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例分析

试点法律事务（1）班 李 斌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xx年3月，申请人梁笑的母亲赵娟从乡下到广东打工，认识了老乡梁永，相互爱慕并在亲友的祝福中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一年后，由于双方性格存在差异不欢而散，但此时赵娟已有身孕。赵娟多次找到梁永要求与其结婚，或者一次性给付小孩抚养费，但都被梁永拒绝。

20xx年12月，赵娟生下女儿梁笑，为孩子办理了医学出生证明后，继续多次找梁永讨要女儿的抚养费，梁永却以梁笑不是自己亲生为由拒不支付费用。20xx年4月，无奈的赵娟来到阜南县张寨司法所寻求法律帮助，在我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赵娟先申请了人民调解，要求梁永支付抚养费。但是梁永拒绝调解，而后我们帮助赵娟申请了法律援助，主张要求梁永支付抚养费，并申请进行亲子鉴定。根据援助追踪，我们了解到阜南县法院受案后，多次找到梁永，希望他能配合做亲子鉴定，以查明事实，却屡遭梁永拒绝。

最后法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的亲子关系，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原、被告在本案中均负有举证义务，即做亲子鉴定义务。申请人已提供了医院出生证明等证明材料，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举证责任，要求做亲子鉴定，其举证责任转换，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不同意鉴定，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该证据。尽管法院不得强迫其所为，但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故依法推定被告梁永是孩子的父亲，每月向梁笑支付抚养费200元。

二、案件来源：张调字【2011】002号

三、个人见解：

这个案件再次证明我国《婚姻法》亲属制度的缺项，即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在亲子关系上，《婚姻法》还缺少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等制度。这些亲子关系制度《婚姻法》都没有规定，是必须进行补充的。

在本案中，赵娟与梁永同居，分手后发现怀孕并生下梁笑。赵娟认为梁笑与梁永具有亲子关系，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梁永予以否认，但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据举证责任的证据法则，确定负有举证责任的梁永承担对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推定为亲子关系，确认其抚养义务，是公平的，伸张了社会正义。这个判决完全正确。

因此设立非婚生子女认领与准正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婚恋观的变化, 我国试婚、同居、“包二奶”现象的日益增多, 非婚生子女呈上升趋势。现实生活中,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推卸责任、规避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 甚至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公开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现象较为普遍。( 2) 生母被迫离开非婚生子女和生母抛弃非婚生子女的现象也不少见, 这些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严重侵害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影响着非婚生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 我国必须在立法上确立认领与准正制度, 以防范亲生父母逃避责任。我国设立非婚生子女的准正与认领制度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立法, 具体建议如下。

1. 准正制度。我国可以设立婚姻准正与法院宣告准正两种形式。当然, 设立准正制度, 要将尊重正式婚姻与保护非婚生子女的理念相结合, 以鼓励、促进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母正式结婚。一般情况下, 非婚生子女因亲生父母结婚而当然为婚生子女; 当生父、生母不可能结婚或者由于非常严重的障碍无法于事后结婚, 可根据生父母双方共同、生父母一方、非婚生子女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请求以非诉讼案件程序宣布子女为婚生。但生母于受胎期间内曾与他人通奸或为放荡生活的, 并且证明夫在受胎期间没有与生母同居, 或虽然同居,根据具体情形由夫受胎显然不可能时, 不得准正。准正需具备如下要件: ( 1) 须有血统上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关于血统关系的确立, 生母与子女以分娩事实确定或自愿承认确定; 生父与子女以自愿承认、亲子鉴定而确立。( 2) 须有生父母的婚姻或法院宣告。非婚生子女准正后当然成为婚生子女, 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发生婚生效力, 其权利义务与婚生子女相同。

2. 认领制度。认领制度可以使子女, 尤其是未成年子女找到亲生父母, 以得到生父母的关爱和良好抚养照顾。设立认领制度既要尊重血缘关系又要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非婚生子女的利益。我国认领制度也可以采用任意认领和强制认领的形式。本来亲子关系应依自然事实而定, 不应依父母之意思而改变, 母子关系以分娩事实即可确定,

无须认领而当然发生法律上的母子关系。然而生母抛弃子女的现象并不少见, 只有经生母认领才可使他们产生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再则, 非婚生子女与生父的关系, 无法以分娩之事实来确定。而且父子之间的血统联系并非像分娩之事实那样明显, 生父明知是自己的非婚生子女, 因种种利害关系不愿认领者, 也并不罕见。所以, 自愿认领既可以是生父, 也可以是生母。具体为: 生父、母均有自愿认领其生子女的权利; 生父认领未成年亲生子女的, 须经子女的生母同意, 但特殊情况除外, 即对子女利益有特殊不利的情况; 认领成年亲生子女, 须得到该子女本人的同意; 子女的生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或成年子女, 可以提起强制生父、母认领之诉。当然, 生母对分娩之事实予以否认时, 可以以母子关系确认之诉来决定。强制认领可以是生母, 也可以是生父, 当生父和生母均抛弃非婚生子女的情况下, 甚至还可以是其他法定代理人或成年子女本人。值得强调的是, 应规定生父认领未成年子女, 须经生母同意和认领成年亲生子女, 须得到该子女本人的同意。这主要是因为子女并非出自于父亲身体, 生母受胎情况比较复杂, 有可能是被父强奸、诱奸等情况, 在此情形下, 生母无疑受到过伤害, 如此一来, 认领对生母、子女的名誉等可能造成不利或有害的影响, 允许生父认领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另外, 生父、母明知为自己之非婚生子女, 因种种利害关系不愿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经生母指认的生父不承认是他所生的; 已婚妇女与第三人通奸所生子女, 女方指认第三人为孩子生父而遭否认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确认生父、母之诉。总之, 赋予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母或其

他法定代理人或成年子女以认领请求权, 向法院提起强制生父、母认领之诉, 可以使非婚生子女能够得到及时的关爱和抚育。

本案判决推定梁永是梁笑的生父，并且负担抚养费给付义务，其实就是适用强制认领规则，但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予以补充，以应司法急需。

四、参考文献：

《我国非婚生子女准正与认领制度探究》 陈雪萍, 杨仲姬

第二篇：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文章来源：中顾网 作者：周倍良 点击数：

2405 评论:0条 更新时间：2010-2-4 12:30:36 ? 19xx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xx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

19xx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 19xx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xx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xx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xx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xx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xx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xx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

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xx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 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 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

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红25岁，张志国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xx年相识并相爱，19xx年遂同居在一起，19xx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xx年，被告张志国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xx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xx年10月，男方张志国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xx年至19xx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xx年11月原告袁红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xx年、19xx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xx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xx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xx年-19xx年 。

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

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

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

2.逐步不承认阶段：19xx年——19xx年。

19xx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xx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3.完全不承认阶段：

19xx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4.相对承认阶段：

20xx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 19xx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xx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

19xx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xx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xx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

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

1、 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

2、 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志国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

3、 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志国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xx年2月，被告张志国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xx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志国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红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xx年11月，根据19xx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

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红与张志国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xx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