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人类史上信息传播媒介的变迁和发展为主线，重述每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人类认识论的影响。作者的观点是赞扬15世纪繁荣起来的印刷机文化，抨击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并在随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文化，警醒世人不要在这个充满信息垃圾的世界里迷失，不要成为娱乐的俘虏。 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码；而接下来的这次“图像革命”则是如精确制导炸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的七寸，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从这个时候起，工具不再是中性的，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子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或者另外一张照片与它配合都可以奇妙地衍生出一段新的信息姻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已经毫无诚信可言，它可以被制作者和阐释者任意歪曲，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对文字一样通过自己的抽象思考来获取知识、价值和观念，在自由世界的商业社会里，信息制作者们为了取悦大众获得不菲利润，一场盛大的娱乐盛宴必然开幕。而在铁幕之背后，它就必然成为独裁者们心爱的玩具；电视的出现终于引爆了信息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娱乐不再遮遮掩掩，它名正言顺地处死了严肃话题，大众甚至津津乐道这次弑君行动，人类臣服于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慢慢退化。
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没有像如今无可替代，但他也对可以预见的电脑时代提出警告，而今日的事实比他猜想的更悲观。互联网表面上集合了印刷术与电视机，为两者提供了貌似公平的决斗，实际互联网上的文字信息多是电报的升级版，只不过它努力做到“更快、更黄、更无趣”，网络阅读和电子书虽然延缓了人类智力的退化，但它们依然阻止不了娱乐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只不过是用凌迟代替了枪决，更加缓慢而痛苦，我的观点与波兹曼一致---大学，只有大学这座人类最后的真理堡垒才能帮助不甘自毁的人们发起反攻。其实，当年的波兹曼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西方文明会被娱乐轻而易举地攻陷，读过甘阳的《通三统》中对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体制的介绍描述之后，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已经建成了一个牢不可催的文明传承机制，在两年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我的同龄人将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熏陶，在第一流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细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吉本、索福克勒斯这些圣哲的经典作品,甘阳对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有过如下的描述“芝加哥大学大一的学生进来都傻傻的，水平完全不如我国优秀的大一本科生，而四年之后，则完全脱胎换骨，成了一个“enducated person”，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是精英”，一个每年都会培养出几百万熟读《理想国》、《荷马史诗》，有着深厚人文社科素养公民的社会，怎么可能会输给娱乐？思想建筑起来的高墙任一万个好莱坞、一万个《美国偶像》也是击不破的。不幸的是，在中国，这道防线已经全面失守。
由于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娱乐方式几经变化，从多样性到特殊政治情势下的单一性，再到开放后的多元化。中国的娱乐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着质的变化。同美国的“树墩演讲”一样，我们可以拿我们的传统相声作为例子。这门产生于民间的艺术，诞生初期在市井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就像听演讲的美国人民一样，中国的老百姓在休闲之时，在天桥地场、甬道路旁，热闹的场面以及人们由衷的笑声也许是今天的人们所不能想见的，与美国的“树墩演讲”不同的是，演讲所表达的是普通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而相声则是将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幽默化的讽刺。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然而，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时代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错乱的信息，到底信息越来越多，还是我们学会了选择？娱乐的形式慢慢成为人们浮躁心理下的载体，娱乐发生的变化正是人们心态的变化。同样从演讲和相声来说，现代的美国社会，演讲多成为政客们政治秀，人们通过电视画面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在演讲时的形态，而不是聆听他们的内容和思想，当视觉画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神经时，人们的大脑和耳朵被忽视，公众话语真正转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娱乐至死》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任何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倾向性。古时智人在洞穴壁留下的图案倾向于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印刷机的发明倾向于以准确客观的方式传播文字信息，而电视和网络的发明倾向于快速和多样化地传播各种信息。电视和网络这种以时效性为核心的传播媒介，必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信息发放的速度代替信息的内容成为主导。信息以奇快的速度不断更新，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和洞察信息的实质。
娱乐成了电视时代人们的刚性需求，使波滋曼忧心忡忡的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政变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
娱乐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之一，它会产生喜悦和愉快的情绪，并鼓舞人们生存的欲望，使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娱乐的意义是宽泛的。波兹曼在“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一章节中，充满怀念的笔调描述了在19世纪的美国人民是如此的热衷于街头或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演讲，尽管时间漫长，句法繁复。可是那时候即便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自由地激情四溢地进行“树墩演讲”，绝对不用担心没有听众。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承认的是，在印刷机的时代，人们的语言是古典而华丽的，相对应人们的理解力也是超凡和令人叹服的。因此波兹曼会发出“人们从理解信息到知道信息”的感叹。
但是我要说的是，无论是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还是集市上的“树墩演讲”，这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他们的心态是愉快和放松的。情不自禁的掌声和喝彩，能够给他们带来情绪上的满足和愉悦，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娱乐的一个最重要特性。因此娱乐的出现或者说产生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让娱乐成了媚俗的代名词，成了实实在在的“愚乐”呢？国内有不少学者都主张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文化娱乐化，但是，正如魏英杰在《中国青年报》上说过的：这些学者将文化娱乐化等同于文化媚俗化，他们既昧于对市场经济文化型态的了解，更不懂娱乐为何物，如此的反思只能留于肤浅。
信息时代，也许其实质应该是信息垃圾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吃进大量的信息垃圾，于是习惯了麻木，沉溺和放纵，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我们可以因为看了一段离奇古怪而又毫无中心思想的视频而笑翻天，却再也没办法写出一段优美婉转的诗句。我们可以创造出类似“给力”“浮云”“神马”之类的违背语法结构和逻辑的荒诞词汇，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这些“网络词汇”实际上已经到了神经病的边缘。但也难怪，当整个社会都热捧这些现象时，谁又想成为异类呢？也许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词会变成热门词汇，只不过口口相传罢了
当人们习惯了周星驰的搞笑，就注定已经无法理解幽默；当人们热炒历史戏说，就注定已经无法耐心阅读正史；当易中天出现在不同的电视节目中，就注定他不再是一个专于学术的教授。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娱乐已经变成了“愚乐”，一切媚俗的东西出现在各个领域，有政客的作秀，有游戏的粗俗，有名人的炒作，有普通人的南柯一梦。当这种“愚乐”成为娱乐并为人们习惯接受时，我们就回归到了尼尔的思想之下——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也许，在“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外表下，真正的却是“Fooling Ourselves To Death”。 赫胥黎说得很有道理：也许摧毁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相反，是我们热爱的东西摧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