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的调查报告

一、 摘要：本次调查以“关于当代大学生道德观”为主题，通过问卷调查及分析的方法进一步了解我国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观、道德素养等方面的情况。

二、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素质。

三、 前言：道德观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所处关系系统的认识和看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却在下降，尤其体现在我们当代大学生身上。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们应增强我们的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现代大学生的道德观和道德水平。我们小，于20xx年11月份期间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在___________进行调查。现将此次调查的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四、 正文：

（一）、大学生是新生代的力量，是未来社会的主要生力军。大学生道德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的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道德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公民道德，因此大学生的道德取向，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它的好坏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现状是令人困惑的，它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就业、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下，大学生的道德现状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小组以问卷方式，发放问卷100份，收回100份。问卷设置涉及到被调查对象的年纪、专业、性别、以及出身农村还是城市。问卷题目涉及生活中的细微行为和当代普遍的一些道德观念。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在问卷的低3题“在公共场合看到别人不遵守秩序，自己尊不遵守秩序”的问题上70%多的人选择的是看情况和随主流，只有不到20%的人选择的是遵守，还有10%多的人选择不遵守。这反应在当代大学生中并不是没有道德素质，而是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太浅薄，意志不够坚定易受周围环境影响，从而形成跟风的情况。在第4题“是否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幼病残让座”的问题上，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让”这也正好再次说明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还是有素质的只是做得不够。在关于考试作弊的问题上，33%的同学对考试作弊表示反感，自己从来不作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为了高分，可以理解这种行为，认为作弊比补考好，分别占到了27%和32%。甚至还有8%的同学认为作弊没什么大不了，也曾经作弊过。从这道题可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对于考试作弊问题虽然都有正确的认识，但仍然因各种原因作弊过或对作弊表示无奈与认同。这一问题反应大学生在对于自己切身利益和被现实学业所迫的情况下表现的不够诚信和坚决。

在有关网络聊天时是否注意文明用语问题上部分选择不注意，大部分选择看情况，这反映在对于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大学生容易缺失文明。然而在一些问题上，有大部分人选择那些模糊的答案，体现他们对道德观意识的浅薄和不确定性。在第10题“当别人在言语上中伤了你时怎么办”上，大部分人选择了“一笑了之”和“看心情”，极少人选择“以牙还牙”。在关于对我国道德现状的认识方面。大部分人都认为我国公民道德现状的认识方面，大部分人都认为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一般或较差”，体现出大学生对我国道德水平的不满足和要求改变的情况。而在问题“你认为决定青年社会公德意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上，大多数人认为是社会环境和家庭陶冶。所以社会整体道德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与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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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观整张问卷，我们进行了综合与分析，认为现代大学生的道德观整体状况是：

（1）、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存在矛盾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思想的解放、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也迅速提高了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他们在道德认识上是非分明，崇尚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奉献精神以及优良的中华美德，能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失范现象和行为进行鞭笞，而对于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失范往往缺乏自律，或者放任自流。在学习生活上，表现为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精神，“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意识；在对社会和他人方面，则表现为缺乏奉献精神。大学生道德行为滞后于积极向上的道德认识，在行动上缺乏具体的体现，道德行为和道德认识存在断裂和脱节现象。

（2）、道德评判标准多元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再以一个尺度、一个模式来衡量一件事、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了相对化、多元化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这种多元化的道德评判标准，解放了大学生的思想，拓宽了道德评价的尺度和方式，使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诸多事物，能够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选择。但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观念，再加上各种传统的道德观、市场经济的道德观、民族的道德观、外来的各种道德观多元并立的影响，这种多元化的选择会导致青年大学生产生选择的困惑，也往往会出现了道德评价是非混乱问题。

（3）、道德信念缺失

全球化浪潮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产生诸多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思想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出现迷茫，甚至对人生信仰、道德观产生怀疑或者歪曲，从而在人生态度，以及为人处事上变得消极和落后。一些学生竟然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随心所欲，放任自由，对待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表现冷淡，在道德信念、道德义务方面表现出“无动于衷”，对于学习先进认为无用，这些表现概括起来就是一部分大学生对“常德”的无知、对“美德”的麻木，对“失德”的无视。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淡化，集体观念淡薄，艰苦奋斗精神较差，常夸夸其谈、敷衍塞责、见异思迁、挑肥拣瘦等等，从整体上呈现出“道德信念滑坡”的趋势。

