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行为读书笔记

西方行政学研究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称之为“正统时期”，这一时期的行政学者对行政学研究通常都持有某些共同的信念。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正统的行政学便逐渐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其中批评意见最为彻底的要数认为行政学的正统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并将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引入到行政学研究之中，主张以行政行为研究代替正统行政学研究的行为主义行政学家赫伯特·A·西蒙。

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Watson, J.B.）反对构造学派的观点，创立了行为主义。这一学派认为，构造主义研究人的意识，而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研究意识很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他主张心理学要抛开意识，径直去研究行为。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心理学不应该研究意识，只应该研究行为，把行为与意识完全对立起来。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主张采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而不使用内省法。西方行为主义学派的社会科学家们在学术上所采取的价值中立态度即是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基础的，所以西蒙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反映了行为主义的主张。它在西蒙的行政学方法理论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与他所提出政治（政策）与行政的区分具有密切的关系。西蒙是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基础来区别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

西蒙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中的政治——行政两分法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两者是不可区分的，因为在政治中即包含了价值要素，也包含了事实要素（决策不只是事实命题而已，它固然描述的是未来的事态，这种描述从实际角度严格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决策还具有支配性，因为他们优先选择某一种状态，并且让行为直接向选定的方案的方向努力）；同样，行政过程中也包含了二者（行政人员在具体的行政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些伦理判断的问题）。在西蒙的研究中，西蒙主要是以决策为对象，通过对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的区分以及两者在决策中所占的比重，来区分政治与行政。

1、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在学术研究上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因素是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基本主张。价值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讨论价值问题不是对价值问题本身的讨论，只是区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

社会科学家在传统研究上不重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西蒙则强调了这二者的区别并且在这二者区别的基础上建立其进一步的方法理论。在行政学研究中，西蒙更是以二者的区别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

（1）区分的理论依据：现代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知识理论。

逻辑实证主义

事实命题是关于客观世界中可观察的事物及其运作方式的陈述，价值命题是关于偏好的表达，其区别相当于一般所谓“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或“是然问题”与“应然问题”的区别。事实命题可以证明是真是假，即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实际上存在或发生所陈述的情形；价值命题即宣告某种特定的情形是“应该如此”、是“更好的”或者是“所想望的”，这种命题无客观是非，不能以经验或推理证明其正确性。一个事实命题是否正确，取决于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即基于实证的、客观的真实性；而一个价值命题是否正确，则是基于人的专断，即基于人的主观价值。同时，事实命题不能以任何推理从价值命题中引出，价值命题不能直接从经验（事实）中产生。科学命题都是事实命题，即科学研究以事实问题为对象；而价值问题则是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处理的。

例子：“偶然成为的英雄人物”与“应该成为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应该是英雄人物，即事实命题不能退出价值命题；反之，我们说一个人应该是英雄人物，这是一个价值命题，但在事实中他真的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吗？因此，价值命题也是推不出事实命题的。

在决策的评价中，我们只能评价采取决策的事实判断，而不能评价决策。

比如，按照美国陆军《步兵野战手册》中的一段话：突袭是攻击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无论战役大小都应该力争达到突袭效果。步兵要营造突袭的效果，必须对袭击时间、袭击地点以及兵力部署的情况保密，采取迅捷行动、惑敌战术以及超越陈规的方法。我们把它简单的划分为三个命题：1、要成功的突袭2、成功突袭的必要条件是袭击3、突袭的条件就是不透露袭击的时间地点等等

可知，第一个是价值命题，后两个是事实命题，第三个事实命题是融合了前两个命题得出来的。对于价值命题，也就是要成功突袭这个决策我们无法评价，即我们评价的不是决策本身因为里面有伦理上的内容。但我们能够评价的是决策者采取的决策确实能实现突袭效果的事实判断，也就是后两个事实命题。

（2）实际上的辨别

一、手段与目的的区别，实际辨别中，西蒙是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上来进行考察的。把价值与事实的区别看作目的与手段的区别：手段是事实，目的是价值。

例如，一个人在几种可能的办法中选择一种时，一定要问目的是什么以及哪一种方法最能达到这个目的。这里，目的就是价值问题，无所谓真假；而哪一种手段最能达到这个目的则是事实问题。 某一手段可以用来达到某一目的，而这一目的又可以用来达到另一目的，这时，前一个目的即成为后一个目的的手段，依此类推即成为一个‘手段－目的’链，亦即构成一个“目的层级体系”。

