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三大史学家：

希罗多德 《历史》即 《希腊波斯战争史》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 《远征记》、《希腊史》（修昔底德《伯罗尼撒战争史》之续编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史记》

班彪（3年~54年），中国东汉史学家

班固（32年~92年），《汉书》

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

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

崔鸿（478—525年），北魏史学家，《十六国春秋》和《十六国春秋纂录》 臧荣绪（414－488），南齐史学家，旧 《晋书》

沈约(441年～513年)，南朝时期人，《宋书》和《晋书》110卷 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

洪迈（1123年~1202年），《容斋随笔》

周去非（1135年~1189年），《岭外代答》

赵汝适(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

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

汪大渊(1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

张燮（1574年~1640年），《东西洋考》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

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

中国近现代史学家：

王韬（1828~1897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日本通中国考》、《琉球朝贡考》、《法越交兵记》、《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xx年），《中国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xx年），《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xx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之一。

黄现璠（1899年~19xx年）《广西壮族简史》《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壮族通史》

冯承钧（1887年~19xx年），《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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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年~19xx年）

范文澜（1893年-19xx年）《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

吕思勉(1884年-19xx年)，钱穆之师。著作《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翦伯赞，生于1898年，卒于19xx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运用马列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功献卓著。特别是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上，主张战国封建论。

典型人物简介：

（1）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

《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2）班固，字孟坚，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3）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4） 谈迁(1594-1658)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5）颜师古

颜师古(581年～645年)，字籀，以字行，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6）赵翼

（1727年～1814年1月10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2

（7）章学诚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

(8)钱大昕

（1728年—1804年），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汉族，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

（9）顾颉刚（1893—1980）

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

（10）罗振玉

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又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11）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19xx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xx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12) 范文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xx年7月29日）字仲云，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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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著名经济史学家马敏教授学术述评

著名经本济刊特史学约记者学术付家述海宴马评

付义敏朝

教授

马敏，１９５５年６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共党员。１９８１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该校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１９８８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１９９４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主要专家，教育部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重点和一般社科研究项目１２项，出版学术专著七部，主编学术著作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１９８９年以来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担任客座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１２研究员、访问学者。

从１９９２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５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９９７年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同年还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共 产 党员，１９９８年９月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１９９９年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２０００年５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国务院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马敏教授的学术成果多次获奖，其中：１９８９年，《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一文获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该文还获得了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１９９４年，《辛亥革命时期苏州绅商》一文获中国高校第一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１９９８年，《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获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下册）获得湖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６年，《

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一文获得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作为著名史学家的马敏教授，其治学严谨而勤奋，其研究既广博又精细，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

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博览会史研究、计量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教育管理等领域均有辛勤的耕耘，其成果也受到学术界的一直公认，本文不揣冒昧，对马敏教授的治学与杰出贡献作一粗略概述。

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

１９８１年，马敏教授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师院中国近现代

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入室弟子。读研期间，在章开沅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经过三年的整理工作，１９８４年完成了受到彭雨新、皮明庥、冯天喻等著名学者高度评价的硕士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了研究成果，如《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等，从此正式踏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博士阶段是马敏教授学术成绩突飞猛进的时期，在章开沅先生的鼓励下，开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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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更为宏阔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１９８６年他发表于国内权威刊物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近代商人心理初探》一文，首次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引起了学英文版上发术界极大的关注，该文除全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表外，还被多家刊物所转载或摘要。此后，又先后在《历史研究》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如《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等等。、《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马敏教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在这本论文中，马敏教授开创性的成果便是将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发展及形态”的总体构想，解释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其一系列特性。马敏教授强调，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形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类型的阶级形态，这种过渡形态的形成乃是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的深深制约，使得早期资产阶级成为中国近代化中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章开沅先生对马敏教授的论文这样做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成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研究，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新思路。”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不久就入选了首届，这是当年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近代史学科入选该文库的惟一一篇论文。

在早期资产阶级形成道路的研究中，马敏教授重点研究了近代的绅商。什么是绅商？指出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跨居绅士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上通官府下达工商，集权钱于一身，把持着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商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活动能量。在完成硕士论文之后，１９９５年，又积《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十年之功力完成了绅商研究的代表作《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这本书被学术界誉为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从产生方式而言，晚清的绅商不仅有由商而绅的渗透，也有由绅而商的转化；从类型来看，绅商内部又划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三种不同的具有动态流动特征的社会类型；从社会属性而论，绅商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从社会功能来看，绅商是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近代重大政治活动中，我们均可发现绅商积极而活跃的身影。

