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人对于切*格瓦拉并不是很熟悉，如果不是一场被某些人称为“史诗”的活报剧似的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并造成传媒的轰动，那么他在中国的崇拜者也许只限于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而这种人在当今中国是稀少的。作为一个把消除压迫和剥削作为毕生理想的人，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反而遭到了有意或者无意的冷遇；而在欧洲、北美洲和切的家乡拉丁美洲，他的崇拜者却在他的殉难日点燃蜡烛，面对他的画像默默祈祷。这种差别也许就是英雄所应得的一种待遇。

有人说，格瓦拉只是一个狂热分子。但也有人说，格瓦拉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一个理想，并为实现他的理想而献出了生命，因而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至少对于他个人而言。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切*格瓦拉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到底有多大价值，以至于那么多人把他奉为英雄而顶礼膜拜？

如果我们就此展开讨论的话，一定是毫无结果。因为数十年来，围绕格瓦拉的争论从来就没停过。当然焦点是格瓦拉是一个为解救人类苦难而献身的耶苏式的英雄，还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若想给一个人盖棺论定，必然要判断他的生命有无价值，价值大小。尤其是作为一个历史系科班出身的人来说，盖棺论定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一种本领，似乎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比如说有人要你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评判，你说“我不知道”或者“很难说”之类摸棱两可的话，人家一定会说：“你白学历史了吗，都象你这样，学历史还有什么用？”

这实在是学习历史的一个尴尬，虽然这的却是一种诚实的说法。但在今天，我宁愿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尽管我十分了解关于切*格瓦拉的N种说法。我想做的只是展示一个过程，展示一个我的视野。这个过程和视野就是：切*格瓦拉：一个人、一个理想与一个世界。

切*格瓦拉：19xx年出生于阿根廷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患有哮喘病，小时在家自学，受过良好的法文教育，热爱诗歌。青少年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热中交游。17岁时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学习。这时的格瓦拉体现出来的个性是坚强，并富有文学的浪漫气质，充满爱心。然而这些只能说明他是一名优秀的青年，而这样的青年也并不十分少见。在19xx年切22岁时，他首次骑自行车旅行，亲身感受了外面的世界，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些孤单和绝望的人当中存在着最高尚的团结和友爱。”19xx年切又开始了漫游拉丁美洲的旅行。在8个月内游历了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5个国家。旅途艰苦，切第一次走进了底层社会。1953和19xx年，切在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拉美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墨西哥游历和生活，并逐渐明确了其共产主义思想。19xx年，切遇见了卡思特罗，从此直到19xx年，两人在革命中结下了友谊，并共同率领起义军夺取了古巴革命胜利。从19xx年开始，他开始宣扬他的游击理论，被称为“格瓦拉主义”。19xx年，切辞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等一切公职，并放弃古巴国籍，先后在刚果和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力图在拉丁美洲“创造出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越南。”19xx年十月，切的游击队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消灭，他本人也被逮捕，并很快被杀害。

这就是切*格瓦拉这个人一生的经历。我觉得有两点是很关键的，一是他爱好文学和诗歌，这使他对人生有种美好的想象，因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气质；另一点是他曾多次亲身游历美洲大陆，残破的社会现实使他感受至深。而切是这样一个人，他如果发现现实的社会和理想中的社会有差别时，他便毫不迟疑的对现实加以改造而决不是向现实妥协。这是天赋予他的品质，而他在青年时的游历则激发并坚固了他这种品质。也许是因为有一种贵族的基因，我们知道贵族是习惯于掌控一切的。

理想，格瓦拉的理想，消除剥削和压迫。其实这并不是格瓦拉心目中最本质的理想。他心目中最本质的理想乃是他从小在书籍和诗歌中，通过优美的词句，通过作品中传递出来的微妙感觉，再加上自己奔驰的想象，创造出来的类似天堂的美好世界。这种理想是存在于

潜意识中的，通常是极为模糊的，是无法言明的，但这偏偏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强烈的渴望和憧憬。但格瓦拉通过游历看到的社会对立，使他的这种理想突然清晰起来（其实同时也是一种扭曲，虽然这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这个社会只要消除了剥削和压迫，那就是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了，但实际上远远不是。

