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的定义：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但这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腐败问题，由于这几年的腐败问题的增加以及反腐的低效，使的老百姓不在相信政府。

?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

?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然而，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因此要克服信任危机，就必须从政策维护、公平公正与公开、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信仰、环境安全等方面加以改进，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人性入手，加强对群众的道德素养的教育，本着友好的心态与他人交往，这样应该能够缓解信任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第二篇：中国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 郑也夫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常看我们这个栏目的观众呢，都会知道，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小的词汇，如果拿到我们节目当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比如柯俊院士，他讲的“陶冶”，那可不是一般的陶冶情操，他讲的是“陶铸”和“冶炼”的技术。比如郭可信先生，他在给我们讲“穹隆”的时候，那也不是教堂的普通屋顶，而是讲的“准晶”，那是材料结构学里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信任”，“中国的信任危机”，郑也夫教授他会怎么诠释这个“信任”呢，那也是一篇很大的学问。我们首先看一下郑教授是何许人也。

主持人：郑先生好，看了您这个小片子，我发现有一个信息我不明白。19xx年，您去北上务农，九年后您回到北京，当了大学生，这是本科生，那就是19xx年。怎么19xx年您就火箭式变成研究生了呢？难道首都师范大学的学制，本科生是一年制？

郑也夫：那时候跟现在挺不一样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制度，而我个人主要动力是饭票问题，加上当时制度比较宽松。

主持人：难道是到科学院上研究生，他的饭票就用得少？

郑也夫：研究生给一份助学金，给一份四十块左右的助学金。

主持人：就这么小一个动力啊？

郑也夫：这是很大动力啊。

主持人：当年的四十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六、七百块钱，确实比较多。您就没有想到一些伟大的信念吗？比如说到了社会科学院有更好的老师，然后研究的是宗教，跟上帝更近？都没有想到？

郑也夫：那些伟大的事情，其实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可以实现。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更要紧的、伟大的事情，是我得先吃上饭，然后再能继续做您所说的那些伟大的事情。

主持人：您的家里难道是很穷的吗？比如说？

郑也夫：其实家里也能帮我解决衣食的问题，可是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我有一个28岁人的基本的自尊。

主持人：28岁的岳飞已经有二个儿子了。您也是有孩子了吧？

郑也夫：我没孩子，你说二个，也是更不允许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现在知道了，郑老师火箭式地自己对自己实行一年制，跳到研究生，不是为了特别特别伟大的目标，就是为了以尊严的方式填饱肚子。

主持人：好，下面呢，我们就不多拖延时间，由教授马上给我们带来他的讲演，讲演的名字是“中国的信任危机”。有请。

郑也夫：谢谢大家。我想被这样一个讲题吸引到这里来的同学们，可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么就是对社会现状极其关注。我觉得这样一种关怀，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应该是最可宝贵的一种精神资源。没有疑问，我自己也是抱有这种关怀的，但是当我在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世纪讲坛下开始我的演讲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调整了自己演讲的内容，我想还是更多的先把一些理论，奉献给这样一个讲堂。因为我觉得呢，理论是最高贵的。我指的高贵，不是一个老贵族或者新贵族的做派，而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掌握了理论的武器以后，当我们在关怀社会现实的时候呢，我们才具有更深刻、更辽远、更全面的一种眼光。

我是这样来定义信任，或者说来概括信任的特征的。信任关系不是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发生的。生活中有很多情景，当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和某人产生一种交换的时候，里面没有信任关系，里面不会产生信任。比如说你去买一份早点，这个早点铺你去过多少次，你买早点的时候，是“一把一利索”的。你给人家钱，人家给你一份早点，这里面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你很踏实，你没有一丁点怀疑。

信任的发生通常有这样几个前提，也就是说信任关系通常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是时间差，通常是你跟一个人有一件事情，他的诺言在前兑现在后。有的时候一个合同是二年三年甚至更长，有一个时间差。当时他言之凿凿，但是最后能不能兑现，那是有个时间差的。所以很多很多事情，面临信任的发生，是因为该事情、该合作，本身内涵就有一个时间差。

第二特征呢，通常这个事情里面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说通常的合作都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他的能力，你是不是高度确定。他的品质，他是不是能保证他一直在遵守他的诺言，而不出卖你，不占你的便宜。

