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十论》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席泽宗，19xx年生。山东垣曲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xx年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至今。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现为该所研究员兼中国科学技术史理事长。专攻中国天文学史。兼及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史综合研究。著有《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科学史八讲》和《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等书。

内容简介：第一章：历史上的科学并不都是博物馆中的科学。“当一位久远的科学家的思想方法或科学理论能被用为现今理论形成的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成现代的。”从而科技史和现代科学有了对接点。科学史研究就是为了摸清科学发展的脉络，总结科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对科学的返本归源。研究科学史，不仅可以了解科学的发展，还能古为今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这是因为西方的科技都完整的继承下来，而中国自然哲学中除了天、算、医、农中的医学以完整的继承下来，其他大多断了传承，对于研究科学思想和寻找科学资料而言，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吴文俊院士继承古代数学而开发的数学定理证明、竺可桢与李四光整理古代资料编制《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就是实例。

第二章：科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缺少了科技史，“社会经济背景、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的变迁”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史虽然是一门历史学科，但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要用到历史知识，还必须用到科学知识。科学史与历史学科在实际研究中是相分离的。他们的分离是有原因的。科学史与历史学科是可以相互交融的，是互补的。科学史的研究需要历史科学的帮助，历史学家的一些研究也要科学史家提供佐证。

第三章：中国古代科技有着辉煌的过去，在相当成一段时间内，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古代王朝，对于科技虽然谈不到重视，但也绝不是压制。各代对于科学事业痴迷的不乏其人。从事科学基础研究也不在少数，如祖冲之研究圆周率，《墨经》论述光学原理等。古代的整体系统思想，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自然科技史料更是今天科学研究不可多得宝贵财富。

第四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古代先贤做学问的精神，就可以作为今天我们做科技的精神。从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到大学的“格物、致知”，古代中国并不缺乏实践探索的精神，并不脱离自然万物，并不都是形而上学。因此，中国科技才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辉煌的成绩。孟子的“民本”和“求故”，更是对民众思想的解放，若不是明清两代对思想的禁锢，古代中国科技还能有进一步发展。

第五、六、七、八章：中国古代科技的范式是阴阳五行，无论是天文、地理、农和医，都可以用五行的相生、相克解释。阴阳五行对自然地解释是以象释象，不同于以理释象，利于理解，但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天文学在古代科技中占有很大比重。它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而且是代天立言，有着许多社会职能，这也是使我国星相学长时间内占据世界第一地位的原因。但是天文学只求实用这一

点，也限制了它进一步发展。

第九、十章：中国古代的星象记录，为现代研究超新星，太阳黑子周期等天文学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解答了很多疑问。中国科学研究所成立40年来，竺可桢、钱临照两位前辈在科技史研究上都做出巨大贡献。很多成就都开了中国科技史研究先河，同时对整个世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关科技史十论几个问题的读后感言：

一、科学史的研究不止对科学研究提供丰富历史资料，同时也对历史研究助益颇大，例如竺可桢老前辈《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判断尚书年代，可谓科学考证，胜于文字考证的千言万语，对历史研究是一大创举。

二、启与弗朗西斯·培根对比，启要比同时代的弗朗西斯·培根伟大。主要有三个方面：（1）弗朗西斯·培根著有《新工具》一书，提倡实践，但本身没有成就。而启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方面都卓越成绩。

（2）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忽视演绎法的作用。启则在演绎法方面有所长。（3）培根著有《新大陆》，主张设立理想研究院，却说而不作。启大力发展数学，组织人力研究与数学相关的十门学科，即天文气象、水利、音乐、军事、统计、建筑、机械、地理、医学和钟表。

但是培根的学说被后来欧洲科学家发扬光大，启的学说却在历史中散佚。这一点不能不发人深省。故而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亦难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必须要有与这个成就相匹配的社会环境。一个没有生存土壤的学说不管多么伟大，都不能长久存在。就如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宣扬民本思想，也不能在中国率先诞生君主立宪制度。因此，科技发展，必须和时代背景相结合。

三、中国人的宇宙模型不同于同时期世界各民族神话模型，在古代先贤的观念中，宇宙不是神创造的（基督教思想），不是由原人演化来的（印度教思想），而是由虚无之中诞生的。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并不相信有造物主，道家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儒家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的晋代玄学家继承了这一思想，晋代郭象曾明确说“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体现了中国宇宙模型的唯物性。

