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有感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彪炳千秋的名言，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他特别强调法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兴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另外，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为孟德斯鸠理论的形成作好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大批进步的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进步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的
抨击封建主义腐朽的社会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这都为《论法的精神》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被后世赞誉，除了其三权分立学说以外，更主要的是其所处的时代造就了其伟大。孟的理论基础为神本与人本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分界，即较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现代人文主义，这也是其理论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背景基础，这种精神内核实现了一种由人性到理性的跨越，一次由社会文化向政治制度的迸发。孟是最早思考有关近现代意义的阶级与政治制度的人之一。他对阶级这个概念的提出要比马克思早上100年。另外，本书多次谈及当时的“中华”法，我们应该感激孟的这些提及，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大陆对东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偏见，这也是孟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科学”与“理性”的一种体现，是孟德斯鸠所一直坚持的科学的地理观、史学观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了吧。
他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占优转为以“贬华”为主。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西方人接受并滥用。
孟德理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他的理论曾被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用作反对封建暴政的锐利武器，尤其是他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更为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直接采用。
当时的法国作家大多将遥远的中国描绘成乐土，独《论法的精神》中多对中华帝国的专制有批判。孟德斯鸠曾在鲁昂与一位滞留的中国海员交谈，本着严谨的态度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尽管他的见解不免偏颇，但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也丰富了《论法的精神》的材料。
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他特别强调法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
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其中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分权说
孟德斯鸠的分权说不是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对时代提出的活生生的政治纲领。它在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新兴资产阶级要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要求法国象英国那样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取得妥协，即由法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和财政控制权，而把行政权留给贵族阶级。这个政治纲领显然是“妥协”的，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不经过激剧的政治斗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
三权分立学说及其意义
三权分立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出。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皇帝或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689年10月英王威廉接受了《权利法案》，1701年6月签署了《王位继承条例》。这两个法案确立了英国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政体。洛克在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基础上，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他讲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别指国会和英王。因此，洛克所谓的分权，就是分掉代表封建贵族的国王特权，把立
法权、司法权一项项夺过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分权理论在政治上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孟氏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氏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首先，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无论对于该理论的创始人还是运用该理论的国家来讲，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从三权分立的内容看，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享政权的事实已成为历史以后，按分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都根据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这三种国家机关分别行使不同的国家权力，并使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
家权力，很难说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就连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实际上也是有产者的论坛和表决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仍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整体利益，为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从三权分立的功能来看，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
1、区分功能。现代美国宪法学家柯尔文曾把三权分立总结为四个要点：<1>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固有的独特的职能；<2>这些独特的职能应由三个分别配备人员的政府部门各自行使；<3>三个部门在宪法上应该是平等、互相独立的；
<4>立法部门不能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此种说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特别在美国这个说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三、三权分立学说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三权分立的方法和手段确实起到了制约权力、防止专制的目的。如美国两百多年以来，分权、制衡、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思想，一直指导着美国的政治生活，保持了美国政治的长期稳定。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民主集中制”以及“ 议行合一”制度来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和人民性，但对如何防止某些人或某些机关打着人民的旗号滥用权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与国家权力抗衡，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三权分立的合理内核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机关内部的互相制约，使之更好地协调配合，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孟德斯鸠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法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通过对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法的精神的内在本质。他站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假设存在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理性，而法律即由这种一般理性产生，是普遍的永恒法律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法的规律性可对国家的行为设置种种限制。因此，这种自然法有助于他建构一个解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全新的政治体系，从而解决上帝从人类世俗生活中逐步退出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他逻辑的表层展现，在其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论证背后，隐藏着他对重新建构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追求，即他立足于建构一种既拥有个人政治自由又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无论是采用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有可能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他通过对一般人性的分析，通过其权力分立理论，阶级分权理论以及联邦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之秩序建立的强烈渴望。从而也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为何如此重要？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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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借鉴意义
