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期末串讲总结
考试内容：文学史+作品选（曹植、曹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PS：几分，仅看目录，诗赋文综合）
考试题型：①填空题（10×1分）；②多项选择题（5×2分）；③名词解释（4×4分）；④简答题（注意审题，4选3,3×10分）；⑤论述题（2选1,共34分，无标答，灵活发挥，须扣题，尽量多写）。 串讲内容：
第一章 秦汉散文
1、秦代散文
（1）《吕氏春秋》（吕不韦）。
（2）李斯（《谏逐客书》）。
2、两汉散文的分期：
（1）第一阶段：西汉前期（汉初至宣帝年间）。
西汉前期散文：
（一）陆贾《新语》
（二）贾谊《陈政事疏》《过秦论》
（三）晁错《论贵粟疏》
（四）《淮南子》
（五）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六）董仲舒《春秋繁露》（2）第二阶段：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成帝至章帝年间）。
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散文：
（一）刘向《新序》
（二）扬雄《解嘲》
（三）桓谭《新论》
（四）王充《论衡》
（五）赵晔《吴越春秋》
（六）《越绝书》
（七）马第伯《封禅仪记》
（3）第三阶段：东汉后期（和帝至汉末）。
东汉后期散文：
（一）王符《潜夫论》
（二）仲长统《昌言》
3、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1）王充《论衡》
（2）王符《潜夫论》
（3）仲长统《昌言》
第二章 司马迁和《史记》
1、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哲学上对他的影响：
（1）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谈立志重振家学，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他勤奋学习。《太史公自序》在“谈为太史公”后接着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2）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它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要旨》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
把当时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在正统思想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受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的强烈批评。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存在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
（3）《论六家要旨》对司马迁的影响：
辩证法思想。《要旨》将各家短长一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以成败论英雄，得益于《要旨》的辩证思想。
兼收并蓄。在儒道互绌激烈斗争的时代，司马谈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完成了包容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
2、《史记》的艺术成就：
（1）坚持“实录”，率笔直书，以真见长。
《汉书·司马迁传》说，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2）根据描写人物的需要，对材料加以取舍，分别使用。
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项羽的主要性格是勇武过人，率直磊落，刚愎自用，残酷暴烈。《项羽本纪》重点写他一生中的三件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
为突出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性格，常用“互见法”。
所谓“互见法”就是关于某一历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传中去写，而是移植到其他相关的人物传记中。其主要目的是从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认识出发，将材料加以有意识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们服从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项羽本纪》，为不损害项羽的英雄性格，把他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韩信对刘邦说项羽：匹夫之勇、迁逐义帝、失天下之心、妇人之仁。
（3）人物描写注重细节，避免平铺直叙。
以小见大，知微见著，有预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如《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音绰）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4）人物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类型化和个性化相统一。
注重把握人物的类型特征，如张良与陈平、苏秦与张仪合写。
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即便同一类型也各具面貌。善于准确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并注意到影响个性形成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因素。
（5）善于在人物的客观描写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爱憎感情，表现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在叙事中抒情。
两种手法：①让形象说话；②于叙事中寓褒贬。
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在每篇传记的最后都有一段“太史公曰” ，作者直接对所记人和事议论、抒情。
第三章 班固和《汉书》
1、《汉书》的成书：
从班固奉诏在兰台撰写《汉书》（班固在其父班彪所撰后传的基础上），至章帝建初七年大体完成，前后历时二十余年。班固死时，《汉书》还剩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其中八表由其妹班昭续成，而《天文志》由马续补写而成。（知道经四人之手）
班彪的正统儒家思想和他续补《史记》的六十五篇后传，对班固的思想及其《汉书》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四章 ※汉赋
1、汉赋的发展阶段：
（1）形成阶段：
骚体赋：贾谊（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主要继承楚辞的余绪。
汉大赋：枚乘《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名词解释：骚体赋。