为什么要研究绅商，其意义究竟在哪里？马敏教授指出绅商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自词语的演变实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角度观察，“绅商”

关系中最基本、最复杂、同时也最持久的社会关系大变动，亦即官、绅、商、学关系的调整与重构，以及经此重构与调整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

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空前的反响，《历史研究》等权威杂志和媒体纷纷发表书评，认为该书、《北京日报》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王先明认为马敏通过比较研究的方面，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①外国学者也誉之为商

会史研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此时，连一向从不轻易表扬弟子的章开沅先生也不禁称赞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马敏学术境界的提升”，史学界也视马敏教授为章先生门下最勤奋而又有才华的弟子之一。２００６年，该书被韩国东亚大学校大学辛太甲教授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受到韩国学界的高度赞誉。

韦伯在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西方新教伦理式的文化动因，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成为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这一理论预设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情？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新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一书中，从韦伯式问题出发，结合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马敏教授首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近代中国商人包括心理结构、政治法律意识、经营理念等多维的精神世界。

中实质上包含了西马敏教授强调，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竞争观念、科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价值，如市场观念、

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但这种文化移植又并非是凭空进行，它是以中国本土的商业传统和文化传统为基底，系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既对峙抗争，又渗透融合的产物。因下把握近代资本主义此，马敏教授提倡要在所谓“中国语境”观念的移植，即不仅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东来，还须研究中国本土的商业传统和商人的价值观念如何与西方文化相接触，从而发生现代转化的过程。

针对“东亚儒家资本主义”，马敏教授强调既要看到它所蕴含的儒家文化特色，但又不能夸大这种特色，以至反而忽略了内中所含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真髓。他指出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发展和它所创下的是多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经济奇迹”用的产物，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伦理思想因素在其中仅发挥着和的作用，而不能单独起到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助力”“规范”的作用。就如同在西方不能仅仅依靠新教伦理而发展资本主义一样，在东方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儒家伦理或经改造后的儒商伦理而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新文明召唤着新的价值观念，新时代需要有新的道德系统相配套。它们的产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但其发展却一定要超越传统。

马敏教授针对近代商人精神深入独到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商人史的研究，被认为“是一部探求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力作”。

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中，马敏教授提倡亚洲视角加强中日企业家代表人物的比较研究。所谓，是相“亚洲视角”对于过去占主流地位的或而言，其主“欧洲视角”“西方视角”要思路就是站在亚洲的立场或角度，从亚洲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亚洲内部的地域史关系中思考、揭示或分析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诸如工业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儒家伦理的作用等等。的核心意义便在“亚洲视角”于对的反驳，试图为重新思考东方国家现代化“西方中心论”问题打开一些新的思路。②

从亚洲出发思考亚洲，马敏教授在《中国与日本的“士

，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１８７页。——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①王先明：《评马敏著＜官商之间—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页。②马敏：《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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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基于东亚价值观的近———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代企业家之父———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等文中强调必须重视“亚洲价值观”（其核心部分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东亚价值观）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中日早期现代化（即近代化）杰出人物的比较研究中，马敏教授主张必须将他们置于东亚核心价值观的长期、深层制约中来思考，确定其思想主张的真正内涵。在他看来，尽管张謇和涩泽荣一也从事带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的经营，尽管他们也多少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尽管他们分别被誉称为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之父”资本主义之父”或“近代企业家之父”，但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基本人生价值观、内心深层心理结构却仍为东方式的、儒家型的，深受儒家文化和伦理价值观的制约与影响。从指导者型”企业家。根本上讲，他们均是基于东亚核心价值观的“

立足于早期资产阶级等实证研究，２００３年，马敏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晚清卷）出版了。作为赵德馨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之第九卷，此书是又一对晚清经济史进行断代性研究的新成果，该书时段自１８４０年至清王朝崩溃，对晚清经济史进行了总体考察。学界认为，与众多晚清经济史论著相比，此书在体例、方法以及有关专题研究方面均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对于推进晚清经济的总体性研究大有启发。

