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风四字八句诀
秦四晃
2014-02-24 21:32阅读(6135)评论(5)
曾国藩的家风四字八句诀
清明将至，恰逢“家风”一词正盛行于坊间。
只见央视的小记者大街上逢人便问家风，懵懂的菜贩子硬着头皮说不短斤少两，大爷大妈一脸茫然地挤出“和善”啊“吃苦”啊的词汇，学生则必是“好好学习”，白领则俱云“打拼”，战士则无外乎“练好本领保家卫国”。但凡他们口中所说的，与中国人传统的“家风”，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词儿。
“家风”，原是与门阀密切相关的，是士族世家讲究的东西，常见的如“书香门第”、“耕读传家”者是也。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家风起码须具备以下三个特性：一是家族上下约定俗成，共同认可；二是祖孙世代相传，风尚自然延续；三是非蜻蜓点水的一鳞半爪，而是涉及家族每个成员每个生活细节的较系统的言行规则。“风”不是一言半语，“风”是长期完善形成又共同自觉践行的准则和习惯。 那位问了：难道平民老百姓就没资格讲“家风”吗？非也。主要是草民百姓没那工夫，饱肚子是顶顶要紧的事，遇见官员贪婪、天降灾难，还会揭竿而起呢，遑顾儒雅门风？顶多是父母交代一两句：乖，别惹事！这充其量是临时的教诲和叮嘱，与高门大户的所谓“门风”，风马牛不相及。
曾文正公，用梁启超的话说，“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国藩出身于湘乡的一个缙绅之家，标准的“耕读传家”者。所谓“耕”而又“读”，耕则退可以自守，读则进可以入仕。 此足见家风既包含道德提倡，初衷更在于子孙立世。
曾国藩做了十年京官，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头功，坐镇两江总督，晚年在写给二弟国潢的信中，总结其祖父星冈公遗教的家风家规，概括为“八字诀“。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训，惟星冈公之都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设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欠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使就范围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家族子弟的贤与不贤，六分是先天遗传，四分来自于后天的教育，我家世代都有明德明训，特别是祖父星冈公的谆谆教导尤其应该谨守牢记，我近来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四字八句，即：“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设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书“者，勤奋读书，广博求知。
“蔬“者，自耕苗圃，栽花种菜。
“猪“者，开圈养猪，正所谓”养猪也内政之要者“ 有肉吃！
“鱼”者，开塘养鱼，如曾国藩在日记中所写：“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气。” 文正公总结道：“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
“考”者，及时祭祀，敬奉祖考。在儒家的传统教义里，正像曾国藩祖父所言：“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清明即至，神州山川尽烧钱，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景象又将上演，此虽不利于治霾，却大有助于孝道。 “早”者，很明显，早睡早起，生活规律。
“扫”者，洒扫庭除，勤劳整洁。既培养热爱劳动，也彰显居家品位。 “宝”者，邻里亲朋，友善相待。“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上述八项做好了，养成良好的习惯，“常设常行”，落实在行动上，家庭保证和睦幸福。而下面几项，曾文正工家自祖上就一直不太提倡。
“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看风水、算命、和尚、巫道以及郎中，这些人，能远离就远离，别亲近接纳这些人，只能带给你无尽的烦恼。
曾氏的四字八句家风秘诀，用当今的话展开来讲，就是刻苦学习、自食其力、尊长敬老、诚信待人、远离邪恶。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几多不谋而合，只是，要真正做到并培育为惯常的风气，难上难矣！是故，家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更非只言片语得来。
第二篇：曾国藩家风
曾国藩的家风
所谓家风，指在一个家庭或家族成员中沿袭下来的道德风貌和家庭传统。全民谈家风，是件大好事，于是想起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作为近代湖湘文化集大成者，曾国藩一生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他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字诀，推出“尚廉、尚谦、尚劳”的家教家规，使世代子孙从中受益，曾国藩秉承的家风很值得今人借鉴。
最能体现曾国藩家风的，当然是收录一千五百封信札的《曾国藩家书》了。该“家书”记录了曾国藩三十年从政、领军生涯中的家教心得，涉猎内容涵盖教子、持家、治学、交友、修身、理财、用人、处世、治军、从政等方方面面。“一滴水可见阳光”，曾氏行文从容镇定，运笔挥洒自如，于平平无奇“拉家常”中蕴含许多真知灼见，充满人文关怀，具有极强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生活宝鉴，难怪它成为中华传世家教之经典。歷年来笔者多次拜读该书，越读越觉得意味深长、歷久弥香。
我们读《曾国藩家书》，最看重的还是其家庭教育，这些全表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及诸弟的家书中。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曾国藩受此薰陶并发扬光大。无论在教子读书、研究学问、勤俭持家、自尊自立、修身养性、做官从政等各个方面，他都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学养造诣和道德操守呼之欲出。所以民间素有“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巖”之说，近代曾国藩更被奉为“官场楷模”。研读家书，曾国藩确实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出身农家，他终其一生与俭朴相伴。笔者探访过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思云馆”。
