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则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等诸方面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国侵略军的进攻。简要的比较一下：
一、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且这些人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
二、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
三、历次战斗中清军的指挥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则徐历来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绩最为出色、伊里布善于处理民族事务、裕谦是主战派中态度最坚决的，杨芳在嘉庆年间镇压起义屡立战功，可算当朝第一名将，差一点的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亲贵中的翘楚。但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惨败。
四、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是在镇江，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最能征惯战的将领。
从这几点来看，清军实力实在无法和英国相抗衡，即使林则徐主持战局，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抛开一些客观因素，战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对于远来的“夷人”，“天朝”知其“船坚炮利”，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一直认为英军不擅陆战，只要一离开军舰就好对付。在战争中，朝廷的政策一直在“剿、抚”之间游移，剿自不必说，所谓“抚”也并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安抚”，也是显示天朝威德的一种形式，是夷人接受了天朝的恩赐而罢兵。在这种不知彼的情况下自然是一
败涂地，其实英军在各地进攻形式也比较单一，经常是利用己方炮火射程远，由军舰在清军炮台射程之外轰击，然后陆军避开炮台的正面攻击，绕到炮台的侧后方登陆(清军大炮均无法转向)，占领至高点居高临下开炮。而清军却从未采取相应措施，仍然在原有的模式下组织防御，并且盲目自信，等敌军轻易攻破防线又仓皇逃窜，厦门、镇海、乍浦等地的战斗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
事实上虽然在多次战斗中清军官兵抵抗到底，英勇不屈，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触即溃，或有主帅带头逃跑。在战斗力上，八旗兵与绿营兵并无区别，在英军损失最大的镇江之役中，守成的八旗兵自主帅海龄以下全军覆没，这可能是因为八旗兵驻防此地已历数代，家小全在一起，无路可退的缘故。而英军由于优势明显，战斗减员很少，在镇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轻敌的缘故。相反，气候、水土、疾疫倒是使他们损失在数百人以上。
再提另一个著名人物——琦善，在几乎任何相关作品中，他都是以卖国贼的形象出现，而书中开头便提到他，并不是为翻案，而是分析实际情况。其实琦善开始就支持禁烟，而且他作为直隶总督，查禁的鸦片数目居全国之首。宣宗道光皇帝命他取代林则徐正因为他是朝中难得的敢于任事的大臣，只是他的前往代表了宣宗在对英方针上由剿至抚的一个转变。他到任之初也是积极备战，只是目睹了实力差距上残酷的现实才改变了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相对明智的作法。他的“卖国”并非出于主观，在当时情况下，换了其他人，甚至林则徐留任也不可能有更圆满的解决方法。但也不能就此认定他是所谓的“外交家”，他只不过是既要尽量完成在不可能实现的圣旨的要求，又要保住广州，更重要的是保住他的官位和性命。以后的一些主持对英事务的官员也大抵如此，来之前信誓旦旦，到任之后才知道皇帝的要求如同天方夜谭，而英军的进攻又难以抵挡，只能四处敷衍、撒谎以保住身家性命。相比之下，后来的奕山、伊里布、耆英等人更加精于此道，而琦善不但被革职拿问，还落了卖国贼的千载骂名。
1842年8月29日，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方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在长江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陆续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附黏善后条款》、《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对于这场本无希望的战争，尽早签约以达到停战的目的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然而当时清王朝的官员对国际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要做到的是如何让皇上批准，蒙混过关，在他们看来，外国公使驻京是最可怕的事情，却不知道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外国军舰在中国港口自由航行等条款才是真正的丧权辱国，其恶劣影响要将近百年才能挽回。
在这场战争中，清朝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但是最根本的错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及时认识到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战后主持过军务的大臣中没有人能够对失败的原因做出真正的思考。包括最可能有所思考的林则徐，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就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西方报纸，可以说他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情况的清朝大吏，但是从他后来的著作中并未看出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只有曾人浙江巡抚的刘韵珂在战争后期对“剿夷”的可能性提出了“十不可”，《南京条约》签订后，对其执行中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十可虑”。然而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幼稚的，并无对中国前途深层次的思考。条约签订后，王朝又恢复了歌舞升平，因交战不力下台的官员大多起复，似乎一切照旧，就连最基本的防御设施上，恢复的炮台也是和原先一样，仍旧根本无法抵御列强的炮火。可以说鸦片战争失败的代价完全是白白付出了。而邻邦日本的国门1850年被美国的大炮轰开后很快吸取了教训，走上了维新之路。
