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这两句大意是：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英雄无用武之地。 —— 资治通鉴名言语录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本句大意是：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这几句大意是：用兵的原则是：抚恤部下士卒重在真挚诚恳，克敌制胜的计谋贵在越诡诈越好。诚挚和诡诈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看来，在征战中人必须兼而有之，从而组成了矛盾统一的二重性格。作为统兵大将尤应如此，因为只有对士卒真挚诚恳，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无往而不胜。对敌人则应不厌诈伪，使敌人不知我之虚实，产生错觉，作出错误判断，从而获得良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可见“诚”、“诈”二道，为将者必须兼而有之。这几句讲用兵要决，说明对敌人、对部下应采用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第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这两句大意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东王符《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概括成“～”，词句简洁精警，发人深省。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臻(zhēn真)：到达。誉：称赞，名誉。这几句大意是：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这几句是很符合辩证法的格言。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可引用作为警戒。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 资治通鉴好句摘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二年》。骄奢：骄傲奢侈。这两句大意是：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前事不远。吾属之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二年》。前事：前面的事情，指隋炀帝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吾属：我们。师：此指反面教员，引为鉴戒的意思。进两句大意是：前面这件事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经常想想它以警策自己。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我看了《隋炀帝集》，觉得隋炀帝知识渊博，深奥通达，他本想做尧舜一样的君主，而认为桀纣是暴虐无道的，为什么他的结局竟与他的希望相反昵?魏征听了说：隋炀帝自恃才智过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虽口诵尧舜之言却在重蹈桀纣的覆辙,他自己不知道又听不进意见,以至于倾覆亡国。太宗听了,深有感慨地说:“～。”隋炀帝口是身非，言行不一，终于国破身亡，足可警戒后世。唐太宗以隋炀帝作自己的反面教员，警策自己，终于成为一代英主。 忍小忿而存大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小忿：小的忿怒。大信：大的信用。本句大意是：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举才不出氏族，用法不硬权贵，是以方不济务，奸无所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元帝太兴元年》。世族；世家太族。用法：执法。不及：不触到。是以：目而。济务：解决事态。这几句大意是：举荐人才不出世家大族，执行法律不触及权贵，因而方略不能解决事态，奸邪没有得到惩处。晋朝世族大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门阀制度森严,国家法律不敢触及贵族,奸邪之辈也不能得到惩办。这几句表现出了晋朝世族政权的腐朽，可以用于批判世族权贵把持政权，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

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 资治通鉴名言语录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钱币。这两句大意是：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啊！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沈佳期《钓竿篇》)，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因此，～的古训，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口有蜜腹有剑。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本句大意是：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这两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宽厚清慎，犯而不挍。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清慎：清正持重。犯而不挍：语见《论语·泰伯》，意思是有人冒犯也不报复。挍，报复。这两句大意是：(娄师德为人)宽恕仁厚，清正持重。(即使别人)冒犯了他也从不报复。娄师德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同平章事)，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风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很有点瞧不起他，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燕：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非常感动。～是作者评价娄师德的话。

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 资治通鉴好句摘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材也，取其所长，用其所短。

任贤必治，任不屑必乱，必然之道也。

人主自威，则众谋不进。 —— 资治通鉴名言语录

面从后言，古人所戒。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面从后言，古人所戒。 意思是：表面服从而背后反对，这是古人最忌讳的。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盖聪明疏通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 资治通鉴好句摘抄

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惹得愚人。 —— 资治通鉴名言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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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遇槃根错节，无以别利器

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

百闻不如一见

兵出无名，事故不成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

乘长风破万里浪

此间乐，不思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

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大丈夫安能久事笔墨间

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福至心灵，祸来神昧

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古人贵朝闻夕改

孤则易折，众则难摧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B ? ? ? ? ? ? ? ? C ? ? ? ? ? ? D ? ? ? ? F ? ? ?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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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何不食肉糜

韩信能忍胯下之辱

汉朝与夜郎谁大

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鸡鸣狗盗之徒

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军令有所不从

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

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 疾风扫落叶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口有蜜，腹有剑

洛阳强项令

莫敢饰诈，务尽其情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秦始皇焚书坑儒

骑虎者势不得下 H ? ? ? ? ? ? J ? ? ? ? ? ? ? ? ? ? K ? ? L ? ? M ? ? P ? ? Q ? ? ? ? ? ?

