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工商2班 潘高翔 05250101231
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需要计划经济吗？
一、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并不是平时做事等要计划计划的一种经济，而是说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体制，通俗说，那指的是政企混淆、什么都是政府管、什么都属于政府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的体制，是一种以计划为基本调节手段的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中，主要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贯彻社会主要经济目标的经济计划机关决定的。
然而，集中化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必须协调大量的计划活动成分和每个经济活动层次上的独立决策者，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种制度的僵化和没有活力，由于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必然带来的官僚主义成分而加剧了。
二、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经济制度
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比起纯粹的市场经济，其优越之处在于：减少可能导致资源无效使用的活动，解决失业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问题，减少污染和产品的过分差异等。一个不发达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会把它的资源集中于某些关键部门，从而取得较快的增长。
在中国建国的初期，百废待兴，人们生活于极度的贫困中，战争的破坏和社会资源的极度缺乏，给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把这个烂摊子修补好，以能够尽快地使国家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领导人的面前的一大问题。回顾历史，计划经济制度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是因为计划经济制度，国家把经济建设的中心放在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建设点上，有限的资源这时发挥了无限的作用。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对于稳定国家政权发挥了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源的不断丰富，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市场经济渐渐地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主导地位。
三、二战后日本的计划经济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首推汽车工业。目前日本的汽车工业占日本国民总产值的10％，就业人口的10％也都从事与汽车工业有关的工作，日本的巨额对外贸易黑字也是主要来源于汽车的出口。战后日本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国，应该归因于日本政府计划经济的成功。
19xx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已基本成为一片废墟，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不可能再搞军事工业，要发展工业只能寄托于民用工业。同时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非常缺乏，不可能象美国和苏联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内市场，必须走“贸易立国”的道路。然而在没有充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要想在只有中国面积25分之一的国土上，养活1亿多日本人，并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靠搞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实现。于是他们选择了汽车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发展的方向。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轿车生产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对美国关闭本国的民用轿车市场。当时日本的小轿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在美国轿车的强力竞争下，日本的小轿车似乎没有取胜的可能。日本政府的高层精英经过一系列的讨论研究以后，为了保护和培育国内汽车业的发展，19xx年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三种措施： 1、在银行贷款方面对汽车制造公司进行优先照顾，在税收方面对汽车制造公司实行一些特别的减免措施。2、对外国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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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以下轿车的进口进行最大限度的限制，对进口轿车征收高额的关税。3、重点扶植丰田和日产两家轿车制造商。经过长期的努力，日本的汽车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汽车业相关的其他行业也相应地得到了带动。曾被世界认为战后会被沦为农业国的日本，靠着他们的智慧和勤劳，重新让自己的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会出人意料地得到恢复和极速的发展呢？看看日本政府当时的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计划经济的影子，日本政府运用政府调控的能力，把有限的资源用到了无限发展的事业中，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三、计划经济在中国还有必要吗？
近年来于中国政府提出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口号，并想法设法地希望这个地位能够得到世界的承认。到底中国还有必要保留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吗？
思考中国和日本过去的例子，计划经济制度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不难发现，计划经济发挥效力的土壤都是在经济比较差、社会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或时期。
强调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虽然这几年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不平衡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当有些人山珍海味地浪费的时候，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而辛苦无奈地奔波着；当有些学生逃课就是为了打游戏的时候，却还有相当部分的孩子因为穷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想起了杜老的一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社会总体资源丰富了，但是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强调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中国自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就一直在世界的大风大浪中艰难地前进着，失去贸易保护的民族企业还难以抵挡住这股冲击吗？看看中国在贸易组织中所做下的承诺，我们不能发现，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计划经济成分地的存在，当协议中规定外资企业最高可控股多少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目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在无懈地强调着市场经济，其实我们还是有必要保留着计划经济。国家资源的公平配置，需要计划经济；国家利益的保护，需要计划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需要计划经济……所以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但不是占主要地位的保留，而是有选择地保留，总的来说就是对国外我们要市场经济，对国内的有的领域我们要计划经济。
四、总结
发展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当经济发展好了，社会平均资源丰富了，我们可以运用市场经济。对于到底是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第二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这一阶段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同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这一阶段的中国企业无论是所处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能力，都有其特殊性，同时也带来了企业战略导向的不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之路，这一时期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企业由被政府控制逐渐转向被市场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我国采用了政府控制企业的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全民的共同利益。然而，伴随着这种方式也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断下降，资源并没有被有效的配置，并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为此，政府转变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代之以市场为影响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有效协调，激励企业选择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做出最优选择。
