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一、
导言：
文学史上研究一位作家，通常先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这样就可以将作家放置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加以评述，避免用现时代的标准来对古人求全责备。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出自《孟子》一书。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说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由此可知研究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是与古人交友的方法与途径。
（补孟子知人论世说，原文如下：
《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一个乡村的、国都的、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一个乡村、国都、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我们截取最后一段，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的需要，断章取义罢了。孟子这段论述交朋友的言论，我想可以这样阐释：首先自己应是一个值得别人交的朋友，这个值得的标准是优秀，即所谓善士；其次，应与天下间优秀的人物交朋友；最后，与天下优秀的人交朋友你还觉得不够，就与古之圣贤交朋友。也就是说先与现实中的人物交朋友，再与历史中的人物交朋友。做到第一点需要修身，第二个层次恐怕少有人做到，能与世间风云人物之一二交友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如今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若从事古代文学专业，就须尽快步入第三个层次，与古人交朋友。事实上我们大都达不到与古人交友的层次，这不是说古人比今人高明，我们现代人不够资格与古人交友，而是古今之间认知尚且困难，理解就更不易了。不理解就谈不上知心，不知心当然就算不得好友了。与古人交友是寂寞孤独的，老子说：“子（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钻故纸堆去找朋友，只能是单向交流，他讲你听，任你赞叹或批评，他在九泉之下也无法给你回应。不甘寂寞的人不可能与古人为友。孤独寂寞毕竟不是生命的健康状态，为了摆脱孤独的命运，出路只有一条，与研究古人的人做朋友，孤独的人因为共同的工作或事业走到一起。所以我的观点是学古代文学的学生除了多读经典，也应以文会友，多交现实的朋友，借以冲淡身上的酸腐气。）
我们既然研究《史记》，那么司马迁的生平及其时代的研究也应在必然之列。借此我们想获得一点对司马迁的认知，这是我们理解《史记》的基石。
1、司马迁的家族谱系及生平事迹
1 司马迁研究
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我们从其家族谱系的研究开始，因为自古成名作家往往家学渊源深厚，家族传统对其影响深远。
研究司马迁家族谱系及生平，其可靠的资料很少，主要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要读懂《太史公自序》就必须参考“三家注”，即宋（此宋非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建立的赵宋，而是刘裕经过“金戈铁马”建立的刘宋，即南朝宋、齐、梁、陈的那个宋，说起刘裕，辛弃疾有首词提到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小名寄奴；金戈，青铜戈；铁马，披着铁甲的马。刘裕出生时亲娘就死了，家里人连自己都养不活，何况一个孩子，于是准备弃婴，他的姨娘闻讯赶来把他抱回家抚养，从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名寄奴。长大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参了军，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作了将军。他没有受过教育，少受陈见的束缚，有胆略见识，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他靠军功，靠北伐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推翻东晋没落王朝，入主宫廷。）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迁传》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太史公自序》，增加了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报任安书》，其中提及了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很多人都以为司马迁受宫刑，定然是无后了，其实他有一个女儿，受宫刑是在他结婚生子之后。
司马迁在自序中将其家族谱系追溯到颛顼时期。虽不一定可靠，但也有必要一提。在五帝（三皇：伏羲氏作八卦，燧人氏砖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易大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一的颛顼时代，重为天官，观星象，黎为地官，看风水。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之后，重黎二氏合一，司马氏就是重黎氏中的一支，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朝的历史，虽为史官，但仍具老祖宗的遗传，占卜星历样样精通。周朝衰微，有识之士纷纷出逃，如老子见周室大厦将倾，遂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司马氏这一族人也走了，跑到晋国之后，家族成员分散，有的去了卫国，有的去了赵国，有的去了秦国。用句俗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树倒猢狲散。历史上将这种文化人离开周王室奔向诸侯国的现象称为文化下移。文化下移带来了士阶层（即知识分子）的崛起。
选择的方向不同，前途自然各异。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故卫国的一支有人爬到了丞相的位置。跑到其他两个国家的司马氏成员都转了专业，在赵国的一支弃文从武，学习剑术，以剑道显名；在秦国的一支投笔从戎，作了将军。那个作了将军的司马氏成员名叫司马错。这个司马错想来口才智慧还算不错，曾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狮”的张仪在秦廷辩论，张仪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主张伐韩以威胁周天子，“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 2
