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
姓名：李鹏霞 学号：2012011334
最近正在阅读《史记》，作为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其作者的司马迁更是因其而铭刻于青史。
还记得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宏愿：“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历史，各家评说不一，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读《史记》一书，它确是司马迁历尽心血而成的一家之言，但却总觉得它遵循了先秦历史传记的原则：“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读司马迁之《史记》里的人物传记，始终可以看到这一为人立传的原则。
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我们离我们民族的本源渐行渐远，总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是啊，西学东渐之后，我们接受着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我们抛弃了太多属于我们民族本源的东西。我们被束缚在这近百年的小小的传统里，遗忘了我们华夏五千年的传统。我们已找不到去哪里扎根。
华夏大地之广阔，我们生根于其上。而负载着华夏大地的，正是民族与文化。然而在这广阔的的大地上，却被西来的黄土覆盖，不去挖掘，便不会找到我们民族的生根的土壤。乍看之下，我们以为表面的那层黄土便是我们生根的土壤。
近百年由西方提出的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真实，我开始去以一个有欲望、会犯错的普通人的模板去分析历史人物，然后觉得所谓的中国的史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宣扬功绩的统治工具而已，觉得所谓历史不过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谎言而已，觉得在专制的王朝里留下来的不过是一部语言精美的小说而已。
然而现在想想，自汉以后，历史选择了儒家，作为儒家至圣的孔子，其推崇的正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写史以此为原则本是理所应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史书的用处在于以史为鉴，以“三不朽”为原则写出的史书，不正是可以将此用处发挥得更好吗？不是更加可以警示世人，培养仁人志士吗？
然而困于这百年来的对于历史的观点，对于史书，对于《史记》做出了如此误会。
追寻历史的真实没有错，但是我们观阅历史的原则不正是以那时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来解读吗？然而囿于追求真实历史，却将这一原则视为无物，也是实所不当。
今读《史记》，得出这一体会，也许是最大的收获了。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体会，相信以后然会有更多的体会与收获。
第二篇：史记
千古之绝唱—史记
—《史记》读书报告
摘要：司马迁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他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历史传承的先锋者。而史记同样作为我国的名著之一，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地位。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历史传承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1.生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2.思想
（一）经济思想
他的经济思想中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 （二）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以商鞅便饭为例：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三）学术思想
司马迁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
（1）天人思想
（2）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历史研究 （3）司马迁与西汉政治 （4）司马迁与阴阳五行说
（5）司马迁与经学
（6）司马迁的帝王史与帝王批判 3．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千史，在我看来，一部分是司马迁的文学素养及历史洞察力早就了它，另一很大部分是司马迁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在面对残酷的刑罚，他依旧不放弃。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史记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它所承载的是卓绝千史的不屈服于强辱的悲鸣，是坚持自己责任的不卑不亢。 二．关于史记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对于创作史记的灵感与动机，不仅仅是出于承载历史的目的，更为深层次的是对于一种精神的诠释和发扬。 三．史记各方面的艺术性 1.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性
《史记》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描写了众多的历史
人物，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其中一部分具有典型性。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不仅凝聚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握性格，精选材料
（2）选取人物一生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大事 （3）《史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特征，也不排斥小事 2.叙事增势的艺术性
司马迁叙事增饰的离超表现在他菩于凭虑想象,拟事代言,落补遭化上。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楚汉纷争年代还不远,但时间的推移足以使许多真人真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 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从二十岁起不止一次地到各地游历探访,获得了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他知道这些材料真假混杂,虚实相伴,对其一概相弃未免可惜,而和盘托出又不成体统。运笔时,他丫牢抓住事件的实处,然后凭实构虚,运实入虚,以虚补实,发挥合理的艺术想象,扩张或补足，最终形成了其独有的艺术性。 3.抒情性
司马迁在已经开始创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受宫刑，在遭受宫刑之后摆脱了对统治者乃至整个世俗的媚俗的姿
态，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更为尖锐。在历代圣贤受挫后奋发有为的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满腔的悲愤喷薄而出，深深地融入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 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发愤著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穷愁恩怨，而更多的是当他个人遭受厄运时，他对善恶天命观和人类社会理想关注和思索，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同整个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苦难联系了起来。 4.悲剧性
《史记》中，其中以对悲剧人物的描绘最为突出，这些悲剧人物的辉煌业绩，精彩人生以及后来的不幸遭遇，也真实地反映了司马迁以前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英勇奋斗、敢于抗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美德。而最关键的是看这些悲剧人物在惊涛骇浪面前是否勇敢地搏击风浪，在人生道路上是否曾披荆斩棘，不畏惧不害怕，誓死奋力拼搏抗争。倘若如此，即使结局悲惨，也别有一番壮烈情怀，也才称得上是悲剧。 四．史记传承与未来
1.《史记》思想与先秦诸子的联系 (1)司马迁与《史记》儒道互补的形成
司马迁思想中以儒家为主体的部分，迁以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宏观、文学家的敏感，在批判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将二者融合互补，他的“一家之言”既源于儒道，又高于儒道。
(2)《史记》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发扬大一统精神，排斥小国寡民理想，维护进步统一，反对分裂倒退；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的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 (3)《史记》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根基为朴素唯物主义；融合儒道两家的人生哲理精义，形成进步的人生观和生死观。 2.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1）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2）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3）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4）《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 五．读《项羽本纪》的感想
看了《项羽本纪》，心中有一丝感动也有一丝悲愤。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等只是这乱世的配角。在钜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
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四面楚歌，重重之围，项羽
在诸侯的眼皮下率众突围，也只有项羽才有这份胆气。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骏马。战神一般的人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乌江，让这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的白涛，冲去了夕阳下的最后的残戈。舍生取义是项羽离开乱世的方式，自负毁了一切是项羽留下的警示。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总之，史记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冲击，还有精神上的震撼和鼓舞。这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 中华书局1958。
2、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韩兆琦.《史记通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