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所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由德国著名的经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著的。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最富有生命力的著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主要经典作品。此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对于当时乃至现在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通过阅读，个人想从书中的几点来比较一下中西方宗教之中的差异。
在新教伦理这个方面，书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也是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影响的观念是“天职”观。“天职”观阐释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信条，即摒除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劝勉”，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一观念（“天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教伦理的整个发展。这种教义的结论在我看来可以理解为教徒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活动都是为了要遵从上帝的规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教徒们会致力于从事的每一个活动中，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或行为的成功可以使自己能够获救，能够获得上帝的恩赐与救赎。而从这一点看来，加尔文宗就是很好的延伸和体现。
加尔文宗是整本书中给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教派，它通过类似对天职的诠释让日常活动和每个人的职业劳动披上了具有了崇高的外壳。让人们认为人世间的日常工作是可以荣耀上帝，可以拯救自己的。真是这种合理化使得加尔文宗有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禁欲主义思想，因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自己的“天职”，不可以有任何的浪费与不敬，因此加尔文宗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显得积极向上，同时又进行着自我克制，抵制着一切享乐主义和私欲。加尔文宗是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教派。书中也有类似的语句提到：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形式要么被其他禁欲主义运动所效仿或者作为灵感的源泉，要么被当作它们发展不同原则的参照物。尽管它们的教义基础不同，但总会显现出相似的禁欲主义特质。其实不只是表现在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形式方面，在其他很多方面加尔文宗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重大的。
可以看到，包括加尔文在内新教，主张都是从神出发，神是一切的造物主，而与新教不同，中国宗教关注的中心是人，主张“神人合一”。中国的神人观把生养宇宙的主宰和宇宙万物的价值源泉皆隐晦的内在于宇宙万物的本性之中。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和神人观不强调用独立于自身之外的上帝来启示自己，而是强调用省察克制、修德养心来体悟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彻悟自己是宇宙本源之一部分，强调和提倡从天道引悟出人道的价值观，从而期望从中获得最大的超越性归属感，达到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虽然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诸如儒家的道德价值观、道家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墨家的兼爱功利主义价值观、法家的权势功利主义价值观等等，但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价值观也均未超出以 “天人合一”为基础、以“三纲五常”规范体系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它们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而在西方宗教文化中，新教教义的许多成分促成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为了得到上帝的恩宠和救赎，因此他们需要积累自己的财富，需要辛勤的劳作，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不劳动的人是不可能都到上帝的庇护的。而这正与资本主义的需求相吻合，即大部分民众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传统的只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只求一份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其实无形的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新教的禁欲主义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财富的追求不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得到救赎。因此，教徒们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以此来避免自己奢侈享受。再此条件下形成的勤劳节俭、积累财富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源泉，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这样的新教道德价值核心在文化深层次中维系着西方社会的生活秩序和人际关系，加强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群体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提供了道德保障，但是同时也形成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中西价值观与宗教观的不同。
李约瑟难题说，为何在东西方都发展出了灿烂的文明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数千年里由领先变为落后。通过阅读，我认为本书中的内容便给了我答案，归根结底这与中西方不同宗教对于其社会发展、人民价值观的影响密切相关。然
而新时代的宗教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和调整，以适应世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许未来我们能看到，宗教中唯心的和虚幻的东西将会逐渐被人们抛弃，而宗教中积极的科学的成分仍将为人们所保留和继承，并与社会进步的伦理道德相融合，相信宗教将继续成为推进社会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也许到时倡导佛教、儒学的国家将成为主流发达国家也未必绝无可能罢。
第二篇：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学经典名著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作者生平及学术旨趣