第三个前提呢，就是你对该事物，你对该人物，找不到一个绝对客观的根据，去判定它的性质。通常是在具备这三个前提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信任还是不信任，就发生了应该对此人可信不可信的一种判定。也通常是这种情况，使你很困惑。

在说完它的特征之后，我们再谈一谈信任的功能。应该说，信任通常和社会上的合作啊，关系非常之密切，即使我们说信任不是合作的必然基础，也可

以有把握的说，信任是合作的媒介，信任是合作的润滑剂。通常是有了信任以后，导致了，开始了合作。前面我们说了信任的一些特征以后，可以看到在要选择信任与不信任这桩事情的时候，通常里面是包含风险的，就是如果你判断错了的话，是可以给你带来风险的。那我们马上就会问，那我回避风险吧。那么很多事情，略有疑惑的时候，我躲避风险不就完了嘛。但是问题微妙就在于你不能躲避社会合作，你绝对的不能躲避社会合作，因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事物，你所要做的大多数事情，从小到大，你能够一个人干下来的是不多的，大多数的事情你都要有个伙伴。如果你一切事情都一个人做的话，你丧失了很多机会，丧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提高的机会，你都放弃了。你要做但凡大一点的事情，你就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个，或者是二个，或者是一个群体，你要加入合作。而此人好不好合作，这里就有一个风险，这种风险是生存当中所必然具备的风险，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想逃避不去判断可不可信任，也逃避不了，那是生存交给你的事情，是你必须选择的事情，这是指它社会功能而言。

在我们讲信任可以有这样的社会功能的时候，还必须往前推进，再考虑一个问题，信任有什么心理上的功能。而这个问题呢，是多数关心信任的人所没有关心的事情，而这一层道理，其实非常深刻。信任，只有它发挥了这样心理上的功能之后，才会发挥它社会上的功能，就是润滑剂啊，合作的媒介啊。在心理上是一种什么功能呢？简单的说呢，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这怎么讲？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围着我们的这个环境太复杂了，我们打交道的无数社会成员们太复杂了，他们的内心都太复杂了，我们把握不了他们，我们不能完全彻底的把握他们，这样我们必须把他们，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成员简化。

其实这个简化机制，不单属于信任，我们生存当中，还创造了运用着很多简化机制。比如说我们在座多数是同学们，在座的人们最屡见不鲜的一个事情，就是考试和分数。这桩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简化机制。今天这门课考过了，给你贴个标签95分，给他贴个标签85分，这是把你们的能力简化了，你们俩人都不会充分的承认说标签忠实反映我的能力。但是没有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筛选，我们怎样鉴定你的学习成绩和你的学习的状况和你的能力，我们只有在一个瞬间去判断，不能花太多成本，我们就只有以简化的方式来了解你们。如果我们不以简化的方式，以复杂的方式了解你们，可能我的了解也是不成功的，并且我的成本将是巨大的，所以我只能如此。

简化系统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四舍五入，四舍五入当然也是一种简化系统了。信任呢，实际上和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一样，也是一种简化系统。就是说将这个人的品质、能力，二者综合起来，通常更简化。更简化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更省心，通常就是简化为“二元阈限”，学过统计学的同学都知道有个阈限，什么叫“二元阈限”？“二元阈限”就是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朋友即敌人，非熟悉即陌生，这是“二元阈限”。

通常就是说，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就是我把我对他的综合判断概括为可信任不可信任，这是两个划分。这个理论是德国的一个大社会学家了，也

可以说大哲学家叫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卢曼提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

当然我们的俗语、格言里，其实早包含这个了。中国那句老话，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非常深刻的说明了信任关系，说明了信任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特别在心理层面上，说出了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就是你不要老罗嗦的去监督一个人，监督你的合作伙伴，去不断的质疑你的合作伙伴，那太累，你受不了，这影响你做别的事情，这是你的心里所不能负荷的事情，就是要让你简化。

信任其实说到根本，从心理上是这样一种简化机制。我面临的就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就这么简单。我不跟你们讲原因是什么。信任从心理的功能上，是这样一种简化机制。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套理论，用一个核心词来说吧，叫做信任结构。