①

力网络”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城市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等多方面的管理权。马敏教授把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１９９３年，当马敏教授在美国直接参与到国际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以及“市民社会”的大讨论后，他发现尽管市民社会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是在结合中国本土的实情后仍然可以运用到商会史研究中来。因此，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中，他大胆地采用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概念，提出了“市民社会”雏形论。马敏教授把城市传统社会组织机构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为“公共领域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的扩张”，把由这种扩张而导致的“市民社会”的雏形或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强调“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概念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涉及到采用一整套新的范畴去拓展研究视野的问题。具体到商会史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有利于研究，借助于“

使我们更加明确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国家的特殊依赖型，其建成的初衷是为了调谐官民关系而非与国家权力对抗。

并不局限以往的成功，在前述大著之后，近来马敏教授在商会史研究领域又做出了新的探索。

其一，商会史研究内容的新拓展。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社会对商会关注的加强，学界对商会的研究成果相比此前有渐增的趋势，除历史学科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商会问题也屡有涉猎，然而如何有效地实现多种学科的整合从而拓展商会史研究的内容呢？

在如何推进商会史研究这一思考中，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要延长研究时段，尤其要重视民国中后期商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野，运用长时段的眼光来研究商会，就会打开商会史研究的新天空，更多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做新的拓展。马敏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示范。在《略论中国商会的现代转型》一文中，马敏教授首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商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对工商联向民间商会转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如加强工商联的民间性和经济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依法办事保护会员权利，通过立法和组织重组实现商会组织系统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的重新整合。④随后在《

型关系》一文中，对如何建设当前的商会与行业协会，作者提出两条思路：一是要理顺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和市场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加强商会和行业协会的自身建抓紧改制、实现整合等急务。⑤作者上述设，尤其是完善立法、

成功的探索对推进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丰富了商会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启示则是帮助我们打开历史研

二、中国商会史研究

虽然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开创者并非中国学者，然而自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当

中，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其研究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②其中章开沅、徐鼎新、胡光明、虞和平、马敏、朱英等先生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国商会史研究队伍中的代表，他们先后出版了有

③

作为商会史研究中坚之一的马敏教授，８０年代以关的著作。

来，立足于商会档案，在商会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传统与近代１９９３年马敏教授就与挚友朱英教授合作出版《

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这本书被国内史学界香誉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书中的观点和资料为美国、港、台湾等学者所多处引用。在晚清苏州商会研究之后，马敏教授相继完成了《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商人精神的嬗变：近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等专著，可以说从商会档案出发研究商会，以商会为出发点同时又超越商会，从而提出符合中国历史本身的研究理论和结论，如过渡形态理论、绅商理论以及中国商人精神等，并由此奠定其在商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马敏教授意识到，晚清苏州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在野市政权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中日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贡献———张謇和涩泽荣一的比较研究”①此文系提交２００５年５月在南通召开的报告。

，浙江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７８页。②朱英：《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

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③章开沅先生的倡导与实践奠定了商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随后学界出版了相当有分量的专著，如：徐鼎新、

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３２－１３５、④⑤１４５－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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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视野，把商会史研究放到整个中国商会的历史之中，伴随着研究时段的延长，商会史研究的内容亦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循着马敏教授的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商会的历史从工商经济等各层面，大联的改造到当今商会的实践，所涉及政治、片丰富的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拓展。

其二，商会史研究理论的新突破。为推进商会史的研究，学界一直重视商会史研究理论的总结与突破。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马敏教授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总结了商会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指出商会史研究经历了政治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这三种范式转换，强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换不同于自然科学，范式的转换不是对相互间的否定，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视野与方法的新拓展。无论哪一种范式，都往往强调了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面相，范式的转换体现的是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最终的走向则是总体史的新史学（第１６８页）。

