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性格：

喜好文史、英明果敢、坚毅不屈、智勇双全、虚怀若谷、能言善辩、

唐太宗的优点：

胸怀大志、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任人唯贤、量才授职、广开言路、鼓励直谏、虚心纳谏、独立思考、优化选择、从谏如流、以人为本、用人不疑、恩威并举、文韬武略、求贤敬贤、宽刑简法、体恤臣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执法如山、大义灭亲、以史为鉴、善于反省、公正无私

唐太宗缺点：

反复无常、固执己见、私欲满溢、滥用民力

变革时代，个人或组织生存发展之道：顺势、定市、做事、做实

唐太宗是个有领导力的皇帝：

领导力就是正确规划个人或组织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整合、内化相关资源，并积极影响相关人员决策和行为，从而实现个人价值或组织效益最大化（的能力）

《李世民成霸业的用人韬略》

作者：李肖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1. 把蠢材变成人才

李勣，山东曹州的一个泼皮无赖，才学浅陋，胸无大志，整日与酒徒为伍，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自从他投靠李世民后，经过李世民的悉心调教，更名改姓，“徐世勣”变成了“李勣”，身上恶习一扫而光，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屡次帮助李世民守卫边疆，他和李靖并肩作战，多次击败游牧骑兵的骚扰，被誉为唐军之长城。

2. 善于人才组合

中书令房玄龄谨小慎微，办事稳重，善于出谋划策，兵部尚书杜如晦精明果敢，剖断如流，在决策、判断方面胜人一筹。将二人组合在一起，就形成房谋杜断的最佳黄金组合。

3. 把敌人边亲人

魏征是作为太子洗马，多次鼓动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欲将李世民置于死地，斩草除根。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后有一次质问魏征：“你离间我们兄弟关系为了什么？”魏征却神色自若地回答道：“皇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唐太宗听后，不仅没杀魏征，反而把他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还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他的儿子，使两人从仇人变成了亲人。

4. 宽刑简法，把杀人变成救人

李世民曾对大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对死刑的审核极为慎重，在审核程序上要求三复奏，即向皇帝报告三次，后来又增加到五复奏。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腊月太宗视察朝廷大狱，那里有390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批准，执行死刑。这些犯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但是李世民本还是着人文主义精神进行终极抚慰，经过亲自审问，得之死刑犯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回家看看。李世民便立即答应，要求只有一个，即死刑犯们要在来年九月初四一个不落地回来。最后，规定的期限到了，除了一个犯人没有如约而至外，其余犯人都按时回到狱中，正在大家埋怨那个犯人的时候，最后的这个犯人拖着病体坐在马车里也赶来了。李世民点头微笑，下令大赦

所有的死刑犯。

5. 【虚心纳谏，知错就改】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久，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一天，他在披香殿招待大臣，苏世长忽然问道：“陛下，披香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吗？”李世民说：“你明知是我建造的，却还要问，你有什么话就说。”苏世长指出他有许多宫室居住却还要耗费财力民力建造新的宫殿的错误后，唐太宗点点头深以为是。

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巡游洛阳，于是 下令修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指出：巡游东都建造宫殿不是当务之急，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大兴土木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李世民先是大怒，这家伙竟拿自己和暴君隋炀帝相比！而后，张玄素又说：“如不立即停止修乾元殿，将来的命运比夏桀、商纣还要可悲。”李世民听后仔细想想觉得有理便和颜悦色地说道：“是朕考虑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把。”

6. 【鼓励直谏，用刺头不用滑头】

苏威是隋朝宰相，为人圆滑，虽经历乱世，却能明哲保身，化险为夷，活到唐朝初年。当他听到李世民进了洛阳就急忙来求见想捞个一官半职。李世民却拒绝接见，并让人质问他：“苏公是隋朝宰相，社稷危难，公不能扶，使皇上身弑国亡。”相反，对于苏世长，张玄素、魏征、孙伏加等一帮经常惹他生气的刺头，却是关爱有加。一次，孙伏加批评唐太宗滥加酷刑。草菅人命，与李世民当廷抗争。事后，李世民赏赐孙伏加一座价值百万的庄园。有人议论表示不满。李世民说：“我一生气，你们就不敢批评朝政了，这次厚赏孙伏加，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7.【关爱臣子，小恩小惠情谊深重】