汉初的赋从楚辞脱胎而来，所以叫骚体赋。其内容、形式和风格都和楚辞接近。如内容上侧重于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形式上与楚辞无大差别，也用“兮”字句，句式整齐，通篇押韵，接近于诗歌。
（2）兴盛阶段：
汉赋四大家：东汉司马相如、杨雄；西汉班固、张衡。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
班固《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
（3）衰微阶段：
抒情小赋：以宣泄寄托情志为主的作品。张衡《归田赋》（宣告抒情小赋的诞生）
2、枚乘《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3、名词解释：汉赋四大家。
汉赋四大家分别指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这四人均为汉大赋的代表性大家，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杰出代表，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4、汉大赋的特点（司马相如赋、汉赋特点）：
汉大赋也称散体大赋、新体赋，这是汉赋的主体，其特点一般代表汉赋的特点。
（1）内容上以体物（描述事物）为主，采用铺张扬厉（竭力铺陈渲染，力求发扬光大）的手法、富丽的辞藻描写事物, 所描写的主要是京都、宫苑、山川等壮丽事物, 以及统治者的政治军事活动和他们的声色犬马、田猎驰逐生活；
（2）讽谏一般只是在篇末提一下，而大量的笔墨却用于铺陈渲染，有人把大赋这一特点称为“劝（鼓励）百讽（讽谏）一” 。
（3）形式上, 一是篇幅较长, 规模宏大, 一般都在千言以上；二是多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成篇,韵文与散文混用, 散文成分较多。
5、东汉京都赋的崛起？？？
京都赋滥觞于扬雄的《蜀都赋》，但因其所写内容仅限于地方大邑，且无深刻蕴含，故未造成巨大影响，但已为赋的创作开辟出新的道路。
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而非长安，成为当时一大议论焦点，也引起了文学家们的普遍关注。
东汉初杜笃《论都赋》即为此而作。描绘西京险要地势，说明应定都长安的原因。
东汉：①班固、张衡；②新体裁京都大赋。 班固《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肯定定都洛阳的正确性。这篇幅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班固之后，又有张衡的《二京赋》，直至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篇幅最长）等，从而汇成京都赋创作这一潮流。
6、张衡《归田赋》：
在赋的发展史上，张衡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
《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 。
《归田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
《归田赋》在形式上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
述漫游的经历，融会古今，或叹治乱，或叹兴亡，或叹存没，抒发各自的感慨。刘歆《遂初赋》（述行赋开山之作）
第五章 两汉乐府诗
1、乐府的含义：
什么是“乐府”？它的涵义是有演变的。
两汉乐府指的是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
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乐府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一门；《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又特标《乐府》一篇，便都是这一演变的标志。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
至唐，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都未入乐，但都自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
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出来的乐府的精神实质，而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是乐府一词的滥用，徒滋混淆，不足为据。
2、乐府诗的分类：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
（1）郊庙歌辞
（2）燕射歌辞
（3）鼓吹曲辞
（4）横吹曲辞
（5）相和歌辞
（6）清商曲辞
（7）舞曲歌辞
（8）琴曲歌辞
（9）杂曲歌辞
（10）近代曲辞
（11）杂歌谣辞
（12）新乐府辞
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后三类中，而相和歌辞中尤多。
第六章 东汉文人诗
1、班固《咏史》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的五言诗；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堪称千古第一人。
2、秦嘉的《赠妇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3、名词解释：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作者是汉代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非一时一人所作, 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将其合为一组, 收入《文选》, 题为《古诗十九首》。形式都用五言体, 语言朴素自然, 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仕途失意之感, 充满了感伤情调。它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4、※《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年代？？？
时期：汉朝没有出现什么大诗人，汉朝的诗歌，除了个别文人创作，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乐府和古诗。魏晋以后，个人的创作大大兴盛起来，诗人受到社会上普遍的重视，作诗才成为一种专业。著名的作家像曹植、王粲、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之流，固不必说，即使是“争价一句之奇”，也都可以蜚声诗坛，垂名后世。随着诗歌的发展，古诗这一名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古诗组成：（1）单独在社会上流传的未被乐府采录的诗歌；（2）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后人无以名之，只得泛称之为古诗。
5、《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JDJJ）：
（1）表现及时建功立业的壮志。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
（2）表现追求幻灭后心灵的迷惘与痛苦。有《青青陵上柏》和《明月皎夜光》二首。
