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又想起海明威在他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著名问题;豹子到这高寒的雪山上来寻找什么?因而我也在问自己，我不远万里，不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隐约觉得似乎也是在寻找什么，又是在检验或求证什么。七年前我曾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有机会思考下半生的事情，从此我终于知道了对于老百姓而言，癌变要比政变可怕得多，尽管后来我侥幸有了一线生机，但却从此一服不振。是运动与登山使我恢复了健康，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找到了以人为本健康和谐的生存方式，从而告别了前半个世纪末尾最痛苦的一段岁月??站在高山之巅我终于有了新生的感受和信心，因为高山不仅给了我勇气和智慧，还历练了我的意志和心态。为此我从内心对高山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摘自庄东辰老师登顶乞力马扎罗山之后的日记

健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长寿，而同时包含心理的调节，事业的信心，社会的交际，精神的状态等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到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所有开展健身运动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第一是运动的方式，第二是运动的时间。因为健身运动是一项终生的工作，不在于一时的热情，而在于长期的坚持，因此我认为能长期坚持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选择运动方式的标准是简便与喜好，因为只有简便与喜好的运动方式才能长期坚持。至于时间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自己以往的活动结构进行调整，废弃那些尽管你已经习惯了但却是价值很少的，甚至有害于健康的活动;第二是提高自己的自我约束力和毅力，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做到这两点，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会有刚间参加健身运动。

我现在更提倡一种新的财富结构理论，这种结构理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财富的构成除了金钱与地位以外，还有知识、情感与健康。这里的健康不仅包括生理的健康，也包括心理的健康与精神的健康。即财富由金钱、事业、知识、情感和健康这五要素构成。第二，财富的增长准则不仅是单个要素的增长，同时也是一种适度的均衡增长。对于单个要素打破理性、均衡的增长，都将是有害的，至少边际效用会大幅下降。（260）

人生是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您现在做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未来的意义。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o岁时必须作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

当鹰活到4o岁时，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的嚎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得飞翔十分吃力。在这种情形下，鹰只有两种选择:等死，或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

鹰作了后一种选择:150天漫长的操练。

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

在晨崖卜筑巢。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

鹰首先用它的嚎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嚎长出来。

它会用新长出的缘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

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便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鹰开始飞翔。重新得力再过30年翱翔蓝天的岁月！

亲爱的朋友，当你走向人生的全新岁月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了经历一个艰难的自我更新过程，抑或固守原来的自我坚持我行我素，

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

人心何品，事物即何品。

生活没有彩排。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说：生活没有彩排!说的真是。生活的场景、遭遇和体验，没有彩排，亦不可复制和重演。无论勤奋或者墉懒、欢乐或者痛苦、激荡或者徐缓、平安或者惊险、浓烈或者寡淡、爱或者恨，逝水流年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们都在没商量、不可逆地原创着生命的最后结果。我们经历和体验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生命就是什么!经历了并体验了的，那是“我”的，那就是“我”!人活斯世，除了体验，还复何有？

《激荡三十年》

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九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在当时纪律涣散、动力全无的中国企业界确乎让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牛产秩序迅速恢复，一人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于是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头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网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xx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s%,是当时伞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

利益的博弈

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空易的前提

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

第二篇：读书笔记

对中国企业史的几点思考

——读《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感想

吴晓波先生的两部史书式的巨著《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清晰生动地展现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的成长史，中国企业曲折的命运和坎坷的成长历程，给整部的中国企业史增添了几分的悲壮和凄凉，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企业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的企业源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中国的企业不是中国当时经济政治条件下能够出现的产物，而是在清末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从西方传进来的产物；与西方企业是由于商人追逐利润而产生的相比，中国近代企业的建立最根本的目的不在于商人追求经济利润，而在于富国和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企业的成长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中国商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政治家的手里，与其他因素相比，中国近代政治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命运的影响则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清朝末年，由于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政治思想、政治体制极度僵化，多铁路、钢铁等近代工业极度恐惧，导致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出现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孕育期，由于洋务派的极力推动和政治上的放松，才推动了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的出现；中国的民族资本资本主义企业，即民营企业在民国经历迅速成长、繁荣、萧条、陷入困境等几个不同的阶段，国家政治的变化基本上主导民营企业的命运，在整个民国历史中，民营企业不断衰落，而国有企业的势力不断壮大，在于国家政治上对国有资本偏爱和大力的扶持；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上意思形态的影响更加明显，经过三大改造，民营企业更是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上的解冻，才有了民营企业的重新出现，而且政治上越自由，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就更加充分。