总体而言呢，可以说信任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三类。说两类呢，第一类叫做人格信任。第二类呢，叫做系统信任。而系统信任下面又包括着两类，一类是货币信任，一类是专家信任，那么也就是说也可以分做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应该说信任概括起来呢，三大类型。

人格信任很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合作伙伴啊，这个伙伴人格令人称道，人格没有任何问题。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人，不是某个角色，不是某个分数，不是某个大学毕业的，就是某人，某人我知根知底，某人即可信赖。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没有一般，都是个别，都是因为这个个别的成员，我非常之了解。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我们有这种基础，我们过去就认识，这种判断是建立在我们认识的基础上。

那么这种信任呢，进一步推论，这种信任是用一个人的过去来推论他的今天和他的未来，一个人过去的历史很好，合作的履历非常好，那用过去来推断现在可以合作。其实要是严格的说，用严格的逻辑学的原则来看，这样的信任是有十成把握吗？没有。你通过过去来推断现在，不错，过去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履历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跟你的合作就不会发生问题了吗，特别是你们的合作还要走向未来，以后都不会出现问题吗？其实从逻辑上说，说不通的。为什么大家还这么依赖人格信任，问题是除了这个根据，我还上哪儿找根据去啊。我怎么知道他以后能怎么样。我怎么能知道他以后的人格，以后合作的时候仍然忠实于诺言。我怎么知道他以后的能力，很多事物还不断地搞研究，他也在发展，他的能力还能够跟随这桩事物的进展，我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我没有别的根据，我只有根据他的过去，这里面没有十足的严密的逻辑，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再讲另一种信任结构。当我们生活圈子扩大的时候，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

熟人的圈子之后，我们不再能够找到我们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来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没问题。你可以到陌生世界解决你的很多很多问题，绝对没问题，货币可以保佑你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还要深究，货币是靠着什么一种机制使你相信的？货币不贬值吗？它为什么可以相信？解释货币可以相信的第一支理论是贵金属理论。这是金子，您还不信吗？成色十足的金子，就因为它本身有价值。当然后面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象我前面所说的卢曼，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家呢，德国的另外一个古典大社会学家齐美尔之类，都对它（贵金属理论）产生了怀疑。本身有价值就一定（令）别人相信，愿意跟你交换吗？不错，你要拿一个金子，要找人家做交换的话，恐怕多数时候还能实现。但是我换一样（东西），我拿一个钛金属，可能比金子还贵，我去跟人家做交换，人家愿意跟我交换吗？有的人就接受，有的人就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认得这东西，它虽然很贵重，别人不认得，别人不认得就不承认，就不信任，就不跟你交换。还有一个是虽然认得，哎哟，这是钛金属，我认得，你给了我了，它倒挺值钱的，我去找谁换去啊。你给了我了，把我的一辆汽车给拿走了，我要再买房子，再给人家，人家接吗？人家不接怎么办啊？你看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说呢，要产生可信任的一个媒介，它自身光有价值行不行啊？自身有价值不一定行。那么现代生活又出现了另一个例证，从反面来推论本身有价值，不是信任的一定根据――纸票出来了。纸票本身有价值吗？纸票本身没价值。印出这张一百块钱纸票来说，自身价值是一张纸，加上印制费不超过二毛钱。所以说，贵金属有时候人家不接受，没有价值的纸票人家接受。这叫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叫从众，跟随众人。别人都接受票子，你自己为什么不接啊，这东西自身不值钱，这是个纸票，纸票怎么了，你看所有人都接受，你有什么可不接受的，你有什么可不信任的（这就是）从众机制。

第一种信任结构是熟人，知根知底，以过去推现在。第二种机制是以众人来推，这么多人都这样，怕什么呢。诸位你们要去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要找一个小餐馆吃饭的时候，一定找人多的地方进去，人少的餐馆别进去。因为那块你不熟悉，该地人熟悉，该地人花钱的时候是认真的，哪个餐馆好，他进去，哪个餐馆不好，他不进去，你跟着从众，吃不了亏。从众是一种信任机制。这是第二种。

我下面讲第三种信任机制，就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跟货币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有钱也不行。比如说呢，你面临这样的事情，你的亲属病了，得了一种大病或者得了一种怪病，你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你不认识人，你不认识这样的大夫，你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你熟人里没这样的资源。那怎么办呢？那你最好是找一个好医院。比如找协和医院，找协和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

