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儒林外史》有感
五年前曾支离破碎地读过几章《儒林外史》，其印象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淡忘。今年暑假又一次细读了这部优秀长篇讽刺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儒林外史》，多数人可能没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熟悉。其原因是，三国、水浒一类的书，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基础上由罗贯中、施耐庵整理加工而成的。这些书中的故事又被广泛的搬到戏剧、电影的舞台上，所以它有十分强的群众基础，提起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都能谈谈自己的认识、见解。而《儒林外史》是吴敬梓自己的创作，是他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精品，是他独特思想与艺术构思的产物。吴敬梓是清代安徽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几辈都是科举成名，得做高官。吴敬梓自幼读书习文，对经史文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但对科举考试和八股文毫无兴趣，所以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和八股的反对态度十分明确。书中第一回就通过王冕的话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封建统治非常严酷的清朝，作者敢于直斥科举制度，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众多读书人的形象，最成功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那些被科举八股毒害的人。这些人在名缰利索的牵引下现出的丑态，做出的丑事，让人触目惊心。如进了几十年考场，后来侥幸考中又出尽洋相的周进、范进；获得名利地位后就无恶不作的严大位；原本勤劳孝顺、后来被名利与八股迷了心 1
窍，做出种种劣迹的匡超人；为了当名人而冒名顶替四处行骗的牛浦；粗通文墨、在乡村招摇撞骗的杨执中、权勿用；以招贤纳才为荣、借以扬名却屡次上当的娄氏公子；虽为女流却热衷八股的鲁小姐等等。这些人物的表现，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扭曲，也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书中不仅刻画了令人憎恶的反面形象，也树立了许多正面形象，如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武正宇、虞博士等。以杜绍卿最为突出。杜绍卿才华超群，却蔑视八股，仗义疏财，迁居南京后，宁愿过贫寒生活而不愿征召为官。《儒林外史》在写发上也独具一格，它虽是长篇小说，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几十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故事串接起来，既有交叉联系，又独立成章，富于变化。吴敬梓运用口语化、性格化的语言，同时适当吸收谚语、歇后语等，使得人物的身份和特点准确鲜明，精彩之处层出不穷。像王冕隐居、范进中举、两根灯草、人头会等篇章，一直为人们称道，广为流传。作为讽刺小说，吴敬梓不是简单的直述自己对人物的好恶，进行讽刺或赞扬，而是通过白描勾勒，用人物言行的强烈反差、对比反衬、明赞暗斥或明贬实褒的手法，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
宋长虎 20xx年8月12日 2
第二篇：读《儒林外史》
初读《儒林外史》，觉得最令人讨厌的人物便是匡超人，那时自己还年轻，多少难免有些洁癖，厌恶的感觉也更多地是一种直感。然而这些年反复地读下来，还是觉得这个人物的基本品质是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凡人存身于俗世，时势所迫，做违心的事或许难免，然而不能为了一己之利无耻到无度。尤其当这人本来不是无善恶之念之人，如严贡生，如牛玉圃，如牛浦郎，而是有善恶之念之人，如匡超人时，这种自由意志选择的为恶格外令人生厌。 自来对匡超人批判也多，但究其从恶的要因却似乎一向难以达成共识。肯定其本性忠厚后天堕落者看重环境因素，归罪于追名逐利的恶劣世风，腐朽黑暗的科举制度，潘三之流狐朋狗友的引诱拉拢；反对者则强调其本性无良，微时隐蔽，一遇机缘则显露本相，典型的小人得志。