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舞弊审计经典案例
第一节 国内舞弊审计经典案例
案例一：银广厦舞弊案例
一、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银广厦的前身为1992年成立的广厦（银川）磁技术有限公司。
1994年1月28日，“广厦（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同年6月17日，“银广厦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天然物产的开发、加工、销售；动植物的养殖、种植、加工、销售；食品、日用化工产品、酒的开发、生产、销售；房地产的开发、餐饮、客房服务、经济信息以及咨询服务。
银广厦事件是由《财经》杂志一纸捅破天窗的。《财经》杂志20##年8月号发表封面文章，《银广厦陷阱》揭露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银广厦，1999年度、20##年度的业绩，绝大部分来自造假。
经中国证监会查证，银广厦（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伪造销售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从1998～20##年虚构利润分别为1176万元、17782万元和56704万元，共计76262万元。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银广厦公司1999年和20##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业务，为其出具了严重失实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由于上述问题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财政部对该案所涉及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依法进行处罚；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同时将追究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责任。
银广厦的造假流程
银广厦财务报告陷阱设置过程可以用“赤裸裸”三个字形容。在被指控造假的1999年和20##年两年，先任天津广厦（天津广厦旗下的二氧化碳萃取业务提供了两年间银广厦几乎全部的报表利润）财务总监升任董事长的董博自称银广厦董事、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兼董事局秘书丁功民指示操作了财务造假。而身为银广厦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的李有强承认董博所言属实，天津广厦的账都是假的。
1999年11月，董博接到了丁功民的电话，要求他将每股的利润做到0.80元。董博便进行了相应的计算，得出天津广厦公司需要制造多少利润，进而根据这一利润，计算出天津广厦需要多大的产量、多少的销售量以及购多少原材料等数据。
1999年的财务造假从购入原材料开始。董博虚构了北京瑞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京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东风实用技术研究所等单位，让这几家单位作为天津广厦的原材料提供方，虚假购入萃取产品原材料蛋黄粉、姜、桂皮、产品包装桶等物，并到黑市上购买了发票、汇款单、银行进账单等票据，从而伪造了这几家单位的销售发票和天津广厦发往这几家单位的银行汇款单。
有了原材料的购入，也便有了产品的售出，董博伪造了总价值5610万马克的货物出口报关单四份、德国捷高公司北京办事处支付的金额5400万元出口产品货物银行进账单三份。为完善造假过程，董博又指使时任天津广厦萃取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阎金岱伪造萃取产品生产记录，于是，阎金岱便指使天津广厦职工伪造了萃取产品虚假原料入库单、班组生产记录、产品出库单等。
最后，董博虚构天津广厦萃取产品出口收入23898.60万元。后该虚假的年度财务报表经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并入银广厦公司年报。当年，银广厦公司向社会发布的虚假净利润高达12778.66万元。银广厦虚构了巨额的出口销售，主要客户是德国诚信公司，而德国诚信公司的货款进账单都是伪造的。
次年，财务造假行动继续进行，只是此次已不再需要虚构原材料供货方。据董博称，依旧是接受丁功民的指示，伪造了虚假出口销售合同、银行汇款单、销售发票、出口报关单、及德国诚信贸易公司支付的货款进账单，同时同样指使天津广厦职工伪造了虚假财务凭据。
结果，20##年天津广厦共虚造萃取产品出口收入72400万元，虚假年度财务报表由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徐林文签署无保留意见后，向社会发布虚假净利润41764.6431万元。
20##年年初，为进一步完善造假程序，董博虚报销售收入，从天津市北辰区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500份。除向正常销售单位开具外，董博指使天津广厦公司职员傅树通以天津广厦公司名义向天津禾源公司（系天津广厦公司萃取产品总经销）虚开290增值税专用发票份，价税合计22145.6594万元，涉及税款3764.7619万元，后以销售货款没有全部回笼为由，仅向北辰区国税局缴纳“税款”500万元。20##年5月，为中期利润分红，银广厦总裁李有强以购买设备为由，向上海金尔顿投资公司借款1.5亿元打入天津禾源公司，又 以销售萃取产品回款的形式打回天津广厦账户，随后其中1.25亿元以天津广厦利润的形式上交银广厦。
处理结果：
法院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分别判处原银川广夏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李有强、原银川广夏董事兼财务总监兼总会计师丁功民、原天津广夏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阎金岱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至8万元；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加荣、徐林文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二年零三个月，并各处罚金3万元。
（资料来源：http://www.zgkjslw.com/news/9258729.html）
二、思考与分析：
1、 银广厦造假有什么特征？
2、为什么作为非注册会计师业内人士的《财经》杂志记者能够发现的事实，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却没有发现问题？
案例二 蓝田公司舞弊案例
一、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蓝田股份20##年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8%来自农副水产品收入和饮料收入。农副水产品主要指的是桂鱼、鲤鱼、草鱼等淡水鱼类，中华鳖、青虾以及莲子、莲藕、菱角、茭白、莼菜等水生植物。饮料则是出现在各个广告媒体上的野莲汁、野藕汁、蓝田矿泉水等。
蓝田的故事
在蓝田从成功走向成功的路上，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白捡的“第一桶金”。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价格收购来。每六斤活虾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20元是纯利。
一只鸭子＝两台彩电。蓝田所产的鸭子品种为“青壳一号”，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而且一只鸭子一年产蛋高达300多只（比普通鸭子高出一倍以上）。同时鸭蛋个大味美，价格奇高（有报道称每只鸭蛋的纯利为0.4元）。原公司董事长瞿兆玉曾骄傲地说，蓝田“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亩产3万元。蓝田股份与中科院水生物科学研究院所共建的农业产业化科技示范基地，通过对渔场的改造，将传统单一的粗放养殖变为名特优新品种的立体养殖 “水面有鸭，水里有鱼，水下有藕”，形成一条自给自足的生物链。据瞿兆玉称，一亩水面一年的产值可以达到3万元。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蓝田还有很多。可以说，农业行业的许多“新概念”都被蓝田发挥到了极致，许多企业还在探索中的产业化方式在蓝田已经被运用的“驾轻就熟”。
蓝田的问题
蓝田的业绩神话虽然“美丽”，但却并不“完美”。
蓝田股份20##年中报显示，截止今年上半年，公司未分配利润高达11.4亿元。但也正是在公司“业绩增长”最快的近3年间，蓝田股份却捂紧钱包，只在20##年6月进行过一次每10股派1.6元的分红。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在投资者的纷纷质疑下，蓝田股份发布“中期报告补充说明”并指出，“11.4亿元的未分配利润大部分已转为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
蓝田股份每年十几亿元的收入大多化为固定资产。如果这是真的，这至少也是不正常的现象。与工业企业不同，农业企业对厂房和设备的要求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蓝田股份财务报告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应收账款奇低。公司20##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8.4亿元，但当期的应收账款却只有区区857.2万元。蓝田股份对此的解释颇具“地方特色”：由于公司基地地处瞿家湾，“占公司产品70%的水产品在养殖基地现场成交”。其中上门提货的客房主要是个体户，而当地银行没有开通全国联行业务，银行电汇和银行汇票结算要“绕道70公里到洪湖市”，而通过银行专邮到公司在瞿家湾的开户行，时间需要3至7天，因此“钱货两清”成为惯例。有业内人士指出，水产品的销售方式虽然会因地域不同各有差异，但通过代理中间商销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与个体鱼贩直接“一对一”的销售不可能成为主要方式，尤其在水产品交易量如此之在的的蓝田股份。但让人仍不免感到蹊跷的是，一个现金流量如此丰富的地区除了一个小小的农业银行储蓄所外，竟然没有其他任何一家银行在此驻足。
蓝田股份固定资产占资产的百分比高于同业平均值1倍多。
蓝田股份所处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具有特殊性，资产折旧没有固定的标准而且无法盘点。蓝田股份的高收益含有水分，虚构的利润只能变成固定资产“扔到水里去”。
在与中国蓝田总公司的关联交易上，蓝田股份似乎总在占便宜。公司公告称，野藕汁、野莲汁、红心鸭蛋等产品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的广告，以及公交车、路牌等广告的费用均由中国蓝田总公司支付，而且蓝田股份也没有承诺在未来支付该费用。
蓝田股份长时间占用中国蓝田总公司等关联方的巨额资金，以20##年中报为例，关联方其他应付款余额2.22亿元，其中向湖北洪湖蓝田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借款2884万元，其余均为向中国蓝田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借款，仅向中国蓝田总公司的借款就达1.93亿元。
蓝田股份上市后的业绩几乎年年翻番增长，公司1996年至199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5927万元、14262万元、36259万元、51303万元，直到20##年才有所下降，净利润为43163万元。其业绩神话主要来自鱼塘效益。20##年上半年，公司总经理瞿兆玉称：洪湖有100万亩水面可以开发，蓝田股份现在只开发了30万亩，而高产值的特种养殖鱼塘只有1万亩，这种精养鱼塘每亩产值可达3万元，是粗放经营的10倍。20##年上市的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有6.5万亩鱼塘，养殖收入每年五六千万元，单亩产值不足1000元。同样在湖北养鱼，蓝田股份“粗放经营”的养殖业绩是武昌鱼的3倍，“精养鱼塘”更是高达30倍，其可信度颇让人怀疑。
（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t/20011207/152485.html，http://www.people.com.cn/GB/jinji/35/161/20020123/653943.html）
二、思考与分析
如何使用分析性程序识别蓝田公司舞弊？
提示一：蓝田公司静养鱼塘的产量是否正常？
提示二：蓝田公司的销售收入是否正常？
提示三：蓝田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是否正常
提示四：蓝天公司的在建工程是否正常？
提示五：蓝天公司的毛利率是否正常？
提示六：蓝田公司的职工收入是否正常？
提示七：蓝田公司的固定资产年折旧额是否正常？
案例三：粤海铁路公司舞弊案
一、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粤海铁路：粤海铁路从广东湛江直至海南叉河，是我国第一条跨海铁路，总投资45亿元。20##年1月，粤海铁路开通，结束了海南省不通火车的历史。
粤海铁路公司：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由铁道部、广东省政府、海南省政府三方合资组建，上述各方分别授权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东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产权代表。
粤海铁路通道建设大事记：
1992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海南省、广东省共建海南铁路通道项目。
1994年12月，铁道部、广东省、海南省签署《铁道部、广东省、海南省关于建设海南铁路通道的协议》。
1997年8月26日，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标志着粤海铁路通道工程正式启动。
20##年10月31日，“粤海铁1号”建造完毕并进入东海试航。
20##年1月4日，粤海铁路琼州海峡火车轮渡及海沙段通过铁道部、海南省及广东省的初验，已具备临管运营条件。
20##年1月7日，粤海铁路通道琼州海峡火车轮渡正式开通。
私分国有资产罪：1997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新《刑法》第396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审计过程：
20##年3月20日这天下午，粤海铁路公司财务部杨部长在海南国贸路申亚大厦办公室里，接到审计署深圳特派办审计组打来的电话，说明天下午要进点审计，让准备一间审计办公室。杨部长三天前已接到审计通知书，以为这和往常一样是让他们接站和安排食宿的，所以没太在意。谁知，再往下一问才知道，审计组全部人马已到海南，人住在申亚大厦对面的汇通大厦，而且，一切食宿等费用均由审计组自理。这，着实让杨部长吃惊不小。接待审计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此前，粤海铁路公司已接待了13批审计，早已熟门熟路，都是事先电话通知让安排接站和安排食宿的，难道这次是专案审计？直到第二天，审计组正式进点宣读了审计“八不准”纪律，杨部长这才稍稍松了口气，知道不是冲他们一家来的，而是审计署为保证审计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而统一采取的措施。在随后与深圳特派办审计组接触的三个月中，杨部长越来越感到这第十四次审计与以前大不相同，他曾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深圳特派办审计组在他们前后经历的14次审计中，创造了许多“唯一”和“之最”，是唯一自己掏钱吃住经费自理的，是唯一对他们自办实体提出置疑的，是唯一踏勘那么多工地现场的，是审计时间最长、态度最严谨、业务最熟悉、问题最尖锐、力度最强大的审计组。
