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报告上递决策层 建议立即放开全面二孩
20xx年10月16日 01:3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十三五”期间，生育政策作为最受关注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可能发生的变化值得各方期待。《第一财经日报》独家获悉，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下称“人口报告”）已经上递到决策层，该报告提出了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建议。
生育政策短期内或发生变化
上递的人口报告至少分别来自2~3家单位，可能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报告基于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对当前总和生育率水平、人口总量未来变化、人口峰值大小和出现时间等作出预测。提出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是其中一份报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报告是应决策层要求上递的，显示了决策层对人口这个重大公共政策的关切，也传达出一个信号，生育政策有可能在一个很近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
“?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人口又是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按钮，跟消费、就业、养老密切相关。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必然要发生，而且是越早越好，我认为中央已经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上述知情人士说。
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xx年底，才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的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4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4个孩子。
20xx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有关方面本来预计每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没想到遇冷，20xx年仅增加出生人口47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20xx年5月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再生育。
这些信息显然已经引起决策层的注意。自今年上半年以来，各个层面有关生育政策的研讨会议相当密集，就是为了给最后的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8月份曾经有一场更高规格的政策调整信息汇报会，但因为天津港爆炸事件临时取消。
另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家卫计委也委派部分专家分赴不少地方调研，一方面摸底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了解基层计生干部心态，为未来的政策变化做准备。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xx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xx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xx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路走低，从19xx年的33.6%下降到20xx年的16.6%。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正在敲响的警钟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根据统计，从20xx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以每年数百万的幅度净减少。与此同时，现存的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出现老化现象。这对长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是个巨大的冲击。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撑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叠加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直接给未来养老带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家庭和社会也面临养老风险的冲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入养老困局。
与此同时，姚美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xx年，全国24岁到28岁的男性总量为4900万，22岁到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相差多达1000万。这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男性将会被排挤在婚姻之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xx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xx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xx年到19xx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xx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xx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表明，19xx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郑真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总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怪，因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个因素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明显，包括进度效应（越推越晚就不生了）、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在事业和生育的竞争中选择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单独二孩消息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全面二孩的政策变化，会不会在这次五中全会上有新的突破？我看即使今年不放开，最迟明年初也应该放开了。”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第二篇：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
20xx年就业特征与20xx年展望和建议
蔡 昉 主编
盘点20xx年的就业，发现劳动力供求紧张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下岗职工和长期失业人员再就业相当困难，资源型城市就业困难十分突出，大学生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为重要的是，20xx年面临了“非典”的考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受到较大的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并对就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800万农村流动就业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地区，农村流动就业劳动力和城市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收入受到较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20xx年中国经济增长克服了“非典”的影响，达到8.5%左右，为增加就业岗位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中央国务院在8月中旬召开了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放宽了再就业的政策空间，积极的就业政策配套实施办法完全出台，为解决就业最困难群体提供了保证。综观20xx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下岗职工和长期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大学生等青年就业的问题仍将是热点。
一、就业与再就业
20xx年是中国将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第一年，尽管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全面完成了全年的就业和再就业目标。
（一）“非典”后劳动力市场供求活动得到较好恢复，但失业人员有所增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90个城市劳动力市场20xx年三季度职业供求状况信息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在“非典”后出现了恢复。
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活动恢复较快，供求总量均出现大幅度增长。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266.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294.9万人。与二季度相比，三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88.9万人和94.9万人，上升幅度分别为50.1%和47.4%，岗位需求的回升幅度略高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略有上升，达到0.9。
城市劳动力市场活动恢复与第二、三产业需求大幅回升有关系。因为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分别为2.1%、31.5%和66.4%。三季度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60万人，上升幅度为51.2%；第二产业增加26.5万人，上升了46.2%。
城市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恢复证明了就业的“派生”需求性质，在经济保持高度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自然会产生就业的需求。可以看到，今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3%，超过了预期的7%左右的增长率，这是20xx年就业增长的基本保证。
另一方面，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有所增加，下岗职工有所减少。与二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增加61.5万人，增长幅度为5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加约25万人，增长幅度为63.2%；就