其次，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引进了制度竞争，推动了国有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产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企业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疑，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截至20xx年6月底，全国实有企业876.1万户，内资企业327.6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7.4%；外商投资企业28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2%；私营企业首次突破500万户，达到520.5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59.4%，注册资本（金8.3万亿元，从业人员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2621.4万户（沈莉，2007）。
再次，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全球化和技术的创新使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前景更为严峻。以前备受保护的中国国有企业所控制和影响着的中国国内市场受到了非国有企业的强烈冲击，而对于那些有着预见性的企业，市场化也出现了许多机会。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竞争依然存在着行政垄断，这给国内的竞争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破坏；同时，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还具有“血拼”色彩，这种竞争虽然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短缺型经济类型成为历史，中国企业的竞争开始不断加剧，利润越来越薄，持续增长更加困难，企业将面临更加不确定性的环境。
随着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在这一阶段正经历着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的变革，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形成的竞争环境的适应，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目前正处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转轨和管理创新期。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不但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局面的核心因素，更进一步地成为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为此，对企业的关注和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微观，但同时也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明确自身的前进方向，确定自身前进的步骤。换而言之，就是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自身的存在确定价值意义，向各种利益相关者通告其持续、坚定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企业战略导向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更特殊的问题在与中国企业面临着剧烈变化的制度环境和任务环境，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在随之不断起伏波动，它们因此更加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选择企业的战略导向，从而能够适应整体改革和国际化的需要，实现企业科学、有序的战略变革，进行科学、有效的战略导向选择。因此，本书希望能够在中国转轨时期这一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行业管制到逐步放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等外部环境和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等角度来分析外部环境与内部能力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选择，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在这个转轨以往的特点时期，中国企业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特点和时代特征。
首先，从企业 内部制度环境来看，企业内部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上，具体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樊燕萍），2005）：
（1）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原有国有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和要求
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产权制度主要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能
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化，
影响着企业以及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对企业
的运行机制和企业行为规范与否起着决定行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
进程就是产权不断变革的过程，但是这些改革始终没有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
关系、建立现代化企业产权制度上取得明显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
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等阶段。这些改革措施
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激发企业经营的积极性等方面
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把
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仍面临很多困难，国有企业的运行机
制和市场经济运行不融合，国有企业仍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助经营、自负盈亏
的市场经营主体。
(2) 企业治理结构尚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对各利益主体之间对的利益关系所进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建立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约，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 合理化。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企没有彻底分开、产权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全等问题的存在，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极不规范，出现了政府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其实质为“企业家缺位”，就是说，在现在的治理结构中，还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在很多企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并且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使得企业家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转轨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从内部制约着企业行为目标的实现，导致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益状况。
其次，从企业行为特征来看，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企业行为趋于市场化又受制于政府。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趋于市场化，但转轨时期的过渡性特征以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政府
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企业行为政府化的特征依然很明
显，特别是国有企业行为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和限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双轨”价格已大部分退出，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被市场价格取代，其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活动更多的考虑市场需要，并根据市场提供的各种信号做出经营决策。但是，由于政企没有真正分开，许多国有企业身在市场却心系政府，国有企业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并不积极参加竞争，而是更指望政府，按照政府的逻辑办事。因为对国有企业而言，在政企不分开的情况下，从政府处争取垄断地位而获取垄断租金比从竞争中获得利润更容易，更合算，也更持久。此外，企业从银行获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实际上也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财政补贴。从政府部门来讲，由于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从其自身收入角度出发，也必然十分重视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对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扶持。这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政府半依半赖，依然无法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刘培堂，2004）。所以，企业的行为就表现出既趋于市场化又受制于政府的特征。