世界，指的是格瓦拉生活和接触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需要改造的旧世界。通过什么手段改造呢？格瓦拉选择了暴力革命，选择了游击战争，这也是他为许多人诟病的地方。为什么格瓦拉会选择暴力的方式？我想这样说：因为他碰见了一批革命者。这批革命者的理想在他看来是和他一样的。他们通过革命，实现了推翻旧社会的理想。于是他发现：暴力革命和游击战争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有效方式那么还等什么呢？用这种有效的手段来实现理想，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想法，遑论切*格瓦拉。他为了实现理想，更加坚定而毫不迟疑的运用这种手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被人们称为“狂热的冒险主义者”和“游击至上主义者”。也许实现理想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可以行医治世，可以教书育人，也可以做传教士传播福音，但切恰恰选择了最极端的一种：暴力革命。命运曾经给过他另外一个选择，也是他最初的选择：作一个医生。但现实的残破，50—60年代世界革命的汹涌浪漫，使得切终于选择了革命者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成就了切*格瓦拉英雄的声名。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世界的不幸，也是切*格瓦拉本人的不幸。

还有一点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就是切参加了古巴革命，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革命成功了。古巴社会由旧翻新，理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切近和真实的走向了格瓦拉，他怎能不对这种有效的革命方式产生莫大的信任和信赖，并由此而奉为至宝呢？作为 诗人和医生的格瓦拉从此统统让位于作了革命者的格瓦拉了。

如果说，格瓦拉最初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取得了成功，而是作为一个医生和诗人，那么很可能世界上会少了一个革命者。但若要他不做一个革命者，那首先应使他心中不产生对共产主义的的信仰，而由此也不应使他结识某些革命者并追随他们斗争。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应该让他游历美洲大陆，或者至少不应该使他同革命者产生接触，但20世纪50—60年代的现实是，拉美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发压迫反剥削的革命风起云涌，几乎每个国家都身处风暴的中心，每个人不管身处何处都无法避免。所以，我要借用一句名言来结束以上的推断或曰假设，那就是：历史不存在假设。

但我觉得仍然有未探究到的地方。其一，相对来说，古巴革命时间较短，取胜也相对容易，那时的格瓦拉也太年轻。任何人都要经过时间的历练才能更成熟，更超脱的看待生命与世界。格瓦拉似乎还欠缺一些。假如格瓦拉身处中国革命的洪流，历经数十年才取得一场伟大的最终胜利，也许格瓦拉就不会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再去冒险，说不定还会作出解甲归田的选择——谁说不可能呢。

其二，假如格瓦拉失败的话，假如古巴革命没有成功，现实告诉格瓦拉革命无法实现他的理想，那么他也许会寻求别的方式：写诗或者行医。这两条道路也未尝不可实现他的理想。虽然没有暴力革命见效快，但影响也可以是深远的。

下面讨论另一个问题。格瓦拉为什么要出走古巴？我只能说，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他的理想并不是消除剥削和压迫，仅此而已吗？决不！他的理想存在于心底最深处，是无法言说的，只能用诗的心灵去感觉的一个至纯至美的世界。这种理想是一个遥远的极点，是“乌托邦”。格瓦拉曾经以为通过革命可以到达，但他发现了某种误差，这个误差不是来自于理想而是来自于革命本身，来自革命的结果。他发现这种结果与他的理想无法吻合。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修正这种误差，在他当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古巴工业部长的时候，但修正的结果是越来越严重的偏离。于是他只好离去，重新选择一个起点，来实现他的理想。也许格瓦拉曾经产生过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对于结果。而不是对方式和手段的怀疑。换句话说，虽然古巴革命的现实结果使他意识到理想绝不是这种模样，但他并不认为是手段造成的偏差，他仍然

是把游击战奉为至宝的。毕竟这种方式见效如此之快，它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如此迷人。 如果古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切近格瓦拉的理想的话，如果格瓦拉在古巴采取的那些措施都卓有成效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会离开古巴了。虽然格瓦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全人类和全世界，但只要在古巴的小小一隅能够实现他的理想，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满意的，他也会全心全意的来经营他的理想，也许会成为一个象周恩来那样受到全面肯定和赞扬的政治家。但很可惜，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古巴的小小一隅也未能实现，于是他只好出走。

出走的结果是悲惨的，他为他的理想而献身了。他希望制造出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越南，但他失败了。“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这是他在被捕时说的一句话，在他被捕以后他曾经要求为玻利维亚政府军看病，但被拒绝。也许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想到他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实践他的理想，但他已经失败了，而这种失败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切*格瓦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人否认这一点；但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他的理想的视野是全人类和全世界，而不象某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只局限于自身。所以他可以在古巴闹革命。在刚果，在玻利维亚，在他认为合适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去，当然也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