以《天》书作者的看法，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而应当尽快签订和约，再走自强之路。对此我不以为然，且不说日本被西方列强侵略是在中国之后，已有前车之鉴，以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当时官场腐败的习气，深刻的思考战败的原因，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困难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抵抗、牺牲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直接投降的作法从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是不可改变的，我曾想如果当时是圣祖康熙执政，会不会还有如此结果。其实以君主世袭的制度和教育方法，在一个王朝的晚期难以出现康熙这样英明的君主，更何况道光皇帝本身并不是资质最差的皇帝，关键在于腐朽的制度和陋习使他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中国发展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是一个必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似乎也是无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战败后的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走上自强的道路。如今我们在为林则徐被革职而扼腕叹息，为三元里农民抗英而欢呼雀跃，为琦善、伊里布的投降卖国切齿痛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想一想鸦片战争真正应该带给我们的和实际带给我们的启示何在呢。
大学，我初次接触到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它解开了我多年来的疑问：中国就算是制度落后，可是我们人多军队多，为什么就打不赢区区一万多的英国人呢？大家是否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枪炮不如人，但是我们人多，以人多的优势补兵器的劣势。呵呵。下面就是我写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这本书写得非常真实详细，评述也很精彩到位，使我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通过对十三位（道光帝、林则徐、琦善、颜伯焘、伊里布、裕谦、奕山、杨芳、刘韵柯、牛鉴、奕经、耆英、黄恩彤、）的叙述来再现那段历史，更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
依我中学时代所学的那些基本的历史的知识，我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理解就像作者茅海建老师批判的那样，把林则徐当民族英雄、开眼看世界的伟人，把琦善、牛鉴一伙当汉奸、遵循守旧的奸臣。也很天真的想，如果道光帝没有问罪林则徐，而是重用他，或许清政府能打赢那场战争。虽然那时课本也说明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是制度的失败。但我还是很纳闷，为什么长期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爱国勇敢的中华儿女除了三元里老百姓的那次小规模的反抗之外就甘愿于生活在半殖民地本封建的屈辱之下。看完这本书，几乎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首先，我从对林则徐的个人崇拜中醒悟过来，原来林则徐也只不过是当时耳目闭塞、沉溺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一个，他并没有真正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醒悟过来，也只是得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些表面性的救国方案。只不过，他相对于琦善等多了一份爱国忠君，多了一份廉洁正义而已。同时他沉溺于官场的行为，也让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大跌，因为我之前对他的了解也只不过是虎门禁烟然后革职发配新疆而已，并不知道他还复出了，复出了竟然毫无建树。我知道这本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不应该对他有过多的苛求，但心中难免对以前教科书上对他的过度赞扬有些反感。
再次就是对那些反面人物的叙述，也让我对那个时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他们的求和策略是一种明智之举，但是错就错在他们为了保住乌纱帽而欺瞒朝廷，不能让道光帝知道真实的情况，使道光依然沉睡在“天朝”的美梦中，从而使道光做出一道道错误的旨意。我甚至在想如果那些大臣如果能全部据实禀奏，或许清政府能像日本一样来一次维新，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呢。但无论这本书怎么描述那些处在专制制度下大臣的无奈，但他们腐朽丑恶的嘴脸始终是平反不了的。
还有就是对中英当时实力的差距，我也有了新的认知。以前一直以为清政府还是有实力赢得这场战争的，只是太腐败了。但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再开明的政府也是无法打赢这一仗的。以前只知道清政府器不如人，但整体军事实力还是可以的，现在才知道那时的清政府完全就没有抵抗的能力，特别是在军事部署和建制上，就是拿数量跟英军比也没什么优势。清军的军事制度决定了在战时所能动员的军事力量。清军不只是国防军，而且还是消防兵、警察、漕运拉夫、在京师守陵墓、衙差等等，执行很多职能；而且，清军包括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基本是废物，能打仗的只有绿营了；清朝的布防制度又是致命的，它不是像今天一样一个军 区来布防，而是分成很小的单位如城、汛、哨、卡等，最多就百人，最少数人。一旦战争爆发如何集合，如何调动？所以，最后清政府在当时全国能动员起来到东南前线打仗的士兵也不过十万左右，还那么分散有的远在贵州、四川等地，长途奔袭加上战斗力又极差，根本没法跟集中起来的两万英军相比。
再有就是对于道光帝，我倒多了几分同情了，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软弱无能的皇帝，现在看来他并不昏庸，至少他为了保住祖上的基业是尽力了的，只不过他不能知人善用，生活在琦善等人编织的谎言之中，至始至终也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实在是可怜。
但是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没有什么新颖的说法，至始至终还是把败因归结于腐朽的制度，只不过是把这些体现在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上，显得更加生动形象
总之，虽然这本书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和之前教科书上说的差不多，但还是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附：这是我在这本书上最有感触的两个地方
P205：“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丛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一种不幸”
P204：“这里面有两个需要分清的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该抵抗？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答案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