其实，这次审计对深圳特派办审计组来说，也是非同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审计本身就是公认的专业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审计，涉及工程设计、施工、材料、工艺等多方面技术规范和标准。粤海铁路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建设项目，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曾经视察过。另外，审计组是对粤海铁路建设资金1995年至20##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跨六个财务年度，累计到位资金约21.63亿元，其中，国债资金13.8亿元。对这个总投资45亿元、创造了许多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奇迹的项目进行审计，审计组势必要面临全新的压力与挑战。担任审计组长的吕大文处长说，大家便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审计组进点后，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面对6个年度、21亿元形成的浩如烟海的账册、凭证、合同、图纸等，真有点无从下手。光工程合同、图纸就快把人给淹了，还要实地踏勘工地，时间只有3个月，人员只有8个人。审计组必须尽快抓住重点，寻找突破口。
审计组兵分两组，财务组和工程组，两边同时进行。几天后，财务组在仔细翻阅报表资料后发现疑点。该公司旗下有5个经济实体，2个团体。都是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7个实体），经营业务范围均与建设项目有关。根据以往审计经验，这往往是做手脚，藏猫腻之处。而此时，工程组也发现，施工合同和购料合同上，也频频出现这几个实体的名字，粤海铁路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与采购，大多是与下属7个实体的关联交易。
这就是审计重点！审计组立刻决定对这7个实体的财务收支和经营业务情况进行重点审计，由此打开缺口。
财务组从报表上看到，7个单位效益极好，年年盈利。审计人员跑工商局调注册登记资料，跑银行查开启资料，并与粤海铁路公司资金往来账仔细核对后，发现粤海铁路公司从1998年5月至20##年底，先后挪用262万元建设资金违规给7个实体作经费开支和启动资金。7个实体的人马均为粤海铁路公司本部干部兼职，均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公司。经查阅大量法规并咨询国家计委后确认，粤海铁路公司董事会根本不具备投资权及公司合并、分立、变更的决策权。
审计组开始向该公司指出挪用建设资金违规办实体的问题时，公司根本不买账，说我们经历了13次审计，从来无人对此提出过任何置疑，但审计人员捧着法规一遍遍向他们解释，以理服人，依法陈述，经过十几个回合的沟通，公司方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
审计人员发现，7个实体经营的业务清一色是粤海铁路建设项目。这些实体并不具备承揽工程建设或购买工程物资的资质和能力，仅充当中间商、二传手，所谓运作，不过是过一下手从中吃一道差价，套取铁路建设资金罢了。
经审计组查明，至20##年底，7个实体中的6个从粤海铁路公司自管基建项目中，套取建设资金6348.8万元，形成毛利收入。其中，以甲方供料名义取得材料差价或管理费收入4961.4万元；所办实体（无资质承包）通过转包取得差价或管理费收入765.2万元；职工技术协会和技术服务中心以提供技术咨询名义取得收入622.2万元。
粤海铁路公司下属实体一览表
本来，甲方供料是建设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保证材料质量，采取的由建设方提供所需材料的方式。但审计发现，粤海铁路公司为了用足概算（而不是节约投资），以下属实体套取高额利差，在甲方供料方式上大做手脚，以概算价入成本账，不进行招投标采购，不自己采购，而通过下属物资公司购料，让其强行插在中间吃概算价与实际价之间的差额。更为恶劣的是，为了让下属公司套到更大的差价空间，粤海铁路公司串通设计方调高概算单价，虚列预算，套取资金。其中，通过交通部某院人为调节石料单价，增加港口码头工程投资1642万元；通过铁道部某院调增甲方供材料土工膜的预算单价，增加铁路工程投资358万元。这样，粤海铁路公司通过所谓的甲方供料方式，人为致使工程材料成本增加了30.66%。而不规范的采购，也为腐败打开方便之门。杜惠荣在担任粤海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正处级），分管公司物资部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物资供应单位谋取利益。先后15次收受物资供应单位或其代理商贿赂的款额共计人民币48万元。
工程建设收入的获取，与甲方供料差价收入的取得方式大同小异。粤海铁路公司下属的褓均无施工资质，承包工程后，赚取差价或管理费后便转包给施工单位，仅从湛海线铺架工程项目中，就赚取差价收入647万元（将取得1428万元）。但实际上，这些利益仅是小头，而粤海褓的介入，使工程管理上受制于设计施工单位，或因管理者失职，使工程管理漏洞百出，造成的工程管理资金被骗套和损失浪费的资金，却是大头。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审计人员到海沙段预制梁场，对龙门吊轨道进行现场测量时发现只有150米，一般人凭目测就可知道，但在最后付款签字时，工程管理者、工程监理人员居然视而不见，将其按1160米付款，目测差错率居然高达673%。仅这一单就多支付给施工单位工程直接费77.49万元（未计工程间接费）。还有一单付款更让审计人员莫名其妙，即抛填堤心石的补偿费用。粤海铁路公司明明已在各施工单位的投标报价中，饮食了该项费用，且以施工合同方式予以确认，但后来却又做出决定，重复支付施工单位抛填堤心石补偿费用610万元。经审计人员抽查发现，由于工程管理等原因造成的建设资金损失浪费达3925.29万元。
最见不得阳光的，就数提供技术咨询取得的收入。审计人员在对该公司技术报务中心（简称：中心）咨询服务基础上审查时发现，其中内幕，令人惊心。中心一经成立，即依托粤海铁路通道建设项目，全方位地介入物资采购和工程设计、施工等环节，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名义取得经营收入。取得的服务收入全部来源于粤海铁路通道的建设资金。中心成员均系基础上标底编制人及评标人，均在中心领取效益报酬，粤海铁路公司在自行组织的招标项目中，为了协助向中心交了“咨询费”的服务对象中标，真可谓“煞费苦心”。以制梁枕招标为例，该中心1999年9月（招标前），分别与两家单位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各收取服务费40万元和50万元。为了协助这两个单位投标中标，除招标前提供“咨询服务”外，还违规把1个标段拆分为2个；在评标中违规操作，为未中标的株洲桥梁公司，修改原始评分表，其结果可想而知。
审计查出的咨询收入是622.2万元，但其背后还隐藏着多少猫腻却无法统计。据检察机关指控，唐建伟、杜惠荣、朴英元、李逊4人都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在1999年至20##年间，被告人唐建伟在担任粤海铁路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其负责基建、经营活动、主持招标、签订施工合同、审批验工计价、工程款拨付、变更设计以及对外协调等职务之便，为工程单位谋取利益，先后20次收受工程单位贿赂款共计人民币60.8万元、港币5万元。
就这样，国家用来建设粤海铁路的资金，被掌管资金的建设单位――粤海铁路公司，以种种名义挪用套取。在一笔笔貌似合法的交易后，掩盖着一桩桩套取国家建设资金的黑幕。7个实体实际是粤海铁路公司套取国家建设资金的工具。据审计查明，7个实体共套取资金6348.8万元（毛利），实际流失的建设资金达3324.5万元。
这些被套取的资金究竟流到何处？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审计组几乎把7个实体所有支出明细账翻了个底朝天。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流失的建设资金，大部分作为奖金福利分给了个人。到20##年底，粤海铁路公司在7个实体计提工资基金及附加为2059.75万元，成为粤海铁路公司发给个人奖金以及福利支出的来源。
月月都有额外收入，额外收入的数额月月又都相当可观，大家既高兴又忙活。普通员工每月领取个人收入的地点有4处，中层以上干部领取个人收入的地点最多的可达7处。29个月内，发放标准外奖金福利1205.6万元，标准外发放额为标准内发放额的107%。
处罚：
历经3个月艰苦的审计取证，粤海铁路资金流失的真相暴露无遗。粤海铁路公司在项目建设期间挪用建设资金违规兴办实体，并利用所办实体在工程建设中套取项目建设资金，将建设资金以合法的形式切出一块，作为粤海铁路公司发放职工奖金以及福利支出的重要来源，违反了国家关于国债资金和项目资本金的使用规定，违反了国家关于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有关规定。深圳特派办将审计情况以专题报告方式上报审计署，审计署以重要信息方式上报给国务院。
审计决定：将违规用建设资金发给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含副职）的奖金福利悉数追回，上缴铁道部。
至20##年11月，粤海铁路公司陆续执行了审计决定的其他问题，但仍未执行中层干部退款问题，深圳特派办在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于20##年11月1日正式发函（审深特函发[2002]11号）给粤海铁路公司，严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45条之规定，‘被审计单位未按规定期限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执行，仍不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我办决定在采取以上措施之前，特发此函，要求你单位将执行审计决定的所有结果立即报送我办”。
虚拟工程套取657万元
20##年3月，粤海铁路公司5位领导决定两次把手伸向建设资金，与中铁某局一项目部商定，由该局通过编制虚假的大型临时工程（后因粤海铁路公司计划部部长陆汉章涉嫌犯罪被耽搁），粤海铁路公司多拨200万元工程款给项目部。唐建伟、张培金、朴英元、杜惠荣4人从中提取现金120.23万元，按每人要退缴的违规奖金数额领取现金后，以个人名义上交粤海铁路公司财务部。
20##年11月20日，广州铁路检察院以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和受贿罪两项罪名对5人提起公诉。据检察机关指控，时任粤海铁路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伟、原党委书记张培金及3名副总经理朴英元、杜惠荣、李逊共计私分国有资产657.44万元。唐建伟、朴英元、杜惠荣、李逊4人曾经受贿。20##年12月26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以私分国有资产和受贿两项罪名对5人进行一审判决，该公司原总经理唐建伟被判刑9年；副总经理杜惠荣和朴英元（兼总工程师）分别被判6年半和7年半；原党委书记张培金被判刑1年缓期1年；另一副总经理李逊判刑2年缓期2年。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04c4720316fc700aba68fc05.html）
二、思考与分析
1、为什么粤海铁路案前13次审计没有发现问题，而第14次才发现？
2、 此案例中舞弊的特点是什么？
案例四：科龙集团舞弊案例
一、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科龙”是中国驰名商标，涵盖空调、冰箱、冷柜、小家电等多个产品系列 。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于1992年12月16日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顺德市容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科龙（容声）集团， 从而公司成为科龙（容声）集团控股的子公司。1996年7月23日，公司公开发行了459,589,808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于1998年度，公司获准发行110,000,000 股A股，总股本达88200.6563万股，并于1999年7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经过02年的1系列股权转让，公司原单1大股东容声集团已不再持有公司的任何股份。广东格林柯尔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 20##年10月14日，广东格林柯尔受让顺德信宏所持有的公司57,436,439股法人股(占股权比例5.79%)；此次股权转让后，广东格林柯尔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目增加至262,212,194股（占股权比例26.43%）。
证券简称：科龙电器
公司名称：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从梦
总经理：汤业国
注册资本：99200.6563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产品内、外销售和提供售后服务，运输自营产品。
案件过程：
20##年：科龙财务报表出现问题：中报显示收入27.9亿元，净利润1975万元，而年报却出现净亏损15.56亿元，其主要原因在于计提坏帐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6.35亿元。时任审计师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无法执行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得合理的保证来确定所有重大交易均已被正确记录并充分披露”而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0##年，安达信因安然事件颠覆后，其在我国内地和香港的业务并入普华永道，然而，普华永道对格林柯尔和科龙这两个”烫手山芋”采取了请辞之举。随即，德勤走马上任，为科龙审计了20##年至20##年的年报。
20##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德勤对该份年报出具保留意见主要理由是不能确定年初科龙公司及合并的净资产是否真实，未取得科龙公司联营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认为应当调减科龙1亿元的净利润（其中包括转回的2500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调减后科龙20##年的净利润是1亿元。由于科龙在20##年和20##年都是巨亏，20##年经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公布盈利，按照当时证监会的规定就可以免于退市，并脱掉ST的帽子。然而在科龙当年的净利润是通过高达3.5亿元的资产减值和预计负债转回实现的。在20##年年末科龙整体资产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德勤 20##年给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得有些牵强。
20##年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出具无保留审计报告条件之一：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而根据证监会的调查报告，科龙20##年虚增利润1．1847亿元，而且科龙电器20##年年报现金流量表披露存在重大虚假记载，包括少记借款受到现金30.255亿元，少记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21.36亿元和多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897亿元。
20##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是因为未能确认两家客户达5.76亿元的应收账款，未能确定是否应对销售退回计提准备。科龙当年的财务报表称亏损6400万元。
20##年5月科龙危机爆发，随后德勤宣布不再担任科龙的审计机构。但它此前为科龙20##年年报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及20##年和20##年年报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没有撤回，也没有要求公司进行财报重述。既然科龙被证实有重大错报事实，德勤显然难以免责。而且顾雏军先后挪用、侵占科龙资金34.85亿元，德勤竟然也没有查觉，在巨额资金被占用时，会非常明显表现为货币资金、预付账款等科目存在异常，而事实上，科龙在这两个科目上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20##年底，证监会对德勤的调查基本完成，基本认定德勤对科龙审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未发现科龙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等。
