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笔记
前段时间，根据老师的推荐，我借阅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刚开始只是翻看了一下序言，就觉得这是一本必读的好书了。由于个人平时知识储备确实有限，且不爱思考，再加之这本书的语法逻辑与现代有些相异，因此我只是粗略的通读了一遍，略懂了本书的内容与主旨，下面是我的一点读书心得。
一．内容浅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当时的中国正是被西方人用火炮利器轰开大门的时期，无论从器物、制度、还是文化，西方文化都潮涌般的侵蚀着人们的心理，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东方文化步步后退，到了是否要存在的必要的地步了。面对这种形势，梁先生写了这本书，对东西文化的内涵和优劣势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从这本书的框架看，其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东方化和西方化；其二，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中谈及西方化时，梁先生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给出了对于文化的看法: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也就是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意欲不同，生活的样法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根据这三种不同的路向，梁先生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三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对于这三种文化的优劣，梁先生认为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他认为人类文化是由发展阶段的，这三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虽然三条路在实际中是“共时”的存在，因此在当今现实中发生冲突，但在理念上却是一个“历时”的序列。他认为：现在的西方文化以改造外在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当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会开始注重情感
需求，和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会转向第二种需求中国“调和持中”的生活态度，而当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和外部的财富之后，他们面临着要意识到生命的真正永恒的问题，此时意欲突破尘世的暂时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在这个阶段，向往最终获得涅盘的绝对快乐，此为第三条路向。因此，从与社会适应的程度来具体时态来看，西方的意欲向前其实是滞后，印度的意欲向后其实是超前；惟有中国这种“调和持中”的态度才是恰到好处、合乎时宜的。这也就是本书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
二．浅显的思考和启示
其一，纵观梁先生的此书的全文，我认为其核心所在起于文化理解基础上的对“人”的理解。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在“意欲”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哲学；而意欲在儒家思想中是指人的心性基础上的动的显发，因此梁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建立意识之上的形而上学的学问，其带有一定的先验性，且很大程度上的肯定非理性的东西，肯定直觉的思维方式，对儒家文化的发展以及后人研究的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基于此，考虑到我自己的平时的总是看重于理性逻辑推演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我得到的一点启示是：文化本没有优劣对错之分，只是内容和思维方式不同而已。肯定道德为文化之源，由内圣而开外王的思维方式也是合理存在的。因此，我觉得这对自己以后思考问题又有了新的启迪。
其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书中提出的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形成不同的文化根源的观点；而文化和生活态度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也可以说生命或生活是与文化统一而生的。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其对待人生的态度的不同，生命生活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又是人之为人的必要因素，人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文化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是植根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中国人是不能离开和舍弃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的，因此也就不能对我们中国的哲学文化进行否定和抛弃，应该保持我们民族的本性。
第二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常怀生命之感
今日阅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著作中的许多部分都对我有所触动，引我思考。思考数日，觉得最为受益的便是：生命之感。
生命之感，在贾老师讲解中国哲学，讲解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过程中，有过多次的介绍。同时，生命之感在我个人的生活学习过程中也有过体验。生命之感是由生命个体体验到的，倘若进行概括定义，恐怕就会改变本意。但为明确生命之感，我将自己认为的生命之感描述一下。生命之感，主体自然是人。感，感触，真情实感。感的对象既可以是本体，也可以是源于本体的万物。故生命之感即人对万物及本体的真情实感。但是这里的真情实感必须加以界定说明。生命之感并非单纯的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感，必须与生命联系起来，生命之感应是人对万物的最真实流畅的回应。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回应有个概括，勉强称之为生命直觉的情感（此处直觉非生物学之直觉），也可以说是儒家讲的“性”。
生命之感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所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皆是生命之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说明这一点。但生命之感并非本能。
