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广为什么难封
摘要：读史可以使人明智,知古可以鉴今,了解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审视现实，把握未来。古往今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了解李广坎坷的一生。“飞将军”李广名扬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的他却一生未能封侯，他的悲剧命运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在此，我想就李广所处的时代背景、封建制度及其个性等诸多因素来浅析李广为什么难封。
关键词： 李广 难封原因 悲剧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李广是西汉时期的名将，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曾令匈奴闻风丧胆，被称为“飞将军”。李广本人由于其勇而无当、不畏权贵、简单易从的作风、仁爱士卒的品德，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历代文学作品歌颂的对象，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和无限景仰。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1]就是在呼唤李广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诗人杜甫也曾有诗“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2]表示对李广爱国精神的追随。而李广将军的宽仁和英武也流传于后世中，高适在《燕歌行》中写道“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3]也是通过对李广善待士卒宽仁襟怀的歌咏，而从反面抨击当时统治者穷兵黩武践踏生命的罪恶。卢纶的《塞下曲》更是以简练的五言绝句描写了李广射石虎的英雄风采。李广一直是作为一种抵御外寇的英雄形象存在，由于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一直存在，李广就成为了一种历代爱国士大夫心中的寄托。这些诗人把才气天下无双的“飞将军”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惊为他的胆识和才气所折服，但是至死未能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他无疑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一 生不逢时
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的农民战争，很注意吸收
秦朝灭亡的教训。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汉高祖推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的几代的皇帝特别是文帝和景帝也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来犯的匈奴人除了用和亲的手段笼络和在边境囤积重兵加强防备之外，并没有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决策，作为将军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亦无发挥的舞台，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武帝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亲和战略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运用骑兵集团纵身突击的作战方式，对匈奴贵族势力实行歼灭性打击，而此时的李广年纪又大，一直以来习惯用保守的防御作战方式，而还不太适应武帝时期对匈奴的作战方式，因此在与匈奴的几次作战中要不被俘虏，要么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要么迷路而延误军队回合的有利时间，军功对他来说可望不可即。
就漠北决战来说，这场战役是汉朝对对匈奴最大出击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它关系到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武帝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他自然不会任用一个时运一向不济的，曾被匈奴生擒而后逃脱，常常在大沙漠中迷失方向，导致全军覆没，且已过六旬的将军作为前锋。因此，李广在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战役中未能取得成功反而因迷失道路未能按预期的计划与卫青会合，导致单于逃跑，打乱了武帝的整个战略部署，最后无法给朝廷朝廷一个交代而含羞自刎，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 缺乏政治头脑
汉景帝时代爆发的“七国之乱”，动乱波及大半个西汉帝国，叛乱与平叛的双方投入的军队多达几十万，战争规模之大，已足以让李广这样的军人充分展现自我，且那个时候的李广又恰处在最年富力强的年纪，在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以一个合适的年纪，参加了一场合适的战争，在抗击吴楚叛军中因夺取叛军帅旗而立下煊赫的功劳，本应是李广一生中最接近封侯的一次机会，可是却因他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受梁孝王将军印一事中让他失去了他前半生唯一一次以功取侯的机会。按照汉朝的法律，中央官员如果私下里接触诸侯王是要严惩的，而李广接触的又是汉景帝最不喜欢的梁王，李广的做法即使算不上通敌，也算是对朝廷的不忠。李广看不清天下大势，没有远见，不
了解景帝和梁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看不清自己的处境，他身为朝廷军人却在平乱中接受梁王的将军印，无疑是犯了朝廷之大忌，这他一生中永远抹不去的政治污点。因此，景帝对其怀有戒心，对其采取冷冻的政策，不予封侯，以致后来的武帝也对李广心存戒心，觉得他曾经的行为有损中央集权的强化，阻碍了汉朝的统治，不重用李广也是情有可原的。
三 汉朝的军功制
