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读书报告
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 年级： 2015级 专业： 中国古代史 姓名： 魏帅朋 学号： 201503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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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读书报告
魏帅朋
摘要：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三书各有侧重，也各有特点，但与《考异》精于考订、《札记》综贯史事不同，《商榷》范围更为广泛，兼重校核考证、议论品评。清人李慈铭说:“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1。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关键词 ：商榷 品评 考异
重视对史书的校核考证，是“商榷”应有之义。王鸣盛在《自序》中对“商榷”的解释是:“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一周者，予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淦解蒙滞，审核并驳，以成是书，故名《商榷》也。”可见，“校核考证”是王鸣盛对“商榷”的首要取义。乾嘉时期是考据学极盛时期，“考据求实”不仅是乾嘉学派治史根本，也是当时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尺。作为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王鸣盛也主张“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作史者之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
王鸣盛以当时颇负盛名的汲古阁本作为底本，对照监本及诸家版本，对十七正史进行全面的纠谬补脱。《十七史商榷》内容涉及十七正史的方方面面，但“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集中研究历代地理的文字，全书约有十五卷之多:《史记》考六卷，涉及历史地理沿革的占二卷;《汉书》部分二十二卷，集中考辨郡国地域的有八卷，其中专门的《地理志辨证》占到四卷;《后汉书》考十卷，考及历史地理沿革的占七卷之多;《三国志》考四卷，考及历史地理沿革的竟占到三卷;《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十二卷，考及地理沿革的有八卷;新旧《唐书》的考辨有二十四卷，地理与行政建制方面的多达二十卷。在这些条目内，王鸣盛对诸如地理建置沿革、地名变迁、古遗址所在、物产、州郡总数等地理沿革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历代政区、地域与地名的变易、诸史地理志的讹误等，都一一予以辨说;集中考1
232 李慈铭著、山云龙辑:《越鳗堂读书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第417页。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
3 江藩:《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xx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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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官制的卷目也有很多，一百卷的《十七史商榷》，有近五十卷考及官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官制的变化，考证极为细密。如卷四十“考州郡中正”，卷六十四“考都督刺史”，卷八十一“论官阶勋爵日渐纠纷”，卷八十五“论分司官”，卷八十九“论南北衙司”等。此外，散在各卷中的还有很多。对于史书中所载民生问题，即使很琐碎，王鸣盛也不厌其烦，如对米价、赋税、常平仓、钱制等问题的考证、校补及论说，其中《十七史商榷》卷十二《常平仓》、《敛散即平常》条极具代表性。王鸣盛侧重舆地、典制、民生等问题的考证，与他强调史书应载经世之文、以反映民生疾苦作为衡量史识高下的治史态度有关。他主张:“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力一足传后。掇拾冤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众取名，有识者仄薄之。”一并反映在考证上，则表现为对能够“引古筹今’，，“经世致用’，的内容非常重视;反之，对那些“符瑞之说’，以及缺乏证据和逻辑的“诡诞不经’，一价内容考证极少。可见，王鸣盛把考证这样机械性、技术性的工作赋予了思想性。《十七史商榷》除对十七正史的正文加以考校外，对十七史中有注的前四史的注文，即《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颜师古注;《后汉》的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三国志》的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也进行了考辨纠谬。
其次，重视议论品评是《十七史商榷》的特色所在。尽管王鸣盛在其《自序》中提到，“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又称“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但作为史学著作总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观点，王鸣盛真正反对的是不和史实的“褒贬与夺”和不切实际的“驰骋议论”。他认为:“至于史，则与正文有失，尚加箴贬，何论裴松之、颜师古一辈乎？”。“史则虽子长、孟固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眨之”。只是议论褒贬应该谨慎，必须在“考之已确”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
脱离史实:“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
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借用对“商榷”一词的分析，间接表达其史学评论的内容取向。王鸣盛自称，“知儿自序云:‘商榷史篇，遂盈筐筐。’予体例与知几异而‘商榷’之义亦窃取之”。刘知几是唐代史学评论家，其《史通》评论史官沿革、史书体例得失。“商榷史篇”即评论史篇，说明尽管王鸟盛所著《十七史商榷》在体例上与刘知儿的《史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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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商榷”包含的“议论品评”之意则是相同的。王鸣盛引用刘知几这位史界重量级人物的话语，一方面可以借此表达出其著作中有不可缺少的史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为其学术价位提供支撑。另外，王鸣盛在举例申述“商榷”一语乃为文史学者所惯用的。同时也证说了其“议论品评”之义:“《通鉴》第二白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闲暇则如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又司马温公《与范内翰祖禹论修通鉴体例书帖》云:‘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可见商榷乃史家语，若《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敷枉论心，商榷前藻。’《南史·庚肩吾传》:‘简文帝与湘东土论文书云:“每欲论之，无可与晤。思与了建一共商榷。”韩昌黎、孟东野《纳凉联句》云:‘儒痒悠游息，圣籍饱商榷。’柳河东《谢杨尚书寄郴州笔诗》序云:‘今更商榷，使尽其功。’则凡论文艺者皆可以商榷言之”，就《十七史商榷》通篇来看，“虽校讹词一逸居十之七八，而亦时有创论”。其议论约占全书十分之一以上。