另外，从分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的调查对象还可发现：往往大一比大二、大三学生的道德观和道德水平稍强些。从生活观察和体验，加上我们的认真分析，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有：① 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他们由于刚刚踏入一个新学校，一个新城市，出于这种陌生感，他们或多或少对人对事都要客气些，所以更能体现道德水平。②大一新生高中时期本就很纯真，过渡到大学这个新的阶段还没有很久，因此还保留着那份纯真，待人待事都比较礼貌认真。③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已熟悉了周边的环境，对人对事都为现实利益考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道德观念也日益现实化，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从性别上来看，男生在一些大问题上体现的道德水平更高，而女生在细节的事情上体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其原因可能是男女性别本身所存在的差异所造成的。在城乡学生关于道德观的对比中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在些行为上体现着更为明显的文明些，但也存在着问题。而来自城市的学生由于从小置身城市，在礼貌方面表现的明显些，而在一些现实利益方面则体现的更为自私些。不过这只是从某些方面的分析。究其原因可能是从小所受不同环境的影响。由于调查范围和手段有限，在此也不便妄加评论和分析。

（三）、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的现状呢？我们经过查找资料和分析认为原因有：青年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看，当代大学生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正置身于利益主体多元、思想道德多元和价值取向多元的历史背景中。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之心不死，极力通过多种途径加紧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在对我国大量输出的书刊、影视、电子游戏、电脑软件等精神文化产品中，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思想都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电子信息网络广泛覆盖的今天，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以网络为载体，

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声势大、难于控制的特点，对青少年影响极大，对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仅要从治理社会大环境入手，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要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开设思想道德修养课，对大学生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它对于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抵御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使这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根据我们的实践调查与相关资料的查阅，我们认为加强大学生的道德观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大学生道德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自觉锻炼和修养中逐步形成的。面对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现状，我们既要进行客观分析，同时也要以历史的眼光正确对待，从中发现问题，找出对策。针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现状和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加强全社会大环境的道德建设

有人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看作与教育的影响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甚至认为环境的影响要超过教育的影响，以警示社会关注环境建设[4]。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是强大的，以至于人们认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必须对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治理。社会各界应该积极倡导，鼓励全体人民参加道德建设活动，特别是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社会上各类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是重要的舆论工具，能够及时地对大学生道德建设作出正确的导向，一方面通过先进典型的宣传，从正面产生积极的引导教育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背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错误言行进行有力的批评，从反面产生积极的“约束”作用。舆论氛围是开放式的、平等的、互相的、直观的、有针对性的引导和监督，应当受到高度的重视，当前尤其是要重视网络氛围的作用。学校作为大学生接触最多的、最直接的“小社会”，应该更好地创设一个良好的道德观教育环境，教育工作者应该遵循大学生的发展成长规律，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学习，定期组织学生就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进行讨论，尊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发展需求，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让大学生能够尽情地探索真理，追求知识，尽情地发挥个性，生动活泼地健康成长、全面成才，使学校真正成为学生塑造良好道德观的平台。

（2）、重视家庭德育教育

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家庭教育是接受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教育。一个人从出生以后直到长大成人，都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仅能为学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抵制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强化社会教育的积极因素，而且能够影响一个人的道德观乃至价值观的形成，使一个人终生难忘、受益无穷。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使儿童和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对善恶、是非、美丑的判断，能够在耳濡目染中远离邪恶和犯罪，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高尚的品德，能够在诱导感化中获得向善的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5]。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不能忽视了道德品质的要求，只注重学习成绩的优劣。

（3）、注重方法和措施的创新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我们还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德育工作势必失去实效性，道德观教育就会失去灵魂。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实施德育创新，不断探索大学生道德观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一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优秀品德教育、健全人格教育，树立正确的道德教育观，培养大学生科学的道德认识，引导学生自觉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二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方法，丰富大学生道德教育手段，启发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激发大学生道德情感共鸣，引导大学生自学修身，变道德外化为道德内化，实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三是充分发挥高校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载体作用，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动态，进行道德观教育。坚持书本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突出道德观教育中的社会实践教育功能，磨练大学生道德修养意志，让大学生更多地深入社会，深入基层，了解大众，了解疾苦，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信”与“行”的问题，切实增强教育的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4）、加强自身道德践行能力的培养和道德修养的提高