“论功劳行赏罚”是战国以来推行军功爵制的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商鞅变法所宣布的“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贵”便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汉承秦制，汉代以功劳为依据的赐爵手段比秦代更加完备，又有新的发展，不仅适用于赐爵制，也适用于军功制。由此可见，西汉政府对授官爵制必以功劳为根据是相当的重视的。所以，西汉政府在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对于冲锋上阵、斩将杀敌的将士，都要根据军功的大小加以封赏。
在封建社会，有军功就有政治资本，就会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在汉武帝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以军功而侯成为那个时代军人取得的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作为一名将军的李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其思想上不但深深地烙上立功封侯的印记，而且成为一种强烈的潜意识。但是，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军事上，被动防御也随即转为主动出击，千里奔袭，大规模发展骑兵，而李广在运用骑兵方面，则远远逊色于被动防守的作战，他虽与匈奴打了大小七十余战，然而战绩乏善可陈，五次大战，有的却是三次无功而返，两次全军覆没，未能完成汉朝军功制所要求的标准，因而未能封侯。
四 作战技巧不灵活，缺乏大局观念
在冷兵器的时代，战争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高超的技艺，即使骁勇善战，在作战方面要讲究作战技巧，要不就会在战场上吃亏。
汉朝前期对匈奴的一直都是保守作战，军队以步兵为主，匈奴以骑兵为主，匈奴善于打游击战，打赢了就烧杀掳掠，打不赢就一哄而散，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常常使汉军无可奈何，李广仿效匈奴的作战方式，以骑兵游击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抗击了匈奴。到了汉武
帝时期，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开始转变策略，由防御变为主动出击，本是李广大显身手的时候，但因长期使用的作战方式，一时适应不过来。而且，李广在治军方面没有严格管理，不大讲究行军布阵，军纪松懈，行军不按军制，驻扎不按军制，夜间不巡逻，以致他在作战过程中屡遭惨重损失。他不识用兵术，打仗缺少整体观、战略观，习惯自己带着小队骑兵冲锋陷阵，与大部队不能够协调作战，常常置大部队不顾，就好比投资一样，很多人习惯拿自己的小部分资金冲锋陷阵寻找高效益的机会，却忘记了整体总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导致资源的错配，耽误理财目标的实现。李广这种打仗思路根本不适合大规模的战役，他的冲锋没有考虑到大局，也没有认识到军事将领本身的素质和作战技巧对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汉朝蒙受有巨大的损失。如果把汉王朝比作一家大公司，李广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他在管理过程中没有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在做决定前也没有经过汲取集体的智慧，只是一味地用自己的方式去实施计划，这样只会导致在他任职期间不但没有创造良好的业绩，反而使公司屡遭损失。从这一角度考虑，如果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体会到汉武帝为什么对李广的任用有所顾虑了。
五 封建制度对李广个性的约束
封建专制制度对人身和性格自由的遏制与残杀是李广悲剧形成的深层原因。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开始，汉武帝所推广、施行的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外儒内法的政策,李广的悲剧就在于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实行的初期，他的思想中存在的先秦时代士风、思想、人格的遗留还在起重要作用，比如先秦的优秀之士，都是以道自任，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李广身上也存在“士为知己者死”的生活准则，他的英勇有一部分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报答汉文帝的那句话。遗憾的是他的那种崇尚个性自由、豪放不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汉代统治者大一统的思想，与逐步完善的专制时代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李广突破不了那个时代对他的局限，所以不可能不受到排挤以至由此自刭。由此可见，汉武帝所尊的儒术，尊的并不是孔子的儒学，其实质是为专制制度制造听话顺从的奴才，专
制统治的国家需要的是奴才、顺民，而容不得这样自负其能的李广。 李广的“讷口少言”[4]，而专制统治者就爱听巧言佞语，生活在专制制度下不会说巧话、不会表现自己就不会见宠。再加上李广个性太强，有时还不听号令，跟上司耍脾气，性情质朴笃厚，决定了他不会也不屑于奉迎拍马、巴结权贵，反而刚直不阿。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征，不满卫青改派其职，竞敢据理力争，当面顶撞卫青，当然会受到排挤。
李广的悲剧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朝尊儒政策的虚伪。汉文帝所说的：“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5]骨子里就是说，我这个时代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这表面化的人、表面化的言语，无信无行，实为后代帝王使用权术的榜样。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有了更深刻的变化，李广不关心政治，依旧我行我素，终至碰壁，成为专制政策的牺牲品。
李广本人作战英勇、仁爱士卒、素使敌人闻风丧胆，仅仅是有一点个性就不为统治者及其宠幸所容，可见专制皇权不容许有任何个人自由性格存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恰恰是在李广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我们还应看到，在专制制度初立时期，与之发生矛盾的不仅仅是李广一人，而是一个个性群体，如周亚夫、汲黯、郑当时、司马迁等等都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因此，李广的悲剧应当看作是个性群体与专制统治者相对抗并必然会以失败告终的悲剧，专制制度不灭亡，这种矛盾就永远存在，而且是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个性自由、民主与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根本原因之下，李广不能被封侯也就势在必然。