（3）表现对个体生命的唯物认识和新的人生选择。有《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三首。建功立业传统价值观破灭之后，诗人转向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新思索，他们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弥足珍贵与短暂，并由此做出了超越旧有价值观念的新抉择，即及时行乐、追求现世享受。这种价
值选择虽然有些消极，但它是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的生命冲动，是人的主体自觉的一种表现。
（4）表现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苦。除上举八首外，其余的十一首都属此类。这类诗歌的产生，与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和汉末的黑暗政治及党锢之祸有关。除少量是从羁旅男子的角度落笔外，绝大多数则是从女性角度着墨的。
总之，《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的共同特点，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
5、《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点：
一、长于抒情 ，融情入景，寓景于情。如《迢迢牵牛星》，通篇描绘牛女形象，而男女离别之情，已隐含其中。
二、善于以事传情，通过某些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使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如《西北有高楼》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情的描述，抒写了一个怀才不遇、失路徘徊的下层文士的苦闷。
三、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语短情长。如《冉冉孤生竹》写新婚女子对丈夫别后深长的思念，即以孤竹结根泰山喻女子托身君子，为后面抒写久别之苦作了很好的铺垫。
四、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炼，含义丰富。如《行行重行行》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虚写思妇对丈夫久行不归的怨愤，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极写思妇刻骨的相思，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描写思妇对丈夫的猜度，都具有语短情长的特点。
第七章 曹魏建安文学
1、三国文学：
分为前后两部分：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
2、名词解释：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指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创造的诗歌美学典范。其基本内涵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苦短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基本特征为爽朗刚健。风指诗歌风貌清明爽朗，即鲜明生动；骨指语言刚健有力。代表作家为“三曹”、“七子” 。
3、名词解释：三曹。
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既是汉魏之际政坛的风云人物，又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盟主和核心，对建安时期一代文学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和同时期其他诗人的创作，形成了我国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高峰。
4、名词解释：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文学家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
王粲：“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王粲在“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文学成就最大。
5、诗的代表作为《燕歌行》，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曹丕诗歌风格：清绮。
6、曹植：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非常重要；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诗品》称为“建安之杰”；在汉六朝历代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是五言诗的鼎盛时期；他在汉六朝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 曹植？？？
（1）曹植的生平及特点：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卞氏所生第三子。生于乱世，幼年随曹操四方征战。在时代熏陶和曹操影响下，树立雄心，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年轻时就得了“绣虎”雅号，深得曹操赏爱，几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终于失宠。建安25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音异）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在忧愤中死去。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2）曹植人生分期：
曹植一生，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建安年间。“但美遨游”，与曹丕同为邺下文士群体的核心。
后期：
①黄初年间“颇有忧生之嗟（叹息）”。前期那种乐观精神和洒脱风貌不见了，代之以或浓或淡无所不在的忧思和愁情，情调上转入深沉。对社会人事的复杂性有所认识，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有所深化。 ②太和年间 随着环境的改变，诗风文风略有不同。“忧生之嗟”比黄初时期明显减少，程度上也有所减轻。性命之忧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功名观念重又强烈起来。
这一时期，他将主要精力用来写作表文，希望魏明帝能够让他以宗族身份出任朝廷要职，参与实际政治事务。再一次表现出缺乏应有的政治头脑，建安时期立嫡斗争的失败，黄初时期身受的种种迫害，都未能使他增长多少处理实际事物的识见和聪明。
曹植一生都企望成为政治家，渴望建功立业。但他欠缺自知之明，不具备政治家或军事家必要的素质。他的热情浪漫气质，决定了只能当个文人。
（3）曹植诗歌的创作分期及艺术风格：
曹植诗歌分期：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①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②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内容可分为四类：
