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 要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足的，在借鉴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时，只是借鉴了表面上的交换关系，但是隐藏在这种交换关系下面的市场机制中的权利关系和信用关系 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更是不完善。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发展 改革
市场经济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20余年的高增长，同时，经济与社会上的矛盾、问题以及腐败现象也确实不少，出色的成就与严重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学者只是看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成绩，而不承认社会中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一股脑地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么的具有先进性，只为一些经济政策做注脚，而不是真正去分析和看清国家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有的“注脚学者”认为现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伟大创新，其主要论点是中国在邓小平时期经历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从而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异。其论述思维如下：首先，分析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辉煌和弊端。其辉煌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依靠计划经济之力, 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此时的苏联刚刚起步，通过先进的数学估算，可以实现人为的计划经济，因为此时经济问题非常简单，国民需求也比较单一，因此计划经济能有巨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初步成就，也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最大限度集聚全国资源以保证发展需要有关。此时也跟当时的苏联相同。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国民的需求越来越多，经济状况越来越复杂，人为计算越来越吃力，人为控制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经济的实际需求。苏联自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国自50 年代末开始, 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弊端日益显露, 其所短已逐渐压过了其所长。其次，通过抨击计划经济的弊端来彰显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端在于，计划的高度集权与主观判断的一再失误，不断引发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与危机，使计划经济的“最大长处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危机” 的预言成为泡影。导致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长期短缺，许多商品只能凭票限量供应，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短缺。由于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厂, 众多企业丧失了自主权, 严重压抑了广大企业的积极性和效率，计划经济只要求企业完成计划指标，而不讲求企业效益与市场需要，从而使许多企业实际上是在为仓库呆滞物资而工作；计划经济的分配体制，即从中央到企业一统到底的分配体制，导致到处是“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做与不做一个样”的劳动状况, 使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已异化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封闭，割断了与国际市场间的经济联系，导致了经济特别是技术的严重落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无非在于几个方面的转变。首先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中
人力不能有效控制经济状况的发展，同时也为了激励国民的劳动积极性，放宽计划经济的范围，引入了市场经济模式，划分财产使用权和部分产权，使市场根据需求和供给自发调控市场部分的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时期的改革主要是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只是让与了部分财产的使用权。而现今主要问题的在于，经济发展起来了，而劳动成果该如何划分，也即产权如何明确，国有或者是私有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多元所有制
中国经济破除计划经济的突破点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体制在突破人民公社的历史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消失后，作为集体土地出包人的村民委员会，已不是经济实体，而成为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于是就出现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承担主体实际缺位的问题，而家庭承包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当时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手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到了种植什么、如何种植、如何营销都由农家自主决定, 特别是采取谁种、谁收、谁得的情况下, 如果说在这里还保留着集体所有制形式, 那么还不如说, 已蕴含了极多的家庭个体所有制的因素。通过分配土地使用权，解决了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时，在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雇工经营方式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个体工商企业规模随着资本的积累与雇工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以至逐渐演变为雇工经营为主的私营企业。这在当时，对经济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很强大的，尤其是农民在获得私有财产的巨大利益和不劳动就一无所得的情况下，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激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政府侵占农民土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土地的产权如何安排，归于国有还是归于公民，在这个大问题上，政府和个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却还未意识到，他们始终认为土地归国有，他们想收回便收回，而同时，土地的使用者在心理上已经将土地认为是个人私有，尤其是建立在土地上的房产更是私有。在对土地的争执开始，这个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一直往后，此矛盾将会越来越广泛，土地问题将成为政治经济矛盾的焦点。如今，政府将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对于土地，想如何使用就如何使用，也就是变相地收回了土地的使用权。这已经到了只许政府卖地，不许百姓建房程度。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越发强烈起来，若是政策制定者还未认识到这点，不关心民意，不重民情，以后对土地问题争执将越来越多。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极其艰难，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关于个体经济就存在过名称的意识形态的阻力，只是因为它也是属于劳动者的范围,人们比较能够接受个体经济的兴起，只是存在集体劳动者与个体劳动者之别。政府只是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存在，却不关心其生存状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需求很大，使得个体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更是业绩显著。但是进入21世纪，面对激烈的竞争，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上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私营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小，导致销售极为困难。第二，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尤其是在贷款方面，受到颇多限制，技术和产品更新落后，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企业发展陷入困境，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一旦企业发展受阻，之后将会很难继续经营下去，濒临破产退市的境地。第三，由于没有强大的资金，招收的员工素质不会太高，这也为企业的发展造成困扰，企业发展也不会长久。私营、个体经济解决了中国大量就业难题，也解决了社会需求多样化的问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的得到政府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组成。集体所有制主要表现在农村, 因家庭大包干而受到巨大冲击。