大学生要加强自身道德践行能力的培养和道德修养的提高，这是解决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矛盾的最有效的途径。首先，学校应经常性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全面地走进社会、认识社会，正确地对待生活、了解国情，引导他们正确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自身的道德实践水平。其次，大学生应认识到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用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来激励自己、用自己的道德践行来反思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道德修养教育。通过在实践中的道德行为，增强自己明辨是非、分清正邪的能力，从而激发自己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兴趣。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充满了积极与消极、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和斗争。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道德素质在人的整体素质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康的思想情操、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理想抱负。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就会制约大学生的成长方向和抑制个人的才智。

五、结束语：通过调查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水平有待提高，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提高自身道德水平。在我们的小组工作中，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经过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这份调查做完，使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第二篇：当代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报告

大学生公众形象的建构就其本原意义而言有赖于大学生群体的自主生成能力,但其功能性载 体则是社会公众的评价结果。对于大学生群体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评价,并不一定与大学生群体的

当代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报告

卢德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北京100089)

【摘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对贫困大 学生现象,社会公众明显认知不足。相反,富足的适度消费与略显奢侈的高消费成为社会公众 认知的主流。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原因是 “就业压力过大”。对于大学生学习态度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和持消极评价的比例基本持平。大学

生在公共场合“情侣之间的动作过于亲密”被视为最普遍、最典型的有悖于公共道德或社会伦

理规范的行为。

【关键词】大学生;公众形象;社会评价;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919(2006)01-0007-08

Survey Report on Public Ima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LU De-ping

(AcademyforYouthDevelopment,ChinaYouthUniversityforPoliticalScience,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Survey on public ima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mplemented by Academy for Youth Development,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during July-August,2005 in Beijing,revealed that social public has not yet sufficient recognition ofthe group ofstudents in poverty,and conversely,the judgment of the social public is focused on both relatively rich and somewhat luxurious consumption.Most of the subjects surveyed thought that the key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s“passive status of learning motivation”,and attributed this problemto“high pressure ofemployment”.In general, ratio of the active evaluation on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lmost equal to that of the passive evaluation.“Too close for the behavior of the students lovers in public sphere”was taken as the most universal and typical act, which is violating to the public moral and social ethic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ccordingtothe survey.

Key words:universitystudents;publicimage;socialassessment;questionnairesurvey 青少年研究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xx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5-11-20

作者简介:卢德平(1964-),男,江苏如皋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青年文化、符号学理论。

7真实生存状态完全吻合,其中有一些可能还存在着很大偏差。但是,归根到底,社会评价是一种以

意义解读和价值判断为基本特征的评价活动,其合理性与事实判断所追求的真假逻辑特性完

全不

同,因此,多种评价结果并存的现象表现为常态形式。对于大学生社会公众形象的调查和分析至少

可以指向以下两个主要目标:(1)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某

些观念或行为尚不具备为社会所接受或容纳的民意基础,哪怕大学生群体自身能为这些观念或行

为找到充分的理由。(2)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正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部分观念或

行为与社会公众之间已经形成吻合或一致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生群体自身也参与构成

大学生的公众形象。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其说明

20xx年7～8月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围绕上述理论思路设计和实施了“大学 生公众形象调查”项目,有关调查结果构成了本报告的事实依据。本次调查以问卷形式在北京市部

分城区的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面向服务业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中学生、

中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社会群体发放,回收后的问卷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并对部分问

卷题目进行了方差分析,以检验所调查人群的年龄、职业、性别、与大学生群体的接触状况等参数

对于调查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有关本次调查的基本说明如下:(1)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本次调

查共发放问卷546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无效问卷12份,有效率97.8%。(2)问卷的基本

结构:问卷围绕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情感生活、学习状况、道德状况以及大学生父母的基

本态度等6个方面共设计了41道题。(3)问卷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省籍、职业等参数的分布参

见下表:

