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道德高地

—《吉米卡特及其他的人权外交政策》

人权外交成为卡特任期内外交政策的核心，通过阅读本片学术论文，我对卡特的人权外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及个人的看法。

首先，人权外交的概念在美国历史外交政策中总存在着模糊的身影，但却为什么在卡特时期清晰并得以明确地提出？通过阅读本文我得出以下三点：一是美国对越战的反思，认为美国对他国事务的干预没有遵循道德原则，所以才导致失败；第二就是美国国内思潮的影响，如议会等认识到了人权的重要影响；三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尼克松时期美国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就是一种战略的退却，卡特时期，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地位，硬实力方面，美国找不到对付苏联的突破口，而人权正是这把“利剑”可以刺向苏联。此外我还认为有一点就是卡特自身，卡特是虔诚的南方浸礼会信徒，一生读《圣经》。卡特在白宫任总统的同时，还在华盛顿第一浸礼会教堂担任正式的主日学教师，同妻子一起用西班牙语在白宫家庭祈祷中朗读《圣经》，在处理国事中卡特也将将信仰付诸行动，人权外交就是其信仰的产物。

何为“人权外交”?第一，以美国的传统价值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第二，对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干涉和经济制裁；第三，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看出，人权外交表面上充满了理想色彩，但是这种理想仍是“美国理想”，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理想推广至世界这也是美国外交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它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悖论。

“人权外交悖论”卡特的人权外交价值评判标准以美国价值标准为基础，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权概念“是否具有普世性，当然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我们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但是人权一旦参杂进政治因素，目的也就不单纯了。美国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他国对人权的遵守情况，一旦他国不认同美国的价值标准，那么人权外交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况且，人权外交作为一种说教性的政策，很容易引起他国的抵触，一方面，美国想通过人权这种软实力来影响他国，另一方面

他国却并不认同，这样陷入外交困境的是美国自己，这样人权外交就必须具备另一个特点，就是“灵活性”。

人权外交的灵活性，美国的人权外交是具有灵活性的，这种特征是美国政府对人权外交政策执行难度的清醒认识所决定的，首先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1.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二就是美国明确提出有一些利益比人权外交更加重要就是与苏联、中国的关系、核武器的扩散、国家安全等，从灵活性可以看出卡特的人权外交不过是被理想的外衣所包裹，但是其核心是现实主义的，它也是一枚裹着糖衣的炮弹，比以往的外交政策更华丽些，但并不能改变其性质。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薄弱，对人权外交的免疫性远不及大国，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只是利用人权外交作为向苏联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占领道德高地，凝聚力量。

人权外交的成败，卡特的人权外交普遍被公认为是失败的，但是这不能离开一个前提，就是从短期来考虑，从短期来看，卡特人外交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在外交领域屡屡受挫，伊朗与美国关系恶化，对中美洲国家的干涉失败，在安哥拉问题上的退却以及苏联于19xx年入侵阿富汗，这些都表明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但从长期来看，人权外交对美国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我看来，卡特本人并没有把人权外交作为一项政策，而是一种战略，他对人权外交的思考是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首先，人权外交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越南战争破坏美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人权外交是一项很好地修复措施。第二，人权外交是一种花费成本很小的外交政策，但是起到的作用相对而言远远超出了花费的成本，这对于处于衰落中的美国是一个好的选择，在与苏联的硬实力对抗中处于下风，对软实力的巧妙利用仍给苏联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人权外交”的遗产，之所以说评判人权外交要从长远来看，是因为其影响是深刻而又长期的。卡特的“人权外交”在短期内取得的效果虽不明显，但并没被摒弃，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仍是人权、人道主义，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对伊拉克、 阿富汗等国的军事干涉都离不开“人权”二字，并且在美国的角度看来，他们都是“人权外交”的胜利，人权外交本来就是一种工具，是美国干预他国事务，左右世界格局工具，在卡特时期取得的成果远不如现