你觉得你尽了孝心，这样你觉得你心里就踏实了。如果没看好你都认可，没看好，你认为这病就不太容易看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推断。

我们下面要深究的是，你为什么信任这样的大牌教授，这个大牌教授，我们管他称作专家了，你为什么相信这样一个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使你相信的，使得社会上多了一种信任机制。专家系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结构，哪三位一体呢？科学、学历、同行评价。首先你相信科学，你如果不相信科学，那么协和医院大夫跟您的缘分就免谈了。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你也学过科学，或者学个半掉子，或者学得不错。那么专家是什么样的人？专家是曾经在一起学习科学的过程当中，学得不错获得了学历的人。这是他的最低限，这是他的门槛。学了这个以后，又在同行评议当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获得了副教授、教授、主治医这样的声誉。为什么要同行评议？为什么不从众搞个选票，大家一起投哪个大夫好。（因为）大家和专家在信息上是不对称的。就象下棋一样，我们这个礼堂里坐的全部人加在一起，下不过马晓春，我们没有资格评论马晓春的这一步棋走得好坏，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同样要面对专家，要面对科学家的时候，我们更没有一丁点的资格去给人家投票。那么怎么办？我们是俗人，我们是科学的外行。所幸人家专家系统不断的评议，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人家评议出结果来，划了三六九等，当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贴的标签。这是一种信任机制。

那这样三个系统，人格、专家、货币，应该可以说构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它们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我们不是说进入现代社会，就可以把人格信任扔掉，扔不掉，我们还是要靠这三种系统。

那么最后，要讲最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破这个题，就是“中国的信任危机”。我所以说中国发生了信任危机呢，就是我认为在这三个系统里，我们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简单的勾画一下。

从我们的朱总理上任起，他要做的事，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解决三角债。五年来怎么样呢？五年来三角债、多角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大家知道借贷是什么事情，借贷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在一个时间的断面上，他有钱没处花，他有闲置的资源，而你有一个项目要搞，或者你有生活的一个需求，但是你没钱，这样你们调剂一下，他钱干闲着也是闲着，他把它借给你，你给他一些利息，这样你的需求满足了，你的生产的资金有了，而他的剩余资金可以回收一些利息，就是经过大家的交换、通融，使得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我们的社会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借钱不还，这样就怎么样呢，这样就使我们的交流啊、借贷啊、受阻，受阻以后怎么样，受阻以后我们的经济效率就非常的低下。

比如说到我们大学来就读、来学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上不起学，那么就要有助学贷款。助学贷款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合适的一笔投资。国家把一部分资金给了最有潜力一批少年英才，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事情。提高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当有了借贷不还这种现象的话，这个社会这种事情不好进行了，不好进行的损失不言而喻。

我们进入第二个领域，专家系统。我说了这是不对称的。你一个学生来了学校，你知道哪个教授行，你要听谁的选修课，你要靠教授系统给你评价出一个声誉来，你去选。你带着家里的病人，找地方看病，你知道哪个医院好，你知道哪个大夫好，你要靠人家给你提供的（评价），协和医院你相信了，教授级大夫你相信了，要靠人家给你评价。假设人家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假设那个评价系统都是人际关系相托，都是黑箱操作，都是裙带关系，那么受损失的是什么，受损失的是千百万顾客，是千百万学生，是千百万病人。他们被误导了，因为这个游戏玩的太脏，你们应该给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一种标签，让我们很省心，让我们进入这种简化的选择当中，让我们很放心。我们相信你们是专家，但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呀。

再讲最后一个系统，最后一个系统就是人格系统的问题。人格系统的问题呢，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传销。在19xx年中国政府取缔传销的时候，我接受媒体采访，媒体问我说传销是怎么一档子，我说就是两个字“杀熟”。就是有一些恶劣的经营者，要想跟生人去宰人家一刀啊，生人警惕性很高啊，人家上不了当，赚不来钱啊，最后就欺骗熟人，人家相信你，你在传销时告诉人家这个东西好买，能赚大钱，你把人家给骗了。你赚了人家的钱，因为人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你利用这种几十年的感情的资源，实际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当我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传销在西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很健康的销售制度。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搞不了，其原因一个在制度上，人家有一些制度我们不具备，不完备。比如人家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七天可以无偿退货，这叫冷静期。为什么退货？免谈，您没资格问我，冷静期这叫。

