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

而我们很多人其实曲解了“娱乐至死”的真实含义，“娱乐至死”变成了“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致命的，致人于死地。我们的政府经常以健康理由干涉媒体节目的制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喜欢从旁摇唇鼓舌，高喊“娱乐至死”，指责媒体上的娱乐化倾向、某些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反对迎合市场，鼓吹加强思想审查，以教育人民为导向制作精品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的崛起，民间曲艺的复兴，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就更忧患了，“娱乐至死”的声浪就更喧闹了。好像中国媒体节目以前是多么优秀、多么真实似的，一派大好局面竟被恶俗的娱乐破坏了。某种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潜台词成了“主旋律万岁”，厚着

脸皮撒谎成了深度报道，空话套话大话成了深刻反思。

波兹曼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

码；而接下来的这次“图像革命”则是如精确制导炸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的七寸，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从这个时候起，工具不再是中性的，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子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或者另外一张照片与它配合都可以奇妙地衍生出一段新的信息姻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已经毫无诚信可言，它可以被制作者和阐释者任意歪曲，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对文字一样通过自己的抽象思考来获取知识、价值和观念，在自由世界的商业社会里，信息制作者们为了取悦大众获得不菲利润，一场盛大的娱乐盛宴必然开幕。而在铁幕之背后，它就必然成为独裁者们心爱的玩具；电视的出现终于引爆了信息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娱乐不再遮遮掩掩，它名正言顺地处死了严肃话题，大众甚至津津乐道这次弑君行动，人类臣服于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慢慢退化。

放松了奥威尔替自由世界绷紧的神经，使他忧心忡忡的是阿道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政变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当世界在黑暗的语境中难得地安静下来时，焦虑和无力感将如鼠疫一样蔓延，只有当下一次娱乐狂欢降临，人群才会告别墓地般的安静，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机制，也是我们时代病灶所在。

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娱乐至死》摘抄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1.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2.电视无法表示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3.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4.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5.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6.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

7.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

8.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事物。

9.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1.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

2.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他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3.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4.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1.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2.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认为，在美国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

3.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一种话语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种类型的内容，然后更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1.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2.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

3.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4.印刷术统治的时代称为“阐释时代”，新时代为“娱乐业时代”。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1.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中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2．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3.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

4.电视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1.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2.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地表现，电视导演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所擅长的。

第七章 好。。。。现在

1.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精神分裂症”。

2.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1.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1.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1.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2.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拜托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3.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备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1.只要人们虔诚的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第二篇：最新《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时代：莫让文化成为“庸俗的垃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李欢

开篇想说的。。。。。。

尼尔·波兹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学术理论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本人几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时间便看完了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术专著。并非是因为著作的字数不多，而是读起来异常轻松。当下许多学术研究专著要么过于晦涩，比比皆是的专业词汇拉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要么只是某作者为了完成出书任务，将一堆肤浅的资料堆砌了事。波兹曼则不同，《娱乐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他用朴实直白，而又满怀幽默睿智的语言将读者悄然引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人为电视娱乐而疯狂、而沉沦的时代，如此严肃的大众传播话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阅读的过程如同在听他讲述一个看似有趣的社会文化故事。

总体来说，阅读时是轻松的，但合上书本之后，你便会发觉浅显易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多么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一位传播学者对社会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的警世情怀跃然纸上。

在这里，本人并不想为国外的学者歌功颂德，但仅就对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尔·波兹曼来说，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开始长篇累牍地抒发个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对波兹曼的人生作一简单梳理，由此表达本人对这位已经因病逝去的学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敬意。波兹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倾心于将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变迁紧密结合起来，最终使得他有一批从社会实践层面出发的研究专著问世，《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的垄断》等就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几部。20xx年10月，波兹曼因为严重肺癌离开人世，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位在传媒文化界充当着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评