在的美国政府，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卡特的“人权外交”生不逢时，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所受的制约大大减小，这就导致了美国的一家独大局面，人权外交让美国登上了道德高地，让美国干涉他国的内政变得理所当然，我们虽了解美国意图的实质，但却无法从道德上对人权外交进行批判，这给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实现其战略目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也许就是卡特“人权外交”的遗产。

人权外交的启示，人权归根结底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在当今世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他虽不及硬实力有效，但是能够给我们外交政策的实施带来极大的帮助，也有利于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硬实力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软实力的发展远远滞后，这就导致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硬实力层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视为威胁，因此，中国应注重软实力的发展，明确自己的价值观，避免误解。同时积极与世界进行互动，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外交，使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中国，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二篇：《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读书报告

《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读书报告

主流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是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是刑事诉讼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者的关系影响到诉讼模式和诉讼制度的选择与设计。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应有价值，并非只为实现实体正义而依附于实体存在的附属价值。程序正义的判断标准及正当性基础在于是否合乎正义，是否以保障人权为终极目的。换言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之一便是保障人权。如此以来，刑事诉讼程序中哪些制度原则属于保障人权的范围，保障人权应达到何种程度才可称之为保障，有没有通行的判断标准和普适性的理念制度，这是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

按照刑事程序阶段论、刑事诉讼模式和刑事主体的参与，刑事审判是整个刑事程序的中心和重心所在，无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自诉人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程序阶段，因为，一方面，有中立的法院和法官作为裁判者对案件进行裁判，是最为公正的程序，另一方面，审判程序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道程序。因此，审判程序是人权保障中最重要的环节所在，审判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安危。

探讨审判程序中有关人权保障的理念、原则、制度，阐述比较国际人权准则及他国立法与实践经验，分析研究中国审判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改革，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著成《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

一、内容摘要

全书虽包括序论和十三章，但从写作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序论，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写作思路，简单论述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引出全书内容，为正文做铺垫；第二部分即为正文的全部十三章，从十三个方面，包括原则、权利、制度，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了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

（一） 序论内容

作者开篇界定了本书的写作内容，即集中讨论以国际、国内人权法为范围的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而之所以选择此议题，则在于刑事审判和人权保障皆有许多争论和挑战所在，包括理论上的、立法上的和实践上的。作者试图以自己的认识理解去回答一些争论和挑战，力求对中国的法律改革及实践提供参考。

刑事审判程序如今面临许多的挑战，作者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避免使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的趋势，如刑事调解、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放宽不起诉的范围等；二是改变传统的审判方式，如辩诉交易、协商程序等，这种现实状况面对的争议是刑事案件是否必须经过法庭审判程序来解决，对一个人进行惩罚是否必须经过法庭审理程序，法庭审判的恰当审判方式是什么，是否必须是法庭开庭审理，必须通过传唤证人和出示实物证据来进行审理。新趋势新制度的出现皆是对传统法庭审判程序、传统诉讼价值的挑战。虽面临挑战，但是作者仍从政治、社会、权利保障的角度对刑事审判的必要性做了论述，认为，刑事审判程序的根本地位不会动摇。

刑事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实施刑法的工具，是否是解决纠纷，是否是发现事实真相，作者对这些一一进行否定，认为刑事审判的目的在于准确裁判和保障人权。准确裁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为直接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必然的保证实体上事实真相的发现和纠纷的解决，但是这是审判程序在程序正当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最为正当的实体性结果，而纠纷的解决和实体公正是公正的审判程序难以直接追求的，因为，客观事实真相是不能被发现的，准确裁判的基础只能是法律事实。保障人权则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是审判程序的价值目标追求。那么审判程序中人权保障的范围有哪些呢，这就是正文所要论述的内容。

（二） 正文内容

正文分为十三章，这十三章分别从十三个方面对刑事审判中人权保障的范围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基本包含了审判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所有理念、原则和制度。