20##年1月，另1家同属“4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对科龙的调查结果显示，20##年10月1日至20##年7月31日期间，科龙及其29家主要附属公司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疑似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重大现金流出总额约为40.71亿元，不正常的重大现金流入总额约为34.79亿元；调查期内涉及的不正常重大现金流共达75.5亿元。而德勤为科龙审计的20##年至20##年的年报，均未提及科龙的不正常重大现金流动。
存在问题：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德勤对科龙审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未发现科龙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等。
1. 德勤对科龙存货及主营业务成本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德勤对科龙电器各期存货及主营业务成本进行审计时，直接按照科龙电器期末存货盘点数量和各期平均单位成本确定存货期末余额，并推算出科龙电器各期主营业务成本。在未对产成品进行有效测试和充分抽样盘点的情况下，德勤通过上述审计程序对存货和主营业务成本进行审计并予以确认，其审计方法和审计程序均不合理。
2. 德勤在存货抽盘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职业谨慎，确定的抽盘范围不适当，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德勤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实施抽样盘点程序时，未能确定充分有效的抽样盘点范围，导致其未能发现科龙电器通过压库方式确认虚假销售收入的问题。存货监盘也是1项重要的审计程序，如果进行账实相符核查，科龙虚增的主营业务利润其实并不难发现。
3. 德勤在对应收账款及主营业务收入审计过程中执行的程序不充分，函证方法不当；收入的确认应该以货物的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为标准，1般来说仅以”出库开票”确认收入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德勤对科龙电器20##年度审计时，就存货已出库未开票项目向4家客户所发的询证函中，客户仅对询证函的首页盖章确认，但该首页没有对后附明细列表进行金额或数量的综述。因此，调查人员认为该类询证函的回函结果不能满足发函的目的。如果1项销售行为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就不应确认为收入。未曾实现的销售确认为当期收入必然导致利润虚增。科龙销售收入确认问题，体现出德勤未能恰当地解释和应用会计准则，同时这也说明德勤未能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较敏感的“销售退回”这1块，德勤也没有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致使科龙通过关联交易利用销售退回大做文章，转移资产，虚增利润，这也是德勤所不能回避的错误。 德勤审计科龙电器分公司时，没有对各年未进行现场审计的分公司执行其他必要审计程序，无法有效确认其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的真实性及应收账款等资产的真实性。
4. 德勤事务所未就科龙电器20##年度确认对合肥维希的销售收入30,484万元事项对其出具的20##年度审计报告进行更正或相关处理。另外，其20##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金额错误。
5. 德勤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内部票据贴现未能适当关注，未发现科龙电器20##年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问题。在执行审计程序等方面，德勤的确出现了严重纰漏，对科龙电器的审计并没有尽职。证监会委托毕马威所作的调查显示：20##年10月 1日至20##年7月31日期间，科龙电器及其29家主要附属公司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疑似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重大现金流出总额约为 40．71亿元，不正常的重大现金流入总额约为34．79亿元，共计75．5亿元。而这些在德勤3年的审计报告中均未反映。
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
20##年4月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了处罚德勤的听证会，证监会已经认定了德勤的“罪状”， 意味着，德勤可能违反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法》以及《刑法》等法律法规，但直到现在仍未有明确的处罚结果。虽然中国证监会最终将对德勤作出什么样的处罚至今还不得而知，但毕马威的调查报告显示,德勤的审计显失公允,没有尽职勤勉,违反了会计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涉嫌造假。
2.民事责任
当违约给他人造成损失是，注册会计师就应承担违约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3109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210条、第2101条规定，故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10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德勤因科龙事件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正是投资者要求民事赔偿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从目前看还不具备诉讼条件。另1路径，依据上面提到的《注册会计师法》第4102条规定，投资者如能证明德勤违反该法规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也可以民事侵权为由，以德勤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中小投资者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20##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科龙电器小股东诉德勤案”给出的不予受理的答复把投资者对德勤民事索赔诉讼热情浇灭了。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9afc3918a8114431b90dd8f6.html）
二、思考与分析
1、科龙财务舞弊手法是什么？如何识别？
2、德勤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你认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3、从舞弊的动因理论分析，科龙集团舞弊的原因有哪些？
案例五：帕玛拉特舞弊案例
一、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帕玛拉特公司（Parmalat）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经在天津、肇东和南京建立了3家工厂。 意大利帕玛拉特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乳品制造商之一，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设有100多个加工厂和子公司。 1995年，该集团与天津农垦集团公司合资在津组建了帕玛拉特(天津)乳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美元，总投资1500万美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丑闻曝光后，在意大利引发强烈“地震”并波及整个欧洲。１９日当天，该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下跌了６６％，公司债券价格狂跌至不到其面值的三分之一。由于公司无力填补规模达１００多亿欧元的财务黑洞，意大利地方破产法院已批准对它实行破产保护。帕玛拉特丑闻案使人们再一次拉紧被银广夏、安然等假账事件抽紧的神经，将视线再次聚焦于会计信息虚假和会计监督问题。
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黑洞
这一丑闻案的直接导火索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美洲银行发出的一份传真。传真显示，帕玛拉特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在该银行账户上所存的一笔钱并不存在，而帕玛拉特公司提供的一份与此有关的证明文件也是伪造的。这意味着，帕玛拉特公司的分支机构Ｂｏｎｌａｔ金融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在美洲银行存有一笔３９．５亿欧元的流动资金并不存在。意大利司法机关据此猜测帕玛拉特公司账目中隐藏着“漏洞”。于是，米兰检察院和帕尔马检察院的检察官顺藤摸瓜，揭出了公司内部隐藏巨大金融欺诈和银行假账的内幕。
在初步调查后，意大利检查人员表示，在过去长达１５年的时间里，帕玛拉特公司管理当局通过伪造会计记录，以虚增资产的方式弥补了累计高达１６２亿欧元的负债漏洞。欺诈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隐瞒公司因长期扩张而导致的严重财务亏空，二是把资金从帕玛拉特公司（其中坦齐家族占有５１％的股份）转移到坦齐家族（坦齐，帕玛拉特公司创始人，公司前董事长）完全控股的其他公司。目前的调查情况显示，帕玛拉特公司财务欺诈的手法有四种：
１．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和复杂的财务交易掩盖负债。例如，１９９９年，帕玛拉特公司向花旗集团借款１．１７亿欧元，但这笔借款却由花旗集团的一家分公司以“投资”形式流向帕玛拉特公司，从而掩盖了负债。
２．伪造文件虚报银行存款。帕玛拉特公司通过伪造文件，声称通过其开曼群岛的分支机构Ｂｏｎｌａｔ金融公司将价值３９．５亿欧元的资金（大约占其资产的３８％）存放在美洲银行账户。但美洲银行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称，帕玛拉特公司设立的这一账户并不存在，而且提供的证明文件也是虚假的。
３．利用关联方转移资金。帕玛拉特公司利用复杂的公司结构和众多的海外公司转移资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帕玛拉特公司注册在荷属安德列斯群岛的两家公司是用来转移资金的工具。操作方法是：坦齐指使有关人员伪造虚假文件，以证明帕玛拉特公司对这两家公司负债，然后帕玛拉特公司将资金注入这两家公司，再由这两家公司将资金转移到坦齐家族控制的其他公司。到１９９８年，帕玛拉特公司对这两家公司的虚假负债达到了１９亿美元。
４．设立投资基金转移资金。帕玛拉特公司与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家神秘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关系扑朔迷离。多名成员在接受采访时也称毫不知情。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坦齐的授意下，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总监通纳和一名外聘律师兹尼建立了这个基金，目的是向坦齐家族控制的其他公司转移资金。
帕玛拉特丑闻案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因公司股价连续暴跌，意大利证券管理机构于２００３年底决定暂时中止帕玛拉特公司股票在米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已要求帕玛拉特公司赔偿美国投资者在这起金融欺诈案中蒙受的损失。由于帕玛拉特公司的乳制品加工所需的原料是从意大利５０００家牛奶供应商那里获得的，总量约占全国牛奶产量的１０％，因此帕玛拉特丑闻案给供奶牧场主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有上亿欧元。帕马拉特公司作为意大利食品行业的“旗舰”之一，为意大利人所骄傲和自豪，由于帕玛拉特丑闻案的曝光，不仅损害了意大利诸多企业的利益，同时也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帕玛拉特公司的舞弊三要素
（一）压力因素
在帕玛拉特案件中，帕玛拉特管理层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呢？这要从帕玛拉特公司的历史谈起。20世纪60年代初，坦齐（Tanzi）创建帕玛拉特公司。80年代，公司首先进行食品行业内的产品多元化。90年代中期，公司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扩张。这种跨地区的扩张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在公司进行产品多元化后，坦齐又开始走上行业多元化的道路，整个坦齐家族集团不仅拥有帕尔玛足球俱乐部，还经营旅游、建筑公司等。由于跨行业经营的困难等原因，其中﹁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和投资不利产生了巨额亏损，维持其经营也需巨额资金。再者，90年代意大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为了鼓励私人购买，公有企业出售价格是相对较低的，这对于那些企图扩张的企业来说，能够筹集到资金购买这些国有企业就相当于吃到了便宜的“馅饼”。跨地区扩张所需大量资金支持、跨行业扩张产生亏损的弥补和廉价收购国企的现金需要，都使帕玛拉特的管理层患上了资金饥渴症。1990年，帕玛拉特在米兰股票交易所上市，从公众手里筹得资金后，管理层就迫不及待的将公众公司（即帕玛拉特）的资金转移至其家族企业，将公众公司掏空。由于资本市场是坦齐资金来源最便捷也是最为重要的方式，所以公司管理层不惜粉饰报表，以造就“表面的繁荣”来蒙蔽投资者。这就是帕玛拉特管理层舞弊的动机，也即企业舞弊的压力因素。
（二）机会因素
管理层具备了舞弊的动机，又是什么给他们舞弊造就了机会呢？
首先，家族型上市公司使内部治理无法发挥制衡作用。帕玛拉特属于家族型公众公司，家族集团在企业中占有绝对数额的股份。而意大利股票市场规模小、不活跃，又没有强有力的机构投资者向董事会派驻董事以制约大股东，再加上意大利证券监管机构Consob监管不力，所以股票市场上非控股股东力量无法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制约。坦齐既是家族企业的首领，也是上市公司的首领，董事会为大股东所控制，为其掏空上市公司——向家族公司转移资产、操纵财务报表大开方便之门。
其次，各种外部治理机制失效。（1）在欧洲大陆国家，公司治理主要以银行为主。在这种模式下，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发达，很少发生故意购并行为。（2）家族企业的高层一般都是家庭成员，因而另一种外部治理机制——经理市场在家族企业中无法发挥作用。（3）意大利属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允许作为上市公司债权人的银行持有公司股份，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但那些贷款给帕玛拉特的银行没有积极地发挥作用制约公司的行为，因为很多贷款是关系贷款。（4）除向银行贷款，帕玛拉特还发行了巨额的债券，为帕玛拉特发行债券的都是国际上有名的投资银行，其中包括花旗银行、JP摩根等，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影响为赚取手续费而惟利是图，并没有对帕玛拉特形成有效的监督。有国际性投资银行支持，又有资产负债表上大量的现金做保证，投资者自然对帕玛拉特债券青睐有加。对于帕玛拉特管理层的舞弊行为，银行难辞其咎。