①对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
②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七哀诗》。
③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如《杂诗》。
④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幻想在神仙世界得到解脱。如《远游篇》《游仙诗》。 曹植诗歌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文采气骨兼备，是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4）曹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全面型作者，他诗、赋、文皆能，而且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诗：①乐府诗的雅化。曹植诗半数以上为乐府诗。
②文人诗的俗化。曹植诗现存90余首，其中非乐府的文人诗40余首，领先于建安其他文人。汉代文人诗一般写得比较典重文雅，但不免拘谨局促，刻板凝滞，加之他们大多创作四言诗，更显出似有上接风雅以承经典的倾向。曹植则不同，他继承了文人诗语言典雅的优点，同时从乐府歌辞中吸取通俗明快、朴实流畅的手法，形成一种文语与口语兼容、雅俗结合的诗歌语言，显示了全新的生命力。 经过曹植的大力创作，文人诗这种汉代文坛上偏安一隅的小品种，遂发展壮大为文人用以抒情述志的主流文体之一，历千百年不衰。
③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他现存90余首诗，其中60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楚辞》窈窕深邃（音遂）的奇谲、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兼而有之。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曹植五言诗对后世影响很大。
赋：赋的诗化。曹植辞赋的主要贡献：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主力作用。曹植辞赋最重要的特点：强烈的抒情性。 曹植辞赋之抒情性，首推《洛神赋》，其情绪之浓烈，气氛之妙曼，形象之优美，藻采之丽雅，为建安辞赋之冠。
辞赋抒情性的强化，改变着它的性质，转移者它的功能。实际上它正在跨越同诗歌的分界，向诗歌靠拢。这是赋的诗化。由此，辞赋获得了新的活力。
文：文的骈化。 曹植又是一位文的重要作家。 当时之“文”，分骈、散二途。曹植之文，基本上以骈文为主，在当时潮流之中。其特点在于：气韵更为清畅，藻采更为繁盛，独冠群才。魏晋南北朝骈文大盛，虽然是时代文化诸因子所造成，非个人之力所能为，但像曹植这样的大家，无疑起着身先垂范的激励作用。
文论：曹植曾编选己作为《前录》，其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雅好慷慨”一语，在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强烈情感的爱好。所谓“慷慨”，乃是直抒胸臆、意气激荡之意。不论是感念世乱、抒发壮志，还是伤节序、叹衰老、嗟离别，凡情感鲜明动人，都可谓之“慷慨”。
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漠视人们日常生活中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强调温柔敦厚、中正平和而反对强烈激荡的情感表现。只有在儒家思想的束缚相对松弛之后，才有可能鲜明地提出“雅好慷慨”的主张。
建安文学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的形成，社会动乱、民生多艰对文人思想感情的影响固然是一个因素；同时原先受到束缚的爱好强烈情感的审美情趣得到了解放、发展，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
（5）曹植受后人推崇的原因：
①文采富艳；②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③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第八章 曹魏正始文学
1、名词解释：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为魏末正始年间名士集团，曾聚于山阳嵇康家竹林，肆意酣畅，因此得名。七贤包括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山涛、王戎、阮咸。其中，山涛、王戎、阮咸非文士，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嵇康为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
（阮籍一生谨慎，于时局无所评论。凡涉政局与人物，他皆缄口不言；在生活态度上，阮籍放浪形骸，遗落世事，且嗜酒成痴。阮籍任诞，实为惧祸自全。）
第九章 西晋文学
1、西晋文学分期：
西晋文学以惠帝元康末赵王伦篡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1）前期：太康文学。
前期作家： 张华、傅玄年事稍长，有儒者风概。张华颇尚绮丽，开西晋一代文学风气之先。傅玄，重质轻文，然成就有限，影响较小。
此外，有一批文士年资稍浅，活动时期稍晚，包括潘岳、陆机、左思、刘琨、挚虞等，他们一方面才气喷薄，一方面又作风浮华，形成颇为兴旺热闹的文学景象。这一批人物，多数是“二十四友”成员。其中潘岳、陆机二人，是西晋主流文风的代表者。（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2）后期：永嘉文学。
后期作家：张协、刘琨。
2、名词解释：“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语出梁·钟嶸《诗品序》。指西晋太康时期的几位代表诗人。“三张”指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指陆机及其弟陆云；“两潘”指潘岳及其侄潘尼；“一左”指左思。
3、诗风的两个特点：（1）拟古；（2
4、魏晋南北朝时期认为太康文学的杰出代表是陆机（“太康之英”（《赴洛道中作》二首）和潘岳（哀
婉文章高手），左思（《咏史》八首、《三都赋》）在当时评价不高。
5、名词解释：“左思风力”。
这是对西晋太康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语出钟嶸《诗品》。左思代表作《咏史》八首，借咏史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门阀制度的强烈愤慨，风格雄浑，笔力劲健，与以潘、陆为代表的繁缛雕饰之风迥异，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钟嶸称之为“左思风力”。
6、受门阀制度影响大的诗人：左思、鲍照。
7、永嘉文学：刘琨。
（琨文学活动，以永嘉元年（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二十四友”之一，与潘、陆为伍；
后期，抗敌御辱的英雄。
今存诗四首，全为后期所作，传达出一名忧国志士的心声。
《扶风歌》；《答卢谌（音尘）》；《重赠卢谌》。）
第十章 ※东晋文学（承前启后阶段）与陶渊明
1、早期：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