细观《十七史商榷》，王鸣盛议论品评而极广，历史事件、人物及史书、史家、史书编纂等方面皆有涉及:从论楚汉相争策略得失、司马淡父子学术思想的异同、汉代的刺史制度，口赋和常平仓，直至晋唐间若千重要的政治史问题、陈寿和范哗等重要史家的思想倾向，以及总结著史的直笔要求和史料运用等等。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说“就《十七史商榷》而论，何处无议论？”
《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评说主要有这样二种形式的表达:其一，纯议论，即直接评论历史人物和品说历史史迹。如在《范唯倾白起杀之》条中，王鸣盛既不满于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又不满范唯因一己之私而谗杀白起，因而议论道:“白起破赵长平，诈坑其卒四十万，自谓建不世之功，孰知范难已伺其后，倾而杀之，天道恶杀而好还，岂不可惧哉?若唯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则可谓劳巨矣。唯恶其巡己，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盖自古权臣欲窃人主之威柄，虽有良将在外，务制其肘，使不得成功，甚且从而诛剪之，其但为一身富贵计，而不为人主计，有如此者。”整条都在议论。《项氏谬计四》、《陈平邪说》等，皆属此类。其二，考论结合，即先考证历史事实，然后再据此议论。其三，以述代论。即通过引述史实或他人议论来表达自已的看法。顾炎武认为司马迁最擅长这种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中的笔法:“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剪传》末载客语，《荆柯传》末载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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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王鸣盛不仅对此法有深刻领会，而且自觉效仿。如对《史记·卫将军膘骑列传》司马迁于卫青未置可否做法的理解是:“论体应加褒贬，此则叙述而止，无所可否，乃论之变例。’，在《十七史商榷》卷十一《肉刑》条中，王鸣盛引叙班固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评论以表已意;在卷五十九《沈字后从驾》条中，通过对南朝陈亡后几个帝后的最后归属的叙述来影射南朝人的无节义等。
再次，重视全解蒙滞是《十七史商榷》“标举以治后人”之著述追求的体现。时代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古时期典制、疆域、用语难以理解。在历代正史中，只有前四史有注解，而且都是唐代以前史家所作，不便于后学的阅读和利用。王鸣盛希望通过他的《十七史商榷》来为读史者诠解蒙滞。《十七史商榷·自序》提到:“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墟曝葛，地理职官，眼昧心督，试以予书为孤竹一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在《十一匕史商榷》卷一白《史通》条中通过对古人“商榷”一词的使用及训沽，证说了他对“商榷”的这层取义:“《文选》第二十八卷陆机《吴趋行》结句‘商榷为此歌’，李养注:‘《广雅》
日:‘商，度也。’许慎《淮南了》注日:‘商榷，粗略也。’占商度其粗略也。’《说文》卷六上《本部》:‘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商度虽仅粗略，而初学观之，不舍涉水之得渡矣。”最后一句注解很重要，‘已明确表达出王鸣盛要使《十一匕史商榷》成为后学史海泛舟之划浆的著作愿望。王鸣盛所占的“商度其粗略”，除自谦外，恐怕还是为了表明其“商榷”内容不求高深，但求“致用”，“商度”的结果能成为读者“史海”“涉水得渡”的工具。
价解蒙滞是实现这一愿望的主要途径，在《十七史商榷》中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力一而表现出来:
一方面:释词解句:这样的例了在每卷都有，大量的释词解字，使《商榷》起到了字词典的功效，略举数例以说明之:如释句:大多数正史，由于没有注释，许多文句不太好懂。有注释的几部正史，也往往注得很不全而，针对这种情况，《商榷》中有不少条目，对较为难懂的史文进行了解释。如卷三十《租更》条，指明《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诏书中“租、更”的“更”字，是指“践更之役”。卷八十六《谓开元为今》条，指出《旧唐书。窦威传》“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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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句中的“今”，是指开元时期，因为这是沿袭当年实录原文所致。有些史书喜欢引用或借喻的一些经典语句，因时过境迁，理解起来难度很大。王鸣盛通过引出原文，辅之于适当解释，使其义显现。如《南史?隐逸传》叙首突兀出现“含贞养素，须文以艺业，不尔，则与樵者在山何殊异也’，的句子，令人费解，有了王鸣盛对“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心的原句出处的交待，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这些释词解句为读史者“关开解解”、扫除阅读障碍提供了帮助。
另一方面:引领后学，指示门径。《商榷》涉及十七正史及相关书籍，网罗宏富。王鸣盛有一习惯，即在对十七史中某一史或某几史的内容“商榷”之前，总是先列出一卷，用于介绍该书的作者生平、编纂经过、流传版本、注释等情况。如《商榷》卷一的《史记集解分八十卷》、《索隐正义皆单行》、《子长游踪》、《史记所本》、《史记创立体例》、《十篇有录无书》、《褚先生补史记》、《徐广音义》、《裴注所采》、《索隐改补皆非》等条目即是，这些条目，实际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功效，对引导读者的阅读帮助极大。另外，为了引领后学，王鸣盛在校考的过程中注意总结读书、校书、考辨史书记载真伪等的方法。如指出目录学的重要性:“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以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不通《汉艺文志》，不可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告诫后学要有疑则阀:“有疑则阀，方为善读书。”指出对于年代久远、记载有歧误处，尤需如此:“年代久远，纪载错互，但当阀疑，不可强说。”提醒学史者正史、野史都要阅读，先正史后野史:“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且稗史最难看，必学精识卓，方能裁择参订，否则淆讹泊乱，虽多亦奚以为!”。总结出读史困难原因有三:一是“古人之文所以难读者，一人一地屡易其称，如《左传》于一人忽称其名，忽称其字，忽称其溢，忽称其姓氏，忽称其封邑爵秩，一篇中每如此，所以读者为之眩目”。二是“至于地理沿革不常，分合时有，多其名称，尤易牵混。”三是“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况史文本自多为歧称乎”分析了史文致误种种原因，总结出“相涉致误”、“积画致误”、“传写致误”、“相似致误”、“因近致误”、“音近而误”、“妄以意改”、“误倒”、“脱简”、“注混入正文”等致误类型，为后学提供了考察和校改思路。