再次，注册会计师在帕玛拉特事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审计帕玛拉特在开曼群岛的子公司——Bonlat财务报表的均富会计师事务所在案发后声称，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公司提供了虚假的审计资料给他们。但对于如此大额（近40亿欧元）的现金资产，注册会计师为何凭一张传真文件就相信了它的存在呢？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谨慎到哪里去了呢？公司的财务状况他们最清楚，公司那么多现金怎么不用来偿还债务，为什么放在加勒比海不知名的小岛上，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到哪里去了呢？此案中他们却以自己是“受害者”而推卸责任，“默许”了舞弊的发生。
（三）借口因素
舞弊的动机和机会有了，公司管理层又找什么借口，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呢？公司创始人坦齐承认，他曾向家族公司转移过5亿欧元的资产，并希望用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偿还给投资者。言下之意，他虽然挪用了资产，但只要还了就行。对于财务欺诈，坦齐说他只知道大略数字，至于如何操作的全是CFO的责任。公司CFO唐纳也是舞弊的参与者之一，而他说伪造银行文件以虚增资产、制造复杂财务结构隐瞒以负债等财务欺诈都是坦齐授意的，他只是执行而已。总之，管理层采取自欺欺人的说法，使自身行为合理化。
启示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很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其中一些已经在深沪以及香港股市上市，还有很多民企正在争取上市资格。所以，研究帕玛拉特事件对于防范民营企业类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不无裨益。根据Albrecht教授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舞弊要发生，三要素缺一不可。只要有效控制其中的任意一环，就有可能防范舞弊于未然。
首先，从压力因素出发，经营失败是舞弊行为发生的根源。“安然”类公司的轨迹大致是这样；公司创立初期专注于某个行业，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于是开始大规模的扩张和多元化。但是扩张和多元化需要相应的管理人才和资金，多数公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出现了无法弥补的亏损。其中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要满足舆论及媒体的“预期”，管理层不得已开始进行财务欺诈。因此，要防范舞弊，必须防止经营失败。民营企业在进行扩张和多元化的时候必须慎重：只有具备相应的管理人才和资金才有成功的可能；且多元化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盲目地投资高获利的行业只会降低公司的竞争实力。
其次，借口也是舞弊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管理层自我合理化的基础是：公司是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在民营企业没有上市的时候，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是民营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债券后，私人公司就成为公众公司，公司就不再只是企业主个人所有，而是由企业主和其他外部投资者共同拥有。这时公司决策就必须考虑所有股东的利益，而不能只为企业主个人利益。一般家族集团公司都并非整体上市，其中一个或几个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家族的其他部分仍为未上市的私人公司。如帕玛拉特的CEO坦齐挪用上市公司的钱到未上市的家族企业就是违反公众公司利益、违反非控股股东利益的。如果帕玛拉特没有向公众筹资，坦齐这样做就无可厚非。要防范舞弊就必须使这些民营企业的企业主转变观念，树立公众公司的意识。
再次，对于帕玛拉特这样的高层管理者舞弊的案件，机会要素是必须着力控制的。企业出现亏损屡见不鲜，但是鲜有企业能够将亏损隐藏如此之久不被发现，并且还被作为“楷模”。这说明，是外界因素为企业提供了机会。我国目前也有很多上市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家族集团的一部分。如何才能保证上市公司董事会不被大股东（家族集团）控制，做出违背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如吴敬琏提出了让民营企业整体上市的观点，即不是家族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家族企业集团整体上市，这样民营企业主也就是大股东的利益就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致，以防止大股东违背小股东的利益。还有学者提出，在上市公司推行“董事问责制”、“刺穿公司面纱”等解决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方案。同时，应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促使注册会计师发挥监督作用。美国SAS No.99进一步强调了“职业怀疑精神”，要求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的时候首先假设不同层次上管理层舞弊的可能性，包括共谋、违反内部控制的规定等，并要求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保持这种精神状态。SAS No.99的发布，增强了注册会计师揭露舞弊的责任，使注册会计师不能再以被审计单位提供虚假审计证据为借口推卸责任。因为注册会计师应该本着职业怀疑精神，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更为有力地揭示舞弊行为。该准则很值得我国借鉴。最后，还应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于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的家族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尤为重要。证监会已制定了一系列的信息披露规则以保证披露的透明度，并在不断修订。但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规则，使这些规则成为前后一致的完整体系，使上市公司重视信息披露的实质而不是形式，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注册会计师，作者：邓华明）
二、思考与分析
以上文为样本，试用舞弊三角理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压力、机会和借口；思考应如何消除或控制？
案例六：台湾博达财务舞弊案例
一、 案例介绍
背景资料：
博达科技最早是一家于1991年成立的经营计算器外设产品的贸易公司,最初规模很小,资本额为500万元。1996年开始涉足砷化镓化合物生产领域,进行砷化镓磊芯片的生产。上市之前,博达就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报道博达未来可能成为砷化镓世界第一大厂。1999年12月,博达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刚一上市股价就迅速飙涨,短短四个月就翻了四倍多。在这期间博达不断向外界宣布营业收入创新高、获得美日大订单、涉足新领域等利好消息,20##年3月博达股价创下368元的历史天价,公司总市值亦达到402亿元历史最高点,被誉为台湾股市的“半导体股王”。
博达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叶素菲是台湾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强人,1958年出生于东部山林一个果农家庭,淡江大学法文系毕业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续博时中途退学。1991年,她33岁时向客户借500万元创办博达科技,从四名员工、两台计算机开始起家,不到十年,发展到六家制造公司、四家投资公司,从一个自主创业的农家女子成长为科技女杰,成为台湾上市科技公司中第一位女性董事长,一度被媒体誉为“最有身价的科技女强人”、“创业女英雄”以及“最美丽的科技界CEO”等。在台湾女性科技富豪排名中,她的创业财富仅次于威盛电子董事长王雪红。博达案发之前,媒体有关叶素菲的生平报道大多称赞她眼光独到、有魄力、不服输。然而,在耀眼光环和美丽外表的背后,却包藏着一颗掏空博达的祸心,根据检方指控,博达上市以后,叶素菲和公司高层员工共谋在美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虚设公司,利用虚设的公司无中生有地制造假交易、创造假业绩,虚增博达公司应收账款高达141亿元,借以粉饰公司财务报表。另一方面,叶素菲还利用假交易虚增应付款项,掏空博达公司70多亿元。
20##年6月15日,台湾上市公司博达科技无任何预警地宣布,因无法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29.8亿元新台币(注:1美元约折合33元新台币,除标明美元外,本文货币单位都为新台币),向台北士林地方法院申请重整。博达财务造假因此而曝光,随后又爆发了讯碟、皇统和卫道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一时间整个股市人心惶惶,如何避免投资“地雷股”,成为台湾股市的热门话题。博达案被称为台湾版的安然事件,其做假手法十分隐蔽和复杂,精巧程度比起安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冲击了台湾股市,引发台湾资本市场及相关监管制度诸多重大变革。
从股王到地雷:博达事件震撼台湾
从20##年开始,博达股价便一路下滑,20##年6月之前博达股价基本在10～20元之间徘徊,申请重整消息公布后,股价急速下跌,到20##年6月23日(停止交易前一日)股价跌停至6.4元,总市值仅29.6亿元,20##年9月8日博达被终止上市。博达20##年一季度资产负债表还显示账面有巨额现金63亿元(平均到每股约13.7元),在申请重整之后,叶素菲宣称这些现金大部分投资于衍生工具(信用联结票据等),而且这些现金用途是受限制的,已经无法动用,其后很快被国外银行注销。博达申请重整案在20##年12月被士林地方法院裁定驳回,理由是博达缺乏国际竞争力、缺乏新资金注入,而且所有债权银行反对重整,博达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投资人和债权人损失惨重。
博达财务危机爆发后,台湾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迅速介入调查。台湾士林地检署于20##年6月26日依法羁押了博达董事长叶素菲,并于10月25日侦结博达案,检方以业务侵占、背信、洗钱以及违反商业会计法、证券交易法与公司法多项罪名起诉叶素菲,请求判处叶素菲20年有期徒刑(台湾有期徒刑的最高刑罚),并科罚金5亿元。此外,检方同时起诉了涉案的博达其他高管与一般员工。20##年12月12日,台湾士林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叶素菲有期徒刑14年,并科罚金1.8亿元。另外,投资者对叶素菲提起民事诉讼,求偿59亿元。
数字游戏:多头交叉虚增业绩
近年来,台湾上市公司做假账的手法日趋“国际化”,以规避注册会计师的审查,而博达可谓是集大成者。博达被怀疑的做假手法主要是虚增营业收入、假造应收账款、捏造现金额度、套取公司现金。
自1999年起,博达陆续新增五大人头客户,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美化公司财务报表,严重误导投资者。博达董事长叶素菲利用公司员工的名义虚设五家人头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实际设于香港),自1999年起至20##年6月止,不断制造对这些公司的虚假销售,以虚增账面营业收入和利润。为进一步使上述供虚假销售的货品可重复使用,减少虚增业绩的成本,并且应营业额虚增后博达公司进货量随之增加的需求,叶素菲乃指示内部管理者以人情、业务压力或支付一定利润为条件,寻找到配合虚假销售流程的七家台湾岛内厂商作为虚构供货商。
为使虚假销售过程顺利进行,叶素菲指派两名员工常驻香港,承租办公室与仓库,接收博达销售给上述五家人头客户的货物,并将这些货物重新包装后,再以上述五家人头公司的名义,回销给岛内七家配合厂商。然而这些岛内配合厂商仅负责货物的进口报关,实际上货物则由叶素菲等人委托货运公司直接由机场运抵博达新竹与三芝工厂存放。
接着,博达公司再以前述模式,将上述货物重新包装后,再度出售给香港的五家人头客户。博达以此方式循环销货,大幅度虚增销售收入及应收账款。为了掩盖事实、避免被察觉,叶素菲指示财务人员以博达公司支付货款给配合厂商的名义,将博达的资金汇至叶素菲所掌握的配合厂商所提供的银行账户内,再将部分款项汇给配合厂商的其他银行账户,支付他们的进口报关税金与承诺给付的报酬,其余款项汇到香港五家人头公司的账户内,用以清偿人头公司欠博达的货款,冲销博达账上的应收账款。
与一般财务造假相比,博达在造假时不仅虚构了信息流、资金流,还构造了真实的货物流,以达到虚构收入的目的。其特点是在虚构交易过程中,不仅伪造各种交易文件,同时还要形成货物的实际流动,缴纳运费、进出口关税,设置专门人员负责货物报关、运输、存储的管理,整个造假过程环节多、程序复杂,隐蔽性很强。同时造假成本也相当高,要实际缴纳物流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费用,包括相关进出口税金与运费以及因虚增业绩所缴纳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给付配合厂商的报酬等,因而使得博达的资金大幅减少,同时检察官也发现部分款项被叶素菲挪作他用而不知去向。巨额的造假成本,加上叶素菲的掏空行为,严重损害了博达利益,资金在造假循环过程中被大量消耗,最终导致财务危机爆发。
博达虚增营业收入的另一个渠道是博达董事长利用部分员工名义,领取超额的分红配股(员工分红配股作为盈利分配,不计入薪酬费用),再将股票卖出之后,所得价款汇到国外特定公司(通常是人头公司),作为该公司向博达采购的贷款,博达出货给特定厂商,创出新的订单,使博达的营业收入数字上升。
其实从博达公布的各年年报数据,也可看出博达通过人头客户虚增业绩的端倪。例如,对五大人头客户的销售占博达各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从20##年的66,5％和20##年的63.3％,到20##年度增至75.3％。由此推论,博达为了粉饰财务报表,大幅增加对这五大客户的销售,同时各年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尤其是到了20##年度应收账款占该年度销售收入达93.9％。再如,博达20##年宣传砷化镓磊芯片单月营业收入创两亿元的历史新高,换算成磊芯片的出货量为两万片之多,而当时全世界一个月对砷化镓的需求量约为两万片。
金融魔术:巨额银行存款如何蒸发
博达上市后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银行总共取得约150亿元的巨额资金,除了用于对外投资外(长期股权投资最高时达45.9亿元),其余上百亿资金流到哪里去了?20##年一季度公司账上还有63亿元巨额现金,为何在博达出事后,立即被三家国外银行转销,瞬间不翼而飞?这些都是博达事发后所有投资者与主管机关想要解开的一个谜团。
根据地检署起诉书和台湾金管会博达案调查报告,不妨透视一下博达的金融魔术技巧和叶素菲“乾坤大挪移”的手法。具体来说,博达蒸发的巨额虚增外币存款(约1.8亿美元)涉及以下四笔财务操作:
1、博达在菲律宾首都银行(Metropolitian Bank)的虚增存款(8500万美元)。
博达于20##年间因对五大人头客户的虚假销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已经畸高,而且逾期过久,为了避免影响公司股价,叶素菲利用石姓主管的个人名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北亚金融公司(North Asia Finance Limited,简称北亚公司),作为假造财务报表的起点。
在支付高额手续费的条件下,叶素菲代表博达公司与菲律宾首都银行签订合约,将博达公司在该银行的存款用于购买法国兴业银行香港分行所发行的信用联结票据(Credit-Linked Notes,一种信用衍生产品,发行人利用它可将信用风险进行转移而标的资产不需转移),此信用联结票据乃联结北亚公司的信用,博达公司并不能自由动用该账户的存款,而信用联结票据交由首都银行保管。倘若博达或北亚公司发生信用违约或重整事件,菲律宾首都银行即以交付该信用联结票据给博达的方式,抵销博达的存款金额。此附加条款可保护首都银行的权利,一旦博达或北亚公司发生问题,首都银行可以不承认博达的存款。