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核心。从经济角度分析, 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尽管名称相同, 都叫国有企业, 运作机制也有许多地方相通, 但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大不一样，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发挥从属的影响, 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私有经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国有经济对稳定通货、保障供给、维持就业、提供税利以及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挥了极其有力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有经济面临了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此, 虽然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一再重申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一再重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而不是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国有经济在政治上被定性为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力量,这不是市场客观实际所证实的，只是在政治上，由政府强力将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以至于国有经济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由政策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并不是由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所决定的。因此，大言不惭地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在未经过客观市场机制的考验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国有经济之所以如此，一直都是政策支持的结果，而并非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实际上，改革以来, 尽管国有经济比重不断缩减, 但是其经济总量仍在不断增长, 国有企业上缴的财税依然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并不能说明国有经济是发展战略产业的主要引导力量。其缺点有二，一是国有经济是否真正的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资源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国家的经济、技术是否真正的得到发展，企业管理是否先进，使得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提高。以经济总量和税收贡献来说明国有经济的主导型作用，这是远远不够的。其一，经济总量的提高，其衡量指标是什么，若是用货币衡量，是否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二，真正的实际货币余额是否得到提高，即国民经济的产出是否真正实现了增长，其三，国有经济在其行业内垄断了几乎整个行业的产品产出，处于绝对定价优势地位，只用税收来考察其作用，而没有将在该行业的真正市场机制下的效用产出和税收收入作为比较，而得出国有经济的有效性和主导型作用的论断，这是不科学的。因此用国有经济的税收收入和现今非国有经济的税收收入的比较来说明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是可笑的。改革中，产业结构经过大幅度调整,信息、生物医药、海洋工程等一批新兴与战略产业, 有投资大、风险高等特点, 国有经济的投入，是必须要做的，这类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半公共物品，这是公共部门经济即国有经济所应该且必须履行的职责，也必需由国有经济发挥新兴与战略产业的探索与引带作用。
我国对国有经济没有划分明确的职能和界限，一般只是说由政府投资占大部分资金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但是国有经济首先要解决的公共物品的问题，如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就需要国有经济的资金，但是现在的国有经济基本掌控的是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等行业和部门，在这些方面都是出于垄断的地位，其盈利是垄断性的盈利方式。国有企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无效率，管理却不是先进的管理方式，虽然没有吃大锅饭的情况，但是由于福利的优越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激发，尤其是夹杂着中国特有的人情世故在内，升职和加薪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规范的制
度安排过少而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过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其次是资源利用浪费，在没有竞争性压力之下，企业就没有节约成本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内在动力，在上世纪，国有企业的浪费现象更是严重。再次，国有企业由于升职存在寻租行为，很大资源和精力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造成社会无效率。以及分配上也是不明确的，规范不足，收入差距极大。
（三）分配机制
我国的分配机制是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转变到按劳分配，随后又加入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严重地压抑了城乡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滞后、效益不佳与居民收入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某种角度说, 是从分配领域开始突破的，当时的做法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大锅饭分配方式的巨大冲击，实质上也是一种示范性和实验性的政策措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起到激励、示范、鞭策的效应，为改革做好各种铺垫，也就在全国顺利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制度安排。之后，又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是对分配领域改革的一种导向与承认，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则是对实际分配原则、分配方式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这部分改革确实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性的作用，但是没有全部划分产权，导致产权模糊，也就产生现今政府与劳动者在分配的看法上的冲突，从而导致大量的经济上矛盾冲突事件。不久，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按劳分配就不再能统辖全部分配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也需要参加分配。在非公经济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必然要求回报，这是投入要素的补偿，否则，土地和资本就不会参与生产，这也是对收益权的承认，但是没有明确产权。土地是城乡企业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由于政策规定，城市土地、矿山、河流、森林等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但不能流通，不能买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的政策还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但已开放了土地使用权的流通。于是，土地使用权价格、土地使用权拍卖、地租等概念和现象等陆续出现，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开始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但是现今政府变相收回使用权，只给农民少量的资金补偿，大部分土地却卖给企业作为政府收入。人力资本参加分配,能够有效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人力资本是含有高度技术与知识因素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的概念中，这属于知识经济时期的高质量劳动力，已经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劳动力，而是成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从而，它的报酬不仅有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标准，而且像资本一样参与对利润的分配，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在知识与技术在价值创造中具有积极意义。
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上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是说明了经济体制的部分问题，并且在经济体制的规范方面也不全面，因此导致了经济中诸多问题的出现。关于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即资源配置中心论，二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指导理论，即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两种思想来源本身有缺陷，使得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了相应的片面性和误导性。