马敏教授在商会史研究理论方面的新探索不仅进一步强调研究理论与范式都存在自身利弊的问题，还强调在借鉴西方理论，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商会史的同时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并使之适合中国的特殊语境”。更重要的探索则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马敏教授所提出的的“总体史”研究方向与范式，以商会史研究为例，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总体史的研究。而这正是拓展商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三，商会史研究趋势的新探索。如何推进商会史研究？除了理论探索外，在具体的研究趋势方面，马敏教授亦做了成功的探索。在一《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文，作者梳理了十余年商会史研究的概况，就商会研究的趋势则做了三点展望：其一是商会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其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其三是研究观念的调整。其中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马敏教授提出了商会的经济职能与振兴实业等八大领域，此诚为有志者用心揣摩者。在本文看来，只要我们能够按照前述建议，从商会的基本职能出发，仔细研读已有商会档案以及报刊等相关资料，商会史的研究必将大有可为，甚至会开拓大量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

②

①

步，尚存在诸多空白点。马敏教授指出各类民间社团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产物，又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每一类社团都具有官府所无法具备的独特功能与作用，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积极开展活动，而且经常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在政府整合社会的能力日益下降时，不少民间社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地方社会的职能，成为维持城市正常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面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的民间社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既有助于对有关社会群体的活动特点、功能与作用获致更为全面的了解，又能从新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特征，另还可为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借鉴，所以也不乏现实意义。在马敏教授的推动下，近代民间社团书系第一辑近代银行工会、同业工会以及教育社团三本专著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近代中国博览会史研究

中国在近代先后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二十余次国际性博览会，同时又在国内各地举办了数次地方性博览会，如１９０９年武汉劝业奖进会、１９１０年南洋劝业会、１９２８年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和１９２９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等等。这些博览会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近代化所迈出的步伐。近年来以昆明世界博览会的胜利举办、上海申请举办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的成功等重大事件为标志，博览会或展览会在我国成为一个日益受到高度重视的事业。各地政府纷纷举办了名类繁多的博览会，在这股博览会热潮下，针对博览会的研究开始受到的学术界的注意。而马敏教授正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博览会研究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关于中国博览会史的研究，日本学者起步较早，并且成果颇多。③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不少专论，如武育斡的《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２６卷第１０期，

１９２９年５月）。但是中国真正系统的最早研究者乃是马敏教

授。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马敏教授就已经意识到了博览会或

赛会的重要价值。一文第一次《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研究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国内博览会，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博览会史的专题研究论文”。④在此文之后，马敏教授相继发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

２００４年，马敏教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课题的目的是总结中《商会与近代中国研究》国商会史二十余年的成果，成果形式将会是撰写五卷本的民国两卷、现当代一卷及港，共分为晚清一卷、《中国商会史》

澳台一卷，其中现当代一卷。该课题的研究上起晚清，下至当今，既可弥补现有商会史研究之缺陷，亦可促进商会史的跨学科研究。

在商会史成功研究的基础上，近来马敏教授提倡民间社团的研究。在近代民间社团研究中，商会等经济社团历来受学术社团、文化社到学界较多的关注，但是目前对教育社团、

团、慈善公益社团等其他不同类型的许多社团的研究仍未起

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一文，首先系统梳理了清末中（《近代史研究》

国参与国际及兴办国内博览会的历史，在他最初的硕士及博士论文中对近代商人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博览会的活动也均有高度的关注。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访问、讲学期间，马敏教授多方收集有关近代博览会事业方面的资料，１９９９年马敏教授根据在美国查阅的资料发表了《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一文，更正了国内学者在巴拿马博览会研究中的诸多失误。不久，发表了《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研究了近代实业先驱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及其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６８、①②１７０－１７２页。

第１４期，东京，１９７１年３月）、（《经理研究》《辛亥革命与产业《１９０３年大阪博览会与张謇来日》③著名学者野泽丰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他著有

问题—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第１５４号，译文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１９１０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和（《社会科学战线》《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１９８４年第２期）三文。另外吉田光邦曾著有一文《１９１０年南洋劝业会始末》（收入作者编《万国博览会研究》，日本思文阁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第３页。④谢辉：《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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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马敏教授在研究中将国际博览会（旧译“万国赛会”）置于近代化的历史话语中予以解说，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博览事业予以勾勒，从而在一个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角色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被认为是“拓荒之举”。对于民国时期的国货展览会，近来马敏教授也有较多的成果。在、《南京国《１９２０年代国货展览会述论》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国货展览会述论》，《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代》等文中，不仅厘清了近代国货展览会发展概况、演变脉络，还分析了其与国货运动、民族主义的关系。