我个人觉得，环境对人的影响固然不可低估，然而“近墨者黑”，在很多时候还是因为这人肯去“近墨”，说到底，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人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自古及今，世风其实从来不曾好到哪里去，但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世有君子，亦有小人。而本性中全无良善之人，尤其是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而依旧全无良善之人，或许有，书中的严贡生、老牛小牛就是，但多少还是近于漫画式的摹绘，而匡超人却是非常写实的人物，更真实可信地反映着人性的复杂，尤其是复杂中的丑恶。
匡超人是有善恶之念之人，其孝行是全书中感人至深之事迹。当他还只是一个卑微的乡村青年、还看不到功名在招手时，其孝顺之心出自天性，毫无矫饰。他对重病在床的父亲照顾细致入微，脏累不避，老实说，在现实生活中我未曾见识过任何人的孝行堪比匡超人的至孝感人。扪心自问，匡超人的孝行自己未必做得到，所以令我加倍地、由衷地钦敬。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不足以抵消我对其个人品质的反感，因为我认为，他的坏是经过权衡之后的坏，知恶而为注定比本无善恶之念的为恶更令人厌恶，尤其当这恶行经常披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时——匡超人拿手的正是这个。
前人的评点中有以匡超人受恩于马二先生却不以父师事之而提出结拜兄弟为其心术不正之表现，这一点我倒觉得未免有些草木皆兵了。蘧来寻与匡超人年纪相仿，与马二先生亦是平辈论交，以兄长事之，都没有什么不妥。以兄长事之，其实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尊敬，反倒是才相识便要拜师认父的，多少有些攀附、沾光的嫌疑。见面便祖孙相称的是老牛小牛，马二先生与老脸没皮的牛玉圃自是天壤之别，匡超人也没有牛浦郎那么下作。匡超人对马二先生的感激是出于真心，虽然未必心存着报恩的善念，这才是匡超人品质中恶的部分，然而此时还来不及有所展示。
匡超人聪明绝顶，极其能干，生意、学问都无师自通。本钱虽少，生意却做得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学时文也快，不多时便可拿来应考、选书；学诗文也快，旦夕间便可酬答、唱和。精神头还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辛苦已极；中上得闲，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多少人只做一样还做不明白呢，所以忍不住要想，这匡超人大约算得上《儒林外史》全书中最聪明能干的人了。聪明能干不是错，但是，当这聪明能干有计划地完全被用来追求一己之利而不曾分些须予情理、道义时，可就不仅是错，且堪为害了。而匡超人之为人行事，一言以蔽之，正是极端的利己主义（egoism）统帅一切。 利己之心是人的本能，凡人大约都是经常性地挣扎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与遵守法度爱惜名节的矛盾中，有时做得足够好，有时做得不太好，有时做得很糟糕，这是人性的弱点，有弱点的人性是真实的人性；而匡超人的极端在于，他的利己之心是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挣扎的，决定其言行的因素从来不是情理、道义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其言行单纯地、明确地取决于结果对于自身利益的影响。换句话说，匡超人的恶言或恶行，从来不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都是经过精心算计之后所做的积极的、主动的选择，这一点，正是匡超人个人品质丑恶的要害之所在。
匡超人工于算计，锱铢利弊都衡量得门儿清，而他的一切言行无不以这种权衡的结果为基准。其实工于算计也不是错，他这份心计若只用来好好做生意，倒是不乏创下百年基业的
可能。然而匡超人向往的是名利双收、富贵两全。人性之恶在于，一旦向上爬的念头占据了全盘心思，就彻底丧失了情理、道义之念，为利益不择手段，也就不惮于将任何人踩作垫脚石了——哪怕是恩人。在书中所述匡超人短短几年的人生轨迹中，几乎每一次波折，每一次选择，甚至每一次平常的与人交往中，我们都看到他如何迅速地算计得失、权衡利弊，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做法——即便那利益其实很微小，或者很虚幻。