二、对目前大学生基本经济生存状态的判断和评价

就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基本生存状态即其经济条件或消费形态而言,如果以问卷所设计的四个 消费层次为参照坐标,可将月支出300元以下设定为贫困层次,月消费300~500元设定为低消费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子女、亲友、兄弟姐妹中

有无正在上大学的

日常生活中与大学生群

体的接触状况(限于子

女、亲友、兄弟姐妹中无

正在上大学的调查对象

男:53.5%;女:46.5%

19~25岁:44%;26~35岁:19.4%;36~49岁:16.5%;50~60

岁:4.9%;60岁以上:3%

北京:31.9%;外地:68.1%:

中学生:9%;服务业人员:28%;企事业单位职员:17%;

行政机构公务员:15%;中小学教师:7%;大学教师:2%;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3%;行政管理人员:1%;离退休人

员:4%;其他:16%

有:31%;无:69%:

经常打交道:40.1%;偶尔说过话:43.4%;仅仅见过:

9.9%;没见过:6.6%

8层次,月支出500~800元为常态消费层次,而月支出800元以上为高消费层次。可以看出,对于北

京市大学生平均月消费水平的社会评价主要集中于300~500元、500~800元、800元以上三个消费

层次,而对300元以下贫困层次的大学生,即所谓贫困大学生现象,社会公众明显认知不足。至少

可以说,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展示的形象并无贫困的迹象。相反,富足的适度消费(500~800元)与

略显奢侈的高消费(800元以上)成为社会公众认知的主流。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

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程度等因素均对调查结果构成显著影响。但对各类参数进一步分析可知,调查

对象的年龄、职业、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三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性别、籍贯、家庭成员或亲友

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以后三种因素为检验指标,

组间对照显示:不同性别、籍贯、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在回答结果上呈

同构关系(百分比排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籍贯、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对

于调查结果的影响典型地体现于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知。这里的原因可以这样进行解

释:(1)男性组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同度高于女性组,主要受男性组自身消费水平高于女

性组的迁移性或类推性影响。(2)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的类别标志对于评价对象的认

知产生影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作为大学生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方,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

生的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消费状态具有更多的知识,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具有较高可信度,更符

合大学生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3)北京籍的调查对象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度较外地籍贯的

调查

对象明显偏高。由此可见,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的平均消费水平影响到调查对象的评价值,这种影响

与户籍有表层关系,而与户籍所制约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准具有深层次关联。

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大学生有过接触的调查对象与毫无 接触经历的调查对象明显有别。毫无接触经历的调查对象对于300~500元的低消费层次认同度明

显偏高,由此可见,其评价不受大学生所呈现具体形象的影响,而有关评价结果主要取决于关于大

学生群体的间接信息(媒体介绍、口耳相传)。反过来,与大学生有过接触或交流经验的调查对象对

于低消费层次的认知度相对较低。显然,在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交流或接触过程中通常呈现

出生活相对优裕的公众形象,即使是贫困生群体也存在掩饰真实经济状况的倾向。

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学生消费水平的认知和判断,均以500~800元的适度消费层次 为首选项,但对于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判断,低年龄组(15~18岁、19~25岁、26~35岁)高于

高年龄组(36~49岁、50~60岁、60岁以上)。显然,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与年长一代的差异,对于相

关的选项起到迁移性影响。

各类职业群体对于大学生平均消费水平的评价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基本上以500~800元 的适度消费层次为首选项。但大学教师群体是个例外,这一群体以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为首

选项。其余如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机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职业群体,也对800元以

上的高消费层次有较高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群体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值得反思。其中,大学教师在职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属职业类别提供了较多和大学生群

体进行密切接触的机会,从而对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因而具有较高的客观

性。但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基本重合,在社会评价的外部性上代表程度不高,因而其

评价的中立性也值得质疑。

对大学生群体基本生存(经济)状态的考察,事实上应该包括其月消费金额的分布和主要消费 领域的分布两个方面。从总体调查结果看,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主要集中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

要”和“精神文化享受(购买现代化的学习用品、听音乐会、看电影、参观游览等)”两个领域。这一结

果与社会公众所理解的大学生既作为自然人面临着维持生命延续的基本需要有关,又和大学生这

一群体作为职业学习者的特殊社会角色相关联。但具体而言,职业、性别、年龄、家庭成员中有无在

9读大学生、与大学生的日常接触状况等因素对于调查对象的判断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职业的影响而言,大学教师、中学教师、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三类群体认为大学生最大的消 费领域是“精神文化享受(购买现代化的学习用品、听音乐会、看电影、参观游览等)”,而和其他各