1、 刑事程序的性质和起点

本章论述的是刑事案件与其它案件的划分标准，以及在刑事案件中，在哪一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始享有公正审判权。在《公约》中规定，公正审判权的起点为“刑事指控”，但是各国对刑事指控的规定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因为存在司法审查制度，因此在刑事指控的规定上阶段比较靠前，而大陆法系一般是指正式起诉。在中国，刑事指控指的也是正式起诉之时，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公约》的精神和规定，应对刑事指控做广义的解释，将公正审判权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即从立案开始。

2、公正审判权与裁判机构

公正审判权在裁判机构上表现为司法独立与司法中立。司法独立于司法中立两者的界限虽有模糊，但是所强调问题的角度不同。司法独立指裁判者基于裁判者对事实和法律的自由判断，不受其他压力的影响，而且有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保障其独立；司法中立裁判者不受自身倾向或偏见影响，不对案件有成见。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作为整体独立而存在，且这种独立并不独立于党和人大，法官个体无独立可言，因此，整体和个体的绝对独立式改革方向；司法的中立要求抑制法官的司法腐败，抵抗媒体舆论的影响和压力。

3、公开审判权

公开审判权在理论上的争议点是此权利归谁享有，是被告人的权利，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还是民众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作者认为，对于公开审判的价值最好不用权利来表述，而是将公开审判看做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的刑事法院应当有恰当的运转机制，是否恰当，就应全面权衡各方的利益，用法律的规定和法官斟酌的方式控制公开审判的时间、空间、内容和方式，以求得最佳效果的选择。在中国，对于开庭的地点、公告以及公开审判的限制作者作了详细的阐述及改革措施。

4、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沉默权

作者对着三部分的论述是分开的，笔者将其合在一起，以便论述。

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沉默权三者的关系是及其复杂和混淆的，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包括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有的学者反对将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归入无罪推定的内涵中。作者倾向于后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是强调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国家队被指控人在被判定是否有罪之前应有恰当的对待；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防止公民被合法地受到强制回答问题或提供信息而被定罪，沉默权是防止合法地从一个人的沉默引出不利的推断，三者在历史沿革、权利实质的侧重上都有不同。

另外，在中国，是否已经建立无罪推定的原则也是争议之一。作者在分析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之后，认为，中国并没有建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存在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和沉默权，虽然一些法律条文体现了这些原则权利，但是由于其他法律条文规定的与之冲突矛盾，致使这些条文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作者建议，应当全面的确立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的制度原则，并且完善其配套制度。

5、其他

作者在书中还论述了一些原则、制度，在此不再一一的阐述，只简单的提及。

刑事辩护权，作者从自行辩护、强制辩护的主体范围、律师的介入时间、律师的权利者几方面对中国的辩护现状作出分析并提出改革措施。

迅速审判权，羁押期限太长即审理前期限和审判期限的无限制和立法的漏洞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最为严重的侵犯，作者从立法、制度建设和人员素质三方面对侦查、审

查起诉、审理以及羁押期限问题进行了改革建议。

与证人对质权，此权利是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针对中国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作者建议将直接言词原则上升到诉讼程序基本原则的高度，并从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完善来解决此问题。

另外，作者对上诉权、一事不再理原则、刑事错判赔偿权、少年案件审判中权利的特别保障及被害人的权利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一一提出了改革完善的建议。

二、正文的写作模式及对全书的评价

（一）写作模式

作者在对每一章的正文写作中坚持基本相同的写作模式。

首先对原则、制度的国际人权法渊源进行考证，阐述联合国人权准则和区域性人权准则是如何规定的。联合国人权准则、区域性人权准则的规定是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普适性的，是对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对于加入并批准在国内实施的国家具有约束力。考证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一方面可以了解世界的通行规定和做法，另一方面可以与本国规定相对比，比较其差距所在，明了改革完善的方向。

其次，对原则、制度的历史渊源、含义、内容进行分析论述。揭示理念、原则、制度的发展历程，理清其历史脉络，然后才可对其真正的含义、内容、功能、价值进行阐述。全面深刻的呈现原则制度。