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1864年降生于艾尔福特，不久便举家迁往柏林。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在那里，他几乎加入了所有少爷学生的胡闹，喝得多，玩得多，学得少，并在决斗场上好勇斗狠。服一年兵役以后，他再续学业，1889年在哥廷根完成了论及中世纪贸易交往的博士论文；再过两年，他又呈交了论述罗马地权史若干问题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藉此他正式获得了谋取大学职位的资格，随后他在柏林就任法律讲师。1898年，正当韦伯大学生涯刚刚开始结出硕果之时，他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暂时中断学术研究。实际上，自此后，韦伯已变成了精神紧张症、忧郁症患者。造成他分裂人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双亲在道德观念及性格上的巨大差异。韦伯父亲是个贪图世俗利益、善于经营谋划之人，而其母亲信念执着、仁慈高尚并热衷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从外表上看，韦伯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这两种人格的激烈斗争，加之父亲的突然病故，造成韦伯人格的内在紧张。韦伯阐述的一系列学术主题，如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文明进化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不仅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更激活了韦伯人格中现实与理想，享乐与禁欲等之间的对抗。
1898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不能专心于学术研究，便以旅行自慰。19xx年，他离家远行来到美国。这片新大陆使韦伯获益匪浅，并为美国大都市生活节奏以及那里特有的民主和宪法精神所吸引。自美国归来以后，韦伯重操旧业，很快完成了关于方法和新教伦理的论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他专心写作，成果甚丰，这些研究论文后来结集为《经济与社会》。战争结束后，韦伯进入政界，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尽管他期待并深信自己将成为党的候选人，然而选举会议淘汰了他。这种结果令韦伯沮丧，甚至对他来说是一种反讽。这位在理论层次上对权力结构如此精明的人，一旦进入权力的实际时，便变得有些幼稚了。他独立而倔强的心性不能使他屈就于党派政治的蝇营狗苟之中，甚至使他不能恪守党的路线。这样看来，他的落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9xx年春末，韦伯染肺炎而死，享年56岁。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都有关系。毫无疑问，韦伯的思想极具原创性，但他对前辈大师十分钦慕，他指出，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必须正视马克思的成就。韦伯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中译本，第274页）
韦伯一生的著述卷帙浩繁，涉及社会学方法论、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多种领域。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学思潮有密切关联，他对实证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观主义都有所批判借鉴。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之中去把握社会行动的动机，因此这项事业便注定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从事的事业。例如由于“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原罪”、“赎罪”这类概念作为推动力量参与了行动者的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只有通过这类概念才能说明。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种二级活动，它处理社会行动者自身的理论和概念，而不仅仅处理处于自身状态中的行为。所以，对一种社会行动若要适当地理解，就必须参照更广阔的知识构架。
然而，韦伯并没有把对个体行为及意向的理解看成是社会解释的全部。相反，理解活动必须由其他的调查技术、研究程序来补充，其中包括为实证主义者所钟爱的因果方法、证实方法以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中立立场等，从而形成了极为重要的认识论工具，即理想型概念。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而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和分析范式，是通过把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科层制的解剖以及对统治形式和权力合法性的研究，处处体现了理想型方法。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在韦伯看来，社会与其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通过契约关系或者道德一致，而是通过权力的行使而被聚集在一起。在那些和谐和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从未彻底消失过。天鹅绒的手套里总有一只铁拳。韦伯的统治
类型学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他对统治类型作出三种划分：传统型（traditional）、卡里斯玛型（charismatic）、法理型(legal-rational)。三种统治类型对服从有相应的要求：
统治类型要求服从的基础：传统型服从我，因为我的人民一直这样做。卡里斯玛型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善你们的生活。法理型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在韦伯看来，传统型统治因循守旧，压制创新，卡里斯玛型统治没有常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即便是作为现代社会统治形式的法理型，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法统治”的样板，因为，如果它合法地行事，它便不是统治；如果它进行统治，它便不再合法。
宗教社会学研究是从19xx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始的。这一时期他的智力工作集中于探讨合理资本主义的形成。他认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合理化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xx年和19xx年；韦伯在去世前对之做了重要修订后于19xx年汇成一集，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韦伯提出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论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文化最初在西欧发生？我们知道，韦伯十分重视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作用，因此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理性文化兴起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以外，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也是一个极重要的精神因素。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偏向于规范性的解释。
不过韦伯探讨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有多种类型，其中每一种被假定具有相应的精神。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他大致区分了两类资本主义形态：一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包括通过战争、劫掠、投机冒险、放高利贷以及依靠利润持续积累或凭借特许权而获取财富等多种方式，这种类型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另一种就是合理型资本主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适合于一个有规律的市场，适合于使用簿记来保证严格预测，也适合于采取合法手段对利润进行按部就班的追求。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出现于近代西方。