类群体将大学生的最大消费领域定位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明显不同。大学教师群体关于大

学生所掌握的信息要多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同时,与中小学教师群体、企事业管理人员等群体一

样,在“精神文化享受”领域的消费比例在其日常消费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可见,对评价对象

所掌握较多信息,以及自身消费结构特性的迁移性影响可能是造成这三类群体评价特点的主要原

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较多了解大学生群体消费状态的社会群体,大学教师群体还认为,当代大

学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日常消费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用在“请客送礼”上。

随着年龄段的提升,将大学生主体消费领域定位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比例呈递增趋 势,而对“精神文化享受”消费领域的认同度主要集中在15~18岁、19~25岁、26~35岁以及50~60

岁几个年龄段,其中作为“后大学生年龄阶段”的26~35岁的调查对象对此的认同度超过了对“最

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同度。我们认为,26~35岁作为“后大学年龄段”的社会群体,正值工作

高峰期,处于急需充电提高阶段,因而对于知识的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必要的经济投入给予很高

的关注,从而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领域的分布产生类推和迁移效应。

与大学生接触或交流的程度,影响到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消费是否具有多元化特点的认知。 “没见过”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消费结构的认知由于缺乏感性的经验,不得不借助媒体、

口耳相传等间接手段,因此,对于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多元化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相反,随着交流

频率的增加和交流程度的加深,对于其消费结构的多元化特性具有较高的认知,这一点从其他三

类群体的反馈意见的对照中不难看出。

“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对于判断大学生主要消费领域产生的影响呈对比关系。 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更侧重于评价“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

享受”两个纬度的消费,而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于其他非必要性消费,

如“请客送礼”“、参加补习班”等的认知度显然高于前者。这种情况显然受到两类调查对象对大学

生消费模式的不同期待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供给方,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

的调查对象可能更希望或要求大学生的消费领域尽量局限于最基本的生活和学习需要,而家庭成

员或亲友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则不受这种消费期待模式的制约。由此可见,在对大学

生

群体的消费或基本生活状态的判断和评价上,评价主体除了受到上文提及的对评价客体所拥有的

知识基础、自身的生存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对评价对象的主观期待的影响,从而体现出不同

的价值取向。

对于大学生目前的这种消费格局的合理性如何判断和评价,是检验大学生所面临的基本生存 环境,以及社会对于大学生基本生活状态的宽容度和理解度的一条重要标准。从调查结果看,对于

大学生消费结构持正面评价“(比较合理”)和负面评价“(不合理”)的比例均较高,而持积极评价

“(很合理”)的比例也接近15%。正面评价和积极评价之和(56.9%)超过了负面评价(28.8%)。从社

会对大学生群体消费合理性的评价结果也可以看出,仅仅依据单一的传统消费模式和伦理评价标

准,将大学生作为一个完全特殊的群体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存条件割裂开来,要求大

学生度过4年的苦行僧生活,这一要求本身就不具备很高的社会合理性。同样,认为大学生仍然是

天之骄子,应该享受优势或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或者社会或家庭应该对其做出更多的经济倾斜,

这也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认知倾向。

从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家庭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的影响性

因子考察,还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异。

性别的影响并非结构性的,男性组和女性组的认知百分比排序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女性 10组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合理,盲目攀比现象严重”)的认知度稍高于男性组,而男性

组对于其消费结构的合理性“(很合理,符合该群体的特点和经济状况”、“比较合理”)高于女性组。

就年龄纬度而言,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段的上升,对大学生消费结构不合理性的认知度越来越

高。其中50~60岁处于大学生祖辈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呈两种极端的分化:认为大学生消费水平和

消费结构合理的比例与认为其消费结构和水平不合理的比例相同(38.5%)。这反映了作为祖辈年

龄段的这一群体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的消费表现出爱护过度与批评过度两种倾向。爱护过度牵

涉到溺爱型的隔代情感表现,而批评过度则反映了隔代消费价值观的根本性差异。职业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绝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充分肯定大学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合理的基础上,“离退休

