个时期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收录了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诗歌300余首。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已经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记录。历史胜于雄辩，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罪行早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铁的事实谁也抹杀不了，谁也篡改不了。19xx年9月18日到19xx年9月2日，日本在中国做尽坏事，烧杀抢掠，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三光政策等灭绝人性的屠杀不停上演。14年时间中国因抗战死亡军民达三千五百万以上，这14年中中国大地上到处杀人放火哀号遍地，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抗战取得了国家民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华人民50年的抗日救国斗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抗日战争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是我们中华人民遭受屈辱，备受苦难的岁月，也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争，英雄辈出的年代。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华儿女用鲜血谱写的史诗。中国人民终于洗雪了国耻，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多周年，但是，中华民族饱受侵略和欺凌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军队怎样践踏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抢掠我们的财物；不会忘记那山河破碎，血泪斑斑，屈辱苦难的历史。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不会忘记祖国历史的辉煌，更会牢记祖国有过屈辱的历史。走过去的是历史，留下来的是精神。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华儿女那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教训：保守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战败割地赔款，于是更加落后，这种恶性循环直到8年抗战的全面胜利才得以扭转，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深重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有衰弱走向振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创造了殖民地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
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会亡国，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告诉我
们，日本侵略中国曾经步步得逞，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可战胜思维力量，而是由于晚清政府和历届民国当政者的腐败无能，不组织有效的抵抗。侵略者可恶，但不可怕，可怕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无能，实行对外投降的误国政策，爱国将领何基沣曾经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战争对抗，其战争并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而且还要有人员素质和身体素质之争，更主要的是真正实力的对决。也就是说，无论国共双方思想和意志多么强，但真正的对决时，我们无法在人员本身素质和真正实力上的差距，所以中国抗战，打的艰难很苦的。并非一人之过，也并非一人之功。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五四爱国青年喊出的响亮的口号。它反映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本质的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侵华手段之一就是“以华制华”一是利用中国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妥协求安的弱点已售其奸；二是在你中国大力收买民族败类，充当其走狗，这些汉奸危害极大。中华人民憎恨如狼似虎的日本侵略者，也憎恨为虎作伥的汉奸，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必须肃清内部妥协求安的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是要严惩那些见利忘义，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效力的汉奸卖国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这段血腥历史，不是为了算历史的旧账，那个账是算不清的。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要从近代历史中获得精神滋养和思想教益，以史为鉴，发人深思，认识现状，着眼未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严峻考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中华民族迅速觉醒和空前团结，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因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是要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建设我们的国家，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光荣传统。历史上，以身殉国，保家卫国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为国为民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中仅有的一点希望而战，我们回顾时，应当心情十分的沉重，而且向先列致敬，永远为他们的功德而和英灵而祈福，使其英灵安息，而不是现在争论，谁功大，谁功小，谁不作为等。
爱国主义是民族的浩然正气，是中国人民伟大的人格和意识，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由爱家庭，爱家乡的情感升华而来，爱国既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智，我们不仅要勇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要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行事。把爱国之心，报过之志，化为建国之行，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第二篇：极端的年代——读书笔记
“短促的二十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瀰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探索前进，透着朦胧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页历史已告结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正文：
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页历史已告结束”那般，读完本书的总体感想远比简单地堆栈观点复杂得多。若想不自量力地用数千字再去总结作者已描绘的历史，那显然会是一场无知的噩梦。况且，编者已在书的扉页提到本书的总体评价，书的最前部份以及第十九章亦对全书的宗义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罗列书中那些被反覆提及的重要思维似乎已并无太多意义，因而我相信若试图去呈现一些个人或大家感兴趣的要点会更重要。或许这亦是读书报告的目的所在。
