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
诚信，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北宋“庆历五先生”倡导教育和学术以来，诚信就为历代浙东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议论显得玄虚、高妙。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把诚信的道理通俗化了。按王阳明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一个致良知的问题：“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答聂文蔚》）黄宗羲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朱舜水也说得分明：“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诚诚二首》）
浙东学派通过传道解惑的教育手段，用诚信来滋润四明大地，潜移默化地域主体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王阳明认为，人人都能通过致良知而达到诚信，哪怕是被儒家最瞧不起的商人。他说，“治生亦讲学中事”，只要“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所以，诚信对宁波人民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做人要凭良心”，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头禅。
古人谈论诚信，侧重于己之“慎独”与待人之“信用”。诚是对自己，信是对别人。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对自己能诚，对别人自然能信，两者相辅相成。而当西潮东卷、门户开放、中国社会开始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人们又与时俱进，将诚信从传统社会的单纯道义转向近代社会道义和功利的双重推动，将诚信从农本社会的情感依据转向商业社会的理性依据，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重。
诚信确乎不是和功利无关的纯粹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所谓契约，就是市场经济时期诚信的具体文本。它是一种在内容上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把内在的自我软约束转为外在的法律化的硬约束。契约要能生效，义务得以履行，必须以忠诚信守为先决条件。离开了信用，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诚信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没有诚信，商业就是欺诈的代名词。
“宁波帮”商人早就意识到诚信立业的至关重要性，知道商业道德具有实际的利益基础，不但于人有利而且于己有益，所以他们视信誉重于效益，诚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格。宁波钱庄业，正是由于良好的信用，被工商界誉为“信用码头”、“多单码头”，称雄于金融界。又据潘子豪的《中国钱庄概要》称：晚清至民国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所以“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业务遍及海内外。而西服业中的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业之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许多宁波人仍然坚持诚信立业。世界船王包玉刚，无疑是当代“宁波帮”乃至全体宁波人的典范，他曾明确表示：“在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要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
这里面的关系的确很大，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正是立足于道德文化与契约文化的基础之上；可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却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诚信危机。各种机构、传媒、学校、商场、交通、运输、生活必需品，让我们真正信得过的，似乎越来越少。这样的诚信危机，破坏了经济社会的秩序和环境，腐蚀了正常的商业信用，侵害着老百姓的利益。现阶段出现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与诚信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如何加强当代中国的诚信体系？只有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双管齐下，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硬约束和软约束相统一。用于他律、硬约束的制度建设，重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而用于自律、软约束的教育引导，则显而易见，上述浙东学派的诚信观念值得提倡，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宁波市委把“诚信”列为宁波精神之首，既符合历史事实，体现了浙东学术文化和宁波商贸文化的独特内涵，又切中当前症结，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十分妥贴。事实上，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都离不开诚信。诚信等于生存，等于效益，等于前途，等于城市品格！唯有诚信，才能立人、立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在“宁波精神”的感召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历史在这里沉思，让今天告诉未来：宣扬诚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第二篇：安徽铜陵大通地域文化调查报告
安徽铜陵郊区大通古镇地域文化调查
——《地域文化》调查报告
一、调查内容及过程
我对大通古镇的地域文化从古镇的历史文化、特色的历史建筑、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查，通过访问当地居民，走访当地的特色古街、参观建筑，另外还有就是阅读一些相关书籍获得的。
二、特点介绍
（一）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
铜陵大通镇位于青通河与长江交汇处，是一个千年古镇，它曾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的安徽“四大商埠”之一。清末民初，是大通古镇的鼎盛时期，小小的古镇上居住着10余万人，有着“小上海”的美誉。1876年，大通古镇与当时的安徽省府安庆一起，被《中英烟台条约》列为对外商开放的暂泊口岸；在辛亥革命时期的19xx年，它更是安徽临时省政府所在地；其地理位置独特，距安徽精品旅游风景区九华山83公里、黄山和太平湖154公里，是“两山一湖”名符其实的“后花园”。
（二）特色的历史建筑
和悦街和澜溪街两个历史街区，隔江相望，一江两岸，各具特色。在两个历史街区广泛分布的传统民居建筑，从建筑本身既
体现了徽派建筑的风味，也反映了因水而生的商业城镇的基本格局。其中盐务招商局、商铺、报馆等建筑遗迹，是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士阁”作为“大九华山头天门”，是我国一座著名寺庙。它位于铜陵市大通镇南面的神椅山下、青通河畔，大士阁经多次修缮建设，陆续建了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大愿殿、伽蓝殿、祖师殿和功德堂、大慈殿、阿罗汉书画院及五百罗汉堂等庙宇。
龙泉井，距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由于这口井位于长龙山的脚下，在建井之前，这里就有一处泉眼，泉水终年流淌不息，为了便于泉水的储存和使用，便在这泉眼之处开挖建井，井深三丈有余。因为人们称那泉眼为龙泉，所以主人就把这口井取名为：龙泉井。
大通钟楼，这座钟楼是西班牙人在大通修建的，至今已经有着近70年历史，高高地屹立在大通镇中心的长龙山“西瓜顶”上，呈四方立柱型，边长约为4米，园形拱门，高约20余米，上下三层，由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 现存一个残缺破败但风采依旧的遗址。
（三）丰富的自然景观旅游资源
这里有青通河、长江、鹊江、祠堂湖、白浪湖、潜洲沙滩湿
地、江心洲田园风光、国家级淡水豚自然保护区（现为国家3A景区）等自然景观旅游资源。
三、个人意见
近几年，大通相继荣获“联合国迪拜人居环境奖”和全国“文明镇”等荣誉称号；20xx年5月，铜陵抓住争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契机，推荐大通镇参加首届CCTV中国魅力名镇评选活动，大通在全国2万多小城镇中脱颖而出获第24名，其美誉度得到较大提升。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地域文化做出相应的有效保护措施，不能让太多的现代化城镇发展侵蚀古镇魅力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