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这个现实的世界。20世纪50—60年代，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正处于全面瓦解的阶段，世界各地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而在拉丁美洲，独裁政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切*格瓦拉成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革命年代，走上革命道路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流行。社会主义国家所展示的美好前景仿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切近格瓦拉的理想，再加上他接触了那么多马列主义的革命者，那么他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造化了。 这就是切*格瓦拉，一个人、一个理想与一个世界。我仍然无法对他作出评判。但我仍然要说，我展示了我的视野，我展示了我的心灵的视野，我努力的作到让我的心灵更贴近格瓦拉的心灵，目的不是为了看二者是否相吻合，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广阔更真实的视野：切*格瓦拉的视野。

第二篇：切格瓦拉之死

切·格瓦拉被杀过程揭秘：一天前广播已播放死讯

20xx年03月30日 10:40 文汇读书周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

论22条

本书作者身着白色衬衣，带着相机，站在切的遗体旁

玻利维亚人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是一名医生兼记者，曾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不久的尸体，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流亡巴西。40多年来，他遍访格瓦拉的同志与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在《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刘长申译)一书中，首次披露了切·格瓦拉的死亡真相，展示了这位革命领袖的生平和成为一位神话人物的过程。

19xx年10月8日，星期天17：30至19：30

4名游击队战士正在从丘罗去拉伊格拉的路上，维利和切受了伤，阿图罗和安东尼奥已经成为尸体。其余13名游击队员，4名病人和巴勃利托向南，奔塔里哈而去，因为查帕科是那里人，他们打算在那儿找地方藏身。尼亚托、尹蒂和达里奥是玻利维亚人，贝尼尼奥、乌尔瓦诺和庞博是古巴人。他们6人可谓是幸存者中的精英。他们6人当晚向西北方一直走到大约凌晨l点，到达离拉伊格拉200米的地方，就地隐蔽起来。

其余4个人，两人已死，另外两人活着。他们挖了一个地洞寄望平安度过第二天，尽管他们知道政府军一定会来搜捕他们。

他们那晚都做些什么，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庞博是这样对我讲述的：

“我们彼此询问切的消息。没人看到他冲出来。面临抉择，我们减轻行囊重量，开始上山，往切指定的会合点奔。21点我们到了那儿，并证实我们的同志也到过那里，因为找到了一些食物残渣，好像也是为减轻行囊重量而丢下的。于是我们想起切曾经对我们说过，他有意在夜间突破包围，到巴列格兰德寻找通往夫雷托港口的路。”

这些证言得到乌尔瓦诺的证实：“我们本来打算到夫雷托港口，由水路去阿尔托贝尼，在那里重整旗鼓。”

“曾去过会合点，即甜橙园的那些人都是谁？6名幸存者在那里找到了他们为了减轻负重而丢弃的食物的残渣和一些物品。”

“毫无疑问他们是查帕科、莫罗、欧斯塔基奥和巴勃利托。是切和另外6名同志，其中3人阵亡，3人负伤，将他们救出去的。他们向西南方突围，隐蔽到天黑。他们首先到了指挥所，发现空无一人，然后又去了第一个会合点。他们到达甜橙园，由于他们亲眼目睹了切被俘，所以在那里停留两个多小时，等待其他同志到来，结果一位同志也没等到。于是他们想其他同志或是负伤或是阵亡了。查帕科就说服其他人朝南，从他们逃出的地方奔向塔里哈。如果到了那里，他的家人会来救他们。于是大家按照他说的做，4天内走了大约100公里，直到米斯克河旁边，名叫卡洪的地方，在这里10月12日被政府军发现，被100名政府军士兵消灭。”

由加里·布拉多·萨尔蒙走在最前面，形成长长的队伍。切在几名轮流替换的士兵的帮助下行走，因为他右脚中弹，不能受力。路途中，切不止一次受到士兵们的辱骂，他们常常叫他凶手，指责他杀死他们的战友，而且对他的人身安全提出威胁。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这样的态度。士兵贝尼托·希梅内斯左膝盖和脸部受轻伤，接受采访时，他说：

“虽然我也负伤了，但很轻，我几次靠过去帮助他。他行走着，丝毫没有绝望的表情，使我感到惊讶。可以看出他伤口疼得厉害，因为他是拖着右脚行走的，有一次他还跟我讲话，问起我家人。被布拉多上尉打断，禁止我们谈话，我没能再和他交谈。”

这支下午5点半左右离开丘罗峡谷的长队，正从南面进入拉伊格拉，形成一个奇怪的送葬队伍。队伍后面和两旁不断凑来一些农民，他们互相之间不断低声私语。

所有人都在说：“切被抓住了。”

