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记》的读书报告

有关《史记》的读书报告

首先，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读《史记》一开始就架到语法学习的路上去的，所以一开始仍把读书的重点锁定到了《史记》的原文。但是直到现在，对《史记》语法做了一些了解之后，了解了其语法的本源，它的表达方式的发展，其语序的流变等等，眼前才豁然一亮：原来读古书，最基础的工作不是一点点的识文断义，

法——以有限的、简易的理论作为观照，重新审视《史记》

平台上阅读的。

《史记》的语法发展是作为汉语语法发展史的一个关键环节存在的，

文风向两汉铺张文体过渡的痕迹。作为史书，与先秦比较，便具有鲜明的特点。

总体而言，是《史记》文体句子表意功能的强化，句式逐步规范使得文笔趋向简洁。在主语、宾语等语位上，名词及其短语取代了先秦文章中诸多随心使用的代词，

以起到文笔简洁的作用，但代词的无限度大量运用便将文章抽干了，如果仅仅为自身记录，无论记录多么简单，自己总会感到清晰明确，

目，目的无非是得些条理），其形象性自然要弱，而语句之间包含的逻辑量要充足得多，是思考得多而记录得少，与现代人相反。

因为记录者在记录时的目的更多是自家存目，并没有认真考虑后来者怎么读，又怎么懂的。先秦诸子常常要招收一大堆徒弟，往往日日相随，

解得比著作中记录得还要多得多的时候，

必只从书上得来吧，因为还有教诲。《史记》则不然司马迁称其要“通邑大都”时候更多考虑了交流的需要了。

所以近距离之中意义不明确的代词，

盟（），晋人弗许。（僖28）；“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

《左传》“公问之，子家以告。”（宣4）

世家》），这一句与上句比，内容含量便大为丰富，不但将“公”具体明确，也用名词代替了代词“之”，句子表意清晰明了，并且句式已略具发展，规范多了。总之，近乎于给先秦史籍作注。

由于单纯名词的表意功能有限，名词性短语和修饰名词的定语应运发展起来。

正结构名词短语明显增加，“者”字短语与“所”字短语大量增加并趋于复杂，定语修饰功能加强。

虽然“者”字在《史记》中仍有部分用作语气词，

与“所”字相类，它们几乎与形容词、动词、短语甚至句子都可以构成名词性的短语，这些短语可以替代原有的专有名词或干枯抽象词汇，又可以直接插入句中充当原有名词同位语，加上定语，这样便可以生动地表示出被描述对象的身份、性质、特点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使得干枯的对象变得朗润起来。

另外，《史记》中[主语·之·谓语

时，加强语句简洁的努力，同时显示着语言规范化的痕迹。定语带“之”的结构有所保留，数量仍有繁茂的痕迹，再加上名词或类似短语后出现定语，

表意追求之外，音韵需要暗示了汉语自身的特色，与西方语言相比保留有发展的空间。至于补语，由于情况复杂且自为体系，留以下面论及。那虽然终究会有所成效，但还有更好的办，竟发觉自己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它昭示着先秦质朴 代词可一目了然（现在的人们还少不了做些事情的纲其弊端却要显现出来。口传心教，他们往往是先将著作的意义了才来认真研读先师遗书，大概以为后来者也大可不，他在写作的《史记》中多还原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如“卫侯请《晋世家》”。这是补充了宾语，又如《史记》中“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郑表现为偏多表语音停顿，但更多用为结构助词，]的结构减少，显现出《史记》在丰富生动语句的同显示出原始汉语的生命力，除却

壹 但当文字日益用作交流工具时，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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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谓语的发展在总体上有与名词性语位发展类似的地方，即为求语意表达的具体、明确。单音节谓语大量减少，代之以丰富多样的复杂谓语，包括并列的动词谓语、连动式、“动宾·宾”、兼语句、“介宾·动”、“动·介宾”，另外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处所、涉及的人物，动作的方法、工具、依据等等有关因素表示出来的状语，与定语类似，也极为迅猛的发展起来。但总体而言，动词谓语比名词性语位发展更为复杂，其包含的内容除了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之外，另包含有大量的变式，蔚为大观。

先谈与名词语位稍近的一处变化，即《史记》语法较之先秦兼语句的明显增加。先秦语法中[动·介·宾]、[主·谓]、复句等结构句式有变为兼语式的，相较于名词性语位大量缩减“之”以求简化，其途径有所扩大；更奇妙的是，这种简化完成之后，句子含义和人物关系都显示得更为清楚无误，语法结构复杂反而精悍、灵活，拥有很强生命力。仅《左传》《史记》兼语式中使令、劝诫、封职、褒贬的类型作比较，《左传》

记》有43个，其发展演化之快便可见一斑。同时兼语式发展有自身规律，由此成为动词谓语的一大重要句型，与名词性语位有质的区别。

与兼语式相似，被动句也由先秦语法中酝孕而来，只是其作为独立句型发展与语句的省略关系不大。古老的被动句是“于”字句，由于介词的逐步分化，“为”字句在战国末出现，至《史记》已位列被动句之首，远超过“于”字被动句，但“为”字仍有词性、语音纠葛，在《史记》中，“被”字句发展也呈灼旺势头。除了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

