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性格 罗素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如果到 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 所见所闻， 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 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 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 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 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 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人只有像派 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 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 不论是到中国去旅 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 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 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 只有那些在他 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 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 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 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 等待着中 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 旅游者的理智。 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 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 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灾难的 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 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 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 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 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 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 峻。 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

辛苦。 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 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 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 又说又笑， 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 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 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 以此要求增加小费。 我们在那 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 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天空地探讨 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一个完美的哲人是彻 底地奉献自己，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认为中国 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 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并且至今完好无损，而 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肮脏不堪， 这也应该是事实。 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诗作 赋，而不善于记住《特克年鉴》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一个欧洲人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 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 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 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 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 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 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 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 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 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 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 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 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 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 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 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 有人问我， 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 机器确实 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

，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 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 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 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 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 控制政治， 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 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 使西方民族具有“进 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 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 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 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 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 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 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 事实上， 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 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 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 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 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 人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 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 我们西方的所谓“高 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 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 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 丧失殆尽、 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 有时候， 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 的压力下坐牢，正如他会在英国、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平常在实际生活中，很少有乾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就如个欧洲人在 1914 年以来，一个美 国人在 1917 年以来，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人 们依然只需像自己， 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 个人主义在西方已 被废弃，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着。这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中国的

每个劳苦百姓，或 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 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 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 在羞辱他。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 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 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 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 样谈了些看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 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 究客套。 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 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 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人由于 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 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 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很少 有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一 旦变为共和国，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在中国给皇帝 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溥仪现在正满 十六岁，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他又一 次被推翻，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 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 主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这个国会是亲日派，并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 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这场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 下发起的。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响下明白 了应当为谁而战时，就开始倒戈。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 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影响， 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 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政府由于腐败，财政资金一直紧缺，拖欠

了教师好几个月的 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强烈要求颁发工资。结果，士兵和警 察出面镇压，双方发生冲突，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尊师重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刻而 广泛的基础，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政府刚 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 900 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提出的 几万元的合理要求，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我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国家里，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华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胁。 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 也明白在香港的 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深知，世界上所 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 虎视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典型。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 纪律，倡立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但是，中国 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愿驯服地屈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 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族人；但最后这 两个外族征服者， 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 中国的文明渊源流长， 亘古不变； 经过几代人之后， 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满洲里地域广阔， 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 日本人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余的人口而侵 入满洲里。然而，中国内地迁移到满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满洲此时的政治势态 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处境危难，满洲里将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 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 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蔑视敌人军队的方 法，他们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 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 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 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

响。但是，佛教并没 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 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 自己的人民。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 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 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 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 孔子 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 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 他们需要外 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 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 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 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为止， 我主要谈了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 但是中华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一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愿谈及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因为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深 深感受到中国人是这样的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宁愿说自己这些好的感受。但是，不论是出 于对中国的真正友善，还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看，不承认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是错误的。 我只要求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 前， 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 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 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 公正中肯， 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 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 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 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 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人 愿意靠我们的救济行善而活下来以外， 许多人都饿死了。 中国人没有花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 也不会仁慈行善，让一些维也纳入活下去。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 为了几块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当奴隶

第二篇：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

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