感动于匡超人的勤奋好学（这是值得人学习的，我们也不必埋没）而对其关爱有加的知县李本瑛，是掌握一方实权的人物，匡超人投拜起来毫不犹豫；而在已经攀上知县这棵大树的匡超人眼里，学里的教官这种稻草官就根本不值得答对了：“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有甚么进见之礼！”——索要进见之礼的教官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匡超人的势利却更暴露得一览无遗。这时节他还仅仅是中了个秀才而已，声色、口气就已经与日前那个以马二先生接济的十两银子为本钱做个小生意持家度日的乡村青年大不一样了。 知子莫若父，匡老爹到底是最了解儿子的，所以他病危之际不放心，扎挣着叮嘱匡超人：“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而后来我们都看到，匡超人是怎样违背了父亲的遗训，弃“德行”如敝屣，活动他那“一肚子的势利见识”，一心“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甚至不惜做最为人所不齿的恶行：落井下石、恩将仇报！
李本瑛遭诬陷丢官，匡超人怕受牵连，脚底抹油溜得飞快——此时却顾不得李本瑛是他唯一“认得”的老师了。躲灾到杭州的匡超人，其一切交游活动不外围绕两个字展开，曰名，曰利。匡超人先是周旋于景兰江、胡三公子等西湖名士群体之中——此为写“名”，而后又听了“道上大哥”潘三的话，远离了那班穷酸名士，跟随潘三，专做“有想头的事”——此为写“利”。
与西湖名士的交往，让匡超人认清了一个形势：在自己最困顿之时恳言相教、倾力相助的马二先生，自己一度认为可作为乘凉大树的马二先生，原来在名士们眼里并不算什么人物，在卫体善、随岑庵这些选家同行眼里也不是什么重要角色。马二先生看重的是天下文章的恒久理法，主张“作文之心如人目”，不但尘土屑不可有，金玉屑亦不可有；卫、随们讲究的却是一朝风气，要看出作者的富贵福泽，还要看出国运的盛衰。二者自然不是一路，要说入潮流、合时宜，那自然是卫、随一派更有市场，所以匡超人在心里迅速地为马二先生重新定了位，于是有后来在船上遇牛布衣、冯琢庵时，对马二先生的那一番不逊之词。
交名士、做选家，让匡超人迅速地自我膨胀起来，然而这虚名的诱惑与满足毕竟还没有潘三为他带来的实利那么直截。匡超人跟着潘三这位“道上大哥”，设赌场抽头得利，包揽词讼，假造公文，冒名代考，凡此种种，无所不为。总之，“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几分银子，身上渐渐光鲜”。潘三是恶霸，这个不消说；然而俗话说，盗亦有道，慷慨助人的事潘三也做。因为是受族兄潘保正的托付——当然也是因为匡超人这“文化人”是有用之人，不过即便如此——潘三对匡超人也真可谓关怀备至了，不仅带着他做“有想头的事”，还帮他张罗娶亲大事。婚礼前后一应事情也都是潘三费心张罗，连房子都是潘三替匡超人典的。潘三替他物色的可是个好人家，潘三本人虽是恶棍，他这朋友郑老爹却“是个忠厚不过的人”。这点书中有实写，匡超人得到马二先生的资助回乡，搭的就是郑老爹出公差的船，素昧平生，一路上却对他极是关照。
匡超人的运气还远没有到头呢——那边李本瑛冤情洗清，升迁到京，捎信来要匡超人进京，继续提拔他；这边温州府考，聪明过人的匡超人又被取在一等第一，温州学道“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这意味着，踏上仕途的条件已齐备了。而此刻潘三的运气却已行完，大限不远了——抚台大人访得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
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痛斥“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知道潘三神通广大，怕他闻讯逃跑，访牌上强调“火速！火速！”，知县亦刻不敢缓，三更围捕，登时拿到。 匡超人闻讯，面色如土，真是“分开两扇顶骨门，无数凉水浇下来”；然而匡超人毕竟是匡超人，脑子里算盘珠噼里啪啦响着，一夜之间便做好了安排。卖了房子（解决逃难的资金），强逼着妻子住到他的老家去，自己跑到京城去寻李给谏（李本瑛）这棵大树的荫蔽。匡超人对他郑氏娘子态度的翻云覆雨，亦极体现其为人的利己至上。郑氏是糟糠之妻，在匡超人寒微时（没有潘三的帮衬，他还娶不起亲）嫁给他，“将就度日”，尚能“夫妻相得”，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贤德的事迹，总也还算得上是个寻常意义上的好媳妇。此时夫妻利益一致，匡超人优贡之后也乐得给她织一件补服，排场排场。而当潘三事发，大难临头之际，匡超人想的全是自己今后的安排，强逼着郑氏住到他的老家去，丝毫不曾为妻子的感受着想。最恶劣的，是他这些自私的安排还都挂着冠冕堂皇的幌子，似乎很为妻子着想：“??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里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诰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体面??我家那里东西又贱，鸡、鱼、肉、鸭，日日有的，有甚么不快活？”而实际结果是，郑氏娘子落魄在人生地疏的地方，在亲爹生病便要分房过活的混帐匡大手下讨生活，不过几个月时间，便抑郁成疾，不治而亡了。