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两类职业群体对于大学生消费水平和结构非合理性的认知度均超

过了50%。“离退休人员”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化群体,其评价结果显然受到自身生存状况的

迁移性影响,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则显然受到自身职业伦理和工作特点的影响。与大学生接

触程度的高低蕴含着对大学生群体了解程度的深浅。从调查结果看,问卷所设计的三种交往 度———“经常打交道”、“偶尔说过话”“、仅仅见过”———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呈现出规律性的分布。

至于第四种纬度———“没见过”———则不具有人际交往的基本特性,其调查结果也没有规律性的特

点。调查结果显示,与大学生群体交往程度越深,对其消费合理性的极端认知度越低“(很合理,符

合该群体的特点和经济状况”),而对其消费不合理性的极端认知度“(不合理,盲目攀比现象严

重”)越高。与此同时,持较为谨慎和理解态度的比例也越高“(比较合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与

大学生交流程度的加深,一般社会群体对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和结构表现出在基本理解前提下的

批评倾向。

三、对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判断和评价

大学生心理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极端心理问题和一般情绪性征兆两大类型。调查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但这种属于情

绪性征兆的精神状态与真正的心理问题尚有本质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10%左右的调查对象

认为目前大学生存在“自杀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判断与对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压力和焦虑的推断

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造成这类心理问题的原因,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将其归咎于“就业压力过

大”。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被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知。这为发动社

会力量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的基础。

具体到年龄、性别、籍贯、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大学生等因素对

评价结果的影响,情况又表现得相当复杂。

从不同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所反馈的意见考察,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 中认为“相当多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和“绝大部分都很健康”两种对比性意见的比例均超过了

20%;二是随着年龄段的提升,认为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很健康”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对于这种

现象,我们认为,随着年龄段的提升,越是远离大学生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如50~60岁或60岁以上

的调查对象,越能以相对宽容的心态看待大学生在这一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心理问题,而且确信这

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得到解决。其次,这些心理问题也并非只有大学生群体才会碰到,

处

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对大学生群体心理问题的特

别定位。

籍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相互佐证的侧面:北京籍的调查对象对目前大学生“相当多的人 都存在心理问题”的认知度高于外地的调查对象,而外地的调查对象对目前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很

健康”的认知度高于北京籍的调查对象。换句话讲,北京人倾向于认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心理问

11题,而外地人则倾向于持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和北京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偏高,

生存环境的竞争性较为激烈,且北京地区高校云集,因而对大学生就业压力感受较大等因素有着

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评价对象大学生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评价主体

也受到日常所处生活环境的影响。

职业的影响很值得注意: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权力 阶层价值取向的代表性群体,对于当今大学生是否存在着心理问题持非常明显的乐观态度,这也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准官方式的评价结果。离退休人员群体特有的宽容性,以及那种随着年龄增

加青少年心理问题会逐步淡化的老年式的判断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应的判断结果。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小学教师对此持非常典型的悲观看法。就其原因,我们认为职业影响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中小学教师作为职业的教育主体,日常面对的教育对象———中小学生,尤其是中学

生(本次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中学老师)群体也面临着不少心理问题。从中学生群体向大学生群

体的类推判断策略,是导致中学教师群体做出这一评价结果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的

心理问题在时间上具有很高的前置性,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进入大学也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不少心理问题并非仅仅由于进入大学才产生,很多问题实质上是中学阶段遗留下来的。 日常接触程度反映了调查对象与大学生群体的交流经验,以及对大学生的了解程度。随着与 大学生交流频率的提高和交流经验的积累,认为“相当多的大学生都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也在不

断提高。这说明,交流程度越深,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感受越深。“没见过”大学生的调

查对象属于和评价对象没有任何直接交流经验的群体,因此,其判断基本上依赖于媒体、口耳相传

等间接手段,在“绝大部分都很健康”选项的评价值上均明显偏高,与负面评价的低比例形成对比。

四、对目前大学生学习状态的判断和评价

全球化浪潮与终身学习理念的普及,使得当今中国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已不再等同 于学校教育或校园教育。换句话讲,目前大学生所处的总体学习态势表现为:(1)课堂学习仍然是

大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但对于课堂学习的效果如何,社会公众的评价并非一片赞誉之声;(2)绝