标志的被动句竟占到40%左右，这一现象与让人较难理解的定语中越发兴旺的“之”字结构和定语在名词之后的现象一同耐人寻味，本文作有一定猜测，待材料补完，附于文后。另外，《史记》中否定句和疑问句的代词宾语往往不再如先秦那般一定置于动词之前，《史记》否定词不前置较《左传》而言有进步的趋势，在疑问句中，这种趋势则大为强化。如“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慼，谓之不免；君子怒，以为必归。《史记》“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这表明了语序发展的趋势。

此外，《史记》中“是”的系动词用法已清晰明确，表明“是”字判断句出现。如“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滑稽列传》

状语修饰动作上，除积蓄发展出一系列的介词并完善其用法外，并没有其他更多引人以为注目的地方，与定语发展类似，状语更趋完善、丰富，副词、名词、

动词、主谓短语、形容词、代词、重叠词、多层状语，尤其为介宾短语大大完善了状语应有的功能；在语句位置上，状语既可在动词前，又可在动词后（尤其介宾状语）

与定语类似，动词后的状语不断缩减，但动词谓语也后移了，状语缩减的程度难以露底。再说补语。相较于先秦典籍来说，《史记》补语的变化有所损益。补语对各种词性，如名词，形容词，动词各有修饰作用；但其中凸显了对动词的增饰作用，

的记叙文特点而定的。结果状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大为发展，无论充当补语成分或是带补语的动词（形容词）都较先秦扩大了范围。如《左传》：及战，射共王，中目。《史记》：癸巳，射中共王目。（《晋世家》）。《左传》中的“射共王”

的动补式“射中共王目”。似是句式简洁化的一条途径。由于介词用法在《史记》中已有一定变化，一些介词用法大为缩减，无介词补语因而增加，由于语音符因素在句中干扰作用的消减，介宾短语使用更多考虑到灵活层面，在动词后的介宾短语补语反而减少。的基本因素保存至今。

以上遗留有一个问题，《史记》中颇存有表面看来与语言实际功用并不甚相符的发展变化。如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大量存在，定语、状语、多有附于被修饰语之后的，定语中“之”字结构并不见大量削减，无形式标志的句子结构在《史记》中并不见削减，反而更有增长的趋势，如无介词补语。《史记》中仍保留和发展了一些看似自找麻烦的词汇，如偏意复指的名词，还有一些两可的副词，如“颇”，既可以表示程度较深，又可以表示程度较浅。

贰 、10个，《史 （僖5）至数词、 《史记》（成16）但作为语用“孝文帝仅有相关动词《史记》中无形式’” ） 方位词、时间词、，但总体趋势这极可能是由于“中目”合并为《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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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资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儒林列传》），从下文“未善也”知，这个“颇”不表程度之甚，而表“略”意。而《袁盎晁错列传》中“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这就表示程度重了。《史记》中，有的动词用法趋向单一，如“其”，本来可以表示多种语气，到《史记》只多见于命令了。但用法得以发展的却仍有，如“乃”，既可以表示顺接，又可以表转折，总之，对这类词绝不能够望文生义。还有些用法是大胆的，《陈丞相世家》有“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此“一县中”并并非是指处所，乃是人。

以文化语言学的观点，汉语言发展虽然句中各部分，各成分有复杂化，丰富化的趋势，但词汇仍以单音节为主，单音节词的组接借助了一系列介词、助词，但仅凭借此不算，还有语音、音节的调节（助助词中就有专门用于补足音节的）；而单音节词处于孤立状态，其意义的生成和最终解开要依附于整个句子之中，这使得运用汉语的民族潜意识里习惯于整体普遍的联系，相反不唯一注重单纯的形式。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阻碍语言实用功能的，但在实质上却沟通着汉语的内在精神。我们从单纯一种观点，一种方法来做探讨，他们阻碍语言发展，但换一种方法，我们知这正是汉语发展的地方。这由执著于人事实际和社会伦理实用的文化而来，又作用于执著于人事实际和社会伦理实用的中华文化精神。

叁

第二篇：史记读书报告

《史记》读书报告

在最近几周我读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在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同时，我也被太史公精妙的笔法和爱恨交织的情感所打动。悲惨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司马迁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其中“外戚世家”这一篇章的创写就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史记》 作为一本史书，主要是描写政治上的大事, 政治的主角自然主要是男人，而司马迁则剖析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而外戚的势力往往是依附于皇帝身边一个受宠的女性或者皇帝的母后作为支撑的，于是他们在拉拢皇帝的同时，更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抢夺者——在有限的时间内，累积最庞大的资产，以备突如其来家族的倒塌。而我在阅读《史记》后，对这股来自后宫的权力博弈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于是我就“外戚世家”，“吕太后本纪”及一些相关《史记》的内容，谈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首先，我试图揣摩司马迁对外戚家族特别是外戚家族的支撑点即后宫女人的情感。后宫女人的争夺之态各有所异，但不管是努力追求, 还是无奈地听天由命, 一个共同的悲剧在于她们对于自己命运无力掌控。 “外戚世家”在阐述外戚之祸的同时，还有司马迁对后宫女人的同情，一种“无力掌握命运，却不甘命运”的天涯沦落人的同情。