如下图：

在这个层级体系中，每一层级对下一层级都可以作为手段或目的，亦即所有目的皆可以作为手段，所有手段亦皆可以作为目的。所以，手段与目的并无绝对意义，只有相对意义。在这种手段－目的链上，所谓价值，是指最终目的，即所以求达此目的者在此目的本身，此目的不再为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对这个最终目的的抉择便是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前例提到的要成功袭击。而关于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抉择均为“事实判断”，如成功袭击的必要条件是突袭。

通常，人们在作决定时的目的均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中间目的，最终目的可以称之为纯粹价值，中间目的即为中间价值。政府的最终目的（纯粹价值）通常是指公正、社会福利、自由等，这些目的的涵义都不肯定，没有明确的手段－目的关系可言，行政活动不能以这些目的为目的，只能以一些中间目的为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所寻求的都是中间价值。

复杂且关系不清的手段－目的关系网  但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非完全像链条一样环环相扣，二者的关系往往并不十分清楚，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多种目的，同时层级越高，二者的关系越不清楚。实际上，个人与组织都一样，并没有一个单纯的手段－目的层级，而只有一个复杂且关系不清的手段－目的关系网。例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以什么手段达到教育目的，这些显然是无法作出肯定回答的。

以手段—目的区分事实—价值的缺陷：手段－目的的区别与事实－价值的区别并不一致；不能完全辨别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因为在实际情况中，手段与目的不能严格区分，手段也非价值中立。一个人用偷、抢为手段来达到获得金钱的目的，不能不考虑犯罪、判刑的结果，而犯罪、判刑便是在目的之外所产生的有关价值之外的结果。这结果是由偷、抢的手段而来的，即这手段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价值意义的。所以手段－目的的区别与事实－价值的区别并不一致。同理，政府处理违章建筑也不能以放火烧毁作为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组织，做事都不能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

二、可供选择的行为与行为后果来区别事实与价值，就手段－目的的关系来区别价值与事实既然具有这种缺点，于是西蒙便提出“可供选择的行为”、“备选行为”或“备选方案”，“行为后果”或“后果”与价值关系来区别价值与事实。所谓“可供选择的行为”，是指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下个人或组织所可能实施的任何行为，而“行为后果”则是指各种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如前例，“抢钱”就是一种行为，而“获得金钱”则是行为后果之一，因为，除此之外，这种行为的后果还可能包括当场或事后被捕判刑、当场击毙或打伤以及获得金钱或被捕判刑后所发生的种种其他后果。这些后果并不等于价值，它们构成一个中间价值体系，对于各种后果还有一个评价，也就是对中间价值相对权重的评价。人们在决策时到底选择哪一种行为便取决于对这些中间价值的评价。人们都希望决策过程最好细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中间价值体系的扩展和对中间价值相对权重的评价。第二阶段包括根据这个价值体系比较各种可行的行动方案。第一阶段显然要考虑道德和事实两方面因素，第二阶段就只考虑事实问题。

通过上例可以证明政治（决策）中即有价值因素也有事实因素，就说明决策与执行在事实上是一体的，政治与行政过程不可分。政治不可能脱离行政行为，行政也无法仅被视为对一般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比如在决策时除了考虑价值要素，还需要执行人员提供的信息（事实要素），而执行时不仅仅是事实判断，还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由来。

2、利用价值与事实来区分政治、行政

西蒙认为，尽管政治（政策）与行政的区别不能完全等同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别，但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都包含价值与事实两种因素，但在政策问题中价值要素占主要地位，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看制定者的主观价值；在行政问题中，则是事实问题占主导地位。这里涉及的价值主要是社会比较公认的价值，所以，衡量决策的正确性的标准，主要是看客观的事实。总之，价值与事实的区别是划分政治（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之间的分界线的依据。西蒙的这种政策（政治）与行政区分说，在于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性质，从而确定行政学和行政行为的研究对象。

但是，在政治与行政中，西蒙所提出的分离决策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机制，还要确定二者的相对重要性，这样的解决方法是抽象而缺乏操作性的，很难用定性定量的科学方法进行判断。