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大学阶段结束后在国内(继续读研究生)或境外(出国留学)继续求学深造;

(3)作为既是自由选择又是第二种道路分化的产物,绝大多数大学生需要尽快社会化,寻求能将大

学所学知识转化为应用于社会的职业技能,相应地,除课堂正规教育外,有不少人投身于职业证书

(英语、计算机、公务员等)的考试及其学习活动。因此,考察大学生目前的学习状态,研究社会公众

对于大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能力的评价,必须采取多纬度的视野。可以看出,对大学生学习态度

的社会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较好,能认真完成作业”的百分比(41.7%)

与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一般,敷衍了事”的比例(38.8%)基本接近,居于各选项百分比排序的第一、

二位,至于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只有8.5%。对于大学生学习态度持积极评价的比例

和持消极评价的比例基本持平。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家庭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

触情况等影响性因素也揭示了这种典型的分化趋势。

年龄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表现为:在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处于总体分化的格局下,同辈群体 (19~25岁)的评价表现得最为消极,而其余各类人群的评价则相对积极。但从26~35岁“(后大学

生年龄段”)到50~60岁“(大学生祖辈年龄段”)这一年龄跨度,36~49岁(“大学生父辈年龄段”)与

其他两个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相比较评价结果较为苛刻。造成这种评价格局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

从各年龄段的基本特点仍然可以看出:(1)父辈年龄段(36~49岁)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的学习

态度持比较严厉或苛刻的倾向,显然受到这一群体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直接教育责任的迁移性影

响。(2)“后大学生年龄段”(26~35岁)正值鼎盛工作状态,在知识更新如此迅速的今天,对于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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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的学习不够努力普遍存在着自责和后悔的心态,相比较之下,回头看现在大学生的学习

态度似乎好于自己大学阶段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分析尚需要更多实证资料。

籍贯的影响表现为:北京人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评价高于外地人,也即选择“态度较好,能认 真完成作业”的北京人在比例上高于外地人,而选择“态度一般,敷衍了事”的比例低于外地人。

职业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和其他参数一样,在所有选项中保持着“态度较好,能认真完成作 业”和“态度一般,敷衍了事”平分秋色的总体格局,但大学教师、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行政单位管

理人员等群体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负面评价远远高于正面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主流社会

对于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上要求大于宽容,不满多于赞扬。

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对于调查对象评价结果的影响反映了这样一个特点:与大学生接触 程度越少,对于大学生学习态度的极端消极评价比例越高。可以看出“,仅仅见过”大学生的调查对

象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较差,在家庭、学校压力下学习”的比例达到23.5%,远远超过了与大学生

有过一定程度接触的调查对象。

对于大学生学习状况的社会评价同时蕴含着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学习的期望。不同的期望值 可能会导致对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发展潜力、实际能力等的评价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可以

看出,目前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的期望值仍然很高。在各选项里面“,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

献”与“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两种选项位居第一、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的期

待,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归属意识,而不是把大学学习仅仅看作是大学生个人找一份好工作、

改善其生活状态的人生阶梯。

从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家庭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等角度分析,还

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学习的期望领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

不改变上文所揭示的总体格局。不同年龄的群体对于大学生学习期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总体

以“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为首选项的基础上,祖辈年龄组更侧重于希望大学生“努力学

习,报效国家”,这种情况到了60岁以上的年龄组,竟发展到首选项的地步。我们认为,这种评价结

果一方面和祖辈年龄组的调查对象所接受的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有关,也和这两

个年龄组对大学生期望值更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职业的影响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1)离退休人

员更加侧重于希望大学生能“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这和年龄组的评价结果基本重合。(2)中学生

群体对于大学生“学习谋生技能,能养家糊口”的期待率明显偏高,这也反映了即将进入大学阶段

的这一社会群体在学习的功能和目的上朝着务实和关注自我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说明,不少大学

生的学习目的和围绕大学学习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在中学阶段就已形成。与大学生的日常接触程度

也说明:接触或交流程度越高的社会群体越倾向于希望大学生的学习具有更加崇高的目标和以社

会、民族利益为重的远大抱负。家庭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在坚持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报

效国家”和“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与家庭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相比,