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张伐蜀以加强国内的经济基础，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且攻韩，劫周天子，会刺激东方大国的注意，只有伐蜀能得实利，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可谓眼光长远。秦惠王听取了司马错的意见，并让他带兵拿下了蜀地（四川成都）。司马错的儿子史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靳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在秦赵长平之战时，跟着白起坑杀了赵军降卒四十五万人。本来可趁长平之战的胜利，一鼓作气，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城，但当时身为丞相的应侯范睢恐白起的功劳太大，自己的地位不保，遂以士卒疲敝为由建议秦昭王将白起召回。白起被迫班师回朝之后，心里很不爽，以后每次出征，他都称病不行，之后秦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秦昭王又请他出征，他还是不肯为将，太不给秦昭王面子了，秦昭王一生气，就将他处死了。可能司马靳是白起手下得力的将领，是忠心的追随者，也就一同被处死。司马靳的儿子史籍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主管铁的官，应该是个肥缺，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垄断行业的官员自然是生活无忧的了。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毋怿，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汉市长就是汉市这个地方的地方长官，估计与我们现在的镇长同级。司马毋怿的儿子司马喜为五大夫，五表示爵位等级，是大夫中较低的等级。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从司马谈这一代开始，又干起了老本行，做回了史官，成为汉朝的太史令。
在司马谈未入长安做太史令之前，他们一家人都在乡下以农为业，过着农耕放牧的生活。司马迁自己说：“十岁诵古文。”恐怕就是十岁跟随父亲到了京师（长安），随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最热闹的时代，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大获全胜；张骞奉命通西域；立乐府，由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大音乐家李延年制谱并演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陶潜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司马迁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旅行的路线已无可考，大致经过以下几个地方：
湖南长沙：屈原自沉汨罗江；贾谊不得意抑郁而死。
九嶷山，虞舜屠龙力竭而死之后所葬之地
浙江会稽山，即会计，传说夏禹曾在此山会集诸侯记功封爵，因此得名，是禹所葬之地。山上有一洞穴，传说夏禹曾进去过，因此称为禹穴。会稽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的都城。
姑苏山（苏州市）
山东曲阜，孔里，孔庙
薛（山东滕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 3
致天下豪杰侠客，有六万多胡人家迁居薛城，遂形成豪强风气。
江苏徐州（彭城），楚霸王项羽的 。彭城西北沛郡是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是萧何与刘邦的家乡；沛郡的靳县，是陈涉、吴广起义的地方。
河南开封（魏大梁），魏公子信陵君礼遇夷门（大梁城东门的名字）看守老人侯嬴，老人献窃符救赵之计。
司马迁旅游回来之后，进入仕途，做了郎中（皇帝侍从），多次陪着汉武帝巡视郡县和祭祀五帝。南越王赵它的丞相吕嘉弑王反叛，汉武帝令路博德领军讨伐。不久夜郎、邛、笮、滇等国先后归顺汉朝，等这些地区局势稳定之后，汉武帝就派专人视察和安抚，《自序》“奉使郄正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可能这时司马迁已得武帝信任。
在司马迁出使期间，武帝决定封禅。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和梁父（泰山下的小山）祭祀天地，“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并标明自己是上天之子，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秦始皇也曾去泰山封禅，很不巧的是那天遇到暴风雨，弄得很狼狈，嬴政在松树下躲雨，因遮雨之功，遂封松树为“五大夫”。儒生听说秦始皇遇到风雨，都暗暗讥笑他，认为他没有多大功德，不配举行这种大典。其实，哪里跟什么功德相关，只因秦始皇出门之前没有看天气预报。
汉武帝封禅，司马谈本是跟着的，但他在途中竟然病倒了，只好留在洛阳治病，没法参与那笼中的盛典，遗憾非常，他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恰逢司马迁出使归来，得知父亲重病，赶到洛阳。司马迁知命不久矣，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之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想接过老祖宗手中的接力棒，但他现在已没有力气跑下去了，只有把这根棒子交给儿子，怕儿子不重视，以孝的名义给儿子以压力，“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言外之意是说，我就快不行了，侍奉我就不必了，事不事君我不管，但一定得立身扬名，接过我的事业，把这本史书写完。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向孔子学习，自孔子绝笔之后，再也没有人写史了，这正是你完成伟业，成为第二个孔子，扬名立身的好机会。司马迁流着眼泪应承父亲的嘱托：“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我虽然不聪明，也定要试一试，不辜负您的教诲和期望。
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便赶到泰山向武帝复命，同时参加了封禅大典。这次封禅是在公元前110年（即武帝元封元年）举行，武帝因此特地把年号改为“元 4