同时,石姓主管代表北亚公司与法国兴业银行签订融资借款契约,约定于博达购买法国兴业银行所发行的信用联结票据时,北亚公司向法国兴业银行融资借得同额的款项。法国兴业银行等于是出售联结北亚公司的信用联结票据给博达,再将所得的资金贷给北亚公司,其可经由上述服务收取高额手续费,而无任何负担。
在上述契约成立之后,叶素菲与林姓董事陆续将原属博达的资金,共8500万美元,利用虚假销售流程,经岛内七大配合厂商,转到香港五大人头客户,再由这五大客户偿还博达货款的名义(减少博达的应收账款),将资金汇入博达在菲律宾首都银行的账户内,并进一步依约购买法国兴业银行所发行的信用联结票据(联结北亚公司的信用),而北亚公司也依约向法国兴业银行借款8500万美元。上述契约设计使北亚公司通过法国兴业银行所发行的信用联结票据,取得博达的购买资金。
当20##年6月15日博达申请重整的信息公开之后,菲律宾首都银行于三日后依合约交付上述信用联结票据给博达公司,冲销博达的存款金额,使得博达8500万美元的存款凭空消失。
上述精密的财务操作,使得博达公司的应收账款减少,同时虚增巨额的存款,实际该笔资金已通过购买信用联结票据形式,转移到北亚公司,即叶素菲通过上述契约,挪用博达的资金,经由菲律宾首都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购买联结北亚公司的信用联结票据,等同将资金输送到北亚公司。而这两家外国银行仅是做资金过水的服务,通过契约条款的保障,使之在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仍可领取高额手续费。而博达的董事长与财务人员则隐瞒了上述存款用以购买信用联结票据、亦即博达并不能动用此笔资金的事实,导致误导投资者。
但为何注册会计师向菲律宾首都银行函证存款时,仍然显示这些资金未被限制用途?笔者分析菲律宾首都银行可能是以存款主契约来回复函证,而未将副约购买信用联结票据告知注册会计师。
2、博达在澳洲共和银行(Common wealth Bank of Australia)的虚增存款(4500万美元)。
由于博达公司对海外人头公司的应收账款过高,且有逾期过久未收回的情形,20##年年初注册会计师强烈要求针对这些应收账款提取足够的坏账准备。为了掩盖应收账款恶化的情况,由叶素菲指使邱姓主管以其名义,于20##年1月间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设立AIM全球金融公司(简称AIM公司)。
由叶素菲代表博达公司与澳洲共和银行香港分行及其子公司澳洲CTB公司三方签订契约,出售博达所拥有五大人头客户的应收账款给澳洲CTB公司,并且约定CTB公司所支付的款项存入博达公司在澳洲共和银行所开立的账户。
接着由AIM公司的挂名负责人邱姓主管与CTB公司签订契约,约定CTB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转售给AIM公司之后,博达须以共和银行内的存款,认购AIM公司以上述应收账款担保所发行的一年期零付息票据,博达并不能自由运用该款项。通过上述设计,博达又将原本出售的应收账款买回来,然而共和银行视博达已经购买零付息票据的资金为存款,博达因此巧妙地将应收账款转变成现金科目。
博达公司连续于20##年1月至3月间,将所拥有的应收账款以九折出售给CTB公司,总共取得4500万美元,并存放于澳洲共和银行账户内。CTB再将应收账款卖给AIM公司,而博达将全数存款用以认购AIM公司所发行的零付息票据。由于AIM公司是叶素菲所虚设的人头公司,自然无法偿还零付息票据,所以博达公司自始自终无法运用存于共和银行账户的4500万美元的资金。
然而博达公司却将这些不能动用的存款列于财务报表现金科目,并未载明是受限制用途的资金,欺瞒投资者。
同时上述契约也载明当博达公司发生信用违约或申请重整时,澳洲共和银行可以交付上述零付息票据给博达公司,抵销博达在该银行的存款。在博达公司申请重整之后,共和银行随即执行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使博达公司4500万美元的存款凭空消失。
通过上述设计,博达账面虚增了巨额的外币存款,其整个操作手法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空。先是博达自己虚设人头客户,假造销货收入、创造应收账款,进而通过国外银行将应收账款卖给海外人头公司,博达再将应收账款买回。
3、自导自演海外可转债发行(虚增4000万美元存款)。
叶素菲为解决因从事虚假销售导致资金不足的财务困境,原本打算于20##年4月发行海外可转换债券5 DOO万美元,藉以顺利筹措资金,并于8月获准发行。但由于20##年发行的国内可转债中曾有约定,博达日后的国内和海外可转债均不得为有担保之发行,使得博达在20##年9月改发行无担保海外可转债。
当时博达的财务状况已经不佳,发行条件改为无担保,将导致海外投资者的购买意愿低落,海外可转债发行未必会成功。博达董事长叶素菲于20##年10月利用邱姓主管的名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两家人头公司,由这两家海外公司,经过博达的背书保证,向荷兰合作银行(Rabo Bank)新加坡分行借款4 000万美元、菲律宾首都银行香港分行借款1 000万美元。
这两家海外人头公司借得5 000万美元之后,博达委托香港某金融机构(台湾某金融机构的香港子公司)发行海外可转换公司债,而这两家人头公司便用借来的5 000万美元把博达发行的海外可转债全额吃进。博达一开始为人头公司做担保时,这两家国外银行即要求发行海外可转债所募得的资金需回存银行,因此博达将此5 000万美元存回荷兰合作银行和首都银行,换取现金存单,但限制动用此存款(必须等到人头公司还钱之后,博达才能动用账上的存款)。倘若博达公司发生信用违约或申请重整,荷兰合作银行及首都银行可将对海外人头公司的债权交付博达公司,抵销博达在这两家银行的存款。
博达于20##年10月下旬完成海外可转债发行,并于11月宣布实施库藏股政策,买回两万张博达股票,促使股票涨到17.4元。博达海外可转换债的转换价格为15.08元,因此这两家人头公司在短时间内,顺利将5 000万美元的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全数转换为约1 1万张的普通股,并在市场上出售藉以套取价差。这两家人头公司出售股票换取现金之后,便偿还向首都银行借的1000万美元,使得博达可以动用此资金并调回台湾岛内。然而这两家人头公司欠荷兰合作银行的4 000万美元却未偿还,使得这4 000万美元的存款从头到尾都不能动用。博达出事之后,其存放于荷兰合作银行的款项遭到冲销。
借此虚发海外可转债的做假手法,博达自导自演了整个海外可转债的发行。除从中套利高达2.6亿元之外,并将在荷兰合作银行中受限制的外币存款4 000万美元,虚列为账上的现金,造成财务报表披露不实。
4、担保海外人头公司的借款(虚增1000万美元存款)。
叶素菲利用公司员工的名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Addle公司,连续于20##年至20##年间向台湾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海外协属公司(Grand capital公司)办理融资借款,总共借得1000万美元。同时,除由叶素菲代表博达公司签发面额1 000万美元的本票交由Grand capital公司为上述借款担保外,未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她擅自代表公司在该金融控股公司旗下银行开立一个外币存款户,将博达公司资金1000万美元存入该账户。叶素菲并与该银行约定Addle公司还款给Grand capital公司前,博达公司不得动用该笔存款。
叶素菲还同意,当Addle公司未还款给Grand capital公司或博达公司发生信用违约事件时,博达授权银行扣取该笔存款偿还Grand capital的债务。在20##年6月1 5日博达申请重整信息公开后,博达的1000万美元存款即转作清偿Addle公司向Grand capital公司的借款,导致1 000万美元的存款凭空消失。
经过上述交易安排,博达仍在财务报表中将1000万美元存款列为现金科目,并且未披露有止扣、限制用途的事实。因上述契约,叶素菲涉嫌挪用公司1000万美元给海外人头公司。
通过上述四笔复杂的交易安排,博达账上的1.8亿美元现金,包括菲律宾首都银行8 500万美元、澳洲共和银行4500万美元、荷兰合作银行4 000万元和台湾某银行1000万美元存款,皆为不可动用或根本不存在的现金,却虚列在报表上。
案例启示
现实中,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出于利益考虑,在公司经营不景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掩盖事实、粉饰财务报表。而造假本身的支出又进一步损害公司财务健康,加之大股东或管理层在造假同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公司最终难以为继,只好将烂摊子丢出来,让投资者、债权银行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承受地雷般的引爆。
地雷股不是一天形成的,不论上市公司采用什么财务操纵手法,终归会留下一些痕迹,投资者要想学会自保,远离地雷股,必须细心观察,从一些痕迹中发现财务舞弊的警讯。
以博达为例,销售集中度异常之高,且销售收入伴随巨额的应收账款,都是公司虚构收入的征兆。为何账上有63亿元现金,还需在20##年6月发行海外存托凭证来偿还将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后来海外存,托凭证停止发行)?为何20##年年底账上约有40亿元现金,还需向银团贷款17亿元?这些都是质疑现金真实性的理由。此外,博达上市后,董事会越来越内部化,几位大股东不断抛售股票,4年之内更换4位财务主管,董事、监事频频换人,财务预测频繁调整,大量员工分红配股,都是博达可能存在财务舞弊的警示信号。
当然,现在许多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都是由掌握公司决策的大股东和最高管理层直接主导的,仅从财务报表数据有时很难判断。笔者认为,数字源于人性,研究数字之前,务必了解控制公司的大股东或管理层的人性,关注以下发现财务舞弊的警讯:首先,回归到以人性为出发点,探讨控股股东与外部股东祸福与共的程度(控股股东比率)以及对董事会掌握的程度,这些因素牵涉控股股东努力经营的诱因与掌握权力的多寡,可以说是最内层影响控股股东诚信结构的因素。其次,其他大股东是否出售股票、董事监事与财务主管中是否有多人辞职以及是否经常更换会计师和审计师,这些人是除控股股东以外最了解公司的参与者,因此这些因素可以说是第二层影响控股股东诚信结构的因素。再者,衡量控股股东的决策行为是否偏离诚信原则。例如,公司长期投资比例持续增加,设立许多投资公司,且有复杂的海外投资;公司存在许多重大异常关联交易,可能涉嫌虚增业绩与转移公司资金;控股股东有介入股市的行动,造成股价波动过大;管理当局有激进确认收入的倾向或员工分红配股的金额过高;等等。
（资料来源:财务与会计 作者:叶银华 马军生）
思考与分析：
台湾博达财务舞弊有哪些特点？如何识别？
第二节 国外舞弊审计经典案例
案例一：世界通信财务舞弊案例
一、案例介绍
案例背景：
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简称世通)是一家美国通讯公司，20##年因会计丑闻事件破产。在20##年1月被Verizon以76亿美金收购，重组成为其属下的事业部门。目前公司已更名为MCI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
世通公司经历了美国电信业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它曾推动了美国反垄断的立法进程，这导致了AT&T的被分拆；它对MCI的收购及其后报出的会计丑闻反映了20世纪90年末互联网泡沫中电讯业的躁动不安。
世通公司一度是仅次于AT&T的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这归功于对其他电信公司的收购，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对MCI以及美国互联网骨干Tier 1 ISP UUNET的收购。
在20##年6月的一次例行的资本支出检查中，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发现了38.52亿美金数额的财务造假，随即通知了外部审计毕马威（毕马威当时新近接替安达信成为公司的外部审计）。丑闻迅即被揭开，苏利文被解职, Myers 主动辞职，安达信收回了20##年的审计意见。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于20##年6月26日发起对此事的调查，发现在1999年到20##年的两年间，世通公司虚构的营收达到90多亿美元；截至20##年底，公司总资产被虚增约110亿美元。
20##年7月21日，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保护案。20##年4月14日，公司更名为MCI, 将总部从密西西比迁至维吉尼亚。 根据破产重组计划，公司向SEC支付总额75亿美金的现金和新公司股票，用以偿付受欺骗的投资者。 重组后的公司负债57亿美金，拥有资金60亿美元，这60亿美元中的一半将用于赡后诉讼及清算。破产前公司的债券以一美元兑35.7美分获偿，而股票投资者则血本无归。许多小债主苦等两年多也没有收回自己的本钱，其中包括许多前公司雇员。
20##年2月14日，Verizon通信公司宣布以76亿美金收购MCI。 20##年3月15日，Bernard Ebbers被判犯有欺诈、共谋、伪造罪，获刑25年监禁，Ebbers于20##年9月开始服刑，时年64岁。
该公司其他涉案人员，亦被裁定有罪。
世界通信，还是世界骗局？
20##年6月25日傍晚，美国第二大长途电信营运商世界通信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向新闻媒体发布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内部审计发现，20##年度以及20##年第一季度，世界通信公司通过将支付给其他电信公司的线路和网络费用确认为资本性支出，在五个季度内低估期间费用、虚增利润38.52亿美元。世界通信的股票交易被纳斯达克紧急停牌两天，复牌的第一个交易日，世界通信的股价跌至0.06美元。
6月25日晚，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世界通信丑闻，许多美国主流媒体甚至将世界通信的英文缩写“WorldCom”改为“World - con”（世界骗局），世界通信变成了世界骗局！
7月21日，世界通信向美国破产法院纽约南区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申报的资产总额高达1070亿美元。世界通信不仅创下利润造假的世界记录，还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
8月1日，对财务丑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世界通信前执行副总裁兼前首席财务官司考特D·苏利文（Scott D .Sullivan）以及前副总裁兼主计长大卫·迈耶斯（David F .Myers）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面临着包括证券欺诈等多项指控，若罪名成立，最多可判刑65年；
图5—1列示了美国10大破产案的排行榜。
查假者与造假者之间的殊死较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既不是由人才经济、经费充裕的证券监管部门SEC发现的，也不是由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跻身于“五大”的安达信（AA）发现的，更不是由薪酬丰厚、权厚位重的董事会发现的，而是被世界通信一些牢骚满腹的高管人员称作“不自量力、多管闲事”的三个内部审计人员发现的。揭开世界通信造假黑幕的英雄是辛西亚·库珀（Cynthia Cooper，世界通信内部审计部副总经理）、哲恩·摩斯（Gene Morse，擅长电脑技术的内部审计师）和格林·史密斯（Glyn Smith，内审部高级经理，辛西亚的助理）。正是这三个不计个人安危，忠于职守的“火枪手”，排除困扰，顶住压力，才将世界通信的舞弊罪行昭示于天下。
20##年岁末将尽之际，《时代》杂志一年一度的新闻人物评选揭晓了。当选者既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是自视甚高的商界精英，更不是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而是三位鲜为人知的“告密者”：世界通信的辛西亚·库珀、安然公司的雪伦·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和联邦调查局的柯琳·罗莉（Coleen Rowley）。这三位女强人之所以当选，是因她们不畏权势，勇揭黑幕，敢于“吹哨”。《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在介绍她们的感人事迹时，加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按语：辛西亚·库珀、雪伦·沃特金斯和柯琳·罗莉全然不顾风险，在世界通信、安然和联邦调查局吹响哨音，提醒了我们什么是美国勇气和美国价值的真谛。