仅加深了近代中外交往史和文明交流史的研究，而且对于今天促进中外商贸和科技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还将对近代商人所从事的其他各种民间对外交往活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

马敏教授对博览会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历史，而且还关注现实。在《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发展武汉会展业符合“四两拨千斤”战略构想》，《关于加快发展武汉会展业的若干思考》等文中，马敏教授对当前我国会展业的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作为中国商品流通的中心、中部崛起的中心与支点———武汉而言，在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激烈的竞争，武汉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抢占会展经济的制高点，马敏教授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１）做大做强中国国际会展品牌，如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武博会）、食品博览会武汉国际汽车展等三大博览会，努力（食博会）、打造华中会展之都；（２）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各方面的服务创关系，大力推进展览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新，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３）练好“内功”，进一步做好发展会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的精神和气魄，率先发起举办综（４）武汉应以“敢为天下先”合性的全国博览会，为２０１０年的上海世博会奠定基础。

马敏教授指出按照世博会常规，正式举办世博会之前，往往会先行举办若干地方或全国性博览会，以作预备和演习。１９１０年中国在南京举办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之前，武汉即率先于１９０９年举办了，为次“武汉劝业奖进会”年举办预作准备，取得空前成功，极大促进了“南洋劝业会”武汉及湖北的近代化进程。循此思路，利用武汉地理和人文的优势，依靠现有的会展业基础，武汉应当发挥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前于２００８年率先在武汉发起举办“中国博览会”，邀请两岸三地各省市的客商前来办展，展示中国科技、经济和商贸、文化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预作准备。①如此卓见，不仅有利于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对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参展者均是极好的演练。

２００４年，马敏教授发表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

文化传播》一文，此文被视为中国博览会史研究中的典范，它从三个方面把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一，研究领域的创新。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历史已有所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似仍处于起步阶段，一般叙述、介绍较多，联系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从不同视角作深入探讨较少，有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比如，尽管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中国近代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存在一个从“炫奇”、到的认识过程，但对这一过程中的许“赛珍”“交流”、“商战”多复杂情况尚缺乏细致的分析，尤其如何从技术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博览会的功能，厘清其传播渠道和方式，已有的研究似基本没有涉及到。本文对博览会科技与文化传播功能的研究，成功地拓展了中国近代博览会研究的领域。

其二，研究资料的创新。该文的研究，在研究资料方面做了较大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参加或者举办近代博览会的专门资料；二是大量使用了近代的报刊资料；三是在研究中运用了极为丰富的档案文献，尤其是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赛会公会档案”。在发掘大量博览会史资料的基础上，该文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中国近代博览会中科技与文化传播的基本线索。

其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一是比较研究。该文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中的科教与文化传播时，极为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研究比较，一方面注重与国外博览会的比较，另外一方面注重中国近代不同博览会的比较。因此，整个研究，无论是在观念的认识，还是实际的传播功能以及局限性的分析，均能在关照国外的视角下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若干结论。二是长时段的实证研究。在研究资料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比较长时段地考察了近代博览会中的科技与文化传播功能，不仅使得过去比较模糊的这段历史变得相对清晰，同时从中国走向世界及其相应观念变迁的角度，在整体史的意义上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作了比较具有深度的发掘，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所蕴含的社会变迁意义。

这一国家２００６年，马敏教授完成了《博览会与近代中国》课题，在这一成果中，马敏教授以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这一新的切入点，探讨中国自晚清以来出洋参加历次世界博览会和在西方和日本启发下自办博览会的历史情况，说明博览会对传播科技、促进商贸和增强国人的市场观念的重要功用及其所体现的近代中外交往方式的新变化。这一研究不

２００６年，马敏教授又承担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

题《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启示》。在这一课题中，马敏教授将从中国与世界博览会这一主题出发，以中外互动为视角，以世界博览会为载体，通过考察中国与世界博览会的互动过程，深入探讨其中所涉及的中外交往方式、文明交流方式、经贸形式和中外相互认知观念的演变，从而研究博览会对人类整体文明的交流及科技、文化传播的贡日本、亚洲与献。重点内容包括：近代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

西方世界之比较研究；近代博览会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近代博览会与中国科教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世界博览会与当代中国。