大将李勣生病要用人的胡须作配药，李世民听说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给李勣送去。把李勣感激得痛哭流涕，拼着老命为他奔忙。今天征突厥，明天伐吐谷浑，戎马一生，至死不悔。

胡人给李世民送了不少甜瓜，李世民一吃觉得不错便给房玄龄等人送去一些。房玄龄觉得李世民对自己是大德大恩。“世民每破军克城，诸将佐争取宝货，玄龄独收揽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后来，房玄龄死了，李世民一吃甜瓜就哭泣，别人问他哭泣的原因，他说触景深情，又想起房玄龄。

8.【注重君臣关系，恩威并施】

贞观六年，李世民盛宴款待大臣，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又屡次在李世民深陷危难之时挺身救主有功，应邀到长安参加宴会。期间，有一位马大哈无意坐到了尉迟敬德的位子。敬德怒斥其“没大没小”。旁边的任道王李道宗插话：“今日宴席，不分座次，大可不必为此伤了和气。”尉迟敬德更怒了，一拳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几乎造成其失明。唐太宗看在眼里，便叫住尉迟敬德，伤心地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忧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才知道当时把韩信、彭越剁成肉酱，实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饰，无贻后悔。”几句话说完，尉迟敬德已面无血色，从此再不敢飞扬跋扈，横行霸道。

唐朝征服的少数民族成分复杂，那些游牧民族更是说乱就乱，说反就反。一次，李世民召集大臣，专门就民族事务进行讨论。有人说：“把他们迁到内地，教他们耕地，学做农民。”颜师古认为把他们迁到黄河以北地区，设酋长建立自治部落。温彦博认为把他们迁到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居住方式，难免会发生意外情况，倒不如顺应他们的民族风俗，实行自我管理。”李世民采取了温彦博的建议，先把突厥族的吉利可汗叫到宫中，眼里训斥教育一番：“你继承父兄遗业当上可汗，却为非作歹，暴虐不到自取灭亡，这是罪行之一；多次和我山盟海誓，互不侵扰却多次自食其言，这是罪行之二；自恃强大，嗜杀好战，是大批战士暴尸原野，这是最行之三；触动骑兵，见他庄稼，抢掠百姓子女，只是罪行之四；我饶恕了

你的罪行，保留了你的领地，让你来朝见我，却迟迟不来，这是罪行之五。但是如果你今后悔过自新，不再入侵中原，可以饶你一死。”吉利可汗听完哭着给李世民跪下。李世民扶起他，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酒到尽兴时，李渊弹起了琵琶，李世民跳起了舞蹈，一直到深夜才罢宴。

9.【用人精简，宁缺毋滥】

在唐太宗统治的22年间，政府官员，数量不多，却非常精干，办事效率也极高。

10.【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魏征、王珪、薛万钧、萧瑀等人过去曾经都是李世民的敌人，战败之后，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李世民不计前嫌，量才授职，作为心腹。李勣、程咬金、秦琼等人，过去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与李唐军队争夺天下，杀得你死我活。而李世民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胸怀神州，放眼天下，广纳贤才，不管曾经的恩怨仇恨，今天你是人才愿意跟着我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就提拔你，重用你。李世民心胸宽广、气度非凡，用人才标准衡量人才，不在其中夹杂个人感情因素。

11.【用人唯才、华夷无别、一视同仁】

在李世民的统治集团中，任用了大量的文人、武人、亲人、仇人，而且还提拔了不少外国人和少数民族，雄辨地证明了李世民用人唯才，华夷无别，一视同仁作法的合理和高明。李世民说：“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继栎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者，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李世民出身于一个鲜卑族和汉族结合而成的家庭，长于西北边地，对少数民族有较深的情感。当他执掌大权后，极力倡导胡汉一家，华夷无别的民族平等政策，对待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少数民族人才，李世民也委以重任使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国效力。