现年38岁的辛西亚直接对世通的首席财务官苏利文负责，根据世通的职责分工，只有27个工作人员的内审部只负责经营绩效审计，从事业绩评估和预算控制，财务审计不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而是外包给安达信。那么，辛西亚是如何发现本应由财务审计发现的“黑幕”的呢？
1、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辛西亚对世界通信会计处理的疑心源于一次意外的会面。20##年3月初，世界通信无线通信业务的负责人约翰·思图帕克（John Stupka）拜会了辛西亚·库珀，向她抱怨苏利文的一笔会计处理。为了应对电信业不景气可能产生的坏账，思图帕克所在部门按照行业惯例和会计准则的规定，于20##年第三季度计提了4亿美元的准备。但苏利文勒令思图帕克将这4亿美元的坏账准备冲回，以抬升世界通信对外报告的盈利。思图帕克担心这一做法将使其部门在下的一个季度发生大额亏损，但迫于苏利文的压力，只得屈从。喜欢刨根问底、倔犟执着的辛西亚就此事致电安达信，但安达信的合伙人肯！艾卫瑞（Ken Avery）粗暴地拒绝了辛西亚的质询，声称他只听命于苏利文。被激怒的辛西亚遂下令其下属哲恩·摩斯（以下简称摩斯）彻查到底，并将此事告知了世界通信审计委员会主席马克斯·波比特（Max Bobbitt）。3月6日，审计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例会，辛西亚与其顶头上司苏利文分别就这4亿美元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作了陈述。在审计委员会的压力下，苏利文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予以更正。第二天，恼羞成怒的苏利文提醒辛西亚注意自己的职责范围，警告她以后不得再干预无线电部门的会计处理。
2、神秘邮件，疑团顿开
02年3月12日，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正式对世通的会计问题展开调查。原因是电信业的不景气使世通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遭受巨额损失，而世通却在01年度仍然报告巨额利润。SEC的举动令世通高层措手不及，也引起了辛西亚的警觉。特别是安然事件的暴光和安达信被司法部起诉，使辛西亚对世通的会计处理疑虑重重。因此，尽管与苏利文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辛西亚仍毅然决定，将内部审计的范围由经营绩效审计秘密扩展至财务审计，具体工作由摩斯负责。
5月12日，辛西亚的副手史密斯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附上了当地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德洲分公司的一位雇员因为对一些资本支出帐务处理的恰当性提出质疑而遭解雇。这份电子邮件引起了辛西亚的极大兴趣。因为收到邮件前，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摩斯等人已发现了众多无法解释的巨额资本性支出。01年前三个季度，世通对外披露的资本支出中，有20亿美元既未纳入01年度的资本支出预算，也未获得任何授权。这一严重违反内部控制的做法，使辛西亚和摩斯怀疑世通可能将经营费用转作资本支出，以此增加利润。这封神秘邮件促使辛西亚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资本支出项目。
辛西亚和史密斯就这2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质问财务计划部主任瑟提时，瑟提将解释为“预付容量”。当被问及“预付容量”的确切涵义以及将“预付容量”作为资本支出的依据时，瑟提表示无可奉告，但不妨询问副总裁兼主计长迈耶斯。
辛西亚和史密斯不敢贸然质问迈耶斯。正在困惑不解之时，摩斯的一项重大发现使调查柳暗花明。5月28日下午，摩斯从电脑记录上查出了一笔既没有原始凭证也缺乏授权签字的5亿美元的电脑费用。与“预付容量”一样，这5亿美元也被记录为资本支出，摩斯立即向辛西亚报告这一惊人发现。种种迹象表明，世通的高层通过将经营费用转作资本支出进行了大规模的利润造假。
3、侵入电脑，获取铁证
为了获取世界通信会计造假的直接证据，必须进入世界通信电脑化的会计信息系统调阅相关的会计分录和凭证。然而，只有经过苏利文的批准，内部审计部才有资格不受限制地使用世界通信的电脑会计系统。颇有“黑客”风范的摩斯没有让辛西亚失望，很快就利用信息部安装和测试新系统的机会，获得了自由进出电脑会计系统的方法。鉴于世界通信很多有疑点的资本支出都是由总部化整为零转嫁至各地分支机构进行记录。摩斯进行电脑会计系统后，将取证重点锁定在“内部往来”。“内部往来”发生频繁，每月大约有35万笔。有一次，摩斯偷偷下载这些数据时，几乎瘫痪了服务器，导致信息部紧急关闭电脑会计系统。这一插曲差点使摩斯的“黑客行动”败露。自此，摩斯只好选择在夜深人静时，进入负荷较轻的电脑会计系统。经过一周的加班加点，摩斯成功地收集了世界通信将20亿美元经营费用“包装”成功地收集了世界通信将20亿美元经营费用“包装”成资本支出的直接证据。
至此，世界通信的会计造假基本上真相大白。摩斯掌握的证据使辛西亚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与其他员工一样，辛西亚也曾为世界通信的骄人业绩深感自豪。世界通信竟然是一个骗子公司，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辛西亚深知，已掌握的证据足以让世界通信遭受灭顶之灾，这意味着与她朝夕相处的成午上万的同事将失去生计。值得一提的是，辛西亚再婚后，丈夫留在家里专职照看两个儿子，她成了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辛西亚将她的担忧和苦衷告诉了史密斯和摩斯，他们俩颇有同感。在人生的旅途中，这三名“火枪手”面临着一项重大抉择：是继续追查下去，将世界通信整垮，还是点到为止，给世界通信留下一条生活？
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情，私利让位于正义。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辛西亚、史密斯和摩斯决定将调查进行到底。
经过周密筹划，辛西亚确定了工作分工。摩斯负责保护证据的安全，以防世界通信销毁证据。为此，摩斯自掏腰包买了大量的防火光碟，复制并在不同地点储存了从电脑会计系统下载的数据。辛西亚和史密斯则负责向涉嫌会计造假的相关当事人质询。尽管辛西亚和史密斯行事谨慎，还是引起苏利文的怀疑。6月11日早上，苏利文要求辛西亚汇报审计部最近的工作情况。辛西亚和史密斯马上意识到与苏利文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当天下午，辛西亚带着史密斯和另一位助理，向苏利文汇报工作。辛西亚介绍了内部审计部的人事问题之后，史密斯扼要向苏利文通报了内部审计发现的资本支出问题，但并不透露已经掌握的证据。苏利文要求辛西亚等人立即终止这方面的审计，推迟至第三季度，声称自己也已发现这些问题，拟在这三季度通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予以解决。辛西亚断然拒绝了苏利文的要求，声明这方面的审计将继续进行。
4、寻求支持，揭开盖子
这次不欢而散的工作汇报后，辛西亚和史密斯担心苏利文可能采取行动掩盖舞弊行为，立即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就内部审计的一些重大问题与世界通信审计委员会主席波比特面谈。6月14日，波比特在世界通信总部所在地的一家小酒店与辛西亚和史密斯会面，辛西亚和史密斯向波比特汇报了内部审计所发现的严重会计造假。波比特建议辛西亚和史密斯在与苏利文进一步发生冲突之前，征询毕马威的意见。从1989年起至20##年5月止，世界通信一直聘请安达信进行财务审计，后因安达信卷入安然丑闻，世界通信在5月下旬改聘毕马威。辛西亚和史密斯听从了波比特的建议，与负责世界通信审计事宜的主审合伙人法勒·马龙（Ferrel Malong）取得了联系，简要通报了世界通信的会计问题。马龙当即表示，如果问题属实，将是将其严重的会计舞弊，但建议辛西亚和史密斯进一步向相关当事人了解情况。
6月17日，辛西亚和史密斯到了管理报告部主任贝蒂·文森（Betty Vinson）的办公室，要求她提供能够支持资本支出会计记录的原始凭证。贝蒂承认，她编制了许多没有任何原始凭证支持的会计分录，但这完全是奉旨行事，指令来自总账会计部主任耶特斯。辛西亚和史密斯要求耶特斯对此作出解释。耶特斯坦承，这事他也不清楚，惟有世界通信的高级副总裁兼主计长迈耶斯才了解内情。辛西亚和史密斯当即致电迈耶斯，迈耶斯并不回避，直言这些会计分录确有问题，至于相关的原始凭证，他需要花时间整理，但他并不想整理。辛西亚和史密斯又追问将所谓的“预付容量”支出予以资本化是否有相关的会计准则加以支撑，迈耶斯说他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
鉴于事态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避免成为冤死鬼，辛西亚和史密斯开始很委婉地告诉各自的家人，他们发现了一些对世界通信极为不利的重大问题，他们可能会因此得罪世界通信。性情一向温和的摩斯则是很严肃地告诉他妻子，除非他出了意外，否则，千万别碰公文箱内的资料。
5、董事拍板，昭示天下
毕马威的主审合伙人马龙在审阅了辛西亚等人所提供的证据后，建议立即向世通审计委员会正式报告。20##年6月20日，世通审计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马龙向审计委员会通报了辛西亚等人发现的重大问题，对于世通通过将支付给其他电信公司和网络公司的线路成本由经营费用转作资本支出的做法，马龙明确表态，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由此虚增了世通对外报告的利润。
苏利文试图以配比原则对由替自己辩解，声称这些线路成本是因为世界通信在1999年预期客户对电信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而与其他电信公司签定了线路租赁合同。合同规定，不论世界通信最终是否使用其他电信公司的线路，都必须支付定额的经路费用。到了20##年，对电信服务的需求大幅下降，向其他电信公司租赁的线路大量闲置。考虑到电信业今后几年可能恢复景气，他下令将原先已确认为经营费用的线路成本转入资本支出科目，待今后收入增加时，再进行摊销，以实现收入与成本的配比。苏利文的辩解并没有说服审计委员会和毕马威的两名合伙人。至于这些财务处理的原始凭证问题，苏利文要求审计委员会多给他几天时间进行收集整理。审计委员会只同意苏利文利用周末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并且提交原始凭证。
6月21日至22日，波比特将调查的初步情况通报给了安达信的负责人和主审合伙人，安达信表示全然不知世界通信的这些问题，但表示这些做法严重违反公认会计准则。6月24日，苏利文只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不到三页纸的报告。报告老调重弹，毫无新意。6月21至24日期间，苏利文还与安达信的两名合伙人探讨通过在第三季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来更正这些账务处理以避免重编已对外公布财务报表的可能性。安达信的两名合伙人和参与讨论的马龙断然否定了苏利文的主张。至此，苏利文已经黔驴技穷了。
6月24日，审计委员会再次开会，邀请了世界通信董事会的一些资深董事、毕马威和安达信的代表以及众多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参加。安达信的代表正式声明，鉴于世界通信将线路费用由经营费用调入资本支出，他们对20##年度以及20##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已不再值得信赖，建议世界通信按规定重编报表（Restatement）。同日，审计委员会正式通知苏利文和迈耶斯，如果他们俩不主动辞职，将会被立即解雇。迈耶斯选择了辞职，而苏利文则拒不辞职。
6月25日，世界通信董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听取了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后，董事会立即作出四项决议：（1）重新编制20##年度和20##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要求毕马威对这些财务报表重新进行全面审计；（2）向SEC通报世界通信发现的重大会计问题以及董事会关于重编报表的决定；（3）开除苏利文，取消其遣散费；（3）与SEC会谈后，立即公开董事会的决定。
董事会结事后，世界通信请求SEC的紧急约见。下午3月30日，SEC约见了世界通信的代表。6月25日傍晚，世界通信的首席执行官西择摩尔向新闻记者披露了世界通信在5个季度里捍造了38.52亿美元的利润的特大丑闻。
丑闻公开之夜，辛西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她母亲离世界通信总部不远的家。在她母亲的厨房里，辛西亚百感交集，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摩斯则仍在世界能信总部开夜车，继续整理他冒险收集的证据。他的妻子打来电话问摩斯是否看过电视新闻，在新闻报道里，“世界通信”已变成了“世界骗局”，她想知道摩斯是否了解内幕。摩斯告诉她，内幕就在家里的公文箱里！至于史密斯，正发愁如何向曾在克林顿中学教过他和辛西亚会计的母亲解释他们三个是如何“嗅出”苏利文这只造假鼹鼠的。
舞弊手法透视
世界通信尽管在造假金额上创下记录，但造假手法并不高明。谙熟会计审计之道的苏利文以及其他共犯或许早已意识到，假的终究是假的，再高明的手法也做不出真账，犯不着为做假账挖空心思。
根据SEC以及美国总检查长办公室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世界通信会计造假的动机是为了迎合华尔街财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造假手法不外乎以下两类。
1、滥用准备金科目，利用以前年度计提的各种准备如递延税收、坏账准备、预提费用，冲销线路成本，夸大对外报告的利润。SEC和司法部已经查实的这类造假金额高达16.35亿美元
2、以“预付容量”为借口，要求分支机构将原已确认为经营费用的线路成本转至固定资产等资本支出账户，以此降低经营费用，高估经营利润。SEC和司法部已查实的这类造假金额高达38.52亿美元。
世界通信第一类造假示意性会计分录 单位：百万美元
世界通信第二类造假示意性会计分录 单位：百万美元
第一和第二类造假所涉及的调整分录既无原始凭证和分析资料支持，也缺乏签字授权和正当理由。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类造假手法在夸大利润的同时，也虚增了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从而严重误导了报表使用者对世通现金流量创造能力的判断。
除了在线路成本方面弄虚作假外，世通还存在创造性并购会计、巨额冲销、随意计提固定资产减值等舞弊手法，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审计失败的根源
安达信从1999年起一直为世通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从已披露的资料看，安达信对世通的财务舞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失审计责任。安达信对世通的审计，是一项可载入史册的典型的重大审计失败案例。
安达信对世通的审计失败，主要归于以下四个方面：
1、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
根据世界通信20##年4月22日提供的“征集投票权声明”，安达信在20##年共向世界通信收取1680万美元的服务费用，其中审计收费440万美元、税务咨询760万美元、非财务报表审计（主要是外包的内部财务审计）160万美元、其他咨询服务320万美元。自1989年起，安达信一直担任世界通信的审计师，直到安然丑闻发生后，世界通信才在20##年5月14日辞退安达信，改聘毕马威。安达信在过去10多年既为世界通信提供审计服务，也向其提供咨询服务。尽管至今尚没有充分的权威证据证明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可能损害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但20##年7月30日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代理记账和内部审计等9项咨询服务所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对税务咨询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至少说明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对兼做审计和咨询可能损害独立性的担忧。此外，世界通信历来是安达信密西西比杰克逊（世界通信总部所在地）分所最有价值的单一客户，这一事实不禁让人对安达信的独立性存在疑虑。杰克逊分所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伺候”和保住世界通信这一给安达信带来不菲审计和咨询收入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杰克逊分所的安达信合伙人难免会对世界通信不规范的会计处理予以“迁就”。对世界通信的主审合伙人而立，丢失这样的一个大客户，其后果是不谌设想的。