除了冷静期以外，还有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一个保障，就是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还有一个保障就是道德的保障。中国有句老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我套用这个句式就是“欺骗止于仁者”。假如说你今天把我给骗了，我还不是一个坏人，我觉得很懊丧，但我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是以你这种把戏再转嫁到别人，生人转不了，我转到一个熟人，不行找我表弟嘛，我转嫁到他头上。我不会玩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假如说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有这样一个道德底线的话，那么骗局很快就终止了，骗局没有传染性。那么骗局在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传染性呢？因为我们道德的底线已经没有了，开始“杀熟”了。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怎么开始“杀熟”了呢？我们的“杀熟”是从我们的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那个时候在五十年代，我们的政治运动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里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批评、自我批评，与批评包含在一起，还有一个揭发。那么我就问您了，您批评，您揭发，您能揭发生人吗？您要揭发的统统是您的熟人，以至于我们要求揭发父亲，要求揭发。经过不断动员，最后我们的社会开始开干了，数万年建立起的一种熟人、亲人间的一种亲和，我们把这种亲和撕碎了。

有了这第一步，当你有了很多很多机会的时候，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你那行善不是非给人家钱，你辛苦劳动做了好多馒头、面包卖给人家，那也是行善。你跟人家交换，给我们提供了经营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没有一个社会，这是硬币的两面，没有一个社会光能给你提供很多很多好的机会，没有坏的机会。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所导致的撕破了脸皮，导致这样的一个悲剧，蚕食了我们脚下的基础，（杀熟）就开始膨胀起来，开始发作起来，开始传染起来，这才有了日后的大规模的令人惨不忍睹的一种“杀熟”现象。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信任有什么样的功能，我给大家介绍了有三种信任。什么样的机制使它运转的。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从众或少数人。最后我给大家讲述，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只是用最简单的一些粗线条的描述，在这三个领域中，我们统统都遇到了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以上是我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呢，您要听到的是网友对您的提问，看看您怎么回答。

第一位网友叫做“其实我是烟灰”。他说，我敬佩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郑也夫。你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看见什么不好就憋不住要骂人，中国象你们这样，具有批判精神而执着的人不多。归入正题，我觉得“中国信任危机”，是因为对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惩罚太轻。画了个破折号后面他解释，如果不守信而不受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无异于鼓励所有人都可以轻易的抛弃信誉，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不守信誉的机构罚的他破产，不考虑谁下岗。至于不守信用的人，您提到的增加社会可识别性的思路，非常有创意，除了建立信用卡制度，对哪些严重失信的人，我建议按照老祖宗的方法，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您看好吗？经过法律专家的专家评议，决定这个人他永远会存在信誉问题，就在他脸上刺字，“此人信誉有瑕疵”。

郑也夫：他说的这个办法呢，固然是极其残酷了，今天现代社会还允不允许是吧。新加坡打人家屁股几下，文明社会都不好接受。（但）这不是最要害，最要害关键就是没办法。比如我的学生搞一个调查，就是人大外面有个过街天桥，这儿曾经是卖假学历、卖假证的最中心的一个地带。北京，都到这儿来买。我的学生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是认为就是这些家伙太坏了，卖假证。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他是社会上最小的骗子。就是这个假证啊，为什么有市场啊，其实后面有非常深层的原因。其实一个用人单位啊，一个人来谋职来了，他给你递上他的学历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就识别出真假，你只要打个电话。

郑也夫：他关键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啊，他实际上是开绿灯的。卖假证这些人，所以活着，是因为实际上有些人帮他铺设了很好的条件。

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拿到假学历去到各处混世界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也是有可能被刺字的人，其实他们是很拙劣的。相反，我们真正的专家系统，我们内部产生的一些伪劣的产品，我们造就的一些不够格的人才，我们给人贴上了（标签）他是教授，实际他不够格。我们给他贴上（标签）他是博士，他是硕士，都不够格。这些人从形式上看，没有任何欺骗，没有任何伪劣，但实质上，用人单位，病人找他看病，那你惨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社会上防不胜防的事情，所以说刺字的事情，我不举手，我也不否决，我也不同意，我要是同意也太残忍了。但是关键是你找不着人，你找的人都是小爬虫，稍微段位高一点的高手，你根本奈何不了他。我们整个的教授系统的评价，我们整个学位系统的评价，就我所目及、所看到的，我们的学历通过是100％的，这100％的学历通过可是荒诞的、可是令人恐怖啊。它为什么？它使得社会上没有识别性了。