业转失业人员增加28万人，增长幅度为53.4%；下岗职工增加5万人，增长幅度为27.3%；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20万人，增长幅度为41.9%。与二季度和上年同期相比，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求职比重分别上升了2.2和1.5个百分点，就业转失业人员的求职比重则分别增长了1个百分点，而下岗职工的求职比重分别下降了1.3和2.6个百分点。
这一情况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人员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形成的下岗职工正在逐步减少，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和长期失业问题正在成为主要矛盾。
（二）城镇登记失业率小幅上升，失业保险作用不断加强。
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93万人，较20xx年底增加了2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较20xx年底增加了0.2个百分点。20xx年底失业人员总量有小幅增加，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
9月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1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万人。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4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0万人，增长10%。11月底，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19万人。
（三）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20xx年8月15日至16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对就业再就业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落实、再部署。根据座谈会精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及时制定出台了三项措施，包括：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的资金和工作安排；明确享受扶持政策的年限、放宽的条件，并将减免税收政策放宽到部分加工型小企业；放宽税收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按照中央对全国再就业工作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要求，各地迅速部署和组织落实，对本地区再就业政策和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中央、国务院又在10月份派出13个督查组对26个省市自治区再就业政策和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以进一步推动各地的再就业工作，促进各项政策的落实。
总体看，20xx年下岗职工总数减少，基本生活保障继续得到巩固，并轨工作稳步推进。11月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70万人，比20xx年底减少了140万人，进中心的下岗职工为194万人。9月底，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7个省份已全部关闭再就业服务中心，顺利实现并轨，下岗职工已全部出中心。
（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全年就业宏观调控目标完成。 20xx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的年度宏观调控的四大主要预期目标为：（1）经济增长率7%左右；（2）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3）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4）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7%。 从11月底的情况看，在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召开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进行周密部署和安排下，到年底，全国新就业人员超过800万人，400万下岗失业人员重新上岗，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5%，全年就业和再就业目标全面实现。
二、20xx年就业突出的特征之一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问题突出，青年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一）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下降，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未来竞争将更加激烈。
据教育部统计，20xx年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115万，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从20xx年开始，高校扩招的大学生陆续毕业。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45万人，较上年增加了27.1万人，增幅达23.1%。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比上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到20xx年底，又有约22万人实现就业，就业人数达到116万人，就业率上升到80%。20xx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比20xx年净增67万人，达到212万人，6月份初次就业率为50%；到9月，全国高校毕业生有70%找到了工作，其中本科生就业率为83%，高职高专毕业生为55%。
20xx年，全国将有280万高校毕业生，比20xx年增加68万人，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大学生就业形式不容乐观。由于今后几年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大的变化，可以预计，大学生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客观现象，在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当前，我们既面临市场经济国家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面临转轨过程中体制摩擦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高校毕业生不能全部进入就业岗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总量的限制，本身提供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就有限，从而产生了就业总量的矛盾；二是教育模式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教育模式转变往往滞后，结构不平衡现象在大学生身上较为突出。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而教育事业较发达，同样存在高校毕业生由于没有工作经验而不能够马上就业的问题。在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还有其特定的转轨背景，这进一步加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一是，长期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高校毕业生一直由政府主管部门分配就业，毕业即意味着就业。造成了供方——大学——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学，在专业设置以及随市场需求调整专业上滞后，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情况在扩大招生规模后被放大，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二是，中国近年来整体就业环境不宽松，与大学扩招幅度产生较大矛盾。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的局面，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紧张态势，不可能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困难；三是，中国已经出现青年人就业困难的现象。与其他国家一样，受职业技能、求职经验和摩擦性失业等因素的影响，青年人失业率较高。据劳动保障部20xx年四季度对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调查，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69.7%。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5.6%，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4.1%。青年求职者已经变为主体，这与过去求职者主要为35岁以上大龄群体的情况有明显的变化。
（三）专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是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原因。
近年教育部布点增长最快的10个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在20xx年全面下降，其中艺术设计专业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就业率仅为59.7%，甚至朝阳产业的信息与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就业率为88.5%。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结构矛盾是主要矛盾。高校毕业生就业已经市场化，但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较缓慢，表现在专业设置调整滞后，毕业生所学习的专业结构与市场供求出现了错位，这是制约高校毕业生就业最突出的原因。
近些年来，虽然加快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政
