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们的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缯相时，竟能没收缯侯刘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收考缯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刘敞流涕认罪，可见后汉的诸王已经完全不可能具备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由于制度的约束，兄弟之间没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导，使后汉极少见到兄弟之间反目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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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十二、第四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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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读后感

勿以魔王论武安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不败安得由天幸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

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

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其次，李广是不是值得同情？我认为，“飞将军”绝对不值得同情。李广迷失道路，未能按时到达战场，身为李广的上司，卫青对他的处罚是公正的。是李广自己狭窄的心胸气量断送了他，造成了横刀自杀的结局。之后李广儿子李敢对卫青的所谓“寻仇”更属于没事找抽型的无理取闹。这样一段是非分明的公案，却因为司马迁的生花妙笔而发生了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变化。本是罪将的李广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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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汉武帝就不再打算重用李广：李广曾因罪被贬为庶人。庶人李广因打猎归来太晚，城门已经关闭，于是守城的霸陵尉“合理合法”的将“前”李将军尽情侮辱了一番，让李将军在城门口坐了一晚上。后李广复为右将军，调霸陵尉入军中，随便找了理由就把他杀了。以他这种睚眦必报的心胸，汉武帝怎敢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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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汉书》读后感

1.勿以魔王论武安——白起

武安君白起，战国后期四大名将之首，作为战国时期最为显赫的大将，征战沙场三十余载，一生大小70余战，未尝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后世称之为“杀人魔王”。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昭王亲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雎去请，白起始终拒绝，称病不起......后（昭王）令白起自裁。白起伏剑自刎：“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云：“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2.不败安得由天幸——卫青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连命理学都用上了，哈哈）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临危不惧，命令部队用武刚车（铁甲兵车）迅速环绕成一个坚固的阵地，然后派出5000骑兵向敌阵冲击。匈奴出动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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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目，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参杂。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通过阅读《汉书艺·文志》，使我们对这部巨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不仅条理清晰的为我们从六略角度提供着各部著作的目录学信息，更为日后我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捷径，避免了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索的盲目性和繁琐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除了应该充分分利用目录学简洁明了的优势，更应该为自己的实验列好提纲及资料搜索方向，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为实验提供更好的条件信息。《汉书·艺文志》中的方剂略,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指导，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医经”小序言：“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包括生理，即探究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特征；病理，即阐述各种疾病发生的根本；预后，即活证、死证的分别；治则治法，即揣度针刺、砭石、汤液，艾灸等施治的方法等。“经方”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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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读书报告

学生姓名：孙兆旭

学 号：1308070106

专业班级：经济学1301班

20xx年9月21日

中国的经济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汉代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汉代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特别是汉代留存了很多的历史文献，譬如众所周知的《史记》等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几本选读书目，在课下的时候我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按老师要求选一本书完成读书报告，斟酌再三，我选择了《汉书》的“食货志”这一章节，《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汉时期（包括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思想，从中我可以了解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生活，可以深入了解到中国经济思想的精髓。

《汉书》是由东汉班固所著，是一本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食货志》是卷二十四，分为上下。在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对“食”，“货”做出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体的意思是说，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好的五谷来成为粮食，商贸说的是可以穿的衣服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正因为有这些东西，老百姓才能得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在文章中作者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让我感觉到中国古代的重农之道，重视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举措的利弊作了探讨，致力于“足食”，“安民”。

《食货志》上篇中，作者从先秦时期入手，阐述了一系列那个时期的农业举措及农业思想，譬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

耕战之赏”等。在写到“秦孝公用商君”的时候，作者将秦国的强大归结在“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然后又以“务本之故”，说明了秦国“倾邻国而雄诸侯”的最终结果，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说明了作者对农业作用的重视。作者在之后又写了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论述了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的经济举措，譬如采纳了贾谊的“积蓄”、晁错的“贵粟”和耿寿昌的“常平仓”等建议。在看到“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时候，我对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有了具体的了解，作者在文中也对休养生息政策作了积极地肯定并大加赞扬了汉初的繁荣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经常谈到的刺激农业发展的举措通常有两个：一是，降低赋税；二是，对农业，农民社会地位以及粮食价格的提高。这也就是晁错的“轻傜薄赋”和“贵粟”思想。《食货志》中就记载了晁错劝谏汉文帝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他的思想显露无疑“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在上篇里，作者也批判了西汉后期的“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状况，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天灾之外，也有统治者的责任。以此反面论证了农桑之重要，只有农业的安定繁荣才能使民足食，以至社会安定。班固在文中的“重食”，“足食”的思想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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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汉书》

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

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

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官员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政策，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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