?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

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 人生居世间，譬犹骋六骥过决隙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

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忍小忿而存大信

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生乃与哙等为伍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计细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相聚偷生，知其不可久

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

雪花飘飘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 挟天子以令诸侯 ? R ? ? ? ? ? ? ? ? S ? ? ? ? ? ? ? ? ? ? T ? ? W ? ? ? ? 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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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以君之贵，奉公守法，则上下平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 英雄无用武之地 缘木求鱼，升山采珠 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 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 忧人之忧，乐人之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在德不在险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

赵括纸上谈兵

赵高指鹿为马 Z ? ? ? ? ? ? ? ?

第二篇：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其门人赵师渊于樊川书院续编完成，共５９卷。内容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并注意褒贬春秋笔法。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例如：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蜀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朱熹完成纲的部份，他的弟子赵师渊续成目的部份。

《通鉴纲目》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与裁定，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没有，史学价值不高。宋明以来，有许多人为《通鉴纲目》附加价值，如尹起莘写了《发明》，刘友益写了《书法》，汪克宽写了《考异》，把《通鉴纲目》更加神秘化。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为《通鉴纲目》加上御批，加强了这本书的政治性，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修成《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共二十卷，此书乃赓续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与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而作。

《续资治通鉴纲目》之纂修及其史学贡献

朱熹的《通鉴纲目》对元明两代的史学影响最大，元儒刘友益撰《纲目书见刘吉等《宪宗实录》（中文出版社影印明实录本）卷二百八十〈成化二十二年七月辛酉条〉。

见徐楚《严州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万历六年刊本）卷十三〈商辂传〉。法》，王幼学撰《纲目集览》，徐昭文撰《纲目考证》。明儒继之，汪克宽撰《纲目凡例考异》，陈济撰《纲目集览正误》，冯智舒撰《纲目质实》，皆称扬朱子扶天纲、正人纪，合于天下之公论，视为后世帝王必读之书。为求其效，经筵讲读官常以此为言，希收立竿见影之效。如翰林编修谢铎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被旨校正《通鉴纲目》，乃随机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鉴》，理宗好《纲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此劝宪宗「亲贤、讲学，以史书质经传，穷义理，则大本立而万末自随矣！」至十一月，有诏修宋元二史以上接《纲目》，命大学士彭时为总裁。《宪宗实录》卷一二二载：

（九年十一月）戊申，上谕大学士彭时等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遵朱子凡例编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时等因奏：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刘珝，学士王献，侍读学士彭华，侍读学士杨守陈、尹直，左春坊左庶子黎淳，左谕德谢一夔，翰林院修撰郑环、刘健、汪谐、罗璟，编修程敏政、陆简、林瀚，分为七馆编纂。明年，侍讲学士丘浚丁忧起复，时等请令浚同编纂，再加一馆，为八馆云。

宋代史籍浩瀚，又与辽金两朝对峙，皆当分别记述。元代与明相接，前期与金宋抗衡，晚年面对群雄，终至被明太祖消灭，史籍亦极繁，皆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办。其分八馆编纂之实况，《实录》言之不详，但可确知的是彭时并未能完成，他在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后，由大学士商辂继任，于十二年四月修成，名曰《续资治通鉴纲目》，亦称《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共二十七卷，由辂上表奏进。其表云：

伏以经以载道，阐万世之文明；史以辅经，昭累朝之鉴戒。东鲁至圣删述于前，考亭大儒祖述于后。此《春秋》为经中之史，而《纲目》实史中之经。嗣是以来，诸家并作，着宋史者讫无定论，撰元书者罔有折衷。或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简之制，或善善恶恶之靡实，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后抵牾，予夺乖张，众说纷纭，卒未有能会于一者，是诚有待于今日也。

此表所言过于夸大，将前人所修的宋元两代史书一概否定，并不公平。史学家修史各有其所处之时代背景，亦有自己对前代史的看法，难以一概而论。如明见李东阳《怀麓堂集》（四库全书本）卷八十一〈赠礼部尚书谢公神道碑〉。见商辂《商文毅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一〈进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表〉，不着年月，经查商振伦编《商文毅公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成化十二年载：「四月，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成，撰表以进。」其下以双行小字载表全文，与文集同。