2、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
安达信向SEC和司法部门提供的1999年至20##年审计工作底稿表明，安达信在这三年里一直将世界通信评估未具有最高等级审计风险的客户。在编制1999年至20##年度审计计划时，安达信对世界通信审计风险评估如下表所示：
尽管如此，面对如此高风险的审计客户，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线路成本、准备金计提和转回、收入确认和商誉减值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计时，几乎完全依赖于世界通信高层的管理声明书（Management Representation），而不是建立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以至于世界通信审计委员会在20##年6月向安达信通报世界通信利用冲销线路成本虚构利润时，安达信向新闻媒体的解释是世界通信的高层并没有在管理当局声明书中就此事告知安达信。可见，安达信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负有重大过失责任。
事实上，如果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安达信应当有能力通过下列种种迹象发现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可见，安达信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负有重大过失责任。
（1）世界通信管理当局蓄意将财务审计排除在内部审计部的法定职责之外，只准予内部审计部从事经营绩效审计，这显然有别于大多数公司的做法；
（2）世界通信的会计记录存在着众多的高层调整（Top-Side Adjustments），即公司总部直接给子公司等分支机构下达账项调整指令，而没有提供相关的授权签字和原始凭证等书面材料；
（3）世界通信的管理当局具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强烈动机，包括埃伯斯持有世界通信大量股票并以此作为个人贷款的质押，世界通信迫切需要保持高股价以维持以换股方式进行收购兼并的吸引力，以及世界通信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和信用等级以发行票据和债券（2000和20##年发行的票据和债券分别高达50亿美元和118亿美元）；
（4）世界通信所处电信行业发生逆转，风险居高不下，表现为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盈利下降、倒闭不断，坏账剧增；
（5）世界通信经营特征和财务状况所反映出的异常现象，如收入和盈利的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弥补其资本支出、世界通信面临着通过发行股票或举债来为其经营活动和资本支出筹措资金的巨大财务压力、与竞争对手相比所显出的异常盈利能力（如AT&T从20##年起因电信行业的逆转开始发生大规模亏损，而世界通信仍然报告巨额盈利）。
3、编制审计计划前没有对世界通信的会计程序进行充分了解
GAAS特别强调在编制计划前，应当了解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交易、事项、程序和惯例。但安达信没有按这一要求对世通的下列会计控制和程序进行充分了解：
（1）世界通信会计和报告系统对结账后调整分录、准备金转回的规定和控制程序；
（2）手工会计分录和合并试算平衡表的编制和控制程序；
（3）管理当局对重组准备和其他准备金以及线路成本的估计判断及相关控制程序；
（4）世界通信的内部控制结构及其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
（5）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的估计判断和相关控制程序；
（6）世界通信会计政策在不同期间运用的一贯性，特别是线路成本在20##年以前均作为期间费用，而20##年度和20##年第一季度世界通信却以“预付容量”的名义将38.52亿美元线路成本予以资本化。
4、没有获取足以支持其审计意见的直接审计证据
GAAS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其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管理当局的声明不能替代注册会计师实施必要实质性测试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审计显然没有遵循GAAS的上述规定。
1）安达信没有获取世界通信通过转回准备金以冲销线路成本的直接证据，而是过分依赖管理当局的声明，以至于未能发现世界通信在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及20##年第三季度将过去计提的至少16.35亿美元的准备金用于冲销线路成本的舞弊行为。现已查明，这些转回分录均属于“空白记账凭证”，无一例外地均缺少相关的原始凭证或其他证明材料。具体地说，安达信没有充分考虑来自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之外的会计分录（即这些分录并非来自世界通信的收入、费用、现金收入、现金支出和薪资支出等会计和报告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尽管世界通信为了掩饰其舞弊行为，有时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将这12亿美元的转回冲销分录分录拆成几百笔分录，以逃避安达信的审计。但是，如果安达信检查了总账记录或者要求审阅结账后的调整分录，是完全可以发现这些没有原始凭证作支撑的会计分录的可疑之处。此外，稍有一点审计常识的注册会计师都知道，转回已计提的准备金是上市公司调节利润的惯用伎俩，因此，对于准备金的借方发生额必须进行重点审计。安达信为何对这16.35亿美元的准备金转回无动于衷，确实令人费解。
从重要性水平的角度看，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世界通信转回准备金虚增了12.35亿美元的利润，占当年对外报告净利润的29.7%，20##年通过转回无线电部门已提取的坏账准备虚增了4亿美元的利润，占当年对外报告净利润的26.6%，均远远超出约定俗成的重要性水平（通常为净利润的5%至10%）。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安达信本应进行重点审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无线电部门负责人斯图帕克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辛西亚都曾就世界通信总部要求无线电部门在20##年第三季度冲销已计提的4亿美元坏账准备一事向安达信的合伙人抱怨，而安达信竟然视而不见，连起码的职业敏感性都没有。
2）安达信没有获取世界通信将38.52亿美元的线路成本由经营费用转入“厂场、设备和财产”（Plant, Property and Equipment）的直接证据，以至于未能发现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与准备金的转回一样，这38.52亿美元所涉及的重分类调整分录（将经营费用重新划分为资本支出）无一例外地缺乏相关的原始凭证、签字授权等证明材料。其中有一笔分录（内部审计部摩斯最早发现的那笔怪异分录）的金额为5亿美元整，只有分录，没有原始凭证和签字授权，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空白记账凭证伪造利润的案例。仅这笔分录所虚构的利润就占世界通信20##年利润的33.3%。真不明白安达信是如何确定审计重要性的，又是如何进行抽样以确定凭证测试样本的。难道安达信所倡导的风险导向型审计就不需要测试凭证以获取支持其审计意见的直接证据？
此外，这38.52亿美元的所谓资本支出，均没有纳入世界通信的资本预算之外。安达信如果将这些由线路成本转入的资本支出与世界通信内部的资本预算进行对比分析，世界通信高管人员会计造假的破绽将暴露无疑。事实上，世界通信内部审计负责人辛西亚就是因为发现这些资本支出没有纳入资本预算，也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授权而对世界通信会计处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揭开了世界通信的造假黑幕。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f0f6315177232f60ddcca1a5.html）
思考与分析：
1、相对安然、施乐等公司而言，世通只是在帐面上玩弄最简单的会计把戏，即便如此，作为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跻身于“五大”的安达信却为何仍然不能发现其舞弊？
2、结合国内外此起彼伏的财务舞弊案，谈谈其深层原因，从公司治理角度上看，应如何防范？
案例二：安然公司破产案件
一、 案例介绍：
案例背景：
一直以来，安然身上都笼罩着一层层的金色光环：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安然在20##年的总收入高达101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的第七名；掌控着美国20％的电能和天然气交易，是华尔街竞相追捧的宠儿；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证券评级机构都强力推荐的绩优股，股价高达70多美元并且仍然呈上升之势。直到破产前，公司营运业务覆盖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共有雇员2．1万人，资产额高达620亿美元；安然一直鼓吹自己是“全球领先企业”，业务包括能源批发与零售、宽带、能源运输以及金融交易。
起因
20##年年初，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短期投资机构老板吉姆·切欧斯公开对安然的盈利模式表示了怀疑。他指出，虽然安然的业务看起来很辉煌，但实际上赚不到什么钱，也没有人能够说清安然是怎么赚钱的。据他分析，安然的盈利率在20##年为5%，到了20##年初就降到2%以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回报率仅有7%左右。 切欧斯还注意到有些文件涉及了安然背后的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和安然有着说不清的幕后交易，作为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斯基林一直在抛出手中的安然股票———而他不断宣称安然的股票会从当时的70美元左右升至126美元。而且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如果没有离开董事会，就不能抛出手中持有的公司股票。
破产过程
也许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人们对安然的怀疑，并开始真正追究安然的盈利情况和现金流向。到了8月中旬，人们对于安然的疑问越来越多，并最终导致了股价下跌。8月9日，安然股价已经从年初的80美元左右跌到了42美元。
10月16日，安然发表20##年第二季度财报（是第三季财务报表），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到6．18亿美元，即每股亏损1．11美元。同时首次透露因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与合伙公司经营不当，公司股东资产缩水12亿美元。
10月2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瞄上安然，要求公司自动提交某些交易的细节内容。并最终于10月31日开始对安然及其合伙公司进行正式调查。
11月1日，安然抵押了公司部分资产，获得J．P摩根和所罗门史密斯巴尼的10亿美元信贷额度担保，但美林和标普公司仍然再次调低了对安然的评级。
11月8日，安然被迫承认做了假账，虚报数字让人瞠目结舌：自1997年以来，安然虚报盈利共计近6亿美元。
11月9日，迪诺基公司宣布准备用80亿美元收购安然，并承担130亿美元的债务。当天午盘安然股价下挫0．16美元。
11月28日，标准普尔将安然债务评级调低至“垃圾债券”级。
11月30日，安然股价跌至0．26美元，市值由峰值时的800亿美元跌至2亿美元。
12月2日，安然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中所列资产高达498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当天，安然还向法院提出诉讼，声称迪诺基中止对其合并不合规定，要求赔偿。
事件发展
首先遭到质疑的是安然公司的管理层，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面临的指控包括疏于职守、虚报账目、误导投资人以及牟取私利等。
在10月16日安然公布第二季度财报以前，安然公司的财务报告是所有投资者都乐于见到的。看看安然过去的财务报告：20##年第四季度，“公司天然气业务成长翻升3倍，公司能源服务公司零售业务翻升5倍”；20##年第一季度，“季营收成长4倍，是连续21个盈余成长的财季”……在安然，衡量业务成长的单位不是百分比，而是倍数，这让所有投资者都笑逐颜开。到了20##年第二季度，公司突然亏损了，而且亏损额还高达6．18亿美元！
然后，一直隐藏在安然背后的合伙公司开始露出水面。经过调查，这些合伙公司大多被安然高层官员所控制，安然对外的巨额贷款经常被列入这些公司，而不出现在安然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样，安然高达1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就不会为投资人所知，而安然的一些官员也从这些合伙公司中牟取私利。
更让投资者气愤的是，显然安然的高层对于公司运营中出现的问题非常了解，但长期以来熟视无睹甚至有意隐瞒。包括首席执行官斯基林在内的许多董事会成员一方面鼓吹股价还将继续上升，一方面却在秘密抛售公司股票。而公司的14名监事会成员有7名与安然关系特殊，要么正在与安然进行交易，要么供职于安然支持的非盈利机构，对安然的种种劣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导致安然公司崩塌的会计审计问题
（一）会计问题
根据安然公司20##年11月8日向SEC提交的8－K报告以及新闻媒体披露的资料，安然公司的主要会计问题可分为四大类：
（1）利用“特别目的实体”高估利润、低估负债。安然公司不恰当地利用“特别目的实体”（SpecialPurpose Entities，简称SPE）符合特定条件可以不纳入合并报表的会计惯例，将本应纳入合并报表的三个“特别目的实体”（英文简称分别为JEDI、Chewco和LJM1）排除在合并报表编制范围之外，导致1997至20##年期间高估了4.99亿美元的利润。低估了数亿美元的负债。此外，以不符合“重要性”原则为由，未采纳安达信的审计调整建议，导致1997至20##年期间高估净利润0.92亿美元。各年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美元
项目名称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净利润
调整前净利润 1.05 7.03 8.93 9.79 26.80
减：重新合并SPE抵销的利润 0.45 1.07 2.48 0.99 4.99
审计调整调减的利润 0.51 0.06 0.02 0.33 0.92
调整后净利润 0.09 5.90 6.43 8.47 20.89
调整后净利润占调整前比例 8.6％ 83.9％ 72.0％ 86.5％ 77.9％
债务总额
调整前债务总额 62.54 73.57 81.52 100.23 －
加：重新合并SPE增加的债务 7.11 5.61 6.85 6.28 －
调整后债务总额 69.65 79.18 88.37 106.51 －
调整后债务总额占调整前比例 111.3％ 132.1％ 108.4％ 106.3％ －
资料来源：Enron Corporation‘s 8－K filing with the SEC on November 8 2001.
