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危局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个中国人都有往高处走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社会能比较通畅地让所有阶层都有往高处走的平等权利，而且还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其权利，这样的社会就会让人觉得有希望，有盼头。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大量地出现“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二代”、“穷二代”现象，特别是让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当代的中国正遭遇这样一种让下层的人看不到上升希望的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局？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破解的途径？
一、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最终没有赢家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承受着严重的社会不公
农民工对打工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有着重要贡献。据估算，外来民工对广东GDP的贡献率高达25%以上。据粗略估计，20xx年农民工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为33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北京市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农民工创造的。如今，在一些大城市，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停顿。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原来的城乡差别非但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还被带进了城里。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强制收容劳动或遣送回乡。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谈和谐。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城乡差别被农民工带进了城市，社会矛盾的焦点也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过去担心农村不安定，现在忧虑城市不安定。现在中小城市群体事件较多，如果群体事件出现在大城市，麻烦就大了。除了农民工二代以外，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在郊区立足的蚁族，受公司过度盘剥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成为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详细]
相亲角、“通婚圈”内的阶层固化
一个周末，年轻漂亮的李菲被妈妈“连拽带求”，带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园。在这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变成了一张“小广告”，在广告栏里“待售”。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都有这样的特殊公园，承载着两代人的“人生大事”。这里就是白发相亲角，50后、60后的父母为主体的“交易市场”，他们的“商品”则是自己的儿女--70后、80后和90后。爱情是一场买卖？
实际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来到这里的，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孙沛东说。她发现，从相亲家长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断然没有“富一代”、“权一代”的身影。他们都是相对小康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普通市民。而在他们面前，城市贫民和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被彻底排斥在“通婚圈”之外。“从相亲角的阶级分层，我们能够清晰看到阶层固化的结果。”这些家长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下的，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这被称为“阶层内婚”。“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结构也在固化。”孙沛东说。西方学者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的研究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阶层内婚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逐渐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才会随之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的婚姻才会增长。[详细]
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
我国的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关注。在转型期由于腐败就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
此外，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仇官、仇富、仇警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的观
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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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固化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不仅在公务员职位的提供方面，其实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这当然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由于许多社会资源被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余下不多的资源而斗争。而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的时候，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趋少。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在阻碍着社会成员向上流动。
同时，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权力和权利的想象和期待却空前地扩散了。中产阶层、经理阶层、白领工人的出现，都使阶层结构复杂化，新生的阶层及其子弟试图要分享政治精英的权力。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越来越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自己的利益要求究竟通过谁来表达？如何能够选拔出与大众相联系的精英？个体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这种期待和想象给掌握分配社会资源权力的政治精英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也加大了政治精英群体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详细]
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恶果
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恶果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阶层固化禁锢社会进步的活力。没有人愿意贫穷，但经过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才是不正常而令人悲哀的。相对于富二代来说，穷二代是指没能致富的工人或农民的子女，他们如今依然无从改变贫穷的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辛勤打拼，却始终无从到达理想的彼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营造出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机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远没有形成。官二代、富二代可以“拼爹”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穷二代却只能感觉命运不济，这无疑是不正常的。一个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人们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自身命运，只会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于社会的和谐可谓害莫大焉。尤为可悲的是，贫困家庭因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产生穷X代现象，令贫困家庭子女陷于“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就其自身来说，这种挫败的情绪会对其试图走出这个贫穷怪圈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令其“人穷志短”；就社会来说，这种一成不变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何尝不是文明社会一道急需消弭的伤疤？
