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报告

在最近几周我读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在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同时，我也被太史公精妙的笔法和爱恨交织的情感所打动。悲惨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司马迁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其中“外戚世家”这一篇章的创写就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史记》 作为一本史书，主要是描写政治上的大事, 政治的主角自然主要是男人，而司马迁则剖析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而外戚的势力往往是依附于皇帝身边一个受宠的女性或者皇帝的母后作为支撑的，于是他们在拉拢皇帝的同时，更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抢夺者——在有限的时间内，累积最庞大的资产，以备突如其来家族的倒塌。而我在阅读《史记》后，对这股来自后宫的权力博弈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于是我就“外戚世家”，“吕太后本纪”及一些相关《史记》的内容，谈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首先，我试图揣摩司马迁对外戚家族特别是外戚家族的支撑点即后宫女人的情感。后宫女人的争夺之态各有所异，但不管是努力追求, 还是无奈地听天由命, 一个共同的悲剧在于她们对于自己命运无力掌控。 “外戚世家”在阐述外戚之祸的同时，还有司马迁对后宫女人的同情，一种“无力掌握命运，却不甘命运”的天涯沦落人的同情。

现在 ，我们再来看这些外戚世家权力的发展源头，即后宫妃子的上位过程。在薄姬小的时候, 相面的就说她“ 当生天子”。后来在薄姬被宠幸的夜晚, 薄姬说自己梦到“苍龙据吾腹” 。王太后, 初为景帝的美人, 怀孕时“梦日入怀”。并且在其他篇目，例如《高祖本纪》就有“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刘邦斩蛇”、“东南有天子气”等一系列表明“天意”这一观点的文字。虽然这些不难看出是后世人为了衬托强权领导下的神秘色彩而自己增添的内容，而司马迁却把他们仍旧写入《史记》，可见司马迁对于“宿命论”的相信，即外戚的缘起缘灭都是一种来自命运的不可抗拒力，在“外戚世家”的第一小节“岂非命也哉？”也可看出司马迁对命运的无奈。这种对命运的偶然性和悲剧性的看法也带有司马迁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 二十岁开始游历全国各地, 后来当上郎中, 得到汉武帝的器重, 但在他47 岁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不久前还是皇帝的宠臣, 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仅仅因为一句话, 命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人生的无常与后宫女子的命运何其类似!

那么，当这些后宫的女人攀上权力的高峰，过起了要看皇帝喜好度日的日子，她们又会如何 “自保”？《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到：“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後宫人子为子”、“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于是我们看见，当她们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后，他们想到的就是运用现在所有的权力能发展更多的派生势力，即使是一开始本无所求的“薄太后”和后来歪打正着的“窦氏”在达到权力的巅峰后，她们的生活还是发生了变质，作为女人, 追求知心的爱人, 和谐和睦的家庭生活是人之常情。而这些要求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后宫却变得遥不可及, 她们随时会因为皇帝的见异思迁而被抛弃, 她们随时有娥眉见妒的危险,有被他人暗箭中伤的危险, 有被人落井下石的危险。身处后宫尔虞我诈的环境中, 她们实在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即使她们的一点点正常的愿望实现起来也是具有重重的阻力, 所以, 她们需要用斗争来实现或捍卫自己的权利, 于是她们需要权力, 用权力实现自己正常的要求与利益。

当这些后宫的妃嫔，公主甚至母后在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时，她们亦能给她们的家族带去不可估量的福荫，而这恐怕也是他们为自己铺的一条后路吧。《史记·外戚世家》中有载：“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於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於长安”……由是可以看出，由后

宫女性而衍生出的外戚家族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与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人闻到，鸡犬升天”，并且这种成就是相辅相成的，当外戚家族在不知不觉中牵制皇权后，皇帝突然发现自己把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想要反抗，想要消权，但悔不当初的他早已回天乏术了，而这也是汉朝逐渐走向衰弱与灭亡的原因之一。

那么面对这种困境的产生过程，朝廷的官员对外戚家族又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史记·外戚世家》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可见经历了汉初吕氏家族的一折腾，大臣对外戚的戒备心是有所增加的，但皇帝不听劝，诚如司马迁所言“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但容颜易老，男本花心，况帝王将相乎？而就《外戚世家》所言，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皇后毋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於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其中薄皇后和陈皇后其实都是有强大的外戚家族背景的，但年老色衰后亦不能逃脱失宠的悲哀，而吕氏可谓是一个在失宠后凭借打天下时结交的势力和外戚家族的强大而保住太子和自身之位，赶走戚夫人的例外，但其中煞费的苦心与内心经受过的恐慌恐怕也是我们外人无法理解的。

于是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位子上时，妃子们在壮大自己家族和势力的同时，也想出了一系列铲除异己与竞争对手的办法，《史记》中就有记载：“吕氏把戚夫人切断手脚做成人彘”、“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不论是凶狠的明朝还是阴柔的暗箭；无论是皇帝的宠妃还是弟妹或母亲，她们总是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陷害与破坏 自己的敌人，这样的举动似乎把那些后宫原本美丽的女人涂抹上了一层令人无法忘记的凶残，即使她们是迫于无奈，即使她们本是善良，即使她们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却无法再为她们在后世心中正名，于是她们及她们的家族成了“红颜祸水“、成了历史的罪人，成了一群妄想干涉朝政的无知者，但殊不知，其实外戚家族特别是东汉时的家族，为了能够让世俗接受他们，他们也是一群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曾为朝廷打仗，做过一系列的贡献。并且，我们试想如若没有她们历史又会以怎样的面目延续，甚至我觉得连还能不能延续都成了个问题。 但外戚家族最终还是会随着皇帝的变换而权起权落，最终汉朝随着王莽家族的强大外戚势力发展而迎来了易世的悲哀……而这也绝不是一次历史的偶然……

外戚家族是一群母后，公主，皇后，妃嫔都包囊其中的总括，其中每一股的势力在《史记》的描写中看来都无法小觑，它带给当代及后代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个个女性在这场博弈中的累累伤痕，于是在最后我想以翟永明在《黑夜的意识》中说的一句话作结：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的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

第二篇：南京农业大学《史记》读书报告

一、基本要求：

第一，通读《中国古代名著导读》中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章。

第二，选择一部《史记》阅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第三，论文按格式撰写，字数2000--3000,打印或写在方格纸上，后附参考书目。

南京农业大学《史记》读书报告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

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