安然公司的上述重大会计问题，缘于一个近乎荒唐的会计惯例。按照美国现行会计惯例，如果非关联方（可以是公司或个人）在一个“特别目的实体”权益性资本的投资中超过3％，即使该“特别目的实体”的风险主要由上市公司承担，上市公司也可不将该“特别目的实体”纳入合并报表的编制范围。安然公司正是利用这个只注重法律形式，不顾经济实质的会计惯例的漏洞，设立数以千计的“特别目的实体”，以此作为隐瞒负债，掩盖损失的工具。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3％的惯例，原先是10年前一个从事租赁业务的主体所设计的，后来该主体极力说服了有关当局认可了其会计处理。以后，这神奇的3％规则便逐渐演化为约定俗成的惯例，并适用于对几乎所有“特别目的实体”的会计处理。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东窗事发之后，就是以此为自己作辩解的。但我们认为安达信的辩解是片面的，作为全球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难道不明白这项荒唐可笑的惯例有修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基本会计原则？难道审计只是机械地照搬准则和惯例，而不需要专业判断？难道安达信不清楚安然公司通过“特别目的实体”隐瞒负债、掩盖损失对投资者可能造成的后果？安然公司前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主管安德鲁S.法斯焘（20##年10月被革职）在1998年一起名为“仙人掌3”诉讼案件的作证中曾坦言，安然公司通过设立“特别目的实体”，就是为了将负债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在进行“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过程中，均与安达信密切磋商（kurt Eichenwald ＆ Michael Brick，2002）。可见，安达信并非不了解安然公司设立“特别目的实体”的用意。
（2）通过空挂应收票据，高估资产和股东权益。安然公司于20##年设立了四家分别冠名为Raptor I、RaptorⅡ、Raptor Ⅲ和Raptor Ⅳ的“特别目的实体”（以下简称V类公司），为安然公司的投资的市场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为了解决V类公司的资本金问题，安然公司于20##年第一季度向V类公司发行了价值为1.72亿美元的普通股。在没有收到V类公司支付认股款的情况下，安然公司仍将其记录为实收股本的增加，并相应增加了应收票据，由此虚增了资产和股东权益1.72亿美元。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这笔交易应视为股东欠款，作为股东权益的减项。此外，20##年第一季度，安然公司与V类公司签定了若干份远期合同，根据这些合同的要求，安然公司在未来应向V类公司发行8.28亿美元的普通股，以此交换V类公司出具的应付票据。安然公司按上述方式将这些远期合同记录为实收股本和应收票据的增加，又虚增资产和股东权益8.28亿美元。上述两项合计，安然公司共虚增了10亿美元的资产和股东权益。20##年第三季度，安然公司不得不作为重大会计差错，同时调减了12亿美元的资产和股东权益，其中的2亿美元系安然公司应履行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超过所记录应收票据的差额。
（3）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操纵利润。安然公司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包括设立由其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进行筹资或避险。现已披露的设立于1999年的LJM开曼公司（简称IJMI）和LJM2共同投资公司（简称LJM2，LJM1和LJM2统称为LJM）在法律上注册为私人投资有限合伙企业。LJM的合伙人分为一般合伙人和有限责任合伙人。安然公司在东窗事发前，以LJM的多名有限责任合伙人为与安然公司没有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为由，末将LJM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但从经济实质看，LIM的经营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安然公司手中，安然公司现已承认LJM属于安然公司的子公司。LJM从1999年设立起，至20##年7月止，其一般合伙人推选的管理合伙人为当时担任安然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的安德鲁。S.法斯焘。LJM设立之初，有关人员曾明确向安然公司的董事会说明设立LJM的目的，就是要使LJM成为向安然公司购买资产的资金来源，向安然公司投资的权益合伙人，以及降低安然公司投资风险的合作伙伴。
1999年6月至20##年9月，安然公司与LJM公司发生了24笔交易，这些交易的价格大都严重偏离公允价值。安然公司现已披露的资料表明，这24笔交易使安然公司税前利润增加了5.78亿美元，其中1999和20##年度增加的税前利润为7.43亿美元，20##年1至6月减少的税前利润为1.65亿美元。在这24笔交易中，安然公司通过将资产卖给LJM2确认了873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LJM购买安然公司发起设立的SPE的股权和债券，使安然公司确认了24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LJM受让安然公司联属企业的股权，使安然公司获利1690万美元；安然公司与LJM共同设立5个SPE，并通过受让LJM2在这5个SPE（其中四个为前述的V类公司）的股权等方式，确认了与风险管理活动有关的税前利润4.712亿美元。
安然公司通过上述交易确认的5.78亿美元税前利润中，1.03亿美元已通过重新合并LJM1的报表予以抵销，其余4.75亿美元能否确认，尚不得而知。但安然公司在20##年第三季度注销对V类公司的投资就确认了10亿美元亏损的事实（Gretchen Morgenson，2002），不能不让人怀疑安然公司在1999和20##年确认上述交易利润的恰当性。
（4）利用合伙企业网络组织，自我交易，涉嫌隐瞒巨额损失。上述三个重大会计问题所涉及的金额，在我们看来已是天文数字。但安然公司的会计问题并非到此为止。目前已披露的不到10家合伙企业和子公司所涉及的上述会计问题，说不定只是冰山一角。安然公司拥有错综复杂的庞大合伙企业网络组织，为特别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安然公司购买资产或替其融资）设立了约3000家合伙企业和子公司，其中约900家设在海外的避税天堂。虽然安然公司20##年10月组成了由新增选为独立董事的德州大学法学院院长威廉。鲍尔斯教授担任主席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安然公司的合伙企业和子公司进行调查，但要查清这些具有复杂财务结构和千变万化商业风险的网络组织的真实情况，恐怕得历时数载。尽管如此，根据《纽约时报》20##年1月17日的报道以及1月16日该报全文刊载的安然公司发展部副总经理雪伦。沃特金斯女士在首席执行官杰弗利。K.斯基林突然辞职后致函董事会主席肯尼思。莱的信函，安然公司很有可能必须在已调减了前5年5.86亿美元税后利润的基础上，再调减13亿美元的利润。这13亿美元的损失，主要是安然公司尚未确认的与合伙企业复杂的融资安排等衍生金融工具有关的损失，其中5亿美元与安然公司已对外披露的V类公司有关，其余8亿美元则与安然公司至今尚未披露的Condor公司有关。至于众多以安然股票为轴心的创新金融工具及其他复杂的债务安排所涉及的损失和表外债务，很可能是个难以估量的“财务黑洞”。
（二）审计问题
尽管从理论上说，审视上市公司的任何重大恶性案件时都必须严格区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安然大厦的坍塌，除了蒸发掉安然公司员工的血汗钱和众多无辜投资者的财富外，很有可能使安达信身陷绝境，并引发了对“五大”空前的信任危机。目前披露的证据显示安然公司蓄意舞弊，但为其提供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的安达信是否涉嫌与安然公司串通舞弊尚无定论，不过，美国国会的6个调查组，以及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等部门对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发起的规模空前的刑事调查所掌握的初步证据，足以表明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难辞其咎。根据目前已披露的资料，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至少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1）安达信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安然公司自1985年成立以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20##年度，安达信为安然公司出具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无保留意见加解释性说明段（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的审计报告，另一份是对安然公司管理当局声称其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其财务报表可靠性予以认可的评价报告。这两份报告与安然公司存在的前述重大会计问题形成鲜明的反差，已成为笑柄。经过与安达信的磋商，安然公司20##年11月向SEC提交了8－K报告，对过去5年财务报表的利润、股东权益、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表述，并明确提醒投资者：1997至20##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不可信赖。换言之，安然公司经过去达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并不能公允地反映其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得到安达信认可的内部控制也不能确保安然公司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安达信的报告所描述的财务图像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严重偏离了安然公司的实际情况。
（2）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缺乏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灵魂，离开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只能是一种奢谈。安达信在审计安然公司时，是否保持独立性，正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质疑。从美国国会等部门初步调查所披露的资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看，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至少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
①安达信不仅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鉴证服务，而且提供收入不菲的咨询业务。安然公司是安达信的第二大客户，20##年度，安达信向安然公司收取了高达5200美元的费用，其中一半以上为咨询服务收入（Reed Abelson＆ Johnathan D. Clater，2002）。安达信提供的咨询服务甚至包括代理记账。社会各界纷纷质疑，既然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回报丰厚的咨询收入，它能保持独立吗？安达信在安然公司的审计中是否存在厉害冲突？它能够以超然独立的立场对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发不偏不倚的意见吗？即使安达信发现了重大的会计问题，它有可能冒着被辞聘从而丧失巨额咨询收入的风险而坚持立场吗？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即使安达信能够从专业的角度辩解自己并没有违反职业道德，但社会大众至少认为安达信缺少形式上的独立性。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同时扮演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角色的辩论由来已久。SEC前任主席阿瑟。利维特20##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审计审计师”的文章，重提3年前的主张，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予以限制。SEC在这场与“五大”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从反对“五大”的先锋人物利维特的离职，到力挺“五大”的哈维。彼特继任SEC主席，足见“五大”的影响力。资料显示，安达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rical Action Committee）在20##年美国国会选举中就捐赠了99万美元的“政治献金”。会计师事务所居然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试图影响国会选举，独立性何在？
②安然公司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为安达信的前雇员，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有损安达信形式上的独立性。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主管、首席会计主管和公司发展部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安然公司从安达信招聘过来的。至于从安达信辞职，到安然公司担任较低级别管理人员的更是不胜枚举。
（3）安达信在已觉察安然公司会计问题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目前，美国国会调查组披露的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黑幕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我们注意到，安达信为安然公司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是20##年2月23日，因此有理由相信，安达信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很可能就已经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问题，否则，合伙人是不可能在2月份讨论是否辞聘的问题的。20##年8月20日，沃特金斯女士致电她过去在安达信的一名同事，表达了她对安然公司会计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她致函安然公司董事会主席，警告安然公司“惊心构造的会计骗局”（elaborateaccounting hoax）有可能被揭穿（Richald A.Oppel Jr.，2001）。8月21日，包括首席审计师大卫。邓肯在内的四名安达信合伙人开会讨论沃特金斯女士发出的警告。此时，安达信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尽管如此，安达信并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也未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来纠正已签发的审计报告。安达信的这种做法是否违反规定，目前尚难以断定，但至少让社会公众对安达信的职业操守大打折扣。
（4）销毁审计工作底稿，妨碍司法调查。在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中，最让会计职业界意想不到的是安达信居然销毁数以千计的审计档案。我们知道，审计最重证据。以客观、真实的证据为依据的审计，被Paton和Littleton（1940／1970）称之为英国对审计行业的最重要贡献。客观、真实的证据也是他们提出的会计基本假设之一。安达信销毁审计档案，是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公然挑衅，也暴露出其缺乏守法意识。目前，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等部门正就此丑闻对安达信展开刑事调查。丑闻曝光后，安达信迅速开除负责安然公司审计的大卫。邓肯，同时解除了休斯敦其他三位资深合伙人的职务。但这一弃车保帅的招数看来并不高明。邓肯在接受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的问讯时，拒不承认是擅自作出销毁审计底稿的决定，而坚称是在20##年10月12日接到安达信总部的律师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指令后，才下令销毁审计底稿的，直至11月8日收到该律师的指令后才停止销毁活动。至今，安达信总部尚未对邓肯的说法作出反应。如果邓肯的说法属实，那么，安达信的麻烦可就大了。从安达信的角度看，销毁审计档案的事实，极有可能使安然事件由单纯的审计失败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许多国会议员和SEC的官员誓言将彻查此事。销毁审计档案不仅使安达信的信誉丧失殆尽，而且加大了安达信串通舞弊的嫌疑。如果这仅仅是一件因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审计失败，安达信值得冒天下之不题而销毁审计档案吗？答案只有一个：被销毁的审计档案藏有见不得阳光的勾当。
（资料来源：会计研究，作者：葛家澍、黄世忠）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59250.htm）
思考与分析：
1、安然事件中财务舞弊的手法主要有哪些？
2、针对这些财务舞弊，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