（2） 企业的行为短期化倾向突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外部环境的过渡性特征
和内部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造成了企业经营中的短期化倾向非常突
出。所谓企业短期化行为，是指企业只注重短期盈利而不注重盈利的投
资成本；只关心企业留利水平，不关心资产价值（张维迎，2003）。经
济转轨时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是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决策自
主权和剩余权，对企业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激励效应。但这种经营决策和
剩余权是极不完全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出资者不仅对企业的许多重大
决策保持控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人事权和干部任免权保持控
制，形成了经营者对政府的依附感，经营者在任期内不仅要算经济账，
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因此，在经营时，追求短期利益也就成为必然。
此外，过渡性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企业追求长期利益的资本投资的风险，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而市场调节的不完全、法律规范不利、企业信用缺失，又加剧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3） 企业失信行为泛化。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初步建立，使得企业行为
目标转向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当时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外部环境约束失
效时，企业的失信行为就不可避免了。经济转轨时期本身具有的过渡性
政策不稳定，行为规范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等特点，首先造成了政
府不讲信用的形象，政府的失信使得企业对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
期，企业着眼于经济转轨中短期利益的追逐，热衷于中国政府变化之间
和法律漏洞之中的利益契机，来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会使企业
的失信行为越来越严重（张亚勋，2003）。而企业普遍而大量的失信行
为，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更加坚定了其他企业强烈的投机心理，
使得经济转轨时期出现了普遍的企业失信行为（董玲、陈新国，2004）。
（4） 企业行为预算约束趋于硬化。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投融资体制
改革的深化，银行行为的市场化，银企关系的变化，是企业的投资行为
趋于理性，即企业必须面对自负盈亏的预算机制，从而改变过去在无约
束或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经营的局面。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
说，由于缺少产权承担者，缺少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国家和银行
很难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得企业投资的硬预算约束并不
能有效实现。
最后，从企业内部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念薄弱，大多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与经济转轨中， 企业转轨的行为密切相关。核心竞争力首先要能为用户提供根本性的好处或效用。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产单位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是听从政府指令而不是顾客的声音；目标是完成产量而不是满足顾客的需要。这种封闭式经营的文化背景使大量企业更多地注重产量的繁衍，重复生产类似的产品，堆砌出一个繁荣的“买方市场”。而转轨时期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力量，是消费者需求的数量和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相对于消费者需求来说是无效供给；大量的重复模拟复制产品，与一些国外厂商的最新功能产品相比，更是缺乏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我国经济转轨采取渐进的方式，所以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较长，“在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之间不仅有一个时间间隔，而且有一系列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形态构成的中间地带”（盛洪，1994）。也就是说，“破旧立新”不可能一步到位。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国家、当地政府乃至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而其他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并且没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所以最终导致尽管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是资源的大部分还是被国有企业所占有。为此，非国有企业只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资源使用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可见转轨初期的战略导向选择并没有得到推进，许多企业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更多的注重组织结构的调整、业务流程设计、岗位
职责重新整合等，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发、对外部能力的借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色彩，致使转轨后的企业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战略能力缺乏。因此，持续的战略能力的构建是转轨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转轨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比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更加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承担企业成长和发展壮大所遭遇的环境部确定性风险。由于在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过程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领导者的选聘和激励呈现不同的机制，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激励是有限的，因此，这也给国有企业引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市场化运作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中国显然已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但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这种体制格局几乎表现在一切方面，从企业体制、市场体制甚至国家管理体制。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企业自身的行为和特点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特征使得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下的企业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与成熟市场经济时期，从而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特征。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又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企业是构成宏观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它每一项市场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经济的各项政策也要通过企业的市场活动来实现，所以企业是否能健康运转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目前，由于正处于转轨期，整体上我国企业的运行效率并不高，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证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了解处在这一转轨时期企业的特点，从而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解决企业存在的各项问题，引导企业适应这一特殊环境的特点，因势利导，使企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而也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整体来说，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对各个方面提出了鲜明和紧迫的变革要求，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更是肩负着重大的压力。由于地域、所有制、政策安排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选择产生了较大差异性。因此，为了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引导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构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对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选择给予特殊的关注，通过研究、总结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指导，这是现实的中国企业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