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探究和思考

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科举这种历史现象作为服务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随着封建时代在历史上产生，发展，直至消亡。

春秋时的选士制度是“客卿制”，各国为了政治和军事竞争纷纷招才纳贤。之后由秦及汉，选士基本方法：一是由下向上的察举，二是皇帝钦点的征辟。但弊端很快暴露：选士范围皆为官僚富豪子弟，并以财产作为入选标准，因而所选未必都是贤才。至魏文帝时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期也是被豪门显贵把持，标准以门弟为重。

治国之道一在尊贤，二在选士。由于封建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为加强中央集权，适应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科举因统治阶级的需要应运而生。隋统一全国后，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用科举制替之。规定各州推举的人必须经考试才可录用。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方法选取进士。

推翻隋的唐王朝承袭了隋的人才选拔制度，并进一步完善。班固的《白虎通》云：“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科举制度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层层改进，在唐的盛世之下，逐渐完备起来。

至明，科举进入鼎盛时期。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明朝科举被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为私，何事为公”之说。明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一省范围的考试，参加者必须都是秀才。每三年一次，时间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分三场，乡试及格则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范围考试，有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也是三年一次。参加考试的必须为举人。考期在春季二月，也称春闱。会试同是分三场。考中通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考中为进士。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但此时科举限制多了起来。明清以后，必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解释儒家经典，不可越雷池一步，大大束缚人们思想。明清两朝八股取士，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顾炎武有云：“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八股文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因而科举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越来越多。清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特别严厉，但

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19xx年科举制最终消亡。由学校取而代之，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其1300多年的岁月里，它与古代的教育制度，官吏制度构成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制度。科举制度虽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但“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但其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全球通史》里：“由于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从教育方面来说，可以说这个困境，我国尚未摆脱。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教育支出却长期达不到国际公认的欠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单教育投资方面，就远远不及个别所谓“世界小国”。

我国教育是把学生当作教育产品批量生产，统一的教材教参，统一的教育方法。怕是有重蹈清代科举覆辙的危险。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要是到了无法适应社会的用人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这种制度走到了尽头。在高考这个焚化炉的打造过后，学生们于大学开始真正的“头脑”思考，似乎有点“为时已晚”的味道。学生是生物，要让他们茁壮成长。

我们的知识界缺少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种信念。这种信念的确是国家创造能力和民族文化更新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国学大师刘文典有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学术官僚化日趋恶化的现在，有教育的不等于有教养。我认为理想的教育指导学生方式是，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见识，洞察，思考，创造力，想象力）和思维倾向与他们的进步情况给予个性殊性的指导。这种指导只有当学生们亲自思考并做出文章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在传统的“一言堂”式课堂中几乎不可能做到，而读书讲论形式却可以实现这一点。

第二篇：科举考试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影响

现今中国的教育是被受关注的一大问题，制度改了又改，到底为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意义？许多人不断地批评，批评过去，也批评现在。但实实在在地站在客观角度分析，答案会是怎样呢？或许通过对那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悟出些许。

那么多年的科举，成就与埋没的人才不可胜数，积极与消极的作用也无法一下子道清。暂且先了解以下它的发展里程吧。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诏令了"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举人"的分科科举制度。

隋炀帝时，又扩大了分科范围，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月（609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科举”一词就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产生的。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 -- 科举制度的完善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

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为进一步杜绝武将拥兵自重的状况，他任用文官主持军务。重文轻武，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

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 考生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元朝 -- 科举制度的中落

元代的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一次。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部及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据《元史·选举志》、《续通考·选举》等书的记载统计，元代共举行科举世16次，仅录取进士1135人。汉族儒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非常困难。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前途渺茫，被迫放弃学业，以至一时“天下习儒者少”。

明朝科举——科举制度的倒退

明代实行四级考试制，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院试以前有小考。

考生参加县试和府试及格者称“童生”。然后参加省、府所在地方书院考试，院试及格，称“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秀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次，由皇帝派主考官主持。乡试都在秋天举行，这一年称“大比之年”，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作“解元”。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在春天举行，考中的称“贡生”，第一名称作“会元”。贡士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叫“殿试”。殿试分三甲出榜，考中的都“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

明清乡、会试都考三场。而以头场八股文作得好坏作为能否录取的决定因素。所以读书人都把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一种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的应考文章。依照题义阐发其中的义理，禁止发挥自己的见解，也不许联系当前的现实政治。这种文章就是人云亦云地把《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还美其名曰“代圣贤立言”。八股文的格式也非常死板，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后四部分都各有两股相互排比的文字，共为八股。这种文章不仅结构有死的程式，同时语言、句法、字数，甚至语气都有严格的限制。 正是成也八股、败也八股。科举制度至今最为人所诟病的原因，恰恰是这个始于明代的八股文。八股文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他们失去了主体意识。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甘心受统治者收买，把科举当作出人头地的敲门砖。这时候科举制度已经没落，对社会发展不仅失去了积极意义，反而起着阻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八股取士也许是科举的一个倒退。