博览会史研究是一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包含了经济发展、大众娱乐消费、民族国家认同等重要问题，这一课题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将推动近代史研究向纵深拓展。正是基于马敏教授以及朱英教授等学界先进的努力，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才得以

，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①马敏：《关于加快发展武汉会展业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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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近来的一大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逐渐投入到该领域。由于在中国博览会史研究中的突出性成绩，马敏教授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专英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表示愿意同马敏教授加强家，美国、

这方面的合作与交流，２００９年国际经济史学会也有意邀请马敏教授主持专题讨论。

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过一些调查统计，也留下了丰富的统计数据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年鉴和统计书刊多达数十种。从内容上来看，民国时期统计既有综合性也有部门性的，其类别涉及农业、工业、商业与物价、交通与通讯、人口、劳工与社团、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事业、公共安全与社会病态、文化教育、政治外交、土地、财政金融、水利等等，这些大量统计数据对深化民国史研究而言，其意义自不待言。

最后，构建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近代中国计量史学分析框架的引入，曾的方向与目标。在作者看来，“现代化史”一度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研究者从社会演变的另一角度来思考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现代”的二分，或若干现代化模式的宏观描述上，我们的史学仍未免再一次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计量史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是从新发展观的视野来观测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纠正既往民国史计量研究中较为重视经济发展指标，而相对忽略其它社会发展指标的偏向，力求通过发掘各种类型的社会统计资料，建立起能够真正反映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的社会指标体系。简言之，这种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简约性等特征。这样，要建构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仅适于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与其他国家及当代中国发展相参照，而且适于进行民国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省份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社会发展指标的框架与内容则是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这三者的共同发展就构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②

对于整个近代史研究而言，马敏教授关于计量史学的创新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学界提供了以计量方法入手，为人文史学提供了科学性，其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为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国际比较方面做了重要的努力，正是如此近代中国研究的深入与科学才得以进一步体现。循着这一思路，对我们的启发则是在近代史研究中，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种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统调查资料的充分运用对拓展历史计，多种研究资料如统计、

研究的视野，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③

近来，马敏教授主持着《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的编辑工作，该书初步计划一百万字。马敏教授强调要重视计量史学的运用，在统计意义上明确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历史起点，为研究建国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参照系数。

四、计量史学研究

在近代史学科学化的潮流中，计量史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史学研究中，计量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然而，如果不是过于苛合理地运用计量方法有利于建求的话，重视计量史学，充分、

构真实的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如何梳理并科学运用近代大量的统计资料，乃是计量史学研究中的重大新课题。

１９９７年马敏教授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

秀人才”后，提交了这“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研究”一跨学科的国家级重点课题，这项研究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尚不足的薄弱环节，借鉴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将突破传统史学模式，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为此，马敏教授多年以来曾先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收集有关民国美国、日本学者交换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资料，与英国、

了这方面的学术见解，项目思路受到有关国内外专家的肯定。

目前，这项课题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马敏教授在《建构民国时期、《民国（１９１２－１９４９）社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二文中对计量史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运用做了开创性的探索。

首先，马敏教授的贡献是在理论上解决了计量史学在近代史研究中的适用问题。马敏教授指出：“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的分析，以提升史学成果的准确性、科学性。”（第２０６页）。作者强调计量史学的灵魂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对历史做准确的结构性的数量分析，进而概括出关于历史的科学结论。尽管对于计量史学，国内外学界有不少或中肯或武断的辩驳与诘难，但是计量方法由此所展现的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也需要计量，计量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所显现出来的不同经济、社会、行为乃至文化心理特征。“就此而言，我国史学界有理由更重视计量史学研究，以补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人文史学一家独大之缺”。①

其次，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计量研究的资料基础是否一文中，具备？在《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马敏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过论述，我们得知：随着近代统计制度和统计机构的逐步完善，民国时期官方统计得以大规模的开展，留下浩如烟海的统计资料。另外，还有一些机构和

五、中西文化交流史

在文化研究领域，马敏教授也是学界公认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取得了诸多令人赞誉的成果。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２０７、①②２１５－２１７页。

③在马敏教授的指导下，陆汉文以统计调查资料为主研究了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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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教授强调中国文化的研究，他曾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在精神方面，便形成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风貌或民族精神。它在无形中影响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以及历史走向。因此，文化传统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道路，而且还影响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在这一意义上，思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思考我们国家怎样走向反思与发２１世纪等问题，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审视、，但是对前者翻译的过程无从了解。至于二马关于汉《圣经》