2、中期：兰亭唱和过程：
时间：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
起因：源于“修禊（音细）”习俗
参加者：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
目的：欣赏山水，饮酒赋诗。
形式：流觞赋诗。
结果：赋诗37首，编为《兰亭集》。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
3、王羲之《兰亭集序》：
文章记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描写了兰亭的环境之美和文人宴游之乐。
文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叙兰亭宴集的情景。以“乐”字为基调。先写聚会缘由，人物繁盛。接着写山水春色。然后引出良辰美景之乐。后一部分，抒发宴集之后的感触。以“悲”字为基调。人生短暂，盛事不常，由乐转悲。然后否定老庄道家死生一体的虚无生死观。最后表示盛会难得，大家应当赋诗兴怀，录以纪念。 山水之乐与玄虚之谈，是文章的基本主题。文中叙事写景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富于诗情画意，流露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爱慕之情。反映了东晋中期文学，由玄言向玄言与山水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序文在修辞上不尚藻饰，不堆砌故实；在句法上骈散兼行而以散句为主，这种素朴自然的形式与其内容构成了和谐的统一。
4、诗歌流派：玄言诗派。
名词解释：玄言诗。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等。内容上，以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生活。风格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
5、末期：※※陶渊明：
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死后朋友谥（音释）号“靖节先生”。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陶渊明的出现，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
（1）陶渊明分期：
陶渊明一生分为在家闲居、出仕、隐居三个时期。
①29岁之前。在家闲居，无出仕意。
②29岁至41岁。29岁时，因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41岁时，得“家叔”帮助，为彭泽令，在官80余日，因妹丧去职。在前后13年中，多次出仕。
③41岁之后。长归园田，再不出仕，躬自劳作，终老在家。
（2）陶渊明思想的两重性：
一、少有“猛志”。
陶渊明自少“游好六经”，有“猛志”。陶渊明曾祖陶侃曾任东晋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少壮时的“猛志”，实际上是在对先祖包括古人的崇仰中产生的志向，是在“游好六经”的读书环境中激发出的雄心，本质上是孔孟所阐述、汉儒所笺疏，抽象化理想化了的社会政治理念。怀抱此种理想化“猛志”，一经接触社会现实“人事”，便不能不大失所望，更何况是在东晋王纲废弛、军阀跋扈、时政混乱的局势之中。
二、“质性自然”。
1）陶渊明崇尚“自然”，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①东晋士风。东晋玄学家已不再臧否名教礼法，也不再争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是采取轻忽名教而倚重自然的态度，甚至以自然为惟一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依据。东晋士风重自然，表现为人生态度上的委运任化；淡泊功名，超凡脱俗。
②家庭传统。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虽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也算得名门，其父“淡焉虚止”，颇具名士风韵。陶渊明父早亡，母系亲族对他的影响事实上更大。陶渊明母孟氏，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孟嘉冲淡旷达，风致高雅，为渊明榜样。
2）关于陶渊明的“质性自然”。
陶渊明的自然观，包含委运任化人生态度，重视精神与性情，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束缚。此可称为性情之自然或精神之自然。陶渊明一生行迹，不谨细节，惟重大端而已。他 “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嗜酒”，而不愿多加克制；“不慕荣利”，将荣利视为身外之物，为身心之累赘。基于自然，陶渊明颇以脱俗为怀。陶渊明鄙薄世情俗务，继承东晋名士之清高；含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之精神；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精神旷放自由境界之追求。他视世俗“人事”为“网”，是对人本性的束缚，所以他不肯“适俗”。
3）陶渊明的出仕、隐居与“质性自然”的关系。
①出仕。陶渊明出仕的原因之一是原有相当政治胸怀，即“少有猛志”。而陶渊明迟至29岁始出仕，且出仕的主要原因是“家贫”。可见陶渊明少壮时的“猛志”，并未化为他积极从政、入世致用的行动，在他思想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欣豫自适、委心事外的态度。
②隐居。陶渊明出仕十余年间，曾于刘裕、刘敬宣、刘牢之、桓玄幕中任事，诸人代表不同政治派别，而陶渊明在诸人幕中，感受似无大差异。陶渊明非特定政治集团中人，与当时诸政治派别人物无任何利益关系，即与东晋皇室亦无特殊感情牵连可言。由此可知，陶渊明在出仕期间的不快心情，其产生原因与具体人事关系及政见基本无涉。
陶渊明弃官彭泽令的四个原因：
①对于家乡“园林”的怀恋。宗上自然，是陶渊明弃官隐居的主要思想基础。
②陶渊明的任真性格。一切从任情适性出发，我行我素。
③对于官场生活不能适应。“自然”本性与官场“矫厉”生活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此为弃官的基本原因。 ④“程氏妹”于武昌去世，陶渊明急于前往奔丧。这是弃官的具体事由。
“云无心以出岫（音秀），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二句譬喻陶渊明之出仕与弃官，最为切合。陶渊明最终还是在“园林”中实现了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的充分平衡契合，在此基础上，他成为
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田园诗人”。
（3）田园诗：（“质性自然”）。
田园诗，为陶渊明最具个性之作，最能代表其诗歌风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影响亦最大。
所谓“田园诗”，泛指陶渊明描写其乡居生活及内心感受的诗。少数为前期作品，大部分作于弃官归里之后。他自“质性自然”出发，毕生执着热爱田园，终老其中，因此，此类作品皆以“园林好”为基本主旨。而在不同生活时期，其“园林好”共同主旨之外，又有不同内涵特点。
（4）陶渊明田园诗分期：
一、弃官前作品。皆“学仕”间歇期在家时所作。有出仕所得俸禄补助，经济条件稍好，洋溢着欢欣愉悦，自满自得情调。此时期田园诗有受玄言诗影响痕迹，显示着陶诗与东晋玄言诗之间微妙的承续关系。