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西北边陲，食肉饮乳，骑马游猎，身体健壮，高大威猛，非常适合带兵打仗。且一些少数民族将领文化水平太低，不悉兵法，有勇无谋，无法担任主帅，李世民就将胡族将领和汉人将领搭配起来，取长补短，组合任用，很快就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一方，为彻底解除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唐太宗采用以夷治夷，以胡抗胡的办法，大量征用胡兵蕃将，让这些游牧民族去抗击游牧民族。

12.【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样的人是明君，什么样的人是昏君？”魏征说：“国君之所以贤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没有判断能力。??隋炀帝偏心虞世基，各地的农民攻城掠地，他却一无所知。所以帝王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接受别人的进谏，则不会受贵臣的蒙蔽，使下面的实际情况如实反映到朝廷。”唐太宗对他的说法很满意，连连点头称是。

13.【以史为鉴，克己节欲】

唐朝初年，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像用刀割自己屁股上的肉，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肚子吃饱了，人也完蛋了。人民的怨气一旦产生，众叛亲离也就在所难免，我每次想到这些事，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魏征说：“古代那些帝王，都是能充分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能回避身外之物的诱惑。以前，楚国聘用詹何，向他请求什么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詹何说是修身养性的技巧。楚庄王又问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詹何却说：‘我没有听说身心修养好的国王却把国家治理得很乱。’陛下所说明的，实际上和古人的含义是一样的。”

14.【广开言路、鼓励直谏、共谋国事】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瑀：“隋文帝杨坚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呢？”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他每次上朝总是废寝忘食，一直工作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唐太宗说：“你是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观察问题很细致，头脑却糊涂，头脑糊涂就会不同事理，越是观察得细致越容易产生疑心。他不相信朝廷内的大臣，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累得心力憔悴。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的心思却不敢直言指出，宰相以下的官员窦氏溜须拍马，顺着皇帝说话。我的想法不然，我把这么多的事务全交给各部门去办理，宰相出谋划策，考虑周全后才具体执行。如果让皇帝一个人去蛮干，日积月累，冤假错案积累很多，国家会很快亡。还不如广泛提拔贤良人才，监视着让他们做事，法令严肃，谁敢胡作非为？”而后，李世民还命令各部门，如果皇帝颁布的诏令，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如实向上反映，不得阿谀奉承，明知有错却知情不报。

15.【用人不疑】

深受李世民器重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将领契苾何力被薛延陀抓去后，有人怀疑契苾何力恐怕会和薛延陀合谋造反。而李世民却坚信：“契苾何力绝对不会背叛我。”契苾可汗在薛延陀可汗的大帐中宁死不屈，拔刀割耳以示对唐朝的忠诚。不久，薛延陀可汗的叔父前去唐朝纳贡求和希望双方罢战和亲。李世民说：“和亲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契苾何力安全回到大唐。”后来，契苾何力终于换回来了，李世民看着他的耳伤，不禁流下了热泪。契苾何力却说：“我受皇上的厚恩，死都不怕，还拍失去一只耳朵？”

16.【赏罚分明】

17.【善于倾听，说话富有技巧】

他总是在详细地听过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再根据具体对象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对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些知识分子则是温文尔雅，说道动情处还会流下眼泪无限深情，对于尉迟敬德、李勣等一些粗人武夫，李世民则是该骂就骂，毫不留情。

18.【动之以情，晓之以礼】

李世民要过生日了，大臣们都想借此机会，花天酒地，大吃一顿。李世民有心拒绝大臣们的想法，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就扭转话题，大发感慨地说：“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喜可贺的。在我看来，则应当成为感思母亲受难的纪念日。作为帝王，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为了让母亲吃上藜藿之食，亲自去扛米。等母亲去世后，仲由南游楚国，随行车马，数以百计，家里的积粟，数有万种。等他想为母亲去扛米已经不可能了，因而流下千古遗恨。《诗经》上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去做饮酒宴天之事？”说着就留下了眼泪，众人无言以对，再也不好提出什么要求了。

