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氛围与“种族”“民族”话语

——辛亥革命与民族身份

周竞红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一些词汇所表达的内容日益丰富。“革命”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革中曾经是一个流行词汇，与这一词汇的流行相伴随的是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王朝中国漫长历史上首次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在这一话语之中“五方之民”民族身份的分化则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变迁过程，革命氛围也第一次与种族民族话语紧密地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的氛围中形成火药味极浓的种族民族话语

在王朝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过程中，族类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夏大防”和“华夷一体”等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交互作用，推动以中原政治为中心的族类群体分化、整合、繁荣发展。在不同的王朝，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的称谓，但是并没有严格的统一称谓，或者说与其他族类共同体并非界线分明。这一群体规模本身的扩展并非仅仅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不是基于全面的开疆拓土，而是不断与就近的周边族体发生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和人口自然增长共同成就了这一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王朝末年的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西方人，从传教士至商人，以至于外交官等不同身份的人，来到王朝末年的中国后，开始用西方人的观念、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中关于民族身份的确认，事实上也始于此。一如马克思在《共 产 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本主义锋芒东进以来，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依赖中变迁，社会观念的改变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其中一个变化便是传统的族类共同体资源成为民族身份确认的历史资源和依据。

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身份的确认并非仅仅源于王朝中国社会内部，早在中西文化初相遇时，西方人便开始从西方社会自身的理念出发，来认知和分析王朝中国。他们并不深究王朝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合、易姓过程，才建立了具有广阔地域的王朝中央政府，而只是将王朝中国视为帝国，径称为中华帝国，并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观念和帝国观来看待王朝中国以及王朝中国域内的不同群体。当时，已具有全球知识的西方人最受不了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其实，从王朝中国自身而言，其自称中心并非是侵略性使然，而是传统观念和相应的知识结构使然。翻检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我为中心实际上是人类的本能使然，只有知识、规则等力量才能逐步使人类克服这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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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话语及思想

俞敏

[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苏俄是否需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列宁将主张“革命战争”的言论称为“革命空谈”。他指明了“革命空谈”产生的原因：一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二是他们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圈套。他分析了“革命空谈”的危害：一是坚持革命空谈只会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屈服于”德帝国主义，二是它不仅不能促进德国革命反而会妨碍德国革命的成熟。列宁提出必须善于区别情况不同的“妥协”，肯定正确的、必要的“妥协”。

[关键词] 列宁 “革命空谈” “妥协”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153-04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苏维埃俄国。但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苏俄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而是遭到德帝国主义更为猛烈的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在当时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全力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反对立即媾和。列宁分析了苏俄面临的 形势后，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主张称为“革命空谈”，对其进行了批评。

一、关于什么是“革命空谈”

列宁认为，说话不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提出怒气冲冲、愤愤不平的“革命口号”，就是革命空谈。

19xx年11月下旬，以阿·越飞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签订停战协定。12月9日开始了签订和约的谈判。这时，以布哈林为首，由拉狄克、皮达可夫、布勃诺夫、洛莫夫、乌里茨基等人组成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认为对德国的妥协和让步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和有害的， 同德国签订和约就是“同帝国主义勾结”。19xx年2月，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洛莫夫、奥辛恩斯基、斯土柯夫、萨普龙诺夫、雅柯夫列娃等控制的莫斯科省委会居然通过一项决议，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同德国继续作战。这个决议大谈“反对单独媾和派”，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同年3月，为了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及其他问题，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要报告，指出批准布列斯特和 约的必要性。但是布哈林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宣称同德、奥等国签订和约“是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说什么“签订和约是不适当的行动”，“不能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取无济于事的两天喘息时机”。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苏维埃俄国尚未建立起强大的红军部队，根本没有力量同德国继续作战。就德国国内的革命形势而言，无法保证德国马上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无法保证德国不会对苏俄发动攻击。由此看来，“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只能是“革命空谈”。所以列宁指出：“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 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xx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做革命空谈。”[1]“要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必然变成革命空谈。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2]对于德国帝国主义的攻击，“如果要求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来进行反抗，而且必须现在就干，虽然这种反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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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作“革命靠自觉”，其实，革命是不能靠自觉的。自觉者，自我觉悟也。觉悟二字，近年用得少了许多，因为世界很势利，觉悟是越来越靠不住的。这个世界对君子的需求度越来越低，对规则的依赖度越来越高。革命不能靠自觉，而要靠规则。如果人人都守规则，世界就将很和谐。相反，如果大家都不守规则，君子再多也没有用。老子说得好：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所以有君子，是因为有人不守规则。君子越多的地方，一定是越乱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守规则，就没有君子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是个君子社会，而不是规则社会。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感谢韩国选手的“耍赖”。