二、弃官后作品。陶渊明弃官之后为创作田园诗的主要时期。代表作有：《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
此时期的田园诗，又可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①始弃官至五十岁。弃官次年春，作《归园田居》。写出“复得返自然”后的欢悦心情，其笔下的村居生活，闲适自得。
②五十岁以后。陶渊明渐入晚年。此时他的田园诗旷达已久而更显深沉，同时增加不少悲凉意味。《饮酒》二十首为此时代表作。
（5）咏史诗：（“少有猛志”）。
陶渊明以涵咏古人古事方式来寄托其情怀。尤其在隐居以后，他对当时社会时事的关心逐渐淡薄，精神更多注意于自我及古贤。
代表作：《读史述》九章、《咏荆轲》等。《读山海经》十三首，性质也接近咏史。
鲁迅先生曾举《读山海经》剖析陶渊明的“静穆”与“金刚怒目”之关系，“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
咏史诗为陶诗中一大类，体现陶诗取材及风格的多样性。此一大类作品，对于陶诗总体而言，不可或缺。没有此一部分作品，也就没有陶诗整体面貌，也就没有陶渊明“全人”。
（6）陶渊明的赋和文：
赋有二篇：《闲情赋》《感士不遇赋》。
《闲情赋》分为三段：
①写一美淑女子，引起“我”求偶情思；
②以“十愿”，写其思念之深切；
③写思念之不得，“徒勤思以自悲”。
陶渊明一反其诗文质实淳朴的一半风格，以绮丽辞采、细腻笔法，写出微妙情感活动及内心蕴奥。 《闲情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陶渊明人格及文格的丰富性：陶渊明于澹泊静穆之外，尚有激情；其激情不仅表现为政治社会方面曾有“猛志”，在生活及个人私情方面亦有所显示。
其他文章：《自祭文》《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
（7）陶渊明对文学史的贡献：
一、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将田园生活题材带进诗中。
前此的诗歌中，表现农村生活的不是没有，如《诗经·七月》，但那是民歌，文人作品中则未见。 陶渊明的同时代人，把山水带到诗中来，但是山林与他们的关系，是被观赏者和观赏者的关系，他们只是从自然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宁静心境的满足。他们与自然并未融为一体。其原因：他们并未生活于其中。他们另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山水只是一种点缀。
陶渊明则完全不同。他对于自然，不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他就生活于其中，与之融为一体。他看自然，已经不是山川林木，而是田垄村巷、牛羊鸡犬，是村落田园生活中的自然。
二、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
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具个人风格的诗人之一。其风格特质是自然。陶诗的自然风格，出于其“质性自然”的气质和性情。陶渊明为自然之人，遂有自然之诗。
陶诗的自然风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写作意图上的自娱性。
《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陶渊明的所谓“自娱”，主要是自我抒发、自我愉悦之意。前期在家“闲居”时期，写闲居心情；中间“学仕”期间，写学仕体验；后期隐居期间，写“归田园”心境。
这就是“常著文章以自娱”的含义。要之，在自娱与政教原则二者关系上，陶渊明绝对以前者为主，后者服从前者。这与传统儒家诗教精神大异其趣。
②表述上的亲切真实，坦白诚恳。
陶渊明作诗不带功利目的，也不想不朽，他希冀的只是称心。读陶诗，能够让人感受到一颗既有节操又无伪饰的赤诚之心。他在诗文中，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心之所想，皆入文章，真正实践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尤为可贵者，对人如此，对己亦如此。他作《挽歌诗》《自祭文》，自嘲中表现出真诚态度。
③审美上的冲淡之美。
最早指出陶诗冲淡之美的，是苏轼。他在《评韩、柳诗》中谈到陶诗：“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所谓“枯淡”，兼指词藻与境界韵味而言。在词藻言，是不加雕饰、朴实无华，而其实极尽辞采的纯净之美；在境界韵味言，是一种平和淡泊、与世无所争无所求、心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表现为境界的宁静平淡的美。
陶渊明表现冲淡之美的境界，用的是与之相称的近于口语的质朴言辞。这些质朴的言辞，并非信手写出，而是经过了精密的锤炼。以“悠然见南山”的“见”字而言，就是经过高度提炼的点睛之词，描写出了诗人“偶见南山，初不用意”的神情。工极反觉其放，精极反觉其拙。这种“寄至味于淡然”的本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陶渊明《拟挽歌辞》（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音郊摇）。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译文：
旷野里荒草连天，无边无际，白杨树也在风声中萧瑟作响。在寒霜的九月，我走到荒郊野外。在这块悲凉的荒草地上只有累累的坟冢，再也没有车马喧哗的人世生活了。在下葬的时刻，懂人性的马也在仰天长嘶，无知无情的风也萧萧瑟瑟，为之悲痛。墓穴一旦被封闭，就再也不会有重见天明的时候了，再也不会天亮了，就是有德才声望的人也无可奈何。刚才来送葬的人，现在也都回去了。谁还会继续为死者悲哀呢？亲戚们中有人悲哀的时间或许长一些，但其他人很快就有歌有唱的了。死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把尸骨托之于山陵，与山陵大地混同一体罢了。
第十一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1、南朝乐府民歌的分类：
南朝乐府在音乐分类上，绝大部分归入“清商曲”。“清商曲”中，又按其产生地域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
①吴声：
二十四种曲子，大多产生于晋、宋两代，地域在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
②西曲：
三十三种曲子，时代略晚于吴声，多数是宋、齐两代的乐曲，地域在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
③《神弦歌》：
在吴声、西曲之外，还有一类《神弦歌》。《乐府诗集》把《神弦歌》列入“吴声歌曲”，共十一曲。均为民间祀神乐曲，性质与吴声、西曲完全不同。
2、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
3、南朝乐府歌辞绝大部分是情歌，多五言四句。
《西洲曲》，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杂曲歌辞”，是南朝乐府歌辞中篇幅最长、艺术最精美的一篇，与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木兰诗》堪称双璧。
4、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鼓吹曲辞）和“杂歌谣辞”、“杂曲歌辞”中。
第十二章 南朝文人诗歌
1、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刘宋时代，元嘉体。
第二阶段从齐初至梁中期，永明体。
第三阶段从梁中期至陈末，宫体。