中国的传统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条件下，自由市场发育不完整，法律制度不完善，尤其是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接近空白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企业，中国企业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注定中国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企业是一个早产儿，是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产生的，企业的更为根本的目的是富国救国、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所以近代中国的企业只能以国有或者官有的形式出现，只有集中的国家或者政府的力量才能在短时间内办成大企业，达到富国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目的，至于企业的经济效率和企业的产权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这些先天的顽症伴随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的整个过程，到现在仍然影响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企业的是使命是企业最根本的价值观，企业的使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的方方面面，而企业的使命来源于孕育企业的环境。近代企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历合伙制、有限责任制、股份制等阶段逐步完善起来的，西方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遵循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商人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是西方企业出现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所以西方近代企业只会以私营的方式出现，而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以国有或者官有的形式出现，很明显，由于企业的出生背景不同，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截然不同，中国的企业以富国和与

西方企业相抗争为使命，而西方的企业则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这也注定后来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命运。

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自由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越多的限制只会导致越多的灾难，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自由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自由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第一前提条件，国家政策放开后限制减少，民营企业就会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家的政策收紧或者是限制太多，民营企业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饱受歧视，在政策、税收、政府规制等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收益大、利润高的领域大多被国有企业垄断，而民营企业只能在国有企业不想进入的领域生存和发展，经营和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民营企业被当作国有企业的补充，只有在国有企业不想经营或者不好经营的领域，才准许民营经济存在，这在根本上就限制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中国，企业的历史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权力贯穿中国企业发展的整个历史，不仅国有企业需要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就连民营企业也要千方百计讨政府的欢心，时刻处理好政府的关系，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在中国市场和政府的界限非常模糊，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画出清晰的边界，政府的权力可以肆意进入市场，当然这也好政府的权力的缺乏必要的制约有关；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主动讨好政府，则是出于影响政府政策，为自身的发展获取利益的需要，在中国，从古至今，商人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中国商人对政府的影响十分有限，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民营企业常常在政策上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利用私下渠道和政府修好关系。

其实，从中国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政府脱离不了关系，国有企业直接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很多政府高官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甚至很多政府高官直接创办企业，利用公权力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至今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度仍然对中国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政治关联度强的企业往往有更多的政策空间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吴晓波撰写的中国企业史完整的记录了中国企业发展历史，在其企业史里，国有企业的历史是三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吴晓波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国有企业产权，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现在谈一谈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从哪些方面去突破。

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反映了中国整个改革的困境和结症，也表明中国目前的改革正处于一个瓶颈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在中国，国有企业是被当作执政党执政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之外，更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国企面临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很明确得出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首先，国企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明晰。按照官方的理论，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的收益由全民共享，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全民所有制得不到体现，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怨声四起，解决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单靠经济的手段已经无法取得突破，政治层面的改革更为必要也更为迫切。

其次，国企宣称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的企业制度，但是这种现代的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内部的各种权力无法相互制约和监督。西方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在中国却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在于在中国现有的的体制下，现代的企业制度无法有效运行。

再次，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不是按市场配置，而是由政府任命，这样导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对企业负责，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存在，选错管理人员的问题也常会出现。

当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但是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到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仅靠经济体制改革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了，下一步国企的改革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改革，而不应当只是在经济上进行小修小补。

国有的企业的改革首先应该谋求指导思想、指导理论的突破。现有的我们党的指导理论认为国有经济应当把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领域，带来了很多弊病，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突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又缺乏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如何在指导理论上取得突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要务。

其次，消除歧视，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准许民营企业进入金融、能源、通讯等关键领域，参与竞争，增加国企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益。

最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是将不断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和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分权制衡，尤其是要保障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工会主席直选，工会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做到这种层次的改革就要触动现有的体制，必需进行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但是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信心很难启动，所以国企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很难突破现有的体制，只能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在现有体制下，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国有企业继续推行股权多样化，增加法人股和个人股的数量。法人股的增加意味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机构投资者为了自己的收益必然会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但是目前机构投资者的股份比例太少，机构投资者花大量的时间和尽力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得不偿失，导致机构投资者没有动力对国企进行监督，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增加法人股的数量。

此外，可以推行人大监督国企，采取议会监督国有企业的制度在国外有先例，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制度，由人大负责对国企的监督。

李汉渠 10人力资源 20100800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