一、对经济学家的态度
作者在书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哈耶克、凯恩斯等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也介绍着他们的相关主张，以及这些论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有趣的是，我们能看到全书中，作者似乎总是在肯定经济学的部份作用时又贬低着它们，这很难解释——也许舆他最后所提到的担心有关：“这正是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纯粹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
作者在书中对历史学家的谦虚总是大为肯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经济结构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归于运气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这种想法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相对之下，经济学家们便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在作者的眼里，竟大致都是这样的人：最善于辩论、最喜好事后解释以及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倾向于弊端含义的特点都是历史学家所没有或极少出现的。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最后的武器——即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句话自然是带有一丝冷嘲热讽的言下之意，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总得而言，作者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贡献总体上说是持肯定态度，但经济学家的性格看起来毕竟还是对不上历史学家的胃口。若需要举例的话，我想用一段较长的、彻底的语句来暗示会有非常好的效果：“种种激烈变化，其中最大意义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推翻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历史当中，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更有甚着，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股条理尽然的社会新秩序??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
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于一个人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传统禁令的叛逆者对人性的假定竟然舆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里动机的看法，他们舆出售货物劳务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攻心为上。根据这个共识，世界上数十亿蕓蕓众生的存在，均是基于其个人欲望的追求。这些欲望，包括了各式各样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对，可是在现在都一一被社会允许并存在的大小欲望——如今被默许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却由于世人心中充满了它们。”
二、对学生的态度
作者在第十章中精要地介绍了1945－19xx年的社会革命，其中亦包括了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围绕着“黄金年代中，学生为甚么往往会选择左派激进道路”的问题展开的论述中，作者列举了性别、年龄、人数和社会关系等多个回答角度，同时亦点出学生运动的激情带动着另外的因素。 `
通观全书，我们显然能注意到作者并没有倾向于任何社会团体，至少不存在的极明显的偏好。如果有，可能也只是对二十世纪的群众抱有了极大的关注罢了：“一向缺乏活力的迟钝黎民，到底是受甚么刺激突然翻身采取行动——现代传播科技，如电视、录音机，使得即使最偏远隔离之人，也难自外于世局冲击——但是归根结底，群众蓄势待发准备上阵的姿势，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然而引起我对学生团体注意的是这样一段话：“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舆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和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去达到这个目的。”我相信除了第一句话难以有切身体会之外，其余语言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走过学生时代的作者显然拥有一个完整的大学记忆，并极有可能是丰富多彩的。
从社会革命到各个年代、各个国度的学潮，当作者用娓娓的笔调分析着当时的世界形势时，亦似乎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他希望求知的少年们在充满符合他们年龄的激情同时，亦能体会到更多的知识、哲理、思维，并找到属于他们的道路。
三、对中国的态度
作者在第十六章重笔描绘七十年代中国前，一直都没有详细的介绍这个我们身处的国度，原因亦很明显——那个之前的中国似乎不太出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亦不曾在前文花如此大的手笔集中介绍一个年代的一个国家，后文也未再有。特别是当这种带着乐观的揣测性描绘同前后文“社会主义的失势”中各国的状况进行比较后，处于作者笔下“天崩地裂”时代的中国，似乎有那么些许与众不同。
从1914至1991，作者看到的是一个激荡舆繁荣并进的伟大时代，“它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而这个时代的结尾却不那么令人安宁：“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舆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股乱流，将把人类引向何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人类仍未学会在愈来愈狭小的地球上和平共存，不平衡始终都是全球发展的主旋律，而且在将来的将来也不可能解决——因为强大的竞争机制
释放着人类愈来愈巨大的欲望。作者对未来的担心完全可以从他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态度中看出：“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牟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舆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舆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谐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共产主义也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在于它是达到尚不明确的‘未来’的手段”。作者认为，人类势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存体制——舆以往、现存的任何一种都不全然相同——才能更好的在第三个千年中生存下去，坚持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只会重蹈那些崩溃的覆輙。对于尚未找到最好方式的当下人而言，作者不遗余力得赞赏了那些脚踏实地的政治家，如纳扎儿巴耶夫——“生存之道，甚至迈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份，恐怕不多在动机的善良，却在现实主义的坚定行动吧。”乐观地看，作者的这种期待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特别是在中国。
我有理由认为，作者已提前看到中国的这种趋势并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加以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近两节的笔墨和上述的实用主义认同。