语语法书的争论，国际学术界也无定论。恰恰正是从这两个问题出发，马敏教授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世界性突破。

对于早期的翻译，马敏教授在仔细梳理马希曼档《圣经》案的基础上，指出马希曼与马礼逊在同一年（１８１０年）出版了部分章节的单行本；而马希曼在１８２２年在印度就已《圣经》

经出版了完整的中文《圣经》，比马礼逊出版完整的中文圣经出（１８２３）要早一年。据此可修正过去认为第一部中文《圣经》扬，都需要认真地研究中国文化。

基于此，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马敏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教程》等书，他邀请国内众多文化领域的知名学者，采用了新的编撰体例，从中国哲学思想、儒家文化、佛道等宗教文化、制度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科技文化、饮食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做了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的研究，该书出版后被列为文化学等相关领域学生教材，并多次再版，深受读者的喜欢。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马敏教授在中国教会大学与基督教在华文化传播领域做出了新的探索。

教会大学史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个新兴的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领域，而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真正的拓展离不开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大力倡导。马敏教授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在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下，先后取得重要成果。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即华中大学，它是民国时期教会创办的１３所高等大学之一。在章开沅先生的倡议下，马敏教授利用现存华中大学的中英文档案，围绕华中大学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在华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马敏教授从第一手的档案出发，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对华中大学做了精细的研究，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涉及华中大学的各个方面，如华中大学与美国的关系（《华中大学与美国（英文）》（载于１９００年的美中关系１９９１））、华中大学创办与教学中的国际特色（《中国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载《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６年）、华大校长韦卓民系列研究（《解放前后的韦卓民与华大》（载《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１年），等等。在华中大学研究的基础上，马敏教授进而对中国教会大学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演变、抗战时期高等院校内迁概论、基督教会与近代湖北的教育卫生事业等重大课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少文章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获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在对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基础上，马敏教授进而对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亦有许多精细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在教会大学史研究之外，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在系统整理牛津大学瑞金帕克（Ｒｅｇｅｎｔ＇ｓＰａｒｋ）安格斯图书馆（ＴｈｅＡｎｇｕ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英国浸礼会在海外传教的档案的基础上，马敏教授先

后撰写了《圣经》、《语法书：马希曼是否抄袭马礼逊》等文，对关于早期中文圣经翻译史和早期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马希曼语法书之争做了系统翔实、开创性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赞誉。

长期以来，关于早期新教圣经翻译史的研究，除香港李志纲、台湾苏精等少数学者外，国内学术界一直误以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最早翻译了中文《圣经》；少数国外权威著作尽管曾正确指出是马希曼而非马礼逊最早翻译了全本

自马礼逊之手的通常说法。

对于早期新教汉语书的撰写而言，在汉语语法书的撰写史中，１９世纪以前，天主教传教士撰写了诸多汉语语法书，但是在１９世纪初，新教系统的传教士也开始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浸礼会传教士马希曼于１８１４年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言法》一书，是运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英文著作之一，比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１８１５）要早出一年。对于马礼逊所云马希曼抄袭的指责，国际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发现的从未披露的档案资料，马敏教授系统地做了研究，指出无论是在时间、内容与能力等方面，马希曼并没有抄袭。除了主观上及其个人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讲，二马之争实际反映的是１９世纪欧洲新教传教运动内部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马敏教授还更正了早期印刷技术史中的若干错误。通常认为，中文铅印书籍是从马礼逊开始的，这些说法都不太准确。马敏教授经过考证发现：马希曼１８１３年在印度印出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堪称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应用西方近代铅字活版技术印刷的中文书籍。它比通常所知的１８１５年在澳门用铅字活版印出的马礼逊《华英字典》早了两年。另外，最早的中文印刷机构，也并非１８１６年麦都思创办的巴达维亚印刷所（墨海书馆前身），而是印度塞兰坡的浸礼会印刷所，大概在１８００年左右，该印刷所设立，由华德（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ｒｄ）主持。１８０５年，开始由马希曼负责指导中文印刷事务，先用木刻，然后是用木制的活字，最后用了铅字。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马敏教授关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探索，对近代史研究而言，其启示在于必须以世界眼光来追求历史研究的原生态，只有这样才能在重建正确的历史事实，给历史本身一个说法，才能真正创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史学论著，才能展开世界性的研究对话。