19：303名军官聚集在报话员温贝托·伊达尔戈的家里，他是这小镇的重要人物。把死者和俘虏安置在什么地方？

报话员建议把伤员们转移到拉伊格拉学校，那是一个茅草搭建的土坯房。

3名军官于是去学校。学校有两个房间。他们把切关进学校右侧那间屋里，维利则关在左边一间屋里。

两名死去的游击战士的尸体则被胡乱放在切所在的房屋里。

安德烈斯·塞利奇、阿约罗亚和加里·布拉多·萨尔蒙等把游击队员关进学校之后，才去镇长家里吃饭。饭后他们又到了报话员温贝托·伊达尔戈家，对从游击队员那里得到的一切物品进行清点，大概到夜里11点半清点完毕，塞利奇上校负责看管。

据米格尔·阿约罗亚少校说，被缴获的战利品有：

1支格兰德步枪、1支卡宾枪、切的随身手枪和1把匕首、1台收音机和若干飞利浦牌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些私人物品，如切的烟斗、4块手表。最后是涤纶布袋装着的小包，包里有600万块钱。听拿包的士兵说，这些钱是韦尔塔中尉给我们的，因为包是他找到的，钱也是他花出去的。付给做向导的农民费用，付给用牲口提供帮助的农民的费用，还给士兵们一点零用钱。给学校的捐献。事实上，还有笔钱，由加里－布拉多上尉出面，作为缴获上交给了陆军指挥部。这是得到上尉的上司授权的。

这是不正规的处理，独断的暗箱操作。始终没提切皮挎包里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天我摸过这个挎包，看到里面除了他的日记和一些文件之外，切保管的4块手表仅剩1块。还有美元和国币，数量我无法确定。

23：00按照阿迪斯·卡普尔和弗罗伊兰·冈萨雷斯的说法，美国大使汉德尔桑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将军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了一次谈话：

玻利维亚总统通过美国大使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切应该被除掉。大使给总统提出的理由如下：为了同共产主义和国际干预势力作斗争，向世人展示切已彻底被打败而且死于战场，这非常重要。让这么极其危险的俘虏活在世上实在不可取。留着他就意味着得把他关起来，就要冒没完没了的风险，各种激进组织或是极端组织就会设法营救他。随之而来，就是相应的审判程序，国际公众舆论就会哗然，玻利维亚政府则无法应付国内的动乱局面。

他们两人接着讲道：

大使指出，切的死对古巴革命，尤其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们归结道：

19xx年10月，在美国首都得到消息，这位游击英雄关押在拉伊格拉学校时已经负伤，无需讨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总统本人都早已作出决定。

19xx年10月9日，星期一，00：30

埃德华多·韦尔塔少尉，一位22岁的青年，来自苏克雷市一个名门之家，他和切进行了一次长谈。

事后，韦尔塔向他的朋友讲，切的形象和眼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时觉得自己像是被迷住了。切向他谈到玻利维亚人民的贫困，说到游击队善待被游击队俘虏的政府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别。

韦尔塔讲道，他当时感觉到，从说话的方式看，跟他说话的是一位兄长。当切感到冷了，他就给切带点“温暖”，就是给切点上一支烟并放到嘴边，因为切的手都被绑在背后。切向他道谢，向他说明他斗争的目的和革命的重要性是什么。

切观察到这名军官的举止，求他给自己松绑，并帮助他脱逃。

韦尔塔讲，他当时有过把切放走的念头。他曾走出去看看学校外面的情况，并同一位姓阿拉尼瓦尔外号“熊”的朋友说了，请他帮忙。阿拉尼瓦尔告诉他，这很危险，甚至会搭上性命。他犹豫起来，开始发抖，没有行动。他坦言，切曾用目光注视他，却没再说什么。他无法承受他那目光。

10：00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正在拍照切的日记，接到从巴列格兰德发来的密电，电文是：“600帕皮。不再关押。”

收到电报，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阿约罗亚少校陪同下去到学校，请求切出来照相。捆绑他腿的绳子解去，让他不扶任何东西走出来接受拍照。

几分钟后，胡利娅·科尔特斯老师走近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她在几分钟前从广播里听到，切在一天前，也就是10月8日已经死于战斗中的消息。于是就问：

“你们何时将切杀死？”

罗德里格斯经这么一问，甚是惊讶，因为只有他一人看过电报。后来也只向森特诺·安纳亚作了传达。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杀死他？”

“因为广播已经播报，切因在战斗中受伤而死。”

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后，马里奥·特兰终于在给当时为上尉的加里·布拉多·萨尔蒙的陈述中承认是他将切处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