而这几个月时间里，匡超人在京城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呢？李给谏爱才心切——匡超人有才无德，才不是一般的有，德也不是一般的无，这个人物真是太具有典型性了——不仅安排他参加教习考试，承诺“学生料理，包管贤契可以取中”，还关心他的生活，问他可曾婚娶。匡超人此时身居京城，结交朝官，不再以做“忠厚不过”的郑老爹的女婿为荣了，为了体面，红口白牙扯谎——脸却不红不白。李给谏热心要把自己的外甥女嫁与他，停妻再娶该当何罪，匡超人是心知肚明的，然而迅速盘算之后，他很快给自己找到了理由：“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他当然不会去想赵五娘典钗养亲、糟糠自餍、独葬公婆、行乞寻夫的艰难不幸！这里顺带说一句，我觉得，从“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徐渭《南词叙录》）的南戏《赵贞女》到“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杂剧《琵琶记》（元末高明著）的演变，是男权话语下，中国文人对具有朴素的惩恶扬善思想的民间文化按照本阶层利益的需要进行有意识的篡改与颠覆的一个典型案例，匡超人便是一个直接的、取巧的受益人！这故事最暴露一部分文人的自私与无耻，哪里是什么佳话！ 匡超人娶了辛小姐，“珠围翠绕，宴尔新婚，享了几个月的天福”。若不是教习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结，他大概还舍不得京城，然而对匡超人而言，无有重要过功名者，所以“没奈何，含着一包眼泪，只得别过了辛小姐，回浙江来”——当初他别过郑氏娘子时，可是一个眼泪疙瘩也没有。匡超人回到杭州，恰逢匡大来报郑氏的丧。在正为丧女而悲痛万分的岳父岳母家里，匡超人不曾好好安慰两位长辈，却细细地吩咐着他哥哥，要如何将郑氏的坟茔做得好看，“替他追个像，把凤冠补服画起来”，遇有本家亲戚请酒，“叫娘也把补服穿起来”，“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目的无他，要“凡事立起体统”，“显得与众不同”。换句话说，一切伦理人际关系，无论死人活人，都要服务于他匡超人的功名、体面、显赫——死活似乎倒是无所谓的。
此时，落难在监的潘三，对匡超人而言，不仅无益于他的功名、体面、显赫，反而是个很大的障碍了。景兰江、蒋刑房还要替潘三传话，想“会一会，叙叙苦情”。咳咳，这三个人——匡超人心里怕要说——恁地不识时务！匡超人此时自然不会再去见潘三。其实，匡超人此时不肯会潘三，倒不是什么令人切齿的、十恶不赦的罪孽。潘三自己罪孽深重，任谁也救不了他；而匡超人此时的处境，倒也真像他对景、蒋二人所说的那样，“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匡超人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对得到的一切看得格外重，患得患失的心理也就格外
重，此时会潘三是要冒大风险的，他不肯冒这个险，这种自保的念头，也是人之常情，至多也只是人性中比较常见而又比较难以克服的弱点而已。如果匡超人只是以这样的顾虑不肯探监，其实我们都没有理由、或者说没有资格多么地鄙视他。然而匡超人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在这个解释之前他还有一大套慷慨激昂：“??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这话没的叫人恶心！潘三是罪有应得，但这话朝廷说得百姓说得，唯有匡超人说不得，因为他没有资格——潘三多少恶行都是他匡超人参与其中的，做的时候他怎的不说！然而匡超人竟然就大言不惭地、堂而皇之地说了，说得理直气壮，说得顺顺当当，没有丝毫的踌躇。可见此时在匡超人的心目中，潘三已经是一块挡道的绊脚石了，为了自己腾达之路的平坦，匡超人是绝不吝惜将其一脚踹开的。匡超人对蒋刑房说的最后一番话，是最让人恶心的：“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两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我想不但潘三不信，大概也没有任何人会天真到相信匡超人发达之后真的会带着几百两银子来照应潘
三。我倒相信，潘三伏法后若留下一男半孙落魄街头，讨饭讨到匡超人的衙门口，为了自身安全起见，匡超人是极有可能效贾雨村对付门子的办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的。