一个利益协调、分配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哪怕你有胡来的苗头，组织就可以把你拿下。其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评价最真实也最可信。其三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网络监督。在这样一张愈织愈密的监督网之中，官员的任何越轨念想、越线举动，似乎都难以得逞了。唯有自觉接受监督，才是明智的选择。

要懂得放风筝的道理，你控制的那根线越拽得紧，风筝越容易断，恰到好处地放松，风筝才会飞得高，飞得远！

“革命靠自觉”，这句老话多少有点无为而治的意味，在把问题推给道德来解决。在这个充满物欲权欲的年代，道德最是无情物，太多道德自治的例证，最后结果都是虚妄与失灵。现在，“县权公开”又如何走出这种宿命?

现在把这种博弈的途径投注于“自我革命”上，本身就是一种悲哀。毕竟，在今天，民主与法治才是权力监管最不应该绕行的途径。为了给权力祛魅，一些县权改革试点地区也主动推出了“县委书记权力清单”。问题是，这种做法只是基于道德自觉层面，而不是来源于公众民主充分参与的强大驱动。更何况，在列出“权力清单”之后，能否及时给出“责任清单”进行回应，也并不确定。这些都决定这种依靠道德自觉推进县权改革，流于表面，不具有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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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语言革命”

教师的语言就好比演奏家手中的乐器、画家手中的画笔、摄影家手中的相机。没有乐器就没有美妙的乐曲，没有画笔就没有飞扬的丹青，没有相机就没有那一刻的照片。

同样，没有活生生的、深入人心的、动情的语言，就没有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是一种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会说话的教师不一定能成为优秀教师，但优秀教师一定是会说话的人。一个教师空有满腹经纶，不会表达，也如同“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和遗憾的事情。比不会表达更为糟糕的是，某些教师口中的语言带有“暴力”，他们的话轻而易举地划破了学生的心灵。

“语言暴力”发于口，却源于“心”。它折射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缺失、教师教学艺术修养的欠缺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滞后。很多调查显示，教师“语言暴力”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最严重的三大问题之一。

北京市海淀学区的教师找到了提升自己语言能力的好办法。他们晒出了身边人的100条好语言和坏语言，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语言库，教师可以根据需要，呼之即出、信手拈来、用得妥贴。

希望本期话题能够给教师朋友们提供一些方便和参照。教师的“语言革命”，期待您的行动。

让教师成为会说话的人

——北京市海淀中心学区教师“春风师语”行动实录

我们先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粗暴师语。

? 粗暴师语伤人心

孤立式——“同学们，他这是什么行为？”“这堂课被他搅得上不成了，大家看怎么办？” 挖苦式——“就你那蠢样，还学钢琴？”“你怎么长大的，这么笨！”

比较式——“你和××简直不能比。一个天，一个地。”

告状式——“我管不了了，叫你爸爸来。”“走，到校长室去。”

预言式——“我看你早晚进监狱。”“你呀，什么也学不好。”

结论式——“全校再也找不出你这样的活宝了。”“天底下还有比你笨的人吗？” 记账式——“早晚跟你算账！” “毕业鉴定上见。”

谩骂式——“你死脑筋啊！”“你爸妈近亲结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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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别一抒情话语