二是阶层趋固化，草根难成功。《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曾经调查中国到底有多少“成功草根”，结果显示全社会草根成功人士比例有多高?选择了“不足5%”。温家宝总理曾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孩子一旦考上大学，意味着命运发生极大转折，如今农民孩子考上大学，则意味着家庭负担沉重，甚至因教返贫。但在现在这个“拼爹”时代，在一些地方或单位，“萝卜招聘”肆无忌惮。据《半月谈》杂志报道，公职招考作弊内幕不断升级，已经从所谓的“潜规则”进化到了给领导子女“量身订制”职位。如此一来，草根谈何翻身?有学者直言，“那些歧视性的国民待遇与权利不对等，那些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贫有富的制度偏袒，那些公私有别、法人与个人有别、城乡有别、官民有别的规则不公，显得格外扎眼。”如果优质
资源被少数人占有，草根站在一个不公平的起跑线上，他们想成功，难于上青天。经济学家王小鲁曾提出：中国的“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正逐渐走向刚化。很显然，所谓的新底层社会，其实就是无数草根，新底层社会的形成，意味着贫富在代际传递，社会阶层走向固化。
三是阶层固化的社会没有赢家。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没有赢家，社会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在，“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在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输家。阶层对立使社会缺乏理性、客观、公正、宽容的环境，精英阶层被预设为“坏人”与“恶人”，被贴上各种标签。[详细]
二、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原因是公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社会阶层流动门槛加高促使社会结构定型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阶层流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朝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
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详细]
“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决定人的社会地位
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19xx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xx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详细]
财富分化、身份固化、资源配置不公、公权力约束机制匮乏等导致阶层固化
社会阶层固化至少是一些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客观存在。首先，市场引致的财富分化进入代际传承期，相应的调节措施却尚未建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收入分配快速分化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基于经济收入形成了新的阶层位次，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出0.45。也恰恰是这30年，中国社会已基本完成创业阶段的财富积累，由收入分化带来的经济分层开始进入代际传承的新阶段。新一代的阶层流动需要起点公平，但我们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制度尚不完善，可为底层群体发展提供助力的资源基础极为薄弱。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渐转化为新一代社会起步的不同起点，相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拥有财富上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教育、职业等社会优势，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受到挤压。
其次，社会体制中的身份弹性趋近极限，农民工继续发展面临“天花板”。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并未完全打破，户籍制度和依据户籍人口分配社会福利的传统体制仍然维持，农民的地位改变其实只是农民内部分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也难以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这表明，原来的身份制只是因市场经济发育而增加了弹性，而真正的藩篱仍然存在。随着二代农民工的生成，农民在城市难以扎根的事实被明确感知，社会体制弹性空间的极限也就浮现出来。
第三，多元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阶层难免遭遇“社会排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平博弈的机制和平台迟迟未能建立，导致一部分人群在事关自身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面临“权利缺位”。于是，公共资源配置就向优势阶层、优势地区倾斜，
中低阶层遭遇的“社会排斥”就不断出现，对其实现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就一再成为问题。
第四，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依然匮乏，某些优势阶层通过寻租市场形成结盟。我们说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大调整，相对应的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改革和重新建构。然而，渐进式改革意味着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改革进程并不一致，由此造成新旧制度长期并存。与社会“碎片化”对应的是体制“碎片化”。这就是说，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共权力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双轨并存，使得行政权力过分扩容，权力不仅控制市场运行和市场交易，甚至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商品；一方面围绕不同体制“碎片”凝结成不同的受益群体，不同的受益群体也为不同的体制“碎片”辩护，改革深化的共识迟迟难以达成。在这种格局下，掌握优势资源的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声望分配者可以优势互补、结成同盟，裙带关系、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便构成了某些优势阶层的利益传承机制，而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则面临更大风险。由于社会地位出现一定的世袭倾向，新一轮的社会身份化也就俨然成型。[详细]
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导致社会地位世袭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躺赖在父兄权力软床上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不仅有的高干子弟实际上在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也在促使高干子弟去利用父辈的公权。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
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意味着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而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就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并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详细]
高等教育制度和住房阻碍青年人的阶层跃升
第一是高等教育制度问题。今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在蚁族的群体中，凡是家庭条件好的一般能上985、211大学，这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在研究生蚁族中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比较多，家庭条件越差的在大专和普通高校中占的比例越大，高等教育负责筛选精英人的机制，这中间有很大问题。大家希望从我们的教育、就业获得阶层的跃升，但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间发生了复杂的转化，一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就有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文化资源，可以上好的学校，好的小学、中学、大学。马克思说“高等教育是创造一种成人仪式，让那些注定要显赫的人从人群中识别出来”，而背后等级制度和差异确已呈现出来。高等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公平的期待远远大于对其它价值观的期待，几位老师也谈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创造了一个上升通道。这种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使得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能够通过这样的渠道上去，实现自己的阶层跃升。而现在高等教育制度不仅是一个教育制度，还是个社会分层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包含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对农村孩子意味着城市身份的获得；对底层群体而言，干部身份的拥有意味着可以在大城市定居，所以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是住房问题。