第二篇：西蒙管理行为读书笔记

读《管理行为》有感

一、摘要

西蒙的决策理论是管理决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组织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为现今人类制定决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在管理理论中处于重要地位。西蒙对管理决策理论所作的贡献是管理决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人们往往称西蒙开创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为现代决策理论，而称西蒙以前的决策理论为古典决策理论。古他的经典著作《管理行为》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划时代”的作品，即是一本对“管理性的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的作品，为此他获得了19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关键词

西蒙 组织 有限理性 决策 管理

三、读书体会

在大体看了下老师推荐的六本书之后最终我决定精读西蒙的《管理行为》作为自己的读书笔记，尽管德鲁克的书我比较熟悉读过他的《旁观者》、《德鲁克日记》等著作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为了挑战自己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熟悉的德鲁克选择自己敬仰佩服的西蒙，去读《管理行为》也是为了弥补自己一直没有阅读西蒙这位大师著作的一个遗憾。我知道西蒙的科学成就远超过他所教的任何一门学科——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西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蒙的博学足以让世人折服，他获得过9个博士头衔，并在19xx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xx年以泰罗经典著作《科学管理理论》的问世为标志，西方文明中诞生了科学的管理理论。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管理理论得到了迅猛发展，形成了古典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然而，在管理理论众多的探索者中，有幸享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人只有《管理行为》一书的作者西蒙。一本管理学的书怎么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这是我拿到《管理行为》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疑问，在反复阅读本书之后我觉得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以及他的整个理论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以“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这个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西蒙的《管理行为》正是要解决理性的定义问题。为界定理性的概念，西蒙在该章中阐述了决策制定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手段目的、备选方案与后果、价值与可能性。首先，作者构建了手段目的链的分析图示，指出了组织的手段目的层级系统的特征。组织的目的结构是层级式的：整个层次系统的每一层次，都可视为下一层次的目的和上一层次的手段。目的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化 １

的。但有了这个层级系统，就可以获得行为的整合，进而区分每一层次的目的与手段以及用于评价一系列行为的每一部分的综合价值尺度（最终目标）。“理性的决策，总是要求我们用方案所欲实现的目标去对比各个备选方案。”然而手段目的图示也存在着缺陷，为此作者又构建了备选行为的可能性和后果这一术语用来描述决策。决策任务包含三个步骤：列出全部备选策略；确定其中每一策略的后果；对这些后果进行对比性评价。确定后果中的优先者的过程就是用一定的价值指标去评价去衡量备选方案的过程。这里第三个要素“价值与可能性”成为关键的因素。至此，三个要素都已具备，作者提出了理性的概念。“粗略地讲，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西蒙提出的理性的内涵，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完全理性，使人们对决策理性有了新的认识。在财经类院校每个人都学过经济学，那么都知道都知道对理性人的假设条件是经济解释的前提，只有一个人是理性人我们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他的行为，而对有限理性人的定义西蒙给出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就凭对有限理性人的这一合理定义就足以使他获得诺奖了。

上课被我们经济学老师反复灌输的被视为“科学”的微观经济学，就其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来看，既是一种选择理论也是一种决策理论，我认为西蒙在《管理行为》中的研究指向与其一致。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的理性与‘最大化原则”，而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却是“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两者在基本命题上是不一致的。自微观经济学确立伊始，它便把人类的行为抽象为经济人的行为，并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市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各厂商只要保证他的企业成本不高于其产品卖价，就可以继续增加生产，直至边际成本等于零为止，这时企业就获得了最大利润，在市场处于完全由一家厂商所控制的完全垄断条件下，或市场介乎于完全竟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增加生产时，只要价格的适当降低足以保证其产品顺利地推销出去，企业也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初谷宏伟老师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个假设前提给我们列举的有趣问题。这里不难看出经济学“经济人”模式适用中的一种假设:决策时，经济人面前已经具备可供选择的全部措施或方案，厂商只要从各种不同的价格—产量组合中，选择一种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组合即MR=MP，即可实现其最大利润，这显然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最大期望。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要对管理行为作出有益的指导首先必须是可行的，西蒙从心理学的相互作用原理出发，把人作为一个行为系统，那么他的行为的复杂性大部分是他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的反映。在西蒙看来，经济学中经济人决策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为这种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其规定了两个苛刻的适用条件。(1)只有在确定情况下，即：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2)在决策时，必须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或“措 ２