第二篇：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司马迁《史记》的一个评价。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拥有着古老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以及源远流长的古代史学。古代的文人喜欢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等词语来修饰历史文献的多和广。孔子作《春秋》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其中有不下上千家的人来为它作疏作注。关于《春秋》这一部书就有如此多的书籍，更何况其他的历史典籍。那么面对如此自多的历史书籍，怎样才能得其要领，入其门径呢？
目录的出现是书籍日益增多的必然结果，随着书籍的日益增多，为了人们便于寻找，便需要将群书分类编目。我们要学习、研究祖国悠久的历史，阅读丰富多彩的古代典籍必须具备驾驭书海、独力选书的能力，懂得学习研究某个问题应该读哪些书宜读，哪些书宜先读，哪些书宜缓读哪些书应该精读，哪些书可以一般浏览。而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懂一点目录学，熟悉书的目录，便可以迎刃而解。比如清朝编的《四库全书》就分成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个部分。《史记》中有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清朝乾隆年间，钦定《史记》以下至《明史》共二十四部皆为正史,《史记》则是二十四史之一。拥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的英名，妇孺皆知。他启发后世，流芳千古的宝贵遗产，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巨制和文学名著《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在武帝末年辞世。司马迁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史官，他的父亲在汉朝的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已经做了有二十余年。司马谈是一个知识渊博，熟悉天文历法和诸子百家之学的人，由于职务的方便，他经常能够接触古今书籍，
他打算写一部通史，但这个志愿还没实现就死去了，所以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刻苦好学，十岁便开始诵读古文，后来跟着公羊学家董仲舒学《春秋》，跟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父亲给了他一辆马车，叫他到各地旅行，增长见识，采集传说，进行历史调查。首先他来到淮水流域，这里流传着近百年前陈涉，吴广揭竿起义的许多故事。接着他参观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后来，他到了会稽，采访了大禹治水的故事，然后登上庐山，看大江东去。到了汨罗湖畔，在屈原投水的地方，怀念这位爱国诗人。从这里北上来到孔子故乡，考察孔子的遗风。此后便回到了长安，不久，做了郎中，成了武帝的侍从，经常跟着武帝去各地旅游，足迹几乎踏遍全国。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到了武帝六年，他主持修订法令，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写作《史记》。当时他有四十二岁，见识广博，精力充沛，所以写起来很顺利。然而一场横祸从天而降，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关进了监狱，并受了宫刑。那时候，没有人敢为他求情，许都人都离他而去，司马迁十分悲愤，痛不欲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写完，就决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完成父亲的遗愿。写作《史记》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使其忍受着精神的折磨而发奋写作，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眼泪以及自己的爱憎，全部融进著作里。太史四年，司马迁给朋友任安谢了一封信，即《报任安书》，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此，他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
司马迁遭遇这样的不幸上能发奋读书，实在难能可贵。然而司马
迁正是由于这次坎坷的遭遇，使他体会到人世的炎凉，看清汉武帝“盛世”下的黑暗，因而使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所以要读懂《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的为人。
《史记》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记载了我国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分为本记、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表十篇，也是按照时间顺序，以谱牒的形式，调理历史大事。书八篇，主要记载事情，是典制的专史。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载各诸侯国的兴衰，记载比较突出的人物及大事。列传七十篇，主要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史记》的基本精神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中，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人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
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战国时代有一个大学问家荀子，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劝学》。里面谈到了学习态度。他认为，任何渊博的学问总是有一点一
滴的知识积累起来的。他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学习上没有刻苦钻研的志向，就不会有明天的成就。因而，他提倡“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我们在阅读丰富的历史文献时，也要有这种精神。有了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和“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就能够到达光辉的顶点。《史记》真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它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让我们从小就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本书也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退缩，要持之以恒，才能完成我们美好的理想。《史记》它继往开来，博大精深，思想新颖，确实是史学的瑰宝，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的见证。
2011级新闻班.汪婷婷.学号201121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