更加侧重于大学生“学习谋生技能,能养家糊口”。这也是绝大多数家庭从基本的亲子关系出发所

提出的现实并且相当合理的期待和要求。

五、对目前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判断和评价

道德不仅仅是个人修养层面的自律准则,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范畴。当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 伦理规范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产生这种现象的时候,又更多地和所谓的公共道德发生

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及其社会公众评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其道

德的社会侧面,并从公共道德颠覆主体的个人道德修养及其价值观的深层关系入手分析其中的原

因。本次调查的内容涉及到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家庭和学校)、大学生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不符合公

13共道德标准的行为类型、大学生的诚信状况等关键要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种有悖于公共道

德或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中,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情侣之间的动作过于亲密”被视为最普遍、最典

型的负面表现。无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家庭成员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

生的接触情况如何,都不改变这样的事实:对在公共场合大学生“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持“不赞

同”和“反对”态度的占压倒性多数。

性别对于判断结果的影响不太显著。男性组和女性组的评价值基本持平。年龄因子的影响表 现出这样的特点:除15~18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外,其余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都认为“情侣

之间的动作过于亲密”是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最典型的负面行为。这种格局与各年龄组对大学生谈

恋爱的态度所反映的格局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15~18岁基本上处于中学阶段,即“前大学生年

龄段”,面临着向社会争取更多的恋爱环境权的课题,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在公共场合的这类表现

相对宽容,或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解,更没有像其他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那样将其上升到颠覆社会规

范的高度。60岁以上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一方面处于人生晚年,对年轻人的做法见多不怪,另一方

面,又处于社会评论权边缘化的年龄段,对大学生的所作所为容易持某种程度的宽容心理。此外,

60岁以上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的评价结果与50~60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的评价结果之间呈现出

截

然对比的格局,也足以说明作为“大学生祖辈年龄段”的特点并不是重要的影响性因素。尽管各类

职业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负面表

现,但和其他负面行为,尤其是“随手乱扔垃圾”相比,在认知度的百分比排序上尚有不小的差异。

就籍贯的影响而言,北京人和外地人在评价大学生的负面表现上呈现出以下对比状况:北京籍的

调查对象把大学生“随手乱扔垃圾”和“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视为同等典型的不符合公共道德

标准的负面表现,而外地籍的调查对象则将“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视为最普遍、最典型的非道

德表现(百分比排序第一位)。

关于大学生群体的诚信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接近60%的调查对象认为,当今大学生“比较守 信”或“非常诚信”,但对大学生群体的诚信问题所持消极评价也达到相当高的比例。

从性别、年龄、籍贯、家庭成员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等因素考察,调查

对象的评价基本上集中于“比较守信”和“不太守信”两个选项。换句话说,和其他各类调查题目的

总体结果相似,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诚信状况的评价呈典型的分化格局。这种情况固然和调查对

象个体自身的不同人生经历、彼此有别的生活环境、对于诚信判断标准的掌握程度存在着细微差

别等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大学生群体本身客观上呈现分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大

学生坚持诚信做人的生活态度的同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年龄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26~35岁“后大学年龄段”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不太守信”的比例最高,而

认为大学生“非常诚信”比例最高的则是6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群体对

于大学生诚信程度的判断标准确实存在着差异。各类职业的调查对象均以“比较守信”和“不太守

信”作为第一或第二选项,总体呈典型的二元分化趋势,但中小学教师和离退休人员这两类群体对

大学生“非常守信”的认同度最高(均超过了20%),其余职业群体极端积极的认同度均很低(均低

于15%)。中小学教师受职业特性的影响很明显,中小学阶段对品德教育的过多倚重,导致这一类

型的职业群体倾向于从中学生身上直接推论大学生。离退休人员由于处于社会评论权的边缘化阶

段,且进入人生晚年,对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的诚信问题宽容多于要求,因此持“非常诚信”

和“比较守信”的比例之和高达85%,而对大学生“不太守信”的认同度只有5%。与大学生接触对于

认识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有很大帮助。与大学生接触程度越高,对大学生诚信的认同度就越高。与大

学生“经常打交道”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表现诚信的比例“(非常诚信”与“比较诚信”二者之和)

高于“偶尔说过话”的群体,而后者又高于“仅仅见过”大学生的社会群体。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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