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定位于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中心论，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此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被归结为资源的配置，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如何通过市场本身的自发作用而在社会
范围内得到最优配置。资源配置又被归结为自由竞争下价格与供求关系的自发的相互作用即市场机制，其核心问题是市场均衡价格的生成及其决定条件问题，而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也正是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而构筑起来的。这一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是由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及福利经济理论这几个彼此联系的基本板块所组成。消费者理论主要是推导出一个需求函数， 厂商理论， 目主要是推导出一个供给函数，推导出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即市场出清时的市场均衡价格。确定市场均衡价格的目的是为了论证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进而得出经济行为的效率评价，即达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效率的评价。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都被简约化为资源配置问题，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最大化条件下求解均衡价格及均衡产量的问题，即被解释为一组技术层面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资源配置中心论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迄今为止依然还作为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的主体理论框架，而现在流行的其他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等，则是对它的部分修正和局部拓展。基于这种背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资源配置中心论大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入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而它一旦被引入，很快地便渗入到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市场机制乃至市场经济的心智模式中，并且直接地影响到我国改革模式的理论设计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认识，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关于经济模式的主流认识。其首要观点就是市场工具论，其基本标志就是把经济体制都归结资源配置问题，即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是不相干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都只是工具。可以说，就思想认识而言，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一致的。
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曾经盛行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成为那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它源于20 世纪20—3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大论战，以及在论战中诞生的所谓兰格模式。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等人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论断，作为回应，兰格和勒纳提出了著名的兰格—勒纳答案，后人统称之为兰格模式。这个模式兰格和勒纳已奠定理论基础，后经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家们的拓展和修正，形成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基于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内涵可以用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即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于国家所有制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所有制在兰格模式中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但又是一个外生的给定的因素，直接加之于市场，即在市场的头上戴上了国家所有制的名号。兰格模式中的市场，其实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它只是一种在中央计划控制下的模拟的市场，即中央计划委员会通过试错法，不断地调整价格体系的参数，从而起到了模拟市场机制的职能。目的在于利用市场机制，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由此可见，兰格模式背后的思想渊源和理论逻辑依然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中心论。自20世纪50年代起，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经济理论家们在兰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模式从不同侧面修正了兰格模式，但都没有摆脱兰格模式所包含的思维范式，即在外在给定的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下引入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资源配置中心论具有某种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它们内在一致的共同点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资源配置，再把资源配置理解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本身则被理解为价格与供求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纯粹技术性关系。在市场经济这一概
念中，已经预先假设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基础，只剩下纯粹的技术性关系问题，即可以通过数学工具求解明确答案。如此，市场经济就成为某种机械装置，它是可以被设计、被模拟、被运用的工具或手段；它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但前提是这种机制有效实现的前提是，它所假设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而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经济决策者往往会忽视其前提条件，认为这些条件与社会制度无关，因而便可以与任意一种社会制度外在地相接合。无论是资源配置中心论，还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理论背后都是遵循着同一种思维逻辑，都有特定的假设条件。关于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属于能够洞察个中奥秘的极少数西方学者之一，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模型在传播和延续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新古典模型对经济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也对标准新古典模型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资源配置中心论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的主要的和直接的思想来源。将市场经济的本质归结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再延伸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归结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所谓社会主义 与市场经济的外在联接和组合，所谓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从这些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在经济制度运用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特定存在的条件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出现。
市场经济中最显而易见的交换或交易。在市场经济下，一切社会关系均可表现为交换关系，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通过市场交换来组织经济活动的。对交换本身的考察，往往集中于关注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即市场机制以及资源配置问题。然而，这只是市场经济的表象，并没有涵盖市场经济中的政治本质，而资源配置中心论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恰恰正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去认识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与资源配置联系起来，这只是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片面肤浅的认识，因为资源配置仅仅是分配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仅仅抓住了市场经济中最为表层的内容，却忽略诸多深层的内涵；资源配置中心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以这两种理论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都是将市场经济片面和狭隘地理解为资源配置问题，因而它们都未能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