清朝科举——顶峰之后的衰落

说到清朝的科举不如先讲个故事，清太祖哈赤天命十年，1625年，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要屠杀汉族的生员，就是儒生知识分子。理由是所谓明朝的在辽东的生员暗通明朝，一旦查出进行处决。令下之后，有一些儒生就隐藏起来了，大约有三百人侥幸免于一死，但是他们沦为八旗的啊哈，就是奴仆。哈赤死了之后，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就调整他父亲对汉人的政策。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对汉族的儒生下了一条命令，这道命令这样说：“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各家主毋得阻挠。有中者，仍以别丁偿之。”就是说各个贝勒，满、汉、蒙古家，如果有汉族的生员在那儿做奴仆的话，都要参加考试，不许阻挠。考中了怎么办？你缺额由政府给你补上。考试的结果有二百人取中。这二百人从八旗奴仆下面拔出来，免除奴仆的身份，还给予绸缎、布匹的奖励，当时绸缎、布匹是非常珍贵的。并且优惠两个兵的差徭，就是免除两个丁的徭役，这样做，历史记载叫做“天下大悦。”很多汉族人，汉族知识分子很高兴。到天聪八年，就是1634年，皇太极又下一道命令，就是再次录取汉族的生员，考试的结果，录取了228人，在这228人当中又进行了一次复试，录取了16个人作为举人，这16个举人后来就到了清朝的内三院，分配他们做文官。他们对清初的建设特别是文化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皇太极选拔汉族儒生，仅仅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前奏，还算不成一个科举制度。

清朝正式实行科举制度，是顺治入关以后。清军入关之后，大学士范文程上

了一道奏疏。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士，知识分子是优秀之民，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就同意了，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正式实行科举考试。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就是优秀的人才。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举人有名额的规定，各个省不一样，大体上100人上下，举人里面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京城的贡院就是今北京火车站北面贡院胡同的地方，贡院现在没有了，但是贡院胡同这个地名还存在。考场房舍大约有九千间，一排一排的，房子很小，宽大约4尺多一点，进深大约3尺多一点，高5尺多一点，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屋。墙的两面有砖托，两层，隔成板，下面这个板就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就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龛，里边装上蜡烛，装上吃的，喝的，一场考三天，三场考九天，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进去之后封门加锁。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

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在皇宫太和殿前考试，所以叫“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的考试，所以也叫“廷试”。殿试考试是一天，开始在天安门前考试，后来在太和殿前考试，有时候也在保和殿前考试，地点经常变化。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和殿前考试，太和殿前，康熙的时候，露天，每人一个小桌，没有凳子，站着书写，时间是在阴历的三月或者四月。乾隆的时候，就统一定在四月二十一举行殿试。殿试考。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

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中三元是很难的。就是乡试的时候，我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我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就是连中三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整个清朝入关后268年，得三元者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他是得了解元和会元，乾隆说，这个人连中两元了，就让他连中三元吧，他就连中了三原，这是很侥幸的。

清朝的科举考试，一共进行了112科，大体上三年一次，有时候也加科，就是加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数很多，你像光绪九年，参加会试考试是16000人，取中者，考中的308人，比我们今天高考难多了。清朝112科进士，总共多少人呢？总共是26846人，平均大体上一年100人。道光以后，中国人口四万万，每年平均取一百个进士，可见考试之难。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台湾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十人取一人，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 清朝的进士的考试最低的一次是81个人，最多的一次是399个人，就是每年数字不完全一样，平均算起来大体上每一届就是每一科，大体每一科300人上下，所以考进士是很难的。进士里面得了状元就更难了。

这样的制度持续到近代。之后，１９０１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包括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各地书院改为学堂、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等。当时以我国清代著名教育活动家、留学教育先驱容闳组织筹划，从１８７２年开始，他前后组织了４批共１２０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官费留学的先河。虽然留美计划执行到第十年被迫中止，但却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企业、工商、厂矿、外交、军事、教育人才，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到１９０５年，清廷许多大臣更激进地采取废止科举的措施，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１９０５年９月的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延续了１３００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止。

科举感悟

但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

中国在明代，科举确实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xx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另外要提到的是，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总会理所当然地斥责古时科举如何不好，如何不是，却不能冷静而又理性地分析当今的教育制度。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学子，不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在学一些没用的“新八股”上吗？骂科举、骂八股可以义正辞严轻松无比，但一触及当下的教育改革，为何就变得如此举步维艰？有没有人想过，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什么传承关系？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啊，打工啊，找工作啊，TOEFLE啊，GRE啊，“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多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

欺骗了。

有人认为旁听也是一种学习深造的好办法。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因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为了补漏洞，有人想出了一些办法，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但也不见得适用。也许我国应该在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毛主席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现今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提出的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但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