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共识，并且也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上看，这项工作还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已逐步实现市场化，而教育体制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这突出地体现在大部分学校缺乏足够的自主权，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同时，不少学校缺乏改革和调整的积极性、主动性，对政府存在依赖情绪，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往往不是面向市场需求，而是单纯立足于自身师资条件等。结果是长线更长，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因此，应该将教育方式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给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就业率达不到50%的学校和专业要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学计划上，重点进行基础和综合教育，重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四）破除高校毕业生分配派遣中的障碍，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当务之急。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管理方面的脱节，一些政策还“悬在空中”，得不到落实。
一是非国有单位使用高校毕业生仍然有进人和户口指标的限制。20xx年，部委属高校毕业生到教学科研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三资企业就业的占就业毕业生总数的89.3%，其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基本上呈“三分天下”的格局，分别为31.6%、31.5%和26.2%。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看，个体私营和股份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占60%，但目前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国有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受到进人指标、户口指标等的限制。
二是高校毕业生的跨省市流动渠道不畅。从20xx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情况看，一些省市限制毕业生就业尤其是高职(专科)学生就业的政策性障碍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毕业生跨省市流动受到限制。一些省份仍然在政策上限制毕业生，尤其是高职(专科)毕业生就业。
三是派遣制度的时间限制问题。虽然国家政策规定高校毕业生毕业2年内可以由学校保留档案，但据我们了解，一些学校规定毕业当年年底以后，不再办理派遣证，使得在此之后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没有被统计进来。
因此，要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打破大学生干部身份、户籍制度、用人指标的限制，促进大学生自主流动。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只要用人单位同意录用，并与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的，公安部门应凭毕业生所持的《报到证》为其办理落户手续。废除对毕业生收取城市增容费、出省费和其他一些不合理收费的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
（五）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和就业服务，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 迫切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大学生就业信息网络，发挥大学生网上求职的优势，发展各类网上自助式就业服务；建立和完善全国各高校、各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就业率、毕业后收入等指标的定期发布制度；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开设专门的窗口，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进行失业登记后，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 特别要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随着就业方式的市场化，高校毕业生成为就业的主体，不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教育部门的安置。这要求学校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努力提高高校毕业生自身的求职技能，正确引导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
三、“非典”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需要提高
就业管理的应急调控能力
（一）“非典”对就业的影响表现明显，劳动力市场供求受到较大的影响。 受“非典”直接影响较大的几个行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中国生产组织和技术结构也没有遭到破坏，因此，“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但受“非典”影响的行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比重较大，为其经济比重的数倍，因此，“非典”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经济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看，20xx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2%，“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有限。但“非典”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十分明显。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的89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177.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约200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20.1万和29.5万人，下降幅度分别为10.2%和12.8%。如果说“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个百分点左右的话，“非典”对就业的影响在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则超过10个百分点。
还要看到，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活动相对一季度的减少，是从20xx年一季度以来，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的一个特例。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一季度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影响，以及企业新发展计划实施处于准备期间，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活动相对较少，是全年的低谷；二、三季度时，初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就业群体加入求职大军，企业新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活动达到高峰；而四季度没有明显新增加的求职群体出现，企业新发展计划逐步实施完成，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计划，劳动力市场供求活动又较二、三季度下降。因此，“非典”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还要考虑到本该增加而没有增加的因素，这部分因素在上年接近2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非典”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应该在30个百分点左右。
（二）服务业受“非典”的影响较大，当期就业岗位减少明显。
中国服务业的许多就业岗位产生于人的流动中，受“非典”影响比较大的旅游业、社会服务业、商贸业、餐饮业、客货运输业等均属于流动性行业，既服务于流动人群，本身又多由流动的劳动者来从事。由于防治“非典”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减少跨区域流动，控制交叉扩散，所以，对这些行业的就业影响也相应较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二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全国企业景气指数同比下降了10.6点。其中，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景气跌入谷底。景气指数分别为62.4、65.7和23.2，分别比一季度下降61.4、59.7和91.9点，比上年同期下降47.2、52.7和85.5点。另外，铁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航空运输业、商务服务业（旅行社）、道路运输业下降幅度均在70点以上。
在89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0.2%、26.9%和17.3%，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4%。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占47.5%，接近50%，其用人需求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影响也较大。
（三）“非典”期间专业技术人员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强烈。
到二季度为止，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50%，但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却表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表现出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且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一级），其求人倍率增长了0.75点；其次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增长了0.68点。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一级）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1.73和1.81。
用人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和初级职业技能（职业资格五级）、中级职业技能（职业资格四级），占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的38.4%。从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来看，42.2%的求职者都具有某种专业技术资格，主要集中在初级职业技能、中级职业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占专业技术人员供给的37.8%。