生命之感表现在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或方法上。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方法有两种：一为直觉感应，一为理智认知。真正的生命之感是同所感对象的共鸣，既是对所感对象的生命直觉之感，也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开显。这并无主客之分。但是一旦带着认知的态度或者功利的思想，那就不再是流畅真实的生命之感，而是死板的主客二分的物我关系。孔子因宰我认为服丧期间食稻衣锦可心安，而叹“宰我不仁”。“不仁”即为无生命之感，这全因宰我“情感薄直觉弱”，不能通达一体性。宋代朱熹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对人与所感对象关系，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做了很好的阐释。“天理”即中国哲学之本体，本体是人生命开显的最完满阶段，是生命之感不断累积发展的最终结果。“‘人欲’即私心之欲，它不一定是声名利的欲望之类，更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而“存天理，灭人欲”是要让人回到直觉下的绝然一体性状态，而不是理智下的主客分离状态。
生命之感之所以不能运用理智，而需借助直觉，是因为倘若用理智去判断，形容，对比等，就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而直觉是把所感之物纳入自己的生命中来，与所感对象产生共鸣。借助这样直觉的生命之感，可以将人与所感对象的关系极大松动，使人的生命拥有无限之开显，进而获得生存的真正自由。而在理智思考下的物我关系，只
是死板的工具化对象化的关系，一切可能的开显状态，都被一个固定概念封死。在这种狭隘的生存视野，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危险性也是很明显的了。因而常怀生命之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常怀生命之感应是通达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到达“圣人”最基本的道路。《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遵循人的本性，即遵从人的生命之感。人的绝然一体性就应该是基于生命之感的。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那么就不可能证得本体，达到至善。
因怀生命之感以至至善，达本体，孔子与释迦牟尼可谓典范。孔子固然是随感而应，“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但我认为孔子的人生态度或者情感倾向，应是“乐”居主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能寻出这种看法。相比较，释迦牟尼则是其生命之悲过于强烈，才导致其寻找出世之路。（个人认为，悲乐同喜怒哀惑恶惧忧等情感是不同的）
孔子的生命之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致系以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绝没有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儿子让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初看孔子所言，觉有待商榷，实际上孔子所言极是。孔子所言“直”正是不计算打量，单靠直觉的生命之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因为巧言令色遮蔽了本应顺应本体的真实情感，自然就“不仁”，就失去了主客合一的一体性，而落入计划打量的二分状态，理智状态。孔子常怀生命之感，因而其情感皆为真实流畅的，发而中节。孔子的生命之感虽以“乐”为主，但也不免悲时——“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子之恸，而谁为？’”孔子因高足之逝而悲，也是孔子怀生命之感的一个表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详细论述了释迦牟尼出世的原因，即深感生命之悲苦。书中将释迦牟尼的四次出行归为两种问题：一为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的，二为众生的生活都是无常的。因这四次出行，两种问题，释迦牟尼深感生命之悲苦，这种悲苦之感不是理智作用后的结果，而是纯粹直觉的。梁先生有言：“印度人之怕死，非怕死，而痛无常也。于当下所亲爱者之死而痛之，于当下有大哀哭其亲爱之死而痛之，不是于自己的未来之死而虑之。”此种情感唯有出世可以平息。而释迦牟尼最终修得正果，与他这超人的生命之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儒家是要从现世生命解放，实证本体；儒家是从现有生命中，来证到生命的绝然一体性，但他们基于的都是能达主客一体的生命之感。
佛教言众生皆苦，而这苦根本源于二执：我执，法执。一切苦都是有所执着，执着既是情感也是态度。而这执着粗略理解起来，便是理智的判断，打量等，都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导致心生执著。对象只有依赖人的生命才能得以显现，而人却将这必不能分的所感对象置于
生命之外。因而这一切理智作用下的执着之感都是不真实的。
然而反观今日，且不说一体性的生命之感，就连基本的人的理智情感（理智情感，道德情感，生命之感应该各有不同）都很缺乏了。同样是面对生命，孔子“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现在社会之人，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时，有的却是笑眼围观的态度，何等残忍。对人如此，对动物，对植物，对建筑，对实物更是肆无忌惮。《中庸》有言：“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这直接指出了现实社会如此之原因——人类早已远离生命之感，不是中庸，不是本体。所有行为，乃至所有感触皆要有所回报，一颗心忙于算计比较打量，全然不顾自己所走之路实为死路！
因而，要想唤醒人类本善的心性，就必须使人常怀生命之感。只有常怀生命之感，才能真正将人类生存的狭隘局面打破。设想一个人若能做到怀生命之感，那他绝不会视其他生命之痛而不动心，绝不会残害他物而不洞然，因为这痛就是自己内心之痛，有物被残害实为自己被残害，没有外于心的物，也就没有外于心的痛。同样，因为没有外于心的物，何来苦苦执着？于此可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非从生命之感入手不可。不然单纯的提倡道德，依靠法律，只能是表面的敷衍，一时的自我麻痹。并非是要人人来做哲学家，但是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纯靠理智去计算打量判断，只能是固步自封，绝无生存自由之希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田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