封”，表示“是岁始建汉家之封”（《自序》）。封禅完毕之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向匈奴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十八万骑兵。武帝听信方士的话，想求见所谓蓬莱神仙，以求长生不老，便继续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后来跑遍名山大川，还出过海，也没能遇到神仙，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甘泉宫。不过在此之间，他也做了件好事。早在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河南濮阳）决了口，泛滥成灾，当时武帝曾命汲黯、郑当时征发犯人去堵塞决口，可武安侯田蚡却认为：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觉得他说得对，做事不能违反天意，便改变主意，中止了塞河工程。这次巡祭山川，总算想起了这未完工的塞河工程。他派汲仁征发兵卒数万人去恢复塞河工程，自己随后亲自视察，并令文武百官负薪塞河。塞河工程的艰巨场面感动了汉武帝，作了两首悲凉的楚歌，感叹“河伯不仁，泛滥不止”，默祷“宣房塞兮万福来”。事后，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兴建了宣房宫，以示纪念。司马迁扈从武帝，亦亲临其地，感到水利对于民生的重要，遂作《河渠书》。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父亲的三年之丧过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应劭《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的事情，同时兼管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在汉代统治者眼里，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与算命卜卦的巫师相近，可见身份地位低下。尽管如此，历代的史官并不因此感到卑微，他们往往为人正直，不屈服于权势，为记载天下大事的职责而自豪。
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收集资料，为写《史记》做准备，他感觉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自序》）周公与孔子之间，孔子与司马迁之间是否真的相继隔了五百年，恐怕未必，不必细究，这句话也就是个心理暗示：轮到我了！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神圣化，找到完成这一艰巨事业的精神支柱。
写《史记》是其一辈子的事业，但不是他的职业，他既然领受俸禄，自然还得去执行自己职分以内的事。古代统治者相信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原理，附会帝王的更迭和朝代的兴替。秦人认为自己承应水德，所以采用《颛顼历》，因为颛顼以水德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土克水，汉灭秦，自然汉朝承应土德，《颛顼历》不再适应新兴的汉帝国。武帝既已完成封禅大典，表明汉家已经名正言顺地统治了天下，这就要求用新的一套典章制度去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历成为改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 5
改历的工作由司马迁、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共同担负，公元前104年，新历制成，朝廷宣布改历，此历法名《太初历》，即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夏历。和因封禅而改元一样，武帝又把年号元封改为太初。
过了五年安静著书的日子之后，第六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的人生发生转折。这一年李陵带兵与匈奴战，兵败投降匈奴，未能自杀殉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受牢狱之灾。一年后，被判诬上，定为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赎罪，或者改受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为了完成他的著作，他毅然接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司马迁四十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虽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但却是宦官。公元前93年，他给朋友任安写了一封回信——《报任安书》，申明自己隐忍苟活是为了发愤著书。
关于发愤著书，司马迁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些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
1、《史记·鲁仲连列传》：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羑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
西伯侯姬昌是纣王手下的一名高官，后因武王伐纣成功才被追封为文王。文王因与纣王审美观不同而被拘留。据鲁仲连所说，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手下地位极尊的大臣，九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是一个温柔贤惠的美女，九侯为讨主子欢心就把女儿献给纣王作妃子，没想到纣王不但不领情，反觉得姑娘不中他的意，心里很不爽，大约那姑娘在纣王眼里是个木头型的冷美人，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纣王喜欢的是妲己那种狐媚型的娇艳女子。纣王心中不称意，就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出气，鄂侯为九侯争辩，说九侯是一片忠心，无意触怒大王。纣王迁怒于人，把鄂侯做成了人肉干。文王不敢强辩，只微微叹了口气，纣王不好因叹口气就杀掉重臣，只好关他的禁闭。“羑”通“牖”，即今河南省汤阴县以北的牖城。坐牢无事，正好读书，文王研究起八卦图，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 6
（记忆卦画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艮覆碗，兑上缺）
为表示复杂的客观世界，八种符号远远不够，文王就将符号按上下位置排列组合得六十四卦。