第二篇：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摘要：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其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太宗治国思想集中表现于《贞观政要》一书中，本文通过对《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梳理，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意义及影响。

关键词：唐太宗；治国思想；《贞观政要》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唐朝著名史学家。吴兢是个史官，内外居职几十年。开元前期，吴兢以太宗朝的人事为范围，随事载录，编撰成《贞观政要》。全书分类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身边大臣的政论、奏疏等，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 关于《贞观政要》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何彦主编的《〈贞观政要〉——论政宝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xx年）论证太宗的政治观点，安立志编著的《〈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概述了太宗的领导特点，扬帆著录的《〈贞观政要〉—帝王权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概述了太宗的帝王学等；论文方面：有王家晋的《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农思想》（《发展论坛》，19xx年5期）介绍了太宗的重农思想，林志华的《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xx年1期），吴枫的《评〈贞观政要〉》（吉林大学学报，19xx年1期）对《贞观政要》进行了评价等。

一、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背景

第一， 立足社会现状

唐太宗即位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2]贞观初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贞观元年，“山东大旱”；贞观三年，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为巩固新生的政权，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唐太宗接受了魏征关于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顺民意、得民心的主张，确立了自己的治国思想。 第二， 吸取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太宗刚即位就下诏修六部史书。史载，太宗读史成癖，常在“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言，访以今古”，或自己一个人“被鉴忘倦，每达宵分”。[3] 在实际决策中，太宗常以史为鉴，《贞观政要》中记述了很多这样的言论。在谈到前代帝王成败得失时，唐太宗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敢复言，政道因兹弛紊。而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4]在太宗看来，许多创业之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骄傲自大，忘乎所以，闭目塞听，甚至寻欢作乐，结果政道松弛，人心思乱。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兢兢业业，致力治道。在论述君臣关系时，他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5]这就表明太宗认识到了明君暗君是大臣能否尽心谏诤的关键，只有遇到明主，忠贞的臣子才勇于进谏。反之，因担心遭受龙逢、比干的下场，而对君主的过错熟视无睹。因此，吸取先朝经验教训是唐太宗虚心纳谏、孜于治道的重要原因。

而吸取隋亡的教训，更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直接原因。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强大的王朝，由于隋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基于这一认识，唐

太宗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以维护李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贞观政要》中就有许多关于吸取隋亡教训的记载。如太宗在谈到隋炀帝败亡时曾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之。”[7]因此，太宗要求群臣吸取隋之教训，极言规谏，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至道。

第三， 继承前人思想

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先贤的治国思想。认为只有学习才能使人明白治道，开创太平。太宗在回忆自己的治国经历时曾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8]正是因为唐太宗治学孜孜不倦，对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吸收先哲的人才思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9]太宗认为治理国家，一条重要的方针在于吸收人才。否则，必难致治。因此，太宗就把人才提高到关乎国家存亡之根本的高度，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

第四， 名臣思想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朝代，而以“从谏如流”闻名于世的唐太宗，自然安邦定国的大政方针上采纳了群臣的诸多雅言。分析唐太宗治国思想，应重视大臣们的思想对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促进作用。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君臣就展开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争论，房玄龄说创业难，因为这要经历许多曲折，付出重大代价。而魏征认为守成更难，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君主在打下天下后，只知道安逸享乐，不理政事，结果天下大乱。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认为艰难的创业已经过去，而守业之艰难却横在面前，因此必须慎重对待国事，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如贞观七年，太宗与大臣论自古理政得失，太宗认为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许多大臣也这么认为，惟魏征指出：“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呼，不疾而速。期日而可理，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10]太宗听从其言，行王道之事，出现了贞观盛世。在谈到贞观太平时，太宗也说：“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11]这确是唐太宗的肺腑之言。