《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读来给人的感觉历史“政治味儿”又或者说“道德味儿”不是那么重。平实真切地记录，还历史以原貌。
《天》中看鸦片战争：
首先，我认为鸦片战争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失败的经历。但是也是中国历史上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没有交流没有合作，进步和发展都是缓慢的，亦或者是停滞的。中国的固步自封，骄傲自大必然要招致一场大的灾难，所以鸦片战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鸦片战争客观上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在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
但是，它依旧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资本主义带有侵略性质的一场战争，是不道德的。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英国的发展又对我们的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和借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英鸦片战争的影响进行研究。
两次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鸦片战争
第二篇：天朝的崩溃
还未翻开它，就已经被那红地白字的封面所震撼，是啊268年的统治，只需区区几年即可颠覆这不是崩溃又是什么？以“天朝”称呼再以“崩溃”为结局，不正应了抬的越高摔的越痛这句话吗？清朝的统治者们以上国自居目无列强、清朝的官员们以上国自喜拥簇腐朽、清朝的臣民以上国自喜甘为人奴。这样的国家其灭可翘足而待矣，一份份的不平等条约就犹如是阎王的催命神符，要你三更死不得留你到五更。清朝那摧枯拉朽般灭亡的速度正应照了崩溃二字！
书在绪论中以琦善为切入口诉述了本书的主旨：假设将历史学家心目中所有的当时可能实现的假设统统摆出来，再探讨一下，如果这些假设实现，是否会改变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
不做历史的宿命论者。因此在读本书时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疑惑”，每每茅先生抛出一个事实时我总会不相信，因为其或多或少于我所学所知有所出入，但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疑惑被解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茅先生的敬佩之情：原来分析一个问题还能用此种方式！也给我树立了对于历史的正确态度：援引书中的话讲就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是啊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如此。
历史时而像位老者：暮暮垂矣，一步步走向其终结的地方。历史又时而像个孩童：活泼烂漫，总是时不时的在学者笔下盖头换面。在变与不变之间显示了其独特的魅力。《天朝的崩溃》通过详细的考据，把过去这些标签还原为一个个分明的细节，使我们有机会跳开所谓的“盖棺定论”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让一个垂暮的老者返老还童重新变为了谦谦少年。
言归正传书中有启发的观点我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清军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腐败，而且对于将财神爷奉为军旗的他们来说腐败已经不可逆转。什么国之大义，什么侠之大者，在清军统领的眼中尚不如筷下的一位珍馐、铺上的一铺暖枕、手里的一双真金白银。当一个朝代的军队腐朽、当一个朝代的军队落后那么打仗岂有不输之理？这个朝代岂有不亡之理？就算武侯再世也是难为无米之炊！
第二，对享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声誉的林则徐，评价并不高。战前他并不了解英国和世界，虎门销烟不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莽撞行动，并直接引发了战争。至于对战事的准备布置，虽然勇气可嘉，但用书中评价：“外行，也仓促，甚至没想到会打仗”。那么，除了对国事的忧心、为政的清廉以外，比当时的其他官吏者，他究竟有多少高明之处？“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 ”，个人人为，林只是当时英雄崇拜的牺牲品，他本人是被夸大了的 第三，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广州反英国人入城事件，包括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其作用和意义都被夸大了，其实不过是普通百姓保卫家园的行动，将其提升到护国的高度显然不妥。而且，并不能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那种强烈的与西方世界势不两立的情绪，至多只是底层级民众的斗争，反而阻碍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第四，至于福建巡抚刘韵珂，在鸦片战争后另辟蹊径的“抗夷”阴招，不仅继续使福建闭关锁国，而且更让我看清“闽人恶习”，简直太可笑、可恶。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却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两人“臭味相投”不失为一幢“美谈“。
第五，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真正使命是现代化！偏离这一主题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清朝并没有振作也没有革新，清朝将士的血白流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在东京湾出现的那4艘“黑船”。 “黑船”事件后，在日本产生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社会，所以“倒慕”成为日本改革的前提。而中国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提出的口号虽然是向西方学习，其主旨却仍然停留在维护皇权的改良主义层面。中国落后于日本则是当然的了。 鸦片战争对中国，不失妙不可言的毒药：没有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还会残喘不知道多长时间，国内的革命者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难道不是吗？现实真是残酷！ 最后还是用书中的一句话结尾：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的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读罢此书，已经临近期末。期间也是断断续续的阅读，未能对所读有个系统的整理，如有理解的之处，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