主持人：只要你参加论文答辩，全都过关。

郑也夫：我听说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现在稍微宽容一点了，他们的资格考试(qualify)曾经是，一个学生念博士，念了好几年了，学了这么多门课了,qualify是50％通过不了。该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吧，找别处混去吧，这儿混不了了。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界上各地就业，是从来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从来没有下岗的，是因为他那个学历的含金量太高了。但是那个含金量是以砍掉50％来建立的，这些都是优质产品啊，都是绝没问题的，我们这儿是100％。

郑也夫：我跟您说，只要是淘汰率10％，这里的论文水平会提高一大截。

主持人：但是不想让论文提高一大截，希望大家都过关的人，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郑也夫：赚了今天丢了明天，你拿着这个学历，肯定不会像麻省拿着学历那样走遍天下。

主持人：对呀，以后我们拿着一个人大文凭，好几个骗子也都拿着了。

郑也夫：你是要轻易拿到一个东西，还是要拿到一个含金量大的东西。便宜没好货。

提问：郑老师，你好。我想，提出问题应该解决问题。面对“中国的信任危机”，我觉得无外乎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解决方案，一种是象中国传统统治一样，是德治还是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建立，就是让大家严酷地盯着这个人，对不守信用的人或者信用比较低下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然后，德治就是让我们用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大家道德的底线，然后给予信誉高尚的人以实利的回报，让他觉得道德是有用的，信誉是有回报的。这样的话，然后统一提高，就是全民道德的底线，来达到信誉危机的解决。您觉得这两种方式，觉得中国更适合选择哪一种，或者说是在侧重点上，应该偏向于哪一点？谢谢！

郑也夫：其实你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敞开思路，你不要有一个成见，好象A和B就囊括了全部了，其实可能还有好多好多。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太愿意顺从着过去的一些思考模式啊，就是A和B啊，我可以给你简单的谈一谈建立信任的，解决信任危机我的一些思考。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产权的解决。为什么产权解决，对这个事情关系非常大呢？因为产权明晰以后，人们不追求短期行为，追求长期行为，人们很珍惜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商品的字号或者是商店的字号，人们很珍惜这个。人们为什么珍惜呀，其实是为了赚钱，荣誉可以换钱，一个好的名声能使自己的商品走得很远很远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做，还没有做完。

我自己更愿意强调的，因为前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讲的比较多，其实很简单，我自己更愿意强调讲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记录。有了很多详细的记录，也可以促使的人们追求长期效益，而不是追求短期效益。当人们都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那么社会的服务一定很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短暂的做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的时候，采访过张瑞敏。张瑞敏呢，他就是我说的这个逻辑，做记录。海尔的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出了问题，顾客把它送到维修部去，维修部打开这个家用电器，一查找，哪个元件有问题，然后看这个机器的牌号，就可以找到这个元件当时是谁做的。换句话说，在流水线上每个职工做每个元件的时候都要配号的，都要有记录的。这五百个是郑也夫做的，这五百个是阿忆先生做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元件，可以对号入座，可以说最后这个元件就是阿忆做的。所以说，每个人啊就是知道，日后出了错啊，都能找到，翻老底，所以每个工人就不敢怠慢。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把记录做详实了，你看还有没有事，什么事没有。

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很理性，每个人都很聪明，甚至很狡诈。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把这些记录，把这些东西搞好。相反没有记录，有好多好的设想实现不了，关键就在于很多很多情况水是混的，只要水是混的，浑水摸鱼的人绝对不会少的。只要水是清的，大家就都很自爱。

再给你举个例子。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叫做《有限匿名制刍议》。“匿名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为了保护投票人的权益，不要造成矛盾，不要因为怕别人到时候不满意，给他施加压力，保护投票的时候的选择空间。但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匿名制”在中国玩，玩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玩的结果是“匿名制”保护了很多坏人。比如说我们要投一个人，三个人里选一个人做教授，那么别人托了关系，我就不投这个水平比较高的，就投这个水平比较低的人，反正是“匿名制”，因为投完了以后你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水非常混的。