永乐元年（一四０三）胡粹中撰《元史续编》十六卷，起自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乃是视德佑帝北迁为宋亡，元顺帝北走为元亡，用纲目体，元年号皆大书，肯定元朝之正统。此一史观，孝宗时人郑瑗便有批评，据云：「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于陈桱《续编》。德佑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统绪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于分书，非《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矣！开卷缪乱如此，何以继紫阳笔削之旨哉！」明中期史家对元朝敌意甚深，往往在元字之上加一「胡」字，与明初史家对元朝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商辂不仅将景炎、祥兴归为宋朝正统犹存，甚至将明太祖起兵视同与元廷南北对抗，元朝已非正统了。所以辂在进书表中就已直言：恭惟皇帝陛下，睿智聪明，圣神文武，??咨询治道，日御经筵。谓经史垂训虽殊，并行不悖。《纲目》传旧而作词，愈约而益精。爰因书法同异之疑，尝有儒臣校雠之命，锓之文梓，赐诸廷臣。??乃者载发九重之诏，俾续二代之编，迹宋元之盛衰，法儒先之衮钺。大开两局，笔札给自尚方，务备一家，史官公于遴选。搜罗惕别，存其信而传其疑，论讨研磨，详其大而略其细。惟赵宋自建隆之创业，积而为庆历之升平，迨熙丰之纷更，驯以致靖康之祸乱。比偏安于江左，竟讫箓于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纪纲之布，国体安危之系，民生休息之关，大书特书，咸据往牒。正例变例，悉本成规。彼契丹出自鲜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虏，割据于邻壤，亦为采摭其事，附见于当时。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夫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末纪天兵之征讨，实彰帝业之辉煌。泛扫腥膻之气，复还礼乐之俗，??此我太祖皇帝再辟乾坤，肇修人纪，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辂等才不足以达经权之宜，学不足以尽古今之变，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长，俯竭微劳，已见星霜之再易。经以四百余年之事，萃成二十七卷之书，上彻经帏，少尘睿览。伏望正大纲，举万目，隆世道于亨嘉，兴教化，淑人心，保鸿图于悠久。

辂等本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大义来修史，是合乎当时国情的。大明北方边患不断，土木之变以后，更强调夷夏之防。宪宗对此理念，也在御制《续资治通鉴纲目》序文中发抒之。序云：朕惟天地纲常之道载诸经，古今治乱之迹备诸史，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见郑瑗《井观琐言》（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

下，未始不资于经书焉！??宋儒朱子因司马氏《资治通鉴》着为《纲目》，权度精切，笔削谨严，自周威烈王至于五代，治乱之迹，了然如指诸掌，深有得于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余，因命儒臣重加校订，锓梓颁行。顾宋元二代之史，迄无定本，虽有《长编》、《续编》之作，然采择不精，是非颇谬，概以朱子书法，未能尽合。乃申敕儒臣，发

秘阁之载籍，参国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编纂二史，俾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始于宋建隆庚申，迄于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总二十有七卷，名曰《续资治通鉴纲目》。而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亦庶几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圣经。仍命梓行，嘉惠天下。??观是编者，足以鉴前代之是非，知后来之得失，而因以劝于为善，惩于为恶，正道由是而明，风俗以之而厚，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

序中特强调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扶持纲常，维护天道，以合乎春秋》精神。辽、金、元三朝皆为外族，与宋朝相抗，辽金未能统一华夏，自然得不到正统，而元朝已达成统一了，当然为正统，却也加以严格要求。其〈凡例〉云：

凡入中原而未统一者不纪元，及金、元得中原然后分注纪年于宋年下。凡外夷得统，中国正统未绝，犹系之中国。及外夷全有天下，中国统绝，然后以统系之。其间书法间亦有异（如中国有起兵者不书反叛之类），及中国有义兵起，即夷之于列国。

辽朝未能得中原，《续纲目》虽载宋辽间之战争、和平及交聘诸事，然始终未在宋纪年下分注辽之纪年。金朝曾据有中原，如同南北朝时代之北魏，在卷十一中，于靖康二年下分注云：「五月，高宗皇帝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以下各年皆系金朝纪元。至卷十九，理宗皇帝宝庆元年，下注金正大二年。卷二十，端平元年，下注金天兴二年，是岁金亡。并没有分注元朝纪元。直到卷二十一，始在景定元年下，加注「元世祖中统元年」，时元朝得中原已二十六年了。因为元世祖统一中国，不能不于其即位改元之年注记之，以下各年皆如此。在卷二十二载德佑元年，下注元至元十二年，以下景炎、祥兴各年亦同。祥兴帝蹈海而死，宋亡，故自卷二十三开始，称为「元纪」，始大书「元世祖文皇帝至元十七年」，合乎其〈凡例〉中所立之「中国正统未绝犹系之中国」，直见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卷首，又见《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条。见《续资治通鉴纲目》卷首载〈凡例〉。