六 统治者的用人政策
李厂的悲剧命运是和汉武帝当权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被汉文帝誉为可以“封万户侯”的军人，在汉武帝时代非但不能封侯，竟至自杀，不遇主的李广的悲剧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任人唯亲和裙带风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使在明君贤相统治的时期亦在所难免。汉武帝虽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但他搞任人唯亲却是相当著名的。他所宠幸的将相，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均以外戚贵显，平心而沦，卫、霍虽尤过人的将略
可言.却也勇壮果决，敢深人力战，尚不失为中等将才。至于李广利之流则全系庸才，纯靠外戚起家，对这些皇亲国戚，汉武帝是有功辄封，小功大封，滥施恩赏，有时为了让他们有机会建功封侯，甚至不惜倾全力发动一场毫无价值的战争。李广的悲剧深刻地昭示人们，封建社会秩位的升迁，不仅仅看才能，还要看“际遇”，统治者有意栽培你，你自然就升得快；无意栽培你，甚至讨厌你，你纵然有卓尔不群的才干也是枉然。
“李广难封”已成历史事实。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也在不断的推动与进步之中。但是，就“李广难封”现象，时刻伴随着过去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李广难封”现象有着不同的展现形态而已。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历史现象时，不免也会像古人那样进行感性与理性的思索，并不由自主地在发出许多感叹之后产生出许多感触：
第一，政治意识是“李广难封”现象的出发点。在李广时代，政治意识就可以理解为是对大一统的皇权政治专制的认同感与服从感，也就是忠于汉朝皇帝、忠于汉代王朝的基本态度与基本思想，具体表现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对皇帝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信仰，并以皇帝作为天子，高举着皇帝的旗帜，自始至终与皇帝为首的帝国王朝保持一致。由此进一步建立起个人与皇帝、个人与皇帝近亲及宫廷宦官和官僚同事的相应的各种社会关系。李广难封的根本问题是李广缺乏政治意识，在“红”、“德”、“忠”方面出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般的推论：难政治上不合格必然导致李广难封。后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我们的推论，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政治意识始终是人们主要的社会意识。所以，政治糊涂虫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被重视与加封的。由此，我们对“李广难封”现象的感触也会从对李广个人转移和推广到与李广类似的一切善良的“政治糊涂虫”，也会从单纯的一个社会现象转移和推广到整个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 第二，用人制度是李广难封现象的承载体。“李广难封”实际上是由国家的组织与用人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来承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都有着相应的社会制度，而不同形态的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总是与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相耦合，并与这个生产力相匹配的社会
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李广时代，皇帝的态度就是制度，就是法律。这些制度与法律直接为皇帝以及帝国政治服务。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内核的一切国家体系与制度，就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地位，确保皇帝的绝对权威。汉武帝重用外戚宦官，宠信卫青、霍去病，而并不真正器重李广，甚至故意排挤他，不给他立功的机会。所有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符合“制度”和“法律”的。因为皇帝就是法律与制度的化身，个人仅仅是制度与法律的附庸，甚至是皇权政治的牺牲品。
当然，具体到李广，客观上我们可以说，武帝朝的封侯制度确实存在着严重缺陷：直接打击敌人者，提着敌人的首级很容易被封侯，而在幕后作牵制与辅助工作的，则几乎没有被封的可能。千年的历史带来了几千年的文明。有着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长久来已经习惯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对承载着“李广难封”的体制与法制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所以，通过分析“李广难封”，我们由衷感叹：必须让法律与制度成为“伯乐”，而不能盲目地将皇帝誉为“伯乐”。李广出雁门击匈奴，因匈奴兵多，寡不敌众，李广被捉。李广被匈奴生擒是事实，但他勇敢果断地从匈奴阵里跃马脱逃也是事实。对一个阶下囚来说，能够做到这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因为，这需要忠心、需要胆魄、需要智慧、需要勇敢、需要实力、需要果断??就凭李广成功脱逃这个举动，他应该就是一个勇将、一个斗士、一个英雄、一个豪杰??历史就是这样，遗憾、不完美甚至残酷，但毕竟真实的反映了社会发展、变革，再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一滴水珠罢了。
综合以上所分析，我们对李广一生的坎坷感到痛心和惋惜，了解他不能封侯的悲剧原因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站在理性的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对李广难封这一现象启迪自己，启迪社会。
参考文献：
[1][2][3]：罗宗强﹒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二十五史﹒汉书﹒司马迁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