家给予极高的肯定，遗憾的是，对于传播学术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来说，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关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出版，尼尔·波兹曼才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姓名。无论如何，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能由《娱乐至死》聆听大师的教诲，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合上书本，反观中国今天的大众传媒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波兹曼的剖析和警示依旧发人深省。《娱乐至死》成书于19xx年，那是一个电视为王，而电脑还未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人沉浸在电视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会文化和公众话语的一切几乎都是围绕着娱乐展开的。而如今26年之后，当网络已如当年的电视一样普及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文化却在是否娱乐至死的边缘摇摆不定。今天再重拾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作为中国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其内化为对中国当下传媒现状的警示预言。

开篇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两点；一，波兹曼的著作具有明显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有必要重读和思考；二，对于已进入娱乐化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来说，必须在思考《娱乐至死》中赶快警醒，别让我们的主流文化成为娱乐化语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学生，本人无法对《娱乐至死》及波兹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统领全篇、高屋建瓴的论述，下面仅就阅读中几处颇有感触的地方联系实际抒发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前言中，就别有用心地为读者呈上两则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xx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xx年》中，奥威尔设想在19xx年，人们会完全处于集权主义暴政的统治下，“老大哥”无处不在，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担忧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将成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从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给了统治者。

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

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随着19xx年的到来，美国处处歌舞升平，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波兹曼相信，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事实上，赫胥黎和波兹曼并不是特别担心纷繁冗杂的信息蜂拥而至，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势必导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数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垄断下的人类世界将会进入“去思考”的状态。电视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会话方式。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动态画面给予受众以极大的视觉刺激，为了保证刺激的持续性，电视画面必须抛弃如印刷媒体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娱乐性够强的内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渐渐地趋向于娱乐化，电视里的世界重新定义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在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过程中，变得“低智商”，波兹曼担心一个“无脑化”的公民时代就此来临。

上述三位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奥威尔的极权主义预言，还是波兹曼和赫胥黎的娱乐至死之忧虑，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时代有着极其大的联系，其视野难免偏颇。奥威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奥威尔的预言便只注重极权主义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语境被周而复始的娱乐所充斥，而丧失了深层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渐被如孩童般幼稚简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代替，那么这个民族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二、“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

《娱乐至死》一书的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两篇，第一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详细阐释了其关于“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其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

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受到其前辈麦克卢汉的深远影响。19xx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当时的麦克卢汉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使波兹曼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回顾媒介的更新换代史，口头传播塑造了《荷马史诗》不可复制的神话，印刷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必须以具象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文字材料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电视机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持续不断的画面冲击使人们没有时间在接受信息后思考问什么和怎么样等等之类深层次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变为电视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电视机制造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根据电视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和与人交往，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会话内容，如同波兹曼在书中所举关于钟表的实例一般，新媒介对于文化隐蔽但无比强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们的文化和思维被这种构建在技术垄断上的会话工具所奴役，娱乐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与互联网时代

提到《娱乐至死》，就不能不谈及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识到美国文化定义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机，波兹曼才有了娱乐至死的论断。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使得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

“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xx年，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他认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现实再次给波兹曼的期许破了一盆冷水，WEB2.0时代，网络编程只是少数专业工程师的职责，普通网民，包括儿童在内经过十分简单的训练，便可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具刺激性的娱乐内容。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出现将技术垄断时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隐喻作用发挥地淋漓精致，这无疑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更严峻的课题。

四、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会娱乐至死么？

极具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阅读《娱乐至死》一书时，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

回顾广电总局不长的禁令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着 “娱乐化—火爆—打压—新的娱乐化”的路径。这种“谁火就灭谁”的监管方式,不仅反映出管理层面上的捉襟见肘,更显示出当下电视传媒的尴尬处境。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当我们开始极力讴歌网络化时代的自由性时，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过度娱乐的节目四处横行，大多充满着以三俗面目取悦进而麻痹受众的内容，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都是“个性”的典范。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中国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倒向娱乐至死。

结语

对于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娱乐化倾向，必须重申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波兹曼的警示都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下大众传媒被技术垄断的事实，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来，人类社会是否最终会“娱乐至死”，仍无法做一定论。但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长久以往，其结果比娱乐至死还要痛苦，因为我们将在原地被历史和时空抛弃。而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避免我们的文化在娱乐化的时代成为“庸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