导游介绍，曾国藩不讲究膳食，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因此博得“一品宰相”美誉。三十岁时曾国藩做过一件缎马褂，却每年只在喜庆日穿一下，珍藏三十年而不换新的。在京城上朝，他坚决不坐一品官轿，只坐普通蓝呢轿子。他小女儿少时随母到两江总督府，穿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觉得太奢华，命她立即换一条没花边的裤子??有这等严父，曾家老少自然始终传承俭朴家风，谁也不敢越轨半步。
在家书中，曾国藩写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他要求妻儿和媳妇每日纺纱、做鞋，新媳妇进门无论出身如何均须下厨和做家务；他要求家人不得借侯府之家摆阔气，“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曾国藩终其一生明道京师经世、宁静致远，君子为学、厚德载物。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简养俭、以廉明志，他以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赢得后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他的《家书》堪称中国近代家教范本、中华优秀家风的结晶。正是靠这种优良严谨的家风，使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大为成功，其子女后代一个个牢记父训，勤奋好学、廉洁处世，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
优秀家风加之家学渊源、严格要求，曾国藩的兄弟子侄、亲朋好友乃至门生故旧深受影响，曾氏后裔人才辈出，构成一个名声远播的名门望族。
据统计，曾国藩兄弟五房中出过成功人士约二百四十多位，包括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其中有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曾昭权、曾昭亿、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考古学家兼博物馆学家曾昭燏，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源，画家曾厚熙，导演曾宪涤等等。
曾国藩曾是一位有争议的歷史人物，数十年来国人对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力挺他的人抑或憎恨他的人，对他的家书无不追捧备至拍案叫好。毛泽东曾夸曾国藩是“办事（干事业）兼传教（传播思想学说）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足见曾氏影响之大。
《曾国藩家书》何止是一部记录家常的书信集？更是一部蕴含为人哲理、指导做人处世、持家教子的家风宝典！当今社会，父母无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无愧于国家民族的栋樑之才？读一读《曾国藩家书》定会大有裨益。曾家何以能颠覆“富不过三”的潜规则，从这本家书也不难看出箇中奥秘！顺便说一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曾国藩家书》是绝不可能面世的，今天能读到此书，实乃国之幸、民之福也！
向曾国藩学习“拙诚”式领导力
在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清朝晚期，曾国藩大胆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这个“拙诚”的工夫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曾国藩生于雍、乾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顶点。而在曾国藩看来，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必须解决人心的问题。因此，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宣讲的儒家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业。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亦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与障碍。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正如梁启超评价的那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曾国藩的文化自省与实践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洋枪洋炮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乱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冲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国家救亡道路的探索，开始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其文化自觉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实践精神，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生带兵——文化的力量
在历经10余年京官生涯后，曾国藩因母丧成为一个在家守制的丁忧侍郎。时值太平天国风生水起，撼动了清廷东南半壁。为巩固统治秩序，咸丰皇帝向曾国藩发出上谕，让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本欲在家终制的曾国藩，在接到武汉失守、人心惶恐的消息后，经郭嵩焘力劝，赴长沙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在楚勇练就、船炮齐备、准备出征时，曾国藩作《讨粤匪檄》，布告远近，向太平天国发出了宣战书。