——论戴望舒诗歌的意义

刘祥安

一

在戴望舒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对诗人的评价，从50年代的“逆流”论①，到90年代的“界碑”说（2），起落颇为悬殊。总体上看，评价越来越高。回顾一下，不同的评论者，对诗人创作的概括却大体一致。不同评论者对戴的诗作有四点大体相同的认知：一是戴诗前后有变化，其后期对于前期是一种进步；二是前期的诗“逃避现实”，“消极对待人生”，“诗风萎靡”（3）；三是在艺术上戴诗是象征主义的、现代派的；四是对诗人及其思想，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是个人主义的。评价不同的关键在于对于前期诗作内容的解释。大体说来，有“个人主义”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4），“时代的镜子”说（5）、“边缘人”说⑥。强调前期诗作取决于诗人阶级属性、思想局限的多贬抑，而强调时代、社会因素的则多肯定。即便对前期基本肯定的，也认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这类诗作“与现实生活取一个远远的距离，不关心周围世界，脱离社会斗争，竞相走向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7)。”从19xx年《元日祝福》起出现的变化，受到研究者一致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等的字眼了(8)”。这里隐含在戴望舒诗歌研究与评价中的理论预设就显露出来了：个人与﹡﹡(这个﹡﹡可以是无产阶级、集体、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的论式。

个人与﹡﹡的论式与中国20世纪诗歌研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的问题：一，在思潮的层面，此论式存在与否；二，此论式对作家的影响如何；三，研究这些现象时的理论、观念。从中国现代思潮史看，个人与﹡﹡是一个贯穿20世纪的论式。20世纪中国作家的道路，尤其是上半世纪的诗人发展道路，甚至可以用“从个人﹡﹡走向﹡﹡。”概括。戴望舒自己就曾使用“个人主义与﹡﹡”的论式观察革命时代的文学现象⑨。因此，从逻辑上说，以这一论式为基础研究这一论式影响下的现象，除了在论式的两端作选择与表态，很难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戴望舒研究中从同样的认定得出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而这一论式是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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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话语

●有眼界才有境界，有实力才有魅力，有思路才有出路，有作为才有地位。政从正来，智从知来，财从才来，位从为来!

●观念比能力重要，策划比实施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选择比努力重要，感知比告知重要，创造比证明重要，尊重生命比别人看法重要！

●方向比速度重要，智慧比吃苦重要，学习比学历重要，机遇比关系重要，要什么比做什么重要!

●智力比知识重要，素质比智力重要，觉悟比素质重要。方向大于方法，动力大于能力，做人大于做事！

●思路清晰远比卖力苦干重要，心态正确远比现实表现重要，选对方向远比努力做事重要，做对的事情远比把事情做对重要。成长的痛苦远比后悔的痛苦好，胜利的喜悦远比失败的安慰好！

●拥有远见比拥有资产重要，拥有能力比拥有知识重要，拥有人才比拥有机器重要，拥有健康比拥有金钱重要！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方向，性格决定命运，生活方式决定健康!

●表面上缺的是金钱，本质上缺的是观念，命运里缺的是选择，骨子里缺的是勇气，肚子里缺的是知识，事业上缺的是毅力，行动上缺的是改变!

●落后是观念落后，贫穷是脑袋贫穷。许多人,不是没有好机会，而是没有好观念。不是不接受新观念，而是不愿抛弃旧观念！

●信念改变思维，思维改变心态，心态改变行动，行动改变习惯，习惯改变性格，性格改变命运。要改变命运，先确立信念！

●心态决定看世界的眼光，行动决定生存的状态。要想活出尊严，展现不凡，只有改变观念，敢于和命运抗争！

●如果事情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如果无法说服他人，那就想法说服自己。如果山过不来，那人就过去！

●命运不是放弃，而是努力。命运不是运气，而是选择。命运不是等待，而是把握。命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要改变命运，先改变观念！

●决定今天的不是今天，而是昨天对人生的态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作为。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

●制胜不凭体力靠智力，成功不靠奇迹靠轨迹。成功不在于是否拿到好牌，关键在于能否将手中的坏牌打好。人生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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