从实践上看，我国也存在着立法（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能的区分，机构的分离，权力的分工，以及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通过行政诉讼纠正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等权力制约关系。但总体上看我
国对国家权力比较重视分工（机构的分离和职权的划分），而缺少对权力的制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似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净化权力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对权力约束基本上是以自律为主的。但任何权力缺乏制约和规范都会自我膨胀，并趋于腐败，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 产 党人也不能例外。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看，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位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因为人大从性质上讲是一个全权性的机关，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实际上，人大不可能代表人民行使全部的国家权力，而只能行使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决定权等一些重要的权力。长期以来，由于党政不分、代表素质低下等原因，人大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并未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人大地位的提高，将来人大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时，这种“全权性机关”的性质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人大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本身就有行政化的倾向，如仅受每年会期不超过20天的人大的监督，权力更会膨胀，这种情况一旦成为现实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绝非福音。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核审查制，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填补我国目前实际存在的违宪审查制度中的权力真空；二是对人大尤其是人大常委会权力滥用的防范。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深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使司法机关能配合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制约；同时，应配合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尽快制定完善的司法人员资格法，让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检察官，并对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以重惩，建立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将三权分立看作是制约权力的手段，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地位。第二，有利于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但可以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但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
理论上讲，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性质以后，就会发现它与我国奉行的“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议行合一”旨在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间有机的结合和统一，强调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强调行使三种权力主体的一致性，但并非反对国家权力的分工和监督制约。而“民主集中制”强调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我国具体体现为，人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人大向人民负责。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身已包含了对国家权力制衡的内容。
三权分立不应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我们要在观念上对其重新认识，摒弃偏见，吸收其合理成分，借鉴其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国家权力运行走上法治的轨道，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孟德斯鸠是特别重视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气候、土壤、土地面积大小等地理因素对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情感、风俗、法律以及政治制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寒带地区民族骁勇骠悍，热带地区民族则心神萎靡。土壤贫瘠使人勤奋，土地肥沃则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
孟德斯鸠说：“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比如，炎热和寒冷的气候对法律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大都懒惰、怯懦、心神不定而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这种气候适合暴君制，并且制定较多残酷的法律维护统治；而寒冷的气候则使人意志坚强、刚毅、勇敢、自信、豪放，人们善于捍卫自己的自由。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适合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并且利用法律维护自由。
人们的谋生方式对法律有重要影响。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同各民族谋生方式关系密切，不同的谋生方式需要法律的多少、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从事
商业和航海业的民族比从事耕种土地的民族更多地需要法律，也更容易实行民主、共和、法治；而从事农业的民族就比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更需要法律；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比从事狩猎的民族更需要法律。他还认为，不耕种土地的民族由于常常会因为狩猎、捕鱼等发生争执乃至战争，所以，他们更需要国际法；而耕种土地的民族对如何分配土地更关心
此外，孟德斯鸠还认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民族精神的差异，也对法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适合民族精神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法律同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的人口、贸易、宗教、货币等差异也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制定出适合需要的法律。
温和的孟德斯鸠擅长理性分析，以严谨著称，因而其学说成了后来西方统治者的镜子。他主张三权合一，强调法的精神和法治，在实行上显然孟德斯鸠的设想更具有制度保障。正因如此，罗素认为从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发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
一切权利不受约束，必将腐败。 孟德斯鸠
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语言表示的意义还更多。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么一条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民主可言，甚至连自由民主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这部著作，对于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起着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础。
《论法的精神》就像储藏百年的老酒，醇厚甜美，值得细细品味。也许笔者的解读仍是片面、不准确的，但不妨碍对经典的欣赏。
孟德斯鸠不愧为自己时代的儿子。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战斗了一生。他的一生是一个战士的一生，他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机智而勇猛的抨击了腐朽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僧侣主义。他的一生又是一个学者的一生。他毕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着各个科学领域的许多问题，撰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一鸿篇巨著。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级1班
冯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