在檄文中，曾国藩首先用排比的句式，犀利的言辞指出：洪杨五年来“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接着更以人伦尽毁，农不能耕、商不能买、士不能读形容太平天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发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的号召，让读书人群起而攻之，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曾国藩进一步列举了“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的行为，意在激起全民公愤，助其“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檄文最后，曾国藩恩威并施，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则“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在《讨粤匪檄》的号召下，很多读书人加入了湘军的队伍，成为湘军的中坚力量，在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曾国藩和读书人组成的湘军将帅带领下，湘军刊刻《船山遗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治国用兵之道用于军政实践。从发布《讨粤匪檄》到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和利用，成为其文化自觉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经世为用——实践是检验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
《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公之为学，其大纲宗，略见于所作《王船山遗书序》，而备见于《圣哲画像记》。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其于《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对此，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篇《曾文正一生三变》的文章，指出：“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左宗棠）于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曾国藩由翰林词赋到义理之学，由会通汉宋到不废申韩到兼修黄老，反映了曾国藩对待文化没有门派之见，一切以经世致用为要。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的基础上，加上了经济学科，在辛亥七月的日记中，他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此，对待外来文化技术，曾国藩也不一概拒斥。与太平天国交战之时，曾国藩就主张购买洋船洋炮，在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试制轮船，派容闳购置机器，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百数十种“泰西声、光、化、电、
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溢觞”，附设了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开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曾国藩经世为用的文化态度，使他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有了重要的依据，为他的文化自觉实践创造了条件。
治学修身——在实践中传承创新
曾国藩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学习实践中，自觉承担了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曾国藩一生勤奋，笔耕不辍。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平生为诗古文辞，雅不欲存稿，应手散佚，公子纪泽等料检手泽，门人李鸿裔、黎庶昌等为搜辑于知故之家，凡得诗四卷，文十二卷。其存官署者，批谕奏章凡百二十卷，政迹批牍二十四卷，书札六十卷；其存家中者，《日记》三十四卷，《尺牍》五十卷，《家书》二十八卷。皆公亲手迹也。在京师时，著有《茶余偶谈》若干卷，久佚。又为《曾氏家训长编》。其成者：《朱子小学》一卷、《冠礼长编》一卷、《历朝大事记》数卷、《藩部表》一卷，抄辑盐漕河工水利赋役成案各若干卷。余则胪列序目，未有成编。选录《十八家诗抄》三十卷。出都以后，治军临官，不废书史，著有《孟子四类编》、《左氏分类事目》、《礼记章句校评》、《朴目杂记》、《周官雅训杂记》各若干卷。选录《经史百家杂抄》，分十一类，为二十六卷。又为《古文简本》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晚年衰病，犹日从事于经史，为《论语言仁类记》一卷，《易象类记》一卷，《通鉴大事记》未成书。又选录古诗之得闲逸意者，自陶渊明至陆放翁六家为《六家诗抄》，亦未克成书。门人王定安辑录公所为经史评注，为《师训汇记》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为《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
在自己学习之余，曾国藩还在自己周围掀起了一股学习之风。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兄弟子侄、湘军将帅都十分重视学习，从文化中吸取营养。在作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特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用学习引导辖内读书人，把燕赵的豪侠之气与文教相结合，开发民气资源。 当然，曾国藩的文化自觉只是一个开始，还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从曾国藩文化自觉我们已经看到了传统知识精英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对自己文化使命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