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导读———关于清谈是否误国

王溱 2013级20135414

“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从《世说新语》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可以支撑清谈误国这一观点的记载：很多官员们不专于政务，而是把精力放在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上，致使官场效率低下，国家的执政荒废。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精神状态。比如王衍在西晋末年清谈老庄玄学，以虚浮之妙言为尚，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最终导致西晋亡于石勒。但是清谈真的会误国吗？清谈与政治才能之间本无必然联系,与王衍齐名的另一个清谈宗主乐广,在做河南尹时就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才华。再如创建东晋政权的士人主体也多为元康时期的清谈名士,王导、王敦均好清谈,但却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可见清谈与误国之间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第二篇：《世说新语》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读刘义庆《世说新语》

作者简介：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文学家。宋宗室，袭封临川王赠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和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成书背景：刘义庆，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其中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魏晋时期，汉武帝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派走向迂腐没落，有些：而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政治上，曹氏、司马氏相继专权，一般士人上进无路，且时有生命之虞，因之不少人思想消极，清谈玄学之风。而《世说新语》在此背景下成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以反映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

该书简介：《世说新语》是一部南北朝时期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义庆撰。汉代刘向曾着《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的著作区分开来，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

内容简介: 本书大多在记述士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尤其是士族阶层的清谈、品德、交游、为政、栖逸等种种活动以及他们萧散、任诞、简傲、放旷等等种种性格和人生追求，是魏晋名士与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世说新语》撰有八卷，今本作三卷，还有３６门．《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门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是志人小说集。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遗闻轶事。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这部书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继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原为8卷，今本作3卷，主要记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行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鲁迅曾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该书共目录36门，分别为：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方正第五,雅量第六,识鉴第七,赏誉第八，品藻第九，规箴第十，捷悟第十一，夙惠第十二，豪爽第十三，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企羡第十六，伤逝第十七，栖逸第十八，贤媛第十九，术解第二十，巧艺第二十一，宠礼第二十二，任诞第二十三，简傲第二十四，排调第二十五，轻诋第二十六，假谲第二十七，黜免第二十八，俭啬第二十九，汰侈第三十，忿狷第三十一，谗险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纰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仇隙第三十六。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这三类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如今知识竞争日益激烈，殊没有料到千多年前的先辈们非但并非终日安逸享乐而忘弃书本，反而更就胸中墨汁来评定其在社交范围内的名望地位。其间常有这样的比较句式：“卿何如我？”；“卿定何如裴逸民？”；

“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当时的士人皆与身边之名士比才识，论远见。试想把这样的问句搬到现今，如果是某人在背地里问第三人，被问者则会觉得这人城府很深，野心勃勃，今后应该谨慎处事；如果是当面直接与人比长短，似乎也会使气氛陷入尴尬场面，被问者或许心中会有多不快，认为是对他的轻视？不屑？挑衅？当然就这种直接的问对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就很少。而《世说新语》中对魏晋风气的记载则不同。名士更愿意直接的与人媲美，他们觉得如此更易显露自己的优劣，从而更能明了自己的追求目标。而被比者也觉得能与高雅的贤士相提并论是对他德行的积极肯定和勉励，即表现出了当时士人都积极地展示才能，宽阔的胸襟，高远的人生追求。再回过来与现今的一些知识分子相比，千来年前的名士的胸襟和行为举止似乎更象深山里的溪流一样清澈明净。

但还值一提的是，魏晋人评价“及”与“不及”的方式，在我看来似乎略显单薄但又觉得深藏道理，驳之不倒。如“品藻”第九：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初看这则故事，颇为不解。单凭“犯上难，摄下易”六字怎么可以就论得仲举不如元礼。再说“犯上”未必就显其敢直谏啊，名士不是更应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让上方接受自己认为可行的观点吗？而“犯上”只是自己没有那么高妙的说服技巧才不得不采用的下级手段，在不同的场景，我们也可以说是卤莽无谋的表现啊。而“摄下”，严格管理部下就是容易的事吗？那不也是需要处事技巧，难免也会得罪他人的吗？后来我认为，这里两人论功德，其实是一种风气的积极促长，重在看这种处事方式对当时整个大的社会的影响。如果把这种行为加举到每一个朝中官员身上则意义就突现明了。试想，如果朝中官员各个都只“摄下”，对上方命令只是一味执行，不管命令的好坏就只是不加琢磨的分配到属下，则整个朝政则会腐败；如果朝中官员个个敢于“犯上”，敢于进谏，则皆以政事为己任，天下则会清明。从中才发现本书中许多对名士的评论，看似在评论个人举止长短，其实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侧面反映。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短短十六个字，就写出了王戎吝啬的性格，真可谓是言简意赅。

《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可见，《世说新语》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