今年做的最新调查能看到住房已经取代了收入和职业，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困的重要标志。原来说贫困，就是老人、小孩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但我们一个人再努力工作也贫困，我们看到一个月挣一万块的蚁族，一个月只花一千块钱，一个月省8000多，在北京多少时间可以买到一个厕所？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能买得起房，月供可以自己供，但首付必须父母供给，而蚁族大部分是穷二代，父母大多数是农业从业者，没有经济实力。所以提出一个新概念“再次贫困”，住房上处于贫困，影响了生活各方面，不敢结婚，不敢交女朋友，不敢生孩子等。原来划分阶层，收入、职业和声望的要素，我认为要加入“住房”的要素考虑。有一个年轻人是北京人，没有房子，找不到朋友。其母亲说，我现在对你最大的贡献是去死，死了的话腾出一套房子可以娶媳妇了。当时我们在女蚁族的床头拍了一个照片——《第一个五年购房计划》，建筑面积53平米，使用面积45平米，单价多少钱，总价多少钱，首付多少钱，每个月需8000千，下面是努力再努力，一定行一定行！下面是她和她朋友的签字。这看着让人很辛酸。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是在高等教育欠缺的机制上，还有一个是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住房没地做梦，中国梦如何实现？[详细]
三、破解社会阶层固化危局的根本途径是制度变革，保障公民平等权利
变革现有制度，让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
最近几年，农民工由“候鸟型”已经向“迁徙型”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这说明农民工中的多数人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这个过程是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27.8个百分点。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1）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2）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3）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
（4）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5）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问题。（6）扭转对农民工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详细]
优化所有制、就业结构，完善分配、社保制度
一是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实现阶层合理分化和趋中性流动。所有制结构调整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动力源。当前需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此改变社会阶层的结构和社会分配方式。分配制度要充分体现公平性，维护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能够鼓励人们合法经营，肯定人们辛勤劳动的价值，避免行政过程对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造成伤害，使社会财富的积累和配给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使阶层流动拥有激励机制，并最终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制度环境。
二是要建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避免弱势阶层失去流动能力。党需要领导政府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造一个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络，包括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保险、贫困扶助等；与此同时，政党需要协调社会力量，在培育社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过程中，让社会承担相应责任，提供社会保障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调整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提倡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工作，降低其固化可能。
三是完善就业结构，推进城乡统筹的有序深化。一方面需要通过法治建设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对弱势群体利益进一步损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调整产业结构，对旧有生产体系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和工人实行技能培训，增强其适应性和竞争力，加速社会阶层流动。
四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协调社会关系。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联系群众，凝聚群众，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基本功能。通过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推动基层社会发育，实现对阶层流动的价值引导和组织保障。[详细]
用周全的制度设计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
面对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呢？如果我们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就应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着眼，去探索“穷二代”改变命运机制的具体路径。因为，“穷二代”之所以贫穷，不仅在于家庭收入的微薄、父母能力的有限，还在于确实存在的权利差异和贫困。正是因为相应的权利没有得到公平保
障或足够保障，才导致了“马太效应”在阶层遗传上有所体现。如何给那些“穷二代”以改变命运的机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周全的制度设计。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那些“穷二代”可以和“富二代”、“官二代”一样，平等地站在权利的起跑线上。这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待遇，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的权利受到影响时，要保证他们可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权利实现充分保障，改变命运的机制就会应运而生。[详细] 借鉴美国阶层垂直流动性经验，建设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社会
美国一直保持较好的垂直流动性。比尔?盖茨就出身平凡；奥巴马是一个黑人，也能当上总统；前国务卿赖斯也是黑人；再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那里权势人士的子女未必权势，里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只能排队领救济金。美国也有一些大富豪由于资产管理不善，几天之内变为穷人。他们没有固定的特权可以依靠，所以流动性很高。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大，而垂直流动性也大的社会。不少外国人愿意去美国谋发展，就是因为垂直流动性高的缘故。要改善垂直流动性需要普及教育，消灭特权，发展社会公益，信息畅通无阻，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较好的垂直流动性，能使社会富有活力。但是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造成的种种问题。所以即使有了较好的垂直流动性，减少贫富收入的过分差距仍然是必要的。美国最近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了这个道理。美国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美国政府不但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来调节收入差距，还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专门帮助低收入家庭。在没有特权，充分竞争的市场分配制度中，收入分配和人的才智、体力相关。而人的才智、体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社会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植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自然的必要干涉。[详细] 结语：
在当代中国，要想让所有人都有希望、有盼头地向高处走，成为有安全感、价值感、幸福感的人，就不得不制衡公权力的运行，不得不用法治的方式约束资本、资源的流通和分配，不得不建设一个能保障所有公民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不得不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固化格局。这不仅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推动全方位的制度变革、政策安排，也需要每一个公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并用积极的行动去尽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