四、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期间，古代科技发展从来就没停止过脚步，甚至在战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期间，科技的发展速度更快。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元时期一度达到高峰，但在明清两朝，思想禁锢严重，甚至大修文字狱，朱元璋删节孟子，删掉孟子中的民本思想，利用八股取试，使得科学技术一度衰退，甚至连宋元取得的成就也被人遗忘。由此可见，对于科学发展而言，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上的专制与禁锢。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科技的发展。

五、在中国，一切技艺的极致都以道来体现，术数是道，庖丁解牛也是道。对道的推而广之，是除阴阳五行之外古代科技的又一范式。古代崇尚自然，把自然作为道。这虽有利于对自然的观察理解，但是不利于对自然的超越，不利于对自然进行理性逻辑的阐释。

六、中国人尊重古人，这有利于对古老文化的传承，但是在科学上也不脱古人的藩篱，难以有超越。学术研究大都是返本归源是的，很多是经典的注释，如刘徽的《九章算术注》。这样改革创新往往有很大阻力，不利于新学说诞生。

第二篇：中国农业科技史读书报告20xx

《中国农业科技史》读书报告

----明清时期我国农业缓慢发展的原因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该书《中国农业科技史》以精耕细作技术发展为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9个历史阶段进行阐述。于各个历史阶段时代背景下，论述了从上程，及各阶段农业生产的组成和变化，分析取得的科技进步和成就，并揭示农业科技发展的规律。本书脉络清晰，叙述明了，内容丰富，农业科技文化的有用参考书籍，适合农业院校作教科书，也可作农业干部培训班的教材。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发展颠峰后处于停滞的时期，下面我将从以下两个个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我国农业缓慢发展的原因：

（1） 结构不甚合理

明代建国之初，农业上基本仍采取历代王朝初期的政策，如垦荒、屯田、兴修坡塘堰闸、奖励种桑植棉、减轻田赋徭役等等，同时建立户口、土地和里甲制度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以恢复和发展生产。清朝入关后致力于加强封建经济，农业政策、制度大多沿用明代旧制。

农业与其他生产部门相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农业结构的调整。但环境变化的要素和强度、速度不同，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也就有很大的差别。明清时期环境变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但从总体来看，其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是大的灾荒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环境变迁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响应过程，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环境变迁为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农业结构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环境的配合。蝗虫是北方旱作区的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其为害甚至超过水旱灾害。明清时期，由于农田水利长期失修，蝗灾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为严重。除此之外明清时期沉重的赋役压力也使得农民的生活惨不忍睹。

（2） 明清时期重文轻理导致农学家稀少

明清进士共51090人，而进士出身的农学家仅14人。如果农学家标准

放宽，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这许多进士都干什么去了，统治阶级选拔出来是政治性的，让他们担任各级地方官吏，作为统治的骨干力量。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各级地方官吏的职责是劝农督农，即使是劝农负责的官吏，无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兴修水利，劝农有方，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研究，像北魏贾思勰，元王桢等人，可说是凤毛麟角。《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汉代劝农有方的官吏，一一点名，也不过11位。还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桢所说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剥削脂膏以肥己，宁肯勉力以劝之哉？” 农业和农民的地位如此低下，农民若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封建社会这种“重农”实“轻农”的政策，不仅影响农业社会农学人才的成长，而且它的残余影响异常深远。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舰大炮轰开，农村破落，农业衰败大暴露，维新派人物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时，终于从中外对比中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呼吁重农，如梁启超即指出：“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张謇也有类似说法，不俱引。梁启超还指出，秦汉以后，农工商与士走上两条不同道路，士变成不辨菽麦，农民则不识一字，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 的局面，这是封建社会重文轻理的必然结果。

（3） 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粮食的增长速度

自明至清，经济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口的激剧增加。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到道光十四年(1834)的450余年中人口增加了5倍多。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日益成为全国性的矛盾。人口在清中后期又迅猛增长（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达4亿），耕地开辟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下1.65亩/人，[9] 农业生产虽然一再努力增加复种指数，围垦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无

地农民涌向边远山区，焚林开荒，造成“只为人多觉地偏，一人一亩尚难全”和“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的境地，农业生产又没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后只能走向滑坡。而从农业本身来看，由于清朝的严格闭关自守，断绝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暴露出传统的农学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阶段。如以阴阳、五行、气的消长解释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对于西方18世纪以来兴起的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与农学密切相关的实验农学进展毫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