第五， 唐太宗自身经验的积累

从创业角度来说，唐太宗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从隋末李渊起兵推翻隋王朝，到率唐军镇压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再到后来即位称帝。唐太宗是位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充疆土，威仪四方，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丰富的经历，对培养唐太宗的治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就守成方面说，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在《贞观政要》中，我们看到了唐太宗继承大统之后的雄心壮志。对外打击劫掠的游牧民族。对内成为一个超越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并可比美尧舜的圣君。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12]

二、唐太宗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 人才思想

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任何繁荣盛世的开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人才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贞观之治”的形成是唐太宗善于用人的结果。太宗知人善任，与他一套丰富的人才思想分不开。唐太宗人才思想有完整的体系，提出“以德行学识为本”的人才标准。要求以“唯才是任”，以不避私亲、不避新旧、不避仇寇、不计门第、用人用长、用人不疑的原则使用人才。

在选才方法上，唐太宗主张把自举与荐举结合，并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制的推行，对荐举制来说是一大进步，使太宗广泛选拔人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也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范本，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即位不久，就下令立孔庙于国学，稽式旧典，以孔子为先

圣，颜子为先师，倡导儒学。太宗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非常爱护人才。太宗曾说：“朕览汉史，见汉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人。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13]太宗看来，功臣为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安享晚年。但自古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之士，暗施阴招，获全者少。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所以太宗非常注意保全功臣。

第二， 吏治思想

自古以来，治国首先在于治吏。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廉政观上。首先，太宗指出贪污的危害性。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14]其次，太宗指出臣子贪污的原因，是由于经不起物欲的诱惑。他类比道：飞鸟住于林里，还担心树木不够高大，于是把巢搭在树顶；游鱼藏于水中，犹害怕水不够深，又把洞打于水底。但因为经不起食欲的引诱，都被人所捕获。而为人臣，“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太宗多次告诫百官，要“以此语为鉴戒”，不要做鱼鸟式的人物，以至身陷圄囹。[15]再次，唐太宗为百官指明了正确的为官途径。告戒百官，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而有了官爵，“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16]

在整顿吏治的法制建设上，唐太宗也作出了努力。在太宗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及后来的《唐律疏议》中，对官吏的贪脏枉法、以权谋私等腐败行径的惩处都有明文规定。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吏，太宗进行奖励。

唐太宗十分注重精简官吏，“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官，务省官员。”[17]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精简机构，按能力的大小授予相应的职务。在太宗看来，治理国家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官吏，低素质的官吏，即使再多也没有用处，反会成为动乱的致因。太宗认为官员太多，就会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只有精简人员，才能提高办事绩效。于是要求房玄龄“并省官员，各当所任”，[18]结果文武百官仅剩六百四十员。不但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政府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 纳谏思想

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帝王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除了基于“安人理国”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与他在吸取隋亡教训过程中形成的君臣观分不开。太宗认为遇到君主失误的地方，臣子必须进谏，才能挽回损失；反之，若君主失去了国家，“臣也不能独善其家”。

[19]既然“义均一体”，必须“协力同心”，共治天下。[20]唐太宗提出了六种纳谏办法，即虚心求谏，导之使谏，恭谦听谏，师友视之，进行奖迁，制度创建等。

第四， 安民思想

唐太宗非常重视民众的作用，他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21]把重民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22]在太宗看来，只有先存百姓才有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主。

（1）顺应民意。唐太宗认为安抚民众，首要的是顺从民众的意愿。“朕常谦常惧，犹恐不称百姓意也。”[23]顺民意，太宗认为第一要主持公道：“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于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24]只有公正无私，才能不偏不离，树立正气，打击邪恶，赢得民心。第二，太宗认为在物质方面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2）爱惜民力。太宗从隋炀帝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的结局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泛用民力，就会导致“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恶果。基于这种认识，太宗即位后，采用立法的形式来限制官吏对百姓的役使。