将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经济体制并与计划经济相对应，这种说法没有解释其本质，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根植在特定的社会系统和政治制度上的，并以这种社会系统和政治制度作为其运行的基础。从来都不存在单纯的经济体制，如同不存在单纯的经济行为一样。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其实只是从社会体制的经济侧面对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做的一种不太确切的理论抽象。事实上，支撑着交换和市场机制的起基础性作用的是一个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结构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它由三个方面构成，其一随处可见的交换活动，可以称之为个体层面，其二是市场机制内在包括的权利关系和社会信用机制，这是市场层面的，其三是规范社会经济秩序的国家政治，这是国家层面的。
个人层面包括以交换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及其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关系，与交换直接内在联系的是劳动分工。分工和交换是互为条件的，二者是在彼此互动中演进的，其原动力来自于个体追逐私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竞争关系，其先决条件是私有财产制度。劳动分工由生产过程延伸到社会领域，便有了社会分工，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社会地位差异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
在交换关系的背后， 蕴涵着极其的社会关系，它曾经是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资源配置中心论中，由于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其基本行为假设和理论分析之逻辑出发点，所有的人都被简化为两种原子式的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而人的所有行为则被高度简化为两项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具体的抽象人性 ——利己动机和理性选择。于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舍象掉了，理论分析所关注的仅仅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问题又被简化为最大化问题。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所抓住了交换关系的属于技术性关系的侧面，其前提是假设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关系，诸如劳动分工、社会各阶级关系、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等。概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交换，是建立在极其理想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技术性关系。由于这种技术性关系在理论叙述上十分方便于采用数学工具表达，这就使得这种理论在形式上显得逻辑严谨。然而在实践上，它却是受到诸多限制的。市场层面是在交换活动背后并支撑着交换活动的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经济学者们更多地谈论权利关系之作为交换的基础， 而对信任关系则较少予以关注。其实，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都是交换活动。权利关系是交换得以发生和维系之先决条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交换关系是以彼此承认对方是所有者为前提的，或借用科斯的话来说：权利的界限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信任关系，以及由信任关系联结而成的信任系统，也是交换、从而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之一。信任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它使得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交换关系成为可能，如信任的中介连锁关系所起的作用即是典型例证；它也弥补了交易合同的不完备性对交换所造成的障碍，从而甚至使得口头承诺都能成为施行交换活动的依据，这些作用归根结底是节省了交易成本。权利与信任之间是密切相关、互为条件的。权利乃是信任关系得以扩展的外在必要条件，而信任则是权利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普遍承认的权利以及尊重他人权利的观念，那么可以想象，信任关系将仅限于家族成员或亲友之间。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交换范围将是十分狭窄的，交易成本也将是十分昂贵的。反过来说，如果仅仅强调权利而忽视信任关系，那么权利关系将面临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严重威胁，因而就需要一个外部监督制度设置。不难看出，支撑着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是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设置。其中，正式的制度以法律为主体，而非正式的制度则以社会伦理道德为主体。法律和道德是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得以生成和维系之制度基础，从而也是交换活动及其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维持之制度基础。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构成社会秩序的主体构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秩序意味着客观上的种种行为约束，它意味着个人行为的可选择范围的缩小； 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秩序却能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某种有序状态，也使得个体行为变得可预期，因而消除或减少了交换活动中因无序和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经济行为的社会整体优化。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没有这些社会秩序，那么个体行为将处于无节制的私欲驱动之下，市场交换也就必将充斥着诸如公然的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违规无序行为，根本就不存在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谈不上什么市场机制，因而也谈不上什么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经济活动在整体上将处于低效率状态。国家政治层面是在社会秩序背后并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建构，其核心内容是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软的支撑是道德，社会秩序的硬的支撑则是法律。而一切法律之总纲即为宪法。以宪法为基础而生发出的法律系统及其相应的社会设置，如司法机关等，即是通常所说的法制。法制在其最大限度上也只能为社会提供一个形式上符合程序正义的社会
秩序和行为准则，即使它无法在完全意义上保证符合实体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在任何一种统治形式之下，均能产生一套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法制，由统治者按照其意志而制定、修订和实施，因而法制依然可沦为统治利益集团的工具。因此法制并不等同于法治。由法制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切法律之总纲的宪法本身需要某种更深层次的基础和支撑，即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意味着人民掌握统治权，因而它是保证宪法合乎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国家权力能够依照宪法来行使的坚实基础。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宪法，以及以宪法为依据的施政， 合而称之曰宪政民主。依照本文前面的逻辑可以看出，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乃是在维系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秩序，并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建构。简而言之，宪政民主乃是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基础，正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成为法治经济，而不仅仅是法制经济。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应包含上述三个层面的建构，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活动正是通过这一社会系统而被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全面的理解，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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