我提出怎么办呢？我说“匿名制”还要实行，不要恶化单位关系，不要。这个选票是这样的，里头写着这张选票是我的，只是我的，里头写着郑也夫三

个字，把选票折起来粘上了，看不见，对着灯也看不见，然后开始投了。我投谁？我投张三、李四还是阿忆，我投完了，投完了把它折起来。唱票的时候，看的时候只有结果没有（投票人）姓名。但是里面有（姓名），把这些票呢，（全部）封起来搁在信封里头，盖上印封存起来，有一个解密期，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解密。解密的时候，（发现）哦，水平这么低的人，你们当时都同意了，哦，这么好的人，你们不同意。你不要靠“匿名制”保护你的恶行，这东西是可以曝光的，以后谁都可以要求解密。

我说了这个主意以后呢，我们的书记说，我给你补充一个案例啊。他原来在上海大学里面做领导，出版社曾经要出版一套博士论文丛书，出版社说我们不知道哪篇好哪篇坏啊，因为这都是很专业的事情，请你们给我们一个答复。这样每个教授啊，博导啊，写推荐信，结果呢，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推荐信，所有的推荐信都说得好上天了。这样出版社就麻烦了，你看，要做一件好事做不成了，最后出版社告诉教授们说，你们的推荐信都将附在这本书的第一页，很多教授就表态了，赶紧（把推荐信）给我拿回来。

对付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付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民族，必须找到一些极其智慧的一些手段。能在中国玩得转的制度，走到世界没有地方玩不转的。相反在世界别的地方玩的转的制度，比如说什么传销，比如说什么教授推荐信，在我们这儿玩不转。我们比他们智慧，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比他们更走过了漫长的、残酷的、残忍的生存竞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机会，很多很多漏洞，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难乎其难。但是一旦制定成功了，就为世界文明做了贡献。我们光搞“匿名制”不行，根本不行。我们必须将匿名、实名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的人的智力太高了，我们的人太刁钻了。

郑也夫：你先自觉向主持人交代一下，杀过熟没有，被杀过熟没有？

提问：因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面，没有接触到和广泛的社会。

主持人：还没有“杀熟”和被“杀熟”的机会？

提问：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的回答没有典型性。

主持人：好，这个回答非常妙。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郑先生，郑先生刚才提到这个信任危机的产生，郑先生是认为在于一个我们很优秀的文明传统的断裂，以及就是说在某个年代，他的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一种伤害。然后刚才有同学问到怎么解决，郑先生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产权方面，比如说记录在数目上的管理这样的一种比较技术上的手段。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郑先生，就从文明的基础来说，我们要实现解决这个信任危机，是不是还任重道远？谢谢郑先

生。

郑也夫：这个问题啊，其实要我回答的话，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不觉得这个事情短期内呢，可以得到解决。国际上有一个大学者，叫福山写了一本书，大家可能都读过，叫《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就说，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它（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时间上看，（信任）恢复的单元是“代”，是要以“代”来计算的，绝对不是短期的事情。一个圣人级的人，九十多岁了，在内蒙古在那儿种树呢，叫远山还是叫什么叫。

主持人：那个日本人。

郑也夫：中国一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沉重。问他说，日本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环保意识，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做不到。这位日本老人沉默了半天，说日本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孩子）不是听着长官的教训长大的。只要你的父亲，你的长官行为非常之端正，行为的文明程度非常之高，够了，后一代肯定跟着你走。相反，你的行为不端，你做父亲也那么回事。但是你总是对孩子这样苛刻，形成的是一种深刻的逆反。我说做父亲的啊，想明这件事吧：我们怎么样面对孩子们，面对他们天真的眼睛。

主持人：最后这段话真让我们感动，非常深刻，也非常通俗，我们全都听懂了。

按照节目的惯例呢，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由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幼稚，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要挽救、渡过中国的这种信任危机，要经过数代人。我能不能问您，您约莫着至少要经历几代人，中国的这种危机才能渡过？

郑也夫：过了一代大家再看一看。

主持人：一个非常智慧的、狡猾的这么一个回答，我们也表示接受，因为非常智慧。好感谢郑教授出席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光临我们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