到顺帝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二月，刘福通拥立韩林儿起兵，奉为帝，国号宋。在此年下即加注「宋主韩林儿龙凤元年」，以示新时代的南北对抗已经开始。本年六月，明太祖起兵，此处大书：「我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阳渡江，取太平路。」以下记元廷事皆冠元，以示已「夷之于列国」。记明开国进展皆加「我太祖」三字，其它自立为王或为帝的群雄则称某主，或直称其姓名。以示其只图割据一方，并无宏图远略。在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下注云：「夏主明升开熙元年，是岁张士诚亡。」本年重大纪事只有四件：一、春正月，绛州天鼓鸣。

二、三月，我太祖建文武取士之法。三、我太祖兵讨方国珍，下之。四、我太祖兵徇山东郡县，皆下之。看不到元顺帝有任何作为，似乎元朝到此已名存实亡了。《续纲目》元纪编年到此为止，元顺帝仍在大都，正统尚未绝，商辂则认为：明年丙申为洪武元年，大明已为正统，元统已经绝了！反观胡粹中的《元史续编》，始于世祖皇帝至元十三年丙子，大书，其下注「宋端宗景炎元年」，细书，认为德佑帝降元，临安陷落，便是宋统已绝，以后的三年，虽有二王相继承统，然均未能有所开展，最后故疆全失，流落海上，实难以保有正统之名。其下叙元朝大事，编年相次，皆大书元朝诸帝年号年次，其下未注其它自立之国主年号，即使在卷十六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亦用大书，其下并未细书「大明太祖皇帝洪武元年」，仍是尊元朝之正统，这是遵照太祖命宋濂、王祎所修之《元史》以立言的。商辂等颇不以为然，认为极不合乎朱子《纲目》之旨，乃加改编，将宋元两代贯通之，以继朱子之书，一如前所用纪年大书之法，其夷夏观念远较明初史家为强，此乃是历史发展造成的。

宋朝继五代后周而建国，天下是分裂的，在没有统一以前，正统之归属，尚待以后历史的发展来作决定。《续纲目》对此均一视同仁，以列国并立平等相待，依大小逐一列举。〈凡例〉有：「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进，宋得天下颇类唐，故开宝八年大书如武德七年例。」其纪年是先书干支，其下分列各国主纪年。在卷一开头纪年为庚申岁，于其下小书注云：「周恭帝宗训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赵匡胤建隆元年，蜀主孟昶广政二十三年，南汉主刘鋹大宝三年，北汉孝和帝刘钧天会五年，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是岁，周亡、宋代，新大国一，旧小国四，凡五国，吴越、荆南、湖南，凡三镇。」周恭帝尚未改元，没有年号，就被赵匡胤取而代之。天下尚未统一，对列国君主皆称主，即对宋太祖也称宋主。《宋史》有言：「太祖得国，亦无以异于晋、汉、周。」只是开国后立志救世，其治国之道在求国泰民安，社会公义，如同汉唐，故至开宝八年（九七五）平定南唐后，只剩下依附契丹为声援的北汉尚未平，《续纲目》特在是年大书「宋太祖神德皇帝开宝八年」，其下细书云：「是岁江南亡，北汉至太平兴国四年乃亡。」据周礼所撰《发明》云：