2、《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游历于陈国、蔡国之间，楚王听说孔子是个贤人，就派人去迎接他，陈、蔡两国的执政大夫心里就犯了嘀咕，心想：楚国是邻近的大国，孔子一旦为楚国所用，我们这些小国的执政大夫就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执政观念和方法与孔子的想法不和，他得势之后，肯定会拿咱开刀，于是相约发兵围住孔子师徒一行人，不让他们到楚国去。后来子贡溜了出来，找到楚昭王，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孔子才逃过一劫。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一的叔孙氏手底下的一个小兵捕获了一只麒麟（龙、凤、龟、麟，四大神兽），麒麟，圣兽，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乱世而现，其命恐不久。孔子见麟而叹，自己的命运就像这只麒麟。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如蝼蚁般死去，“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共242年。
孔子为何而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仲舒：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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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得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jiā，融洽）。
次，排列，加工，整理，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较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声明。
3、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也有人认为楚怀王的儿子楚倾襄王放逐屈原于湖南长沙而后作离骚。
4、《论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将左丘明放在前面，借以自重，看来左丘明应是比孔子年纪大些的长者，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孔子活了73岁，左丘明恐怕比他要长寿，因为据《十二诸侯年表》在孔子死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5、同学之间的倾轧。孙膑与庞涓都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他们还有两个同学：苏秦、张仪，学得是游说（外交，又名国际关系）。苏秦、张仪，一个合纵，一个连横，事业不同，却也能相互帮助，苏秦先富贵，资助张仪游说秦王，张仪在秦国立足后，发誓只要苏秦在一天，就不会破坏他的合纵事业。孙膑与庞涓两个人就不同了，庞涓先在魏国得意，荣升大将军，怕孙膑出山后，自己那点能耐敌不过孙膑，地位名誉不保，遂先下手为强，把孙膑招来，借魏王之手将孙膑两脚砍掉（膑刑），还在他脸上刻字（黥刑），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后来齐国的使者来魏都大梁访问，孙膑抓住机会跟齐使见面，齐使慧眼识英才，把他偷运到齐国，齐威王拜孙膑为军师，后来在齐魏交兵时，用减灶法诱敌深入，大败庞涓于马陵。
6、吕不韦为秦相时，学习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的养士遗风，养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文，集食客所著文成《吕氏春秋》。书成，悬之咸阳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辄与之。
后因嫪毐后宫淫乱之事而受牵连，同时嬴政为掌大权，遂让吕不韦归其封国。
7、韩非口吃但擅文章，见韩之削弱，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孤愤》、《五蠹》之书传至秦，秦王见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囚秦乃因同学李斯（同师从荀子），李斯忌贤害能，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理阐明韩非为韩国王室后裔，必不肯尽心为秦国办事，人才不为己用，就得杀掉以除后患。于是秦始皇将韩非囚禁，李斯乘机毒杀。其实早在《谏逐客书》中，李斯就批驳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现在他却拿以前批判过的 8
观点来害人，可见为了名利，人可以随时改变立场。
8、《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爱情诗，圣贤发愤为作的也有，如表现亡国之叹的《黍离》。
司马迁整段话比物连类，不顾其实，书愤而已。
司马迁具体卒于何年，因何而死，史书典籍均无明确记载，至今尚无定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序其生平事迹，但他不能预测自己何时死，因何而死，更不可能记录。《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本应该记载司马迁之死的，却没有记载。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亦未尝注明。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中说：“（迁）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他判断司马迁死在武帝末至昭帝初这段时期之内，但未说怎么死的。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认为司马迁死于汉武帝统治末期，约在后元二年前后，也未说怎么死的。司马迁卒年已不可确考，“与武帝相终始”，几已成定论，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其死因却尚可争论。
郭沫若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中说：“似乎司马迁之死，有点不明不白??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第二年郭沫若先生在《关于司马迁之死》一文中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度下狱而死，对“不自然的骤死”作了解释。郭沫若先生主要根据两条材料：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篇末，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其二，葛洪在《西经杂记》卷六说：