（四）“非典”冲击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应对。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些撞击性影响。针对此，有关部门、地区也紧急出台了一些社会经济相关政策，如对受到影响的地区和行业实行阶段性的税费减免、行业补贴、放宽贷款、扶持企业生产自救等措施，主要也是为了减轻撞击的损伤，尽快复苏经济活力。 在就业领域，“非典”产生的冲击较大，使中国部分地区和行业达到失业警戒线。从行业看，旅游业、社会服务业、商贸业、餐饮业、客货运输业等服务性行业的企业，在受“非典”影响停业停产和紧缩经营的情况下，员工停工放假，部分企业还不得不裁减人员，不少灵活就业者和跨地区流动就业者丧失就业机会。全国就业存量在这种突变中受到影响的有数百万人的规模，其中以疫情严重地区为多。当然，这些岗位大部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的复苏中会有恢复，但毕竟会影响整个就业的稳定和部分劳动者的收入。
与此同时，“非典”加剧了原有的就业矛盾，给再就业工作带来新的困难。20xx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资源1000万人，再加上现存的60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近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测算，计划全年新就业1000多万人（其中净增就业岗位约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左右。而“非典”使原本相当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复杂，矛盾加剧。“非典”使那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人员受到影响，“非典”给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带来了新的困难，“非典”疫情对流动就业的限制，对常规招聘、培训活动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就业格局，阻塞了就业渠道。
因此，应当把这次“非典”对就业的冲击及其延伸的影响，也看做是中国就业领域的突发事件和失业的紧急状况，抓紧建立失业预警机制，提高就业管理的应急调控能力。
四、20xx年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但也有四大有利因素，
应该明确政府在就业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20xx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将仍然严峻。城镇新增劳动力将仍然保持在1000万左右的水平，除进入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外，还有大量没有进入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有待解决；长期失业人员的增加，无疑增加了再就业的难度；随着大学生数量增加到68万人，增幅达到32.1%，而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大的变化，城市大学生等青
年的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农村1.5亿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就业趋势不可抗拒；“非典”等突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也应该予以考虑。因此，失业率将会小幅上升，但能够控制在4.7%左右。
虽然20xx年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但也有四大有利的因素：一是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战略高度，提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二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为增加就业机会，调整就业结构提供了基础；三是积极的就业政策配套实施办法完全出台，为解决就业最困难群体提供了保证；四是大学生就业政策进一步明确，体制障碍逐步被打破，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创造了条件。当前，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就业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一）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扩大就业，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目标，是全面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根本；扩大就业是化解劳动者流动日益增加带来的压力，保证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就业自动增长，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确立扩大就业优先的目标，不仅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更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选择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 为保证扩大就业优先目标的实施，目前已经成立了国务院再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劳动保障、发展改革、财政、国资、教育、银行、商业、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组成了再就业工作领导机构，并确定和落实了就业工作的社区机构编制。按年度确定失业率和新增就业岗位的控制的目标，实行目标责任制，并把就业增长和失业率控制的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并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接受各级人大的审查监督。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和预案。将失业率、长期失业者比例、不充分就业率等作为主要监测指标，做好失业紧急情况下的预案，当失业状况接近或超过警戒线时，政府立即发布实施预案，各部门协调配合实行必要的经济政策和行政干预，调控企业裁员规模，减轻因失业引起的社会震荡。另一方面，建立以财政拨付的就业经费、失业保险基金中的再就业费以及社会各方面筹集的资金为来源的就业基金。要进一步调整财政的预算支出结构，确定一定的比例用于促进就业，并根据当地下岗失业的情况适当增加，用于支持政府的促进就业工作。
（二）坚持发展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动力。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时，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积极体现到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上来，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促进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与此同时，协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改善，扩大就业容量。一方面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充分地发挥其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利用服务业社会需求大、发展前景广阔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其扩大就业的作用。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中小企业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中，实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三）实行新时期的就业方针，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要形成以劳动者自主择业为主导的新格局，建立起以劳动者自主择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进就业为动力的就业机制。顺应用工需求多样化的趋势，因势利导地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全面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提供优质就业服务。明确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保持政府就业资金的经常性投入，加快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四）完善创业和就业环境，积极促进就业。
加强法制建设，规范企业用人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改善创业环境，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此，建议尽快制定《促进就业法》，并制定各项配套法规，形成完善的就业法规体系；适应市场就业要求，大力发展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的建设，市区县街道和重点乡镇全部建立就业服务机构，将服务范围覆盖全部城镇地区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大力开展劳动力市场信息微机化管理和信息联网工作，初步建成包括市级网、区域网和全国网三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
对在市场竞争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年龄较大、技能较低者，对于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政府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进行必要的行政法律干预。一方面严格制止企业在裁员、辞退或招工时对在职或下岗女工的歧视性规定和行为;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实施就业援助，通过开发适合困难群体特点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公益性就业岗位安排，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用，通过免费就业服务，提供帮助等政策措施，促进困难群体实现再就业。
（五）加强统计调研，不断研究解决就业的政策。
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期，掌握及时有效的就业和失业信息，是就业决策的需要。目前，中国对失业统计和调查包括：劳动部门城镇失业登记，统计部门城镇失业调查，以及大量的零星调查。
城镇登记失业实际上是一种以就业服务机构登记为基础的登记失业统计系统。其定义比较明确，对失业者的统计目前只限于“城镇劳动者”，没有包括农村劳动者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也不包括没有进行登记的失业人员。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制度由国家统计局于19xx年正式建立，通过入户的方式完成，其抽样调查的“失业人员”定义比较符合国际规则，但该调查每年只进行三次，时间也不规律，为5月、10月和12月，且没有发布。大量的零星调查只能够进行时点的结构分析，不能够进行连续的比较分析研究。因此，通过就业统计或者调查获得季度劳动力市场信息，并进行政策分析，不断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完善就业政策，就成为政府就业工作的紧迫内容。
资料来源：中国网 .cn/ 09/17/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