宋建隆初曷为分注其年号？而此大书何？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故细书之。今此大书者，按〈凡例〉，宋得天下颇类唐，故开宝八年大书如武德七年例，是亦史外传心之要法也。 这种书法是与陈桱的《通鉴续编》不同的，桱谓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始系之统，因为这一年平定北汉，中国境内已完全统一了，北边的辽和西北的夏，视为外国，此书法与朱子的论见是相合的。而商辂则将宋朝之承正统提前三年，周礼的解说也只是就〈凡例〉申说之，并未有新意。但可以确定的是：列国时代的纪年法是不专主一国，而对大一统则极为期待，只有大一统的王朝纔能开创太平圣世，使天下苍生免于战祸。后世之为人君者有鉴及于此，当知所勉。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修成后，即由内府刊行，到弘治九年（一四九五），余姚周礼撰《发明》，其自序谓为效法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而作。前曾有云间张时泰修的《续纲目广义》十七卷，遇事之善恶有关世道者，取圣人之经以折衷之。二书本来是各自成书，皆曾上表投进，分别刊刻。到万历二十八年（一六００），苏州知府朱燮元刻于苏州。崇祯初年，长洲陈仁锡加以详阅，将三书合而为一，亦刻于苏州，以附于朱子《纲目》之后，流传乃益广。到清朝康熙年间，圣祖喜读《通鉴纲目》，籍明前代治乱，以为法戒，并及于《续纲目》，深不满于《发明》与《广义》中多丑诋辽、金、元之辞，时加批注，后来高宗诏修四库全书，乃下手谕命皇太子及军机大臣订正《续纲目》。手谕云：朕披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肆行诋毁者。??《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不可涉偏私，试问孔子《春秋》内有一语如《发明》、《广义》肆口嫚骂所云乎？??夫历代兴亡，前鉴不远，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业业，以绵亿万载之丕基。??若主中国而不能守，如宋徽钦之称臣称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为墟，即使史官记载曲为掩饰，亦何补耶？见《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黎靖德辑《朱子语类》（中文出版社影印宋刻本）卷一０五〈论自注书〉载：「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如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并不是指太祖平江南。见陈桱《通鉴续编》（四库全书本）前附。又《续纲目》卷首载清高宗撰〈发明广义题辞〉，批评尤重，文长不征引] 明代中晚期史学家强烈的夷夏观念，是清朝帝王所难以接受的，商辂等称辽金为外夷，称元朝曰胡元，因大清之统一中国，与元朝相似，则诋毁元朝似乎已成为对清朝的大不敬。所以必须略加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四库全书收录《续资治通鉴纲目》于史部史评类，编在朱子《纲目》之后，前冠「御批」二字，删除商辂、周礼等的进书表及各家序文，又将〈凡例〉中外夷改为外邦，以符合清朝的要求。四库馆臣所撰提要，严批其中错误。据云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明商辂等撰。??明陈仁锡刊本，取以附于朱子《纲目》之后，用备宋辽金元四朝事实。我圣祖仁皇帝御批《纲目》，遂因仁锡之旧，并是书亦予加批，刊布其中纰缪，间有驳斥，而未尝改正。我皇上一禀大公，洞烛是编之非，如金禁女真人学南人衣饰，乃敦俭由旧之美也。蒙古额哷布格僭号于和林，后自归上都。元世祖以其为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止诛其党，乃敦族含容之度也。而是书曲加诋毁。又如巴拜以其子入见太子珍戬，珍戬谕之以学汉人文字，盖欲兼通经史也。而是书删改其文，曰：谕之以毋读蒙古书。则并其事实失之矣！此其背谬之最甚者。其它诬罔是非，颠倒黑白，不胜枚举。 清廷对辽金三朝正史中人名地名多所改定，遂又将《续纲目》中之人名地名依例改定之，如哷额布格，各书皆作阿里不哥，只是读音的问题。至于他与忽必烈对抗，战败投降，世祖因念其为太祖裔孙，未加治罪。可以解释为世祖敦族含容，但自中统后，元朝始终有藩王叛变，争帝位。世祖当思如何防止变乱，不是宽宥就可以了事的。而且变乱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国祚就难以久长，亦不无可议之处。评论前代史，常是见仁见智，所以清代学者也不能完全否定明代史家的观点，特在此加以申辩。

四 结论

自南宋以后，朱熹的《通鉴纲目》极受史家的重视，多以《纲目》继《春秋》而作，乃史中之经。人物有忠奸、贤不肖，事有是非、善恶，必藉褒贬以彰明之。但是如没有司马光纂修的《资治通鉴》，朱熹就不会创修《通鉴纲目》，编年史也不可能如此勃兴。明儒胡应麟便有如是之论：

伟哉司马氏之为《通鉴》也，迄宋而无此书，则编年史之体绝，而《春秋》之迹熄矣！??夫《通鉴》之作，无俟《纲目》之修，而《纲目》之修，断不能无待于《通鉴》之作。有《春秋》不可无《纲目》，则涑水之启紫阳，断断乎有不容轩轾者矣！

此言甚当，是司马光启迪朱熹，朱熹再启迪商辂和南轩，辂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如前所述，而轩修成《通鉴纲目前编》二十八卷，起自伏羲，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则三书共成一系，为一自上古至元末之通史。至于有明一代，至清乾隆皇帝竟然有志继《续纲目》撰之，成书二十卷，仿朱子《纲目》义例，自明太祖洪武元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至庄烈帝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五月，冠以乾隆御制序。合之，堪称一部纲目体的全史。至于有清一代，应接续修一部「纲目四编」以继前贤，则有待于将来之大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