作者很仔细地分析了苏联的问题——很多亦是中国的问题，二十世纪后期第二世界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开放”和“重建”的矛盾，无疑这极难解决。苏联没有成功的解决，中国则正在努力解决。有这样几句关键性的话：“在苏联日趋成为一个复杂得工业化舆都市化社会之际，那些担任实际生产、分销及民生任务的事务中坚，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务官及纯粹党的官员，显然愈来愈离心离德”、“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见，反而导致崩溃。??开放，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舆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涵义，便是党舆政的分离，并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经在那里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
极端的年代是以苏联在问题前倒下结尾的，今天我们看到它带来的激荡至今仍在延续，俄罗斯花了近二十年才在苏联的故土上重新崛起，尽管强大的看起来并不那么实在而且还带着旧有的集权色彩——这点和我们身处的国度极为相似。相对于分析已故苏联的问题，作者对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肯定：“但是中国固然在时间上有着落后，这一点却不能完全解释两国在“重建”效果上的显著对比。至于中国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着他们中央号令体制原状不变，也并非造成两个差异的全部原因，远东的文化传统，到底对中国人有何帮助？能够在无论哪一种社会之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动力？这个问题，就得留待21世纪得史学家去探索了。”若联系作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态度，中国的位置便显得特别——要知道作者可未对资本主义或其他任何体制产生不确定的疑问。更大胆的说，作者认为他希冀的新体制，会极有可能先在中国出现——一个符合中国悠久传统的、在“民享”“民有”和“民治”中达到了完善平衡的政
治架构。
当然，作者也看到了中国人的那种心态：“ 更重要的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典范。??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 产 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延绵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因为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归”：回归和平秩序舆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舆文明的旧观。”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得不到彻底改变——似乎百年来的耻辱只是掩藏了千年的自大，它无疑会加重作者的担心。
所谓“冷战”
，就是指战后两大阵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紧张激烈的对抗而又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简单地讲就是不用枪炮的战争。 冷战的产生是复杂的，但也是必然的。战后美苏冷战局面来源于战争结束时的形式，触发点是战后西方对东欧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此事不能容忍的，它们妄图在这个地区重建亲西方的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遭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的反对，于是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它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政策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影响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控制着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泛美同盟等国际组织。雄厚的实力使美国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大大膨
军事强国在欧洲的崛起使欧洲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不同于战前的重大变化。这对于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障碍。对此，美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杜鲁门上台后，加紧推行称霸全球的计划，他摈弃了罗斯福大国合作的和平缓进战略，利用其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企图把介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 为了遏制苏联，美国统治集团有意识地制造了苏联利用共产主义进行扩张的舆论。19xx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去一份长达8000
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断言，苏联无视“理智的逻辑”，却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并且表明准
备随时动用的话，那么用不着真的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甚至迫使苏联退却。不久，凯南在长电报的基础上又写了8000字电报中的观点，指出美国必须“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这样，凯南为杜鲁门政府提供了一整套所谓“遏制”苏联的战略，这套战略很快就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指导方针。19xx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是双方的军事力量、道义力量和其他物质力量联合起来，有效地遏制铁幕后面苏联的扩张。丘吉尔的演说是美国准备发动对苏冷战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也加紧研究对付苏联的长远方案。19xx年9月24日，杜鲁门的白宫主力克里福德提出了长达50页的《美国对苏联关系》的报告。这时美国政府内部全面分析美苏关系，确定对苏方针的重要文件。报告提出的对苏方针的着眼点，实际上是在反对苏联扩张的旗号下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杜鲁门政府认为公开发动对苏冷战的实际已成熟。19xx年2月，英国因经
济困难和镇压希腊革命的失败，决定3月底从希腊撤军，停止向希腊、土耳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强调这两个国家军事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大力渲染希、土危机的严重性，乘机抛出了酝酿已久的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纲领。19xx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声称希、土危机表明“自由世界”受到“极权主义”扩展的威胁，美国的安全也受到危害，要求国会授权向希、土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文职和军职人员前往希、土参与“重建”。这一咨文在国内外引
把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遏制战略作为基本国策公诸于众。这时美国公开推行对苏冷战的重要步骤，它用援助盟友、遏制苏联代替了大国合作和集体安全，从而使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盟友变成了敌人。它是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此后，美苏之间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和较量进一步发展，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