现在 ，我们再来看这些外戚世家权力的发展源头，即后宫妃子的上位过程。在薄姬小的时候, 相面的就说她“ 当生天子”。后来在薄姬被宠幸的夜晚, 薄姬说自己梦到“苍龙据吾腹” 。王太后, 初为景帝的美人, 怀孕时“梦日入怀”。并且在其他篇目，例如《高祖本纪》就有“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刘邦斩蛇”、“东南有天子气”等一系列表明“天意”这一观点的文字。虽然这些不难看出是后世人为了衬托强权领导下的神秘色彩而自己增添的内容，而司马迁却把他们仍旧写入《史记》，可见司马迁对于“宿命论”的相信，即外戚的缘起缘灭都是一种来自命运的不可抗拒力，在“外戚世家”的第一小节“岂非命也哉？”也可看出司马迁对命运的无奈。这种对命运的偶然性和悲剧性的看法也带有司马迁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 二十岁开始游历全国各地, 后来当上郎中, 得到汉武帝的器重, 但在他47 岁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不久前还是皇帝的宠臣, 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仅仅因为一句话, 命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人生的无常与后宫女子的命运何其类似!

那么，当这些后宫的女人攀上权力的高峰，过起了要看皇帝喜好度日的日子，她们又会如何 “自保”？《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到：“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後宫人子为子”、“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于是我们看见，当她们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后，他们想到的就是运用现在所有的权力能发展更多的派生势力，即使是一开始本无所求的“薄太后”和后来歪打正着的“窦氏”在达到权力的巅峰后，她们的生活还是发生了变质，作为女人, 追求知心的爱人, 和谐和睦的家庭生活是人之常情。而这些要求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后宫却变得遥不可及, 她们随时会因为皇帝的见异思迁而被抛弃, 她们随时有娥眉见妒的危险,有被他人暗箭中伤的危险, 有被人落井下石的危险。身处后宫尔虞我诈的环境中, 她们实在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即使她们的一点点正常的愿望实现起来也是具有重重的阻力, 所以, 她们需要用斗争来实现或捍卫自己的权利, 于是她们需要权力, 用权力实现自己正常的要求与利益。

当这些后宫的妃嫔，公主甚至母后在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时，她们亦能给她们的家族带去不可估量的福荫，而这恐怕也是他们为自己铺的一条后路吧。《史记·外戚世家》中有载：“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於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於长安”……由是可以看出，由后

宫女性而衍生出的外戚家族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与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人闻到，鸡犬升天”，并且这种成就是相辅相成的，当外戚家族在不知不觉中牵制皇权后，皇帝突然发现自己把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想要反抗，想要消权，但悔不当初的他早已回天乏术了，而这也是汉朝逐渐走向衰弱与灭亡的原因之一。

那么面对这种困境的产生过程，朝廷的官员对外戚家族又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史记·外戚世家》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可见经历了汉初吕氏家族的一折腾，大臣对外戚的戒备心是有所增加的，但皇帝不听劝，诚如司马迁所言“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但容颜易老，男本花心，况帝王将相乎？而就《外戚世家》所言，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皇后毋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於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其中薄皇后和陈皇后其实都是有强大的外戚家族背景的，但年老色衰后亦不能逃脱失宠的悲哀，而吕氏可谓是一个在失宠后凭借打天下时结交的势力和外戚家族的强大而保住太子和自身之位，赶走戚夫人的例外，但其中煞费的苦心与内心经受过的恐慌恐怕也是我们外人无法理解的。

于是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位子上时，妃子们在壮大自己家族和势力的同时，也想出了一系列铲除异己与竞争对手的办法，《史记》中就有记载：“吕氏把戚夫人切断手脚做成人彘”、“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不论是凶狠的明朝还是阴柔的暗箭；无论是皇帝的宠妃还是弟妹或母亲，她们总是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陷害与破坏 自己的敌人，这样的举动似乎把那些后宫原本美丽的女人涂抹上了一层令人无法忘记的凶残，即使她们是迫于无奈，即使她们本是善良，即使她们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却无法再为她们在后世心中正名，于是她们及她们的家族成了“红颜祸水“、成了历史的罪人，成了一群妄想干涉朝政的无知者，但殊不知，其实外戚家族特别是东汉时的家族，为了能够让世俗接受他们，他们也是一群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曾为朝廷打仗，做过一系列的贡献。并且，我们试想如若没有她们历史又会以怎样的面目延续，甚至我觉得连还能不能延续都成了个问题。 但外戚家族最终还是会随着皇帝的变换而权起权落，最终汉朝随着王莽家族的强大外戚势力发展而迎来了易世的悲哀……而这也绝不是一次历史的偶然……

外戚家族是一群母后，公主，皇后，妃嫔都包囊其中的总括，其中每一股的势力在《史记》的描写中看来都无法小觑，它带给当代及后代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个个女性在这场博弈中的累累伤痕，于是在最后我想以翟永明在《黑夜的意识》中说的一句话作结：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的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