施”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事实上，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个人素质的局限，包括价值观、经验技能、知识深度、对决策目标的了解程度以及信息的沟通、资料的完备程度，甚至个人偏好的影响。因此、“管理决策的正确性具有相对的意义”。由此西蒙得出结论:完全的理性决策导致决策者寻求最佳措施，为此必须设置一套衡量所有备选。在此有回想起大一所读的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一书中关于理性人的理解，在五常先生看来经济学的本质不是用来指导世界而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这点和啥缪尔森的关于经济学的根本本质是用来指导社会实践的观点相悖），因此必须建立完备的逻辑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视乎完全理性又有其合理性，在此又不得不又回想起看投资大鳄索罗斯先生写的《金融炼金术》中对经济学的鄙视，作为一个曾经优秀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认为经济学就是利用逻辑骗人的行为，为达到这个目的建立起了高深莫测的逻辑体系，他举例自己20年的投资经历就推论了被经济学家们视为科学的“随机漫步主义”在深受波普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反身性理论”。提到关于理性人的定义回想的有点多，回到关于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

西蒙的组织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是其研究决策制定过程的两个基础理论，组织理论主要描述决策制定过程的客观环境，‘有限理性’理论主要探讨决策主体的主观条件，二者各有各的任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二者又是紧密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一方面，组织环境影响人类理性的发挥。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中，几乎没有一项决策是一个人制定出来的。决策的组成部分的内容都是从参与其前提形成的很多人那里经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传递而来的。因此，个人将被授予多大的权限，组织将对个人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为决策制定过程的中心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决定组织结构的设置。而组织设计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确定每一种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这些‘分权’的程度和‘影响’的程度有直接决定着人类理性的发挥程度。个人理性发挥的程度对组织决策的合理化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构建这样的组织，使它能够做到那些对个人来说是理性的决策对组织来说也是理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分解组织，是指专业化。组织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给其参加人员提供一个能够有效发挥其理性的决策环境。

西蒙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决策，而决策的过程是一个选择过程。决策包含两个因素：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这连个因素包含于所有的具体的决策中。这一特点决定了，决策是对实现特定目标而言的，管理的任务要关注的是特定目标下的决策。

组织中的决策不是孤立的决策，而是某一个组织成员的输出另一组织成员的输入；决策是由各种关系所组成的有条理的系统。“决策”的系统可以将组织工作联系起来。由归纳实践而得的“决策”的定义——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大量（实际）可能的备选行动方案；一 ３

个人可能选取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通过某种过程，这些大量的备选方案，被缩减为实际采用的一个方案。但是由于组织中决策者的知识、时间及群体因素的制约，使得组织在决策的过程中，不可能对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进行可行性审核，从而使得每一个决策过程都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过程，即在组织当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条件下达到“效率原则”。同时，由于限制理性的三个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得人们的决策需要尽量地理性。故而要求人们从学习、记忆、习惯的养成、接受外界积极地刺激、行为整合五个方面改进时间、知识、群体三个静态范畴所带来的决策理性不足，来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质量，从而最大可能的达到“效率原则”。

之所有要强调决策的后果，追求有限理性的最大化，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组织决策遵守“效率原则”，组织才能使得组织中的个人贡献大于组织提供给个人的“诱因”

“效率原则”的要求加之决策外部环境限制带来的“有限理性”，使得组织需要对决策过程进行管理。而经过上述的描述，说明对决策过程的管理将最终需要落实到：管理型组织的结构、管理型组织的职能安排、管理型组织的协调、管理型组织的诱因及基于管理型组织诱因层面对于人们心里因素的调整。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管理的必要性及管理的可能性，管理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这一命题使《管理行为》一书的写作有了巨大的意义。

四、总结

本书对于管理的理论真的非常丰富，我只是选了其中的一些，特别是结合我前段时间看的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来谈了自己微薄的观点，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又让我回想起了很多大一大二学习经济学和自己看课外书的一些场景在有些地方扯的有点远有些偏题，本书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继续去学习和研究。不过真的很感谢这本书，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让我知道了“管理就是决策”的意义，让我受益匪浅，最后也感谢刘老师的这节课让我在浮华的校园中能静下心来读几本书，让我收获了这么多。向大师们致敬!

五、参考文献

[1]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赖文燕,蔡国栋.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2010

[3] 方齐云.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N·A·西蒙满意决策论评,1994

[4] 李秀华.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西蒙决策理论的实践价值],2009

[5] 吴全胜,马敏.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综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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