说到贾雨村，我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与匡超人最为相近的人物了。他们都是聪明能干之人，也都是欲令智昏之人，为了一己之利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做落井下石、恩将仇报之事。贾雨村为了攀附显赫的贾府，不惜以恩人的女儿做垫脚石；而后来贾府落难、墙倒众人推时，又是屡受贾府关照的贾雨村最积极主动地充当了推墙的急先锋。贾雨村的行径还勉强有几分为了自保，而匡超人对马二先生，却是不存在丝毫无奈的情况下的、彻彻底底的绝情绝义了。马二先生是在匡超人一生最困顿的时候无私地尽全力救助过他的大恩人，然而匡超人就能为了一己之利卑鄙地在背后对马二先生出言不逊！这“利”说来也微不足道、无聊透顶——只是为了在萍水相逢的牛布衣、冯琢庵面前显示自己的行，高明，有学问！甚至就为了这么点其实很虚幻的嘴头上的蝇头小利，匡超人就能毫不犹豫地将恩人拉来做一回垫脚石，我们不难想象，当有巨大的、切实的利益诱惑摆在面前的时候，还有什么丧尽天良、丧心病狂的事是匡超人做不出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依我看来，匡超人之背叛马二先生，比王惠之背叛朝廷降顺宁王还要无耻——刀架在脖子上的软弱还可以说是人性的软弱，而匡超人的行径是在堪称为人的界限以下。
在书中，匡超人之丑恶，直到他退场的时候，基本上还都是以恶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很具体地落实在行动上的令人发指的恶行似乎还没有什么。然而，此人的屡次恶言，俱非形势所逼，言不由衷；而是心念所指，言由其衷，每一次都是这个人心地丑恶的无遗暴露。所以，虽然关于他的故事嘎然而止没有了下文，但关于这个人物的人性揭示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后面的故事可能有很多很多，毕竟，匡超人才刚刚做到教习，三年后也许会做知县，然后??一切皆有可能。留给读者的回味与想象的空间这样大，这是吴敬梓先生的大手笔！ 世间无数丑恶在被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实践着，那些行恶之人究竟怎样“修炼”到了这样的“境界”，想了解这一点，匡超人是个绝对有说服力的、典型的例证。匡超人之流，行于世者也多，而以儒林为典型，此儒林之大不幸。或曰儒林乃社会之精英阶层。如此，精英阶层中的败类便也成为一切败类中败类得最为“精英”的人群了，奈何？！
匡超人乃儒林中最最下品之人。
《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
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描写的多只是人物生活的片断，剖露的多只是人物性格的特征，很少有贯穿全书的人物，也少有写完其人生全程的人物，唯匡超人稍显例外。《儒林外史》里的否定形象大致可分腐儒、“名士”、市井棍徒和官场无赖四类，匡超人一身而四位，从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堕落为最无耻的奸恶小人，作者并且特意用马二先生、景兰江、潘三作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四块里程碑，层次井然地划分他人格堕落的动态逻辑进程，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及功名富贵的毒液熏浸的社会环境，是一口深不见底的黑色大染缸，是大批读书青年灵魂变脏变臭的根本原因。我们啼笑了匡超人的无知无赖无耻之后，就把思考转向社会，我们将再也无法开启笑颜，因为我们已陷入悲剧情思之中??读书青年们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都照着匡超人、牛浦郎的路子走下来，一个社会哪还有光明的前途和希望！这难道还只是喜剧和笑料？
一部儒林痛史被点染了悲剧色调的最后一笔。读罢《儒林外史》，令人掩卷深思：一部渗透着悲剧的讽刺喜剧，不啻是那时代一部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启示录，鉴古鉴今。
《儒林外史》小说中，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心理描绘和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同时，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这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风。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