再次，阐述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描述他国是如何在立法中对刑事审判程序的人权保障进行规定的，又是如何在实践中进行运作的，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参考的对象。

最后，利用最大的篇幅对我国审判程序中原则制度的立法、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论述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与国际人权法及他国立法实践的不同及差距所在，然后以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为标准，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改革完善的建议。

这种论述模式，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明了，每一章的原则制度的论述基本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论述全面且深刻。

（二）评价

1、 前沿性强

本书的论述内容中很多皆是国际前沿问题，是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问题所在，如刑事审判的新趋势对传统审判程序、诉讼价值的挑战和冲击，公开审判权权利主体的归属问题，以及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一直存在争议、一直再被探讨的前沿问题，作者对这些争议问题没有回避，而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2、比较性强

本书的写作模式是一大特色，不仅详细的将国际人权法的立法规定予以呈现，国际视野开阔，而且对他国的立法及实践规定有所描述，这样，将国际、他国及国内三者的审判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进行比较，视野广，知识面广，容易的得出差距所在，分析出原则制度设计的优缺点和其存在的必要性。

3、内容全面深刻

本书论述的内容基本包含了刑事审判中有关人权保障的所有理念、原则和制度，每一章皆能分析探讨其最为争议的内容，都能论述其在中国的现状，分析其人权保障程度，并且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完善建议，内容可称为全面且深刻。

4、理论与实务兼顾

在对原则制度的理念、含义、内容进行分析时，理论性极强，学术界的有关观点及争议都有深刻的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充足的论据支持。在对制度原则提出改革建议之时，又从立法、制度等方面进行阐述，针对现实的缺陷，提出实务运作的建议。

三、收获

读完整本书，受益匪浅。全书论述的内容全面多样，因此难以一下子理解消化。本书以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为写作内容，将之分为十三个部分进行论述，这十三个内容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每一章皆可作为独立的论文来研读。每一章都没有离开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的主题，每一原则和制度都有相同的目的，即刑事审判的目的：准确裁判和人权保障。这十三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审判程序，如能将这些原则制度改革完善，刑事审判程序将会变的十分完善，并且人权保障也会实现。

在具体的收获上，首先，对于国际人权法和区域性人权的规定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其次，对于他国关于这些原则制度的立法和实践同样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于一些重要的原则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如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的关系，如刑事审判的目的等，通过这本书，接触到了对这些原则制度的新的解读，从而大大的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面和理解深度。

四、问题探讨

1、改革路向的选择：国际化与本土化

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规定各方面皆存在大的缺陷，无论是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刑事诉讼模式、刑事诉讼原则、刑事诉讼制度还是刑事诉讼程序。诚然，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改革之路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选择的。

关于改革道路的选择，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国际人权法规定和西方国家先进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要在我国全面的贯彻实施，只要我国存在落后的地方，就必须引进这些先进的理论制度，最终的结果是全盘西化，不考虑本国的国情和社会现状，不考虑本国的刑事诉讼传统。另一种道路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本国的具体司法状况，了解本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之后，再结合国际和西方所倡导的诉讼原则制度，针对性的对中国的刑事诉讼作出改革，将先进的诉讼理念制度本土化，并且一步步的进行改革，否则造成制度与实践的脱离，产生大的动荡，这种观点的代表思想即龙宗旨的“相对合理主义”：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凡是才是制度改造的适当方式，法治推进和司法改革只能采取一种渐进的、逐步改良的方式。

本书在关于改革的途径上，基本的态度是前者，并没有设计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苦难，没有进行一种逐步改良的道路设计。虽然，改革建议可以达到一步到位的效果，但是，改革过程的艰难并没有阐述，致使改革建议没有实施的保障。在改革路向的选择上，笔者认同第二种方式，即逐步改良的、国际与本土结合的、相对合理的道路，而不是直接学习西方的理念制度，以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2、 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审判的目的