（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葛洪所论基本与卫宏所述一致。同样的材料还被陈寿引用到《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王朗之子王肃与魏明帝曹叡问对，曹叡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对曰：“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以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卫宏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应该高一点，葛洪与陈寿都是晋代人，他们的记述很可能就是根据卫宏的言论。
“有怨言，下狱死”，是因果句，“有怨言”是因，“下狱死”是果，司马迁果真是因有怨言而下狱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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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史记》（那时司马迁自名曰《太史公书》），就让他把已完成的部分拿给自己看，想先睹为快，看过之后，对司马迁的“实话实说”很生气，便将他自己的本纪和他父亲景帝的本纪都削去了。本想治司马迁的罪，但恐授人以柄，落下个心胸狭窄的名声。后来逮着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辩护的机会，找了个大不敬、污蔑君上的理由，将司马迁下狱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去赎罪，或者去受腐刑（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俸禄才每年六百石，拿不出巨款来给自己赎身，又得不到朋友的救助，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可以活命的方法，自请受宫刑。在狱中幽囚了四年之后，于公元前96年出狱。
《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至少文章写得好，《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文章才情与当时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并列，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武帝觉得挫了司马迁的锐气，今后使用起来肯定顺手，且司马迁比一般的后宫宦官强多了，于是就提拔司马迁做了宦官之中的高级官员——中书令。中书令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据卫宏《汉旧仪》说：“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大唐六典》卷九引）其职务是将皇帝的诏令下达至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帝，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皇帝身边做事就是近臣，沾着帝王的光，且俸禄一千石，相对于坐冷板凳看书写书的六百石太史令，说“尊宠任职”并不为过。但司马迁心里很痛苦，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写《史记》成为司马迁唯一活着的精神支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牢记祸从口出的深刻教训，定然不会再在武帝面前评论是非了，他需要安全地将《史记》写完，在未完成之前，他不当有怨言。《史记》于何时完成的呢？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续补也。”李广利帅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是在公元前90年（即武帝征和三年）。据此，可能司马迁就在这一年作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末尾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把《史记》一书的目录篇数字数都总结了出来，那么可能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史记》。在此期间，他给朋友任安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征和二年写的，信里说自己已没有资格，也不想再“推贤荐士”，为别人说好话了，虽然对于自己的受刑有牢骚和抱怨，但他第二年还活得好好的，证明武帝并未将他怎样。从受刑到写完《史记》，司 10
马迁隐忍了约九年时间，没有必要九年后突然愤愤不平，抱怨不断，引起汉武帝的注意，而再次下狱受刑。即使是因为巨著完成，心里已然毫无顾忌，突然大胆起来，也不至于故意口出怨言，在武帝面前自寻死路，要知道，即使你著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武帝也可以找出来，随时将其毕生心血付之一炬的。司马迁没有必要开罪汉武帝，这一点，他心里应当是清楚的，即使是因为伟业完成，也不至于狂悖。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卫宏的话不足信，他说：“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观卫宏所言，“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三个短句连接紧密，节奏紧凑，其间隔时间定不太长，依王鸣盛考证，司马迁下蚕室受宫刑至卒于昭帝初，期间约隔十余年，卫宏的话自然就与情理不合。
郭沫若先生又根据桓宽《盐铁论·周秦》中的有关论述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次下狱死，其记载如下：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仪，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文中所谓“今”，指距离盐铁会议召开的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很近的年代。当时有的人下蚕室成为太监之后为皇帝所用，做皇帝的跟班，俸禄丰厚，地位显耀，与司马迁经历类似，郭沫若先生疑心这有的人就是暗指司马迁。司马迁受宫刑后做了中书令，官阶很高，可谓“载卿相之列”，“就刀锯”很像是指司马迁再次下狱死。当时做了太监而后为人主所用，身以尊荣的人，何止司马迁一人，且所谓“就刀锯”不一定就是指死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刀锯”指的是宫刑。仔细分析《盐铁论》中的这段文字，“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应当这样理解：所以有的人靠做太监爬到与卿相等列的位置，他们因此而受到宫刑的痛苦是得不到君子的理解和同情的。“不见闵”的原因早已由上句——“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交待清楚。更何况司马迁不是“无行”、“贪利”之人，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可谓尽职尽责；他“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报任安书》），可谓正直敢言。如果说他贪，也不过是贪名而已，而非贪利，他重名，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太史公自序》）。桓宽是有识见的学者，虽瞧不起太监，也不至于污蔑司马迁。