2、名词解释：元嘉体。
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形成的一种诗风。“元嘉体”之名始见于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用以概括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诗风。它上承西晋，下启永明，是”诗运转关“的准备期。
3、名词解释：元嘉三大家
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三位著名的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并称。谢灵运寄情山水，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开一代风气，标志着山水诗的形成和玄言诗的结束；颜延之长于庙堂应制之作，典雅重拙，逊于谢、鲍；鲍照长于乐府、拟古，笔力雄健，情调慷慨。
4、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一）他创作了为数众多、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山水诗。
（1）改变了山水在诗中的地位，使山水之美成为诗歌的题材。
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主要是玄思的载体，山水本身，并未作为审美的对象出现。
谢灵运写山水，也时涉玄思，但他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来表现，山水是主体。
（2）创造了表现此一题材的基本模式：叙述游览过程或游览缘起——景色描写——感慨或议论。 结构的模式化、描写的未能圆融，是山水诗发展初期阶段的产物。
（3）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风格：鲜丽清新。
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
谢诗“鲜丽清新”风格形成的原因：
①与江南山水有关；
②诗人的精神面貌。谢灵运一生中，除了最后几年外，始终没有丧失他的傲岸之气，能以喜悦的心情领略自然美。
（4）意义：
①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倾向的雏形；
②景物与情思交融，开后来山水诗意境创造之端倪。
（二）诗风的转变：
谢灵运开创了南朝诗歌的一代新风：即从写意到摹象，从启示性到写实性。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
5、鲍照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文人乐府诗大家。
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但在当时被目为“险俗”或“险急”。因为：
所谓“俗”：
①从内容看，他大量写作征夫、思妇以及像他那样在仕途上极不得志的下层士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这些题材与当时另一些文人多写歌功颂德的庙堂诗以及游山玩水、谈玄理、慕神仙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②从形式说，他的许多乐府诗，努力学习民歌刚健清新的风格，很少用典，而且语言华美自然。学习民歌，在当时被视为“俗”。
所谓“险” ：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指能用新奇的想象和独特的语汇创造别开生面的意境。尽管有的批评家不太赞成他的格调，但毕竟在文学史上别开新路，丰富了诗歌创作的技巧。
6、名词解释：永明体。
“永明体”一名最早见于《南齐书·陆厥（音绝）传》，指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诗体，又称新体诗。这种诗把音律声韵与晋宋以来的对偶之风结合起来，注重四声、八病声律之说，增加了诗歌艺术的形式
美，对近体诗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等。
7、四声说正式形成的标志：周颙（衣红切）撰《四声切（音窃）韵》和沈约撰《四声谱》。
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分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
“八病”的具体解释，沈约的原意已不可知。最早的解释见于唐代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 ①平头；②上尾；③蜂腰；④鹤膝；⑤大韵；⑥小韵；⑦旁纽；⑧正纽。
8、名词解释：齐梁体。
南朝齐、梁时代的一种诗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齐梁体”。齐梁诗歌，多讲究声律对偶，绮丽轻艳。永明体、齐梁体内涵相近而各有侧重，永明体强调拘于声病，齐梁体强调内容贫乏，浮艳绮靡。
9、谢朓的贡献：
（1）对山水诗的发展。
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不同于谢灵运山水诗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景物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代表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2）对新体诗的探索。
①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重在诗的声律和语调。在造句遣词方面比谢灵运、鲍照平易流畅而且工致，却失掉了元嘉诗人雄浑的笔力。
②同谢灵运一样，谢朓也是一位善于熔裁警句的好手。他笔下的警句对仗工整，和谐流畅，清新隽（音倦）永，体现了“新体诗”的特点。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 。”似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高雅闲淡而又富于思致。
10、名词解释：宫体诗。
宫体诗由梁代萧纲入主东宫大力提倡而得名。多写宫廷女性，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无寄托。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柔靡缓弱。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在永明体基础上踵事增华，更为精致。代表作家有萧纲、萧绎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徐摛（音吃）、庾肩吾、徐陵等，庾信入北之前也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
11、庾信的“乡关之思”：包含亡国之痛和羁旅之愁两个方面，反映了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这种思想感情，集中体现在《拟咏怀》（27）诗和《哀江南赋》中。
12、陈代文学：
（1）徐陵：徐陵早年在梁，诗风流丽清艳，与萧纲、萧绎诸人相近。徐陵晚年，由于经历了一段艰难和流离的生活，诗风由绮丽转向朴实苍老，虽不如庾信晚年那样雄浑遒劲，也能独具特色。徐陵在陈，号“一代文宗”，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多出其手笔。徐痴之子。