作者论述到刑事审判的目的是准确裁判和保障人权，不同于其他的观点，笔者对此很是赞同。准确裁判是刑事审判在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所唯一能达到的确定的结果，而如解决纠纷、实体正义由于客观真实的无法获得是不可能真正能够实现的，准确裁判的含义是指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之上，正确的适用法律得出的裁判，无论此裁判是否达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都是合法有效的，其效力是绝对的。

但是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审判的目的不同，刑事审判只包括审判阶段，而刑事诉讼包括了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所有的刑事程序，这些程序的目的不在仅限于准确裁判和保障人权，而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定罪和处罚，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样，刑事诉讼的目的也不能概括为解决纠纷和实体正义，因为，无论何种判决结果都不一定会解决纠纷，人具有感性的一面，判决结果页不一定会实现实体正义，因为会存在证据不足，而使实体上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只有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定罪和处罚以及程序正义才是刑事诉讼所必须确保的，程序正义中包括保障人权，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作为程序法本身所必须追求的价值，是必须时时刻刻遵守的，而不冤及无辜，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实体性要求。

3、 刑事审判面临的挑战

作者在本书的序论部分中论及了刑事审判程序所面临的挑战，即避免使刑事案件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改变传统的审判方式是否违背了公正审判权，是否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公正的刑事审判权利的侵犯。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论及，现将笔者的一些想法稍加描述。

笔者认为，公正审判权的前提是刑事指控，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指出的，即使将刑事指控所处的阶段提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刑事案件一开始便享有公正审判权，但是刑事审判是被动的，是在检察官向法庭正式起诉之后才开始的，法庭并不会主动的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也不能主动要求法庭进行审判。因此，刑事案件并不一定的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在检察官提起刑事指控之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和检察官的不起诉这些合乎程序正义的情形是可以存在的，并不违反公正审判权。传统的公正审判要求法庭审理必须开庭，必须经过质证、辩论等环节，但是辩诉交易、协商程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审判，其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是争议所在。笔者认为，只要是基于被告人自愿和被害人、检察官、法官的同意，其便具有合法性基础，便具有程序正义，属于公正审判权的范畴之内，也会取得公正审判的效果，并没有从根本上违反公正审判权，也没有违反程序正义，是可以存在的，只是对于传统的审判程序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审判程序。

4、 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沉默权的关系

作者对三者的关系论述，笔者基本认同，但是在关于三者在中国的贯彻落实问题，则有待商榷。

无罪推定原则主要内容包括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国家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变现为国家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和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关的制度上，这两个阶段，应对羁押做明确的限制，以保释为原则，应坚持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在审判阶段，无罪推定原则主要表现为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之上，在沉默权上，被告人应当不承担行使沉默权所导致的无抗辩的后果。

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仍然是不同的制度，反对自我归罪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证人，其侧重点在于自我归罪后的效果，即非法的、合法的自我归罪皆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沉默权侧重于权利的行使，以及在审判阶段，行使沉默权的后果。

关于这三个原则制度是否要在中国确立的问题上，笔者的态度是谨慎的。关于无罪推定的原则的确立，因为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中国具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困难之一在于证明标准的不同，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有疑做利于被告的解释，而中国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就难以把握，因为这是从正面加以证明，而派出合理怀疑是从反面进行证明，定罪的难度极高，在中国，如证据不足，不是做无罪处理，而是做证据不足无罪处理，与无罪处理有一定的差距，也不是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冲突之一，想要改革，具有一定的苦难。

对于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的确立问题上，难度更大。中国现阶段主要是靠口供来认定事实，进行判案，如确立反对自我归罪和沉默权，仅仅依靠书证、物证、鉴定这些证据是难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检察机关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平，且我国实行法定起诉原则，不同于美国主要靠辩诉交易处理刑事案件，如此一来，检察院和法院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总之，改革应是循循渐进的，应当是针对实情逐步改进的，并不能完全的、一刀切的、快速的移植国际和他国的诉讼原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