朱似愚在《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一文中较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他说：“卫宏的话，正是郭沫若先生所谓‘不自然的骤死’的一个有力 11
的证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司马迁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之祸而死，则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帝所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汉书·车千秋传》）之无辜牺牲者了。”因巫蛊之祸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司马迁见及巫蛊案，《史记》中有不少证据，如《田叔列传》：“田仁主闭守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那么司马迁是因巫蛊案受牵连而死的吗？武帝只是说“流及士大夫”，司马迁当时已不在士人君子之林，不可能受祸。司马迁说：“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报任安书》），曾为太史令，太史令在下大夫之列，而今他已是太监，早不在大夫之列了。又说：“乃欲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报任安书》）”证明他与士人君子不再是同类。一个不再“论列是非”的人，一般不会再受牵连。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说：“以他（司马迁）的倔强，自杀很有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史记》的创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笔者亦疑心他是自杀的，他将全部的激情与热血都熔铸在《史记》里，《史记》成书之后，他不用再含辱忍垢、隐忍苟活了，面带微笑、含泪而死，当是他人生的结局。面带微笑是因为他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算是对父亲有交待了，且以他的才气和呕心沥血的努力，《史记》定然会盛传于世，“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应该是做得到的。眼中含泪是因为可遗憾的事情太多，自己受了宫刑，有辱祖先，断了司马家族的香火，无颜见黄泉之中的父母先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只能在孤独中离开人世，太凄凉。
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寂寞在，他不止是愤懑，也有同情与热爱在。他羡慕管鲍之交，憎恨“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孟尝君列传》）的世态人情；他同情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称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每观其文，“悲其志”，“未尝不垂涕”；他爱奇，尤爱人中之奇（杨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项羽、李广都是才气过人，有着英雄的魄力与豪情，这样快意的英雄竟都是自刎而死。这些人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屈原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司马迁“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报任安书》）；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早已嫁给了后来官至丞相的扬敞；在下狱遭刑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恐怕这之后连一个说话的朋友也不再有。只有写《史记》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可以借历史人物抒情，在历史里宣泄他的爱恨情仇。《史记》完成之后，他连这块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失去了，失去了自语的平台，连同多年来的坚忍，终于可以轻松了，紧张过度的神经也就突然间断裂了。
桓宽在《盐铁论·周秦》中说：“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 12
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受过宫刑的人在士人君子眼中就不再是人了，人人以之为耻，遇见宦官，这些君子恐怕会以白眼相待。司马迁本欲“列于君子之林”（《报任安书》），但他却为君子所不耻了。司马迁崇拜孔子，他继《春秋》而作《史记》，对孔子是“心向往之”，入孔庙则“只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然而“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报任安书》），连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也以太监为耻，怎么不能让他伤痛欲绝。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司马迁著成《史记》，应堪与泰山比重了，他不能再受辱，选择自杀是心中苦痛的文人比较有尊严的维护人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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