（2）江总：陈宣帝时累迁司徒右长史、太子中庶子、太子詹事等职，与太子（后主陈叔宝）为长夜之饮，后叔宝曾微行至总家，宣帝怒，免官。寻起为司徒左长史。后主即位，除祠部尚书，历吏部尚书、尚书仆射，至德四年为尚书令。史称其为人“宽和温裕”，然不持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音狭。亲近而态度不庄重）客”。
13、南朝总集：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
第十三章 北朝文学
1、北地三才：温子昇（《韩陵山寺碑》，《捣衣诗》）；邢邵；魏收（《魏书》）。
2、北朝三书：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音茄）蓝记》；魏收《魏书》。
3、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祖籍琅琊临沂。约生于普通初（520前后）。九世祖含，从晋元帝南渡。颜氏时习《周礼》、《左传》，之推早承家学。梁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然非所好，还习《周礼》、《左传》。
为萧绎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萧绎遣子方诸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侯景陷郢州，将杀之，赖景行台郎中王则以免，被送建康。景平还江陵。元帝萧绎以之推为散骑侍郎。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克江陵，大将军李显重之，荐往弘农，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东奔北齐，准备由此返梁。忽闻梁将陈霸先废梁自立，南归之望遂绝，不得已而出仕北齐，受到北齐后主高纬赏识。
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文帝开皇中，废太子勇召为学士。约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以后。
颜之推的思想、文化观为儒家正统。这一方面得力于家学，“世善《周礼》、《左传》，之推早传家业”（《北齐书·颜之推传》）；另一方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认为道庄玄学无甚益处，“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同上）。因此，文学风格呈典正、雅致的特征，他自己也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颜氏家训·文章》）没有染上齐梁宫体诗风，维持了门第文化的清纯。 颜之推作《颜氏家训》二十篇，以教训其子弟，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成体系的家训著作，在我国家训史上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风格：辞情典丽。风格：辞情典丽。
第十四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1、名词解释：志怪小说。
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为内容的小说，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干宝及其《搜神记》（志怪小说艺术水平最高）：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约生于西晋太康中，卒于东晋永和年间。祖、父均仕于吴，其本人于晋愍帝建兴初以才器特出为佐著作因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晋室南渡，王导荐任史职，领国史。后因家贫，自请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为司徒，复请为右长史，迁散骑常侍。
干宝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著述丰富，计有《春秋左氏义外传》、《周易注》、《周官注》共数十篇。有《晋纪》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搜神记》原为30卷，今所存20卷本，为明代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
干宝撰写《搜神记》有其主客观原因：
（1）他所生活的时代鬼神迷信风气盛行，文人喜谈神仙，追慕长生；而释氏因果报应、阴间地狱的说教也甚嚣尘上。
（2）干宝本人，不但博学多闻，而且“性好阴阳术数”，相信冥冥之中实有鬼神。 所以，他“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乃是为了“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对“古今神祗灵异”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考先志于载籍”，博采百家群言；广“收遗佚”，即民间口口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记载的传说故事；“采访近世之事”，“访行事于故老”，把当时新发生或是新近才流传的故事也搜罗进来。
《搜神记》主要记载鬼怪神仙之事。细分起来包括以下几类：神仙方术、神灵感应、妖怪灾异、妖梦祯祥、历史传说、物怪变化、各种灵奇之物、各种怪异传说、鬼魂之事、各种精怪之事和各类报应之事 其中文学色彩较浓、思想内容较好的故事，大多集中在第二、五、九、十的四卷中。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1）男女私相爱悦、结合的故事。既有人与人的，也有人与神、人与鬼的。如《父喻》、《紫玉》等。（2）批判暴政的故事。如《三王墓》、《韩凭妻》等。
3、志人小说：杰出代表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名词解释：世说新语。
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门下文人学士编纂的一部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的故事集。所记上起西汉，下迄宋初。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门都记载名人轶事若干则。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第十五章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
1、名词解释：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十卷，五十篇，除最后一篇《序志》是自序外，全书分为总纲、文体论、创作论、杂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四个部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完整体系的建立。
2、名词解释：钟嵘《诗品》。
梁·钟嵘《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论诗专著。全书共三卷，评论自汉迄梁五言诗人一百二十二位，分上中下三品。于历代诗人中最推重曹植，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赞美曹植诗歌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极高水准，实际上也是他评价诗歌的标准和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