（3）遵守农时。农时直接关系到收成之好坏；收成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之安危；社会之安危直接关系到王朝之存亡。太宗曾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25](P431)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为不违农时，甚至不拘礼节。如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遣兵以备仪注。太宗认为生产刚刚开始，会妨碍农事，令改为十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26]

（4）赈救灾民。贞观二年，关中干旱，百姓大饥，卖儿卖女。唐太宗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买那些儿女，还给其父母。[27]为了更好地拯救灾民，太宗下令，在重灾区洛、相、徐、济等州设置常平仓。规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三年。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大灾之年，百姓可以生存下去。

（5）戒奢以俭。唐太宗提出俭约的主张，为带动节俭之风，太宗率先节俭。贞观十六年，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木料器材都已准备妥当，但考虑到自己纵逸，就会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后果，只好停止。由于太宗带头节俭，故“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28]

第五， 法制思想

唐律在中外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法制史的枢轴”，[29]而其开创者和奠基者是唐太宗。

唐太宗继承和发展古代“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30]太宗强调以儒家思想仁义为治的传统观点，又主张赏罚结合，一方面奖励有功者，一方面惩罚有过者。在要求太子诸王遵纪守法时，太宗曾说：“君主发号施令，为世作法。”[31]在太宗看来，法律象征着权威与公正，不论是谁，只要触犯法律，必须绳之于法。根据这一立法思想，他提出了简约宽平的立法原则。“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32]如果法律条款太过繁杂，就会产生“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的后果。因此，立法必须简约。炀帝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结果激起民变。太宗反其道而行之，“布宽大之令，百姓来归”，竟“旬月之间，遂成帝业”。[33]太宗发现有些司法人员为了获得声望，以便升官，结果使许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心里十分难过，痛心地告诫执法人员：“今之所忧，正在此身，深宜禁止，务在宽平。”[34]要求执法人员务必珍惜百姓生命，宽平执法。

唐太宗认为，社会要长治久安，就必须法制规范，政策稳定。否则，就会让民众目不睱接，结果会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于是太宗提出 “今宜详细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35]故以《贞观律》为蓝本的《唐律疏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范式，影响深远。

唐太宗还身体力行，不以言代法，不以权废法；不阿亲贵，不避勋旧；不妄罪无辜，不滥施刑罚。唐太宗不但重视立法，自觉守法，而且也严格执法，主张公正、慎罚并且反对赦免。这为唐朝法制的完善，法律权威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唐太宗治国思想之评价

唐太宗依靠其治国思想实现了天下大治，开创了李唐王朝近三百年基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 丰富了前人治国思想

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当时的社会要求、文化传承与他本人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法律方面，唐太宗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反映了儒法合流的历史特征。这是儒家思想完成自己的转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为宋朝理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当然，思想文化是需要继承的，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也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例如唐太宗继承了古人吏治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致治之本，惟在于省”，把精简机构提高到关乎“治道”的高度，从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

第二， 促使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到来

唐太宗在位时期能形成 “贞观之治”的局面，与其治国思想密不可分。

（1）政治方面：首先，形成了文人治国的局面。唐太宗是凭武功夺取天下的，却很会用文人治国。唐太宗即位后提出“偃武兴文”，逐步形成了文人掌权的局面。此后，宋元明清，基本沿用唐朝政制。其次，形成了用人纳谏的良好风气。“贞观之治”的形成很

大程度上是唐太宗善于用人、虚心纳谏的结果，“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36]唐太宗又以纳谏闻名，所谓“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又称一人而已”，[37]最后，促进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成熟。这表现在：在中央重建三省六部；置五监九寺，实行封驳制度，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地方设十道，其下设州、县、乡里，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机器。实行各级官员由中央任命制度和轮换制度，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帝制的成熟与政治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化密切相关，帝制不断完善本身则是统治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38]