韦伯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合理资本主义的起源。一开始，他驳斥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所抱有的素朴看法。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获取利润，就注定完蛋。然而韦伯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xx年版，第8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乃是一种持续的、理性的、合法的企业活动。接着，韦伯指出，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中心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而勿宁是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首先，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发展的强烈影响，在根本上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同时，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又在其实际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但韦伯认为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将科学知识技术化，确实曾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然而这种鼓励只是从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其次，韦伯认为，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没有可靠的法律和照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同上，第14页）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行政机关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
问题是，这些理性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利益曾反过来有助于一个在理性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决非独自促成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同上，第15页）韦伯指出这
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要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但是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同上，第15～16页）
韦伯认为，加尔文教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创立中是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它是合理经济活动的思想和实践的激发力量。也就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韦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贯的，有强论点和弱论点之分。弱论点是，新教伦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主动地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做什么，即它没有窒息资本主义理性的渴求精神。由于韦伯的主要倾向是前者，所以本文只陈述强论点。）那么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是如何刺激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呢？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世俗禁欲主义（worldly asceficism）倾向使新教徒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前者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德性修养，后者则专修来世。但新教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即尽可能多地赚钱，并不以物质享乐的欲望为基础，它超越个人的幸福或功利，因而
是完全先验的。也就是说赚钱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种神圣的职业来从事。
尽管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的职业概念中，就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但是在宗教意义上对人们日常的世俗活动和世俗义务进行道德辩护，无疑是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的重要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职业思想，进而由此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同上，第59页）然而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概念依旧是保守和传统的，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神所注定的事，并且认为对权威的服从和对现状的认可乃是德行的标志。
在加尔文教这里，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加尔文教徒被命令在一种天职之中勤勉劳作，却不要求他保守原有的社会地位。这就意味着，加尔文教徒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只要通过日常事务中的成功，就可避免被罚入地狱的命运。在市场上成功，在生意圈中活跃，是成为上帝选民的最有力的保证。
加尔文教的天职概念，以其对为上帝的荣耀而孜孜不倦劳作的强调，使处于最下层的人们充满了一种足以冲破传统观念枷锁的内在动力。劳动头一回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天职来进行。有了一支充满这种精神力量的劳动大军，合理资本主义的前景就一片光明了。代替一个行动迟缓的和无精打彩的劳动阶级，新教伦理为雇主提供了清醒、
谨慎而且特别勤勉的工人。他们由于渴望被拯救，便为了雇主的利益倾出自己的全力，来确立受到神宠的证据。似乎工人生产的和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他们各自完成其天职的标记就越清晰。这就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所作的主要说明。 作品影响分析v
勿容置疑，韦伯的著作对西方社会学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彼得·汉密尔顿所说：“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杜克海姆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神明??”（弗兰克·帕金著《马克斯·韦伯》原编者序言）甚至有人认为，韦伯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与康德在哲学中的地位能够相提并论。因而可以将社会学划分为前韦伯时期和后韦伯时期。自韦伯以来，社会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日益专门化，但每个人似乎都能从他这里找到其所需的东西：方法论学者热衷于他的理想型概念；人文主义社会学家讨论他的解释社会学；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家汲取理性化过程思想；研究政治学的人特别青睐他的科层制概念和统治合法性理论。韦伯将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加以折衷汇合，既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又给英国实证精神应有的尊重。而他关于近代世界理性化过程的分析，开启了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另外，韦伯在探讨合理资本主义起源时，区分了两套独立的环境或先决条件，他不仅注意到经济制度的作用，同时也肯定宗教文化和道德伦理的积极影响，从而使人们提出了经济伦理学这一重要课题。
思考题：
1、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韦伯与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有何不同？
2、你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环境？
推荐阅读书目：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三联书店，19xx年版
2、《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xx年版
3、《马克斯·韦伯》，弗兰克·帕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