（2）经济方面：由于唐太宗实行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使经济得到发展与繁荣。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39]吴兢更是描写了当时社会经济繁华景象：“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40]

（3）文化文面：唐太宗实行的文化政策，繁荣了学术，发展了文化。太宗认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武轻文。于是命孔颖达、颜师古考订五经，颁行天下，同时广兴学校，加强儒学教育，设立各类馆舍招揽人才。此外，唐太宗对国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也一视同仁，决不盲目排斥。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1]国外的文化，如印度佛教，波斯摩尼教，唐太宗并不相信，但因“本行善事听其流传”。唐太宗开明的文化政策，创造了有唐一代“博大清新，灿烂辉煌”的文化，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第三， 影响了有唐一代

唐太宗治国思想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延绵下来，而在于唐太宗的治国精神的渊源流传。唐高宗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治国政策，开创了“永徽之治”。唐玄宗依贞观故事，重用人才，虚心求谏，裁汰冗员，进一步安定了社会，清明了政治，繁荣了经济，开创了 “开元盛世”，重振李唐王朝。唐后期，唐宪宗向太宗学习，挽狂澜于既倒，调整赋税，裁减冗员，打击地方藩镇，维护国家统一，被史家称为“元和中兴”。

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不但影响了他的子孙，而且影响了唐朝的一般士人。史载，唐代许多诗人在自己的诗篇里，吐露了对唐太宗的仰慕之情。例如杜甫曾写：“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42]“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43]白居易曾作 “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44]

第四， 影响了后世帝王

唐太宗治国思想不但影响了唐代，而且对以后王朝有重大影响。后世许多封建帝王，对《贞观政要》的学习颇为重视。

元朝统治者很重视《贞观政要》的学习。元仁宗览《贞观政要》，并且收集各个版本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的第一次刊行就在元朝。

明朝洪武三年王勤刊印《贞观政要》，明宪宗亲自作序云：“朕万几之暇，锐情经史，偶及是编，喜其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妥，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史载，明朝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讲授《贞观政要》。

清代统治者也很重视《贞观政要》。康熙喜读此书，用人也以德行学识为本。清高宗也十分重视唐太宗治国思想学习，内修法度，济世安民，外反侵略，维护一统，创造了“康乾盛世”。

唐太宗治国思想在国外也很有影响。《贞观政要》传到日本后，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博士菅原为长专

任讲官，为幕府讲解《贞观政要》，对日本政局影响很大。德川幕府时曾规定天子必读《政要》，以“明古道”。

第五， 对现代的影响

唐太宗治国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其用人、吏治、纳谏、安民、法律等思想方面，都有值得吸取的东西。譬如他的“唯才是任”的用人原则，又譬如唐太宗提出精简机构的吏治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唐太宗息边战、顺民心、反腐倡廉等思想都对当今富有启发。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不但可以用于政治，也可用于经济。19xx年，日本《经济新闻》出版了一本阐明唐太宗治国思想内容的薄本《帝王学》，引起日本工商界轰动，成为年度畅销书。

但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从唐太宗具体的治国措施来说。纳谏方面，太宗常说“主纳忠谏”，所谓的直言忠谏，就是要臣子务尽忠贞，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法律方面，唐太宗完善法令，也无疑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出于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专政的需要。太宗曾说：“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45]这反映了他的阶级本质。安民方面，之所以安抚民众，是为了防止他们“不有怨叛故也”。人才方面，唐太宗大力培养选拔人才，是为了加强对士大夫的控制。吏治方面，唐太宗严格吏治，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十分有作为的政治家，总体来讲，他的治国思想是时代背景、文化传承、亲身经历及臣子辅佐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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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imple Analysis Ruling ideology of Emperor

Taizong

Abstract：TangTaizong is an outstanding history of our country's emperors, whos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TangTaizong g ideological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untry in the "Zhenguan politicians" in his book, the paper of " Zhenguan politicians " Taizong of combing the country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Key words: Tang Taizong;Ruling ideology；Zhenguan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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