六、马敏教授的历史观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整体推进作用

马敏教授不仅在具体的实证研究，如中国近代商会史、绅商及资产阶级、博览会等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他还具有极其敏锐的学术视野，在如何推动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是马敏教授杰出的学术成绩，２００４年

４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敏教授当选为

副会长。总的来看，马敏教授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创见对新史学的繁荣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其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

经典与理论问题。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

一文中，马敏教授肯定了黄宗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规范认识危机：如没有发展的增长；城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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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分散的与整合的市场并“自然经济”存；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如何面对以及解决这些危机呢？马敏教授在评述中总结到：从微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历史的悖论现象进而怀疑和否定悖事实的规范认识（包括各种各样的古典理论、现代流派以及理论模式等等）；在冲破旧观念束缚的同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重新解释历史，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里关于规范认识乃至历史研究而言，马敏教授实际上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层次：其一，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微观的实证研究，只有立足于实证研究，才能够求得历史之真，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悖论现象；其二，在发现悖否定既有各种规范性认论现象后，必须在理论思考中反思、

识；其三，实证研究和检讨既有规范性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立足于中国本身的理论体系，而这正是中国学者最大的学术贡献。

在——以《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一文，马敏教（１５５０－１５８０）＞为例》授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翔实的论述。从李伯重的书出发，马敏教授认为无论是中国经济史还是整个历史研究中绕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经典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其为何如此说呢？马敏教授点明因为在我国可以它西方理论）。

称得上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近代受西方理论影响“科学”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不管我们主观上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实际上都可溯源自西方的经典。正是在西方经典理论不假思索的运用中，中国历史研究中才会出现争论以及黄宗智所总结出的众多悖论现“资本主义萌芽”象等等。

如何解决这种现象，根本的出路在哪里？马敏教授指出必须打破对西方经典的迷信，必须重建经验模式、经（事实）、典三者的关系。马敏强调：经验（事实）构成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三者中最基础、最本质的要素，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的基本理由；模式必须是从具体历史经验“据之于实情”中抽象出来，即“从事实基础上建立概念逐步形成模式”，而不能从经典中推导出来；经典理论只能起到一种理论上、原则上的指导作用，而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重于经典，但又不能迷信于经典。要活用经典，将经典与事实相结合，肯定其与事实相符的部分，纠正与事实不相合的部分。马敏教授的探讨实际上回答了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的建立必须正确认识各种西方经典理论，必须据之实情，必须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出发。在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中，我们也必须客观认识西方的经典理论，必须要仔细辨析与区分，必须要与中国的实情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够有所突破与创新，否则会始终落在西方理论框架的迷途中。

其二，放宽历史视野与四种新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马敏教授一贯强调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他指出一旦放宽历史的视野，历史本身必将变得更加多姿多彩。①如何才能放这一文集宽历史的视野呢？在评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

时，马敏提倡要坚持如下四种历史观：

一是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它不同于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它是选取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

二是长程的历史观。从观出发，注重长期历史“大历史”的解释，注重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研示历史表像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究的新范式、新境界。

三是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作者在检思国际学术界“中国中心观”等理论创见的基础上，注重从内部取向、“亚洲视角”的研究出发，提倡“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四是整体的历史观。作者更为关注历史发展的整体关联或的把握。就历史与性，注重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全辐式”历史与文相关学科的关系而言，则强调应加深历史与哲学、

学、历史与社会学、历史与人类学、历史与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则应做到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让史学以自，打通古与今、“通古今之变”

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现实，参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碰撞中激发史学的生机与活力。

在一文中，马敏教授《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进而指出面向２１世纪的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乃是“总体史”，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

作为根本研究范式的实际上更多地“新史学”“总体史”新的研究态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度和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的精神，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对之进行的研究。所谓的研究，也就是全“总体史”“总体史”方位的研究，既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相、多纬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马敏教授提倡的四种历史观是在坚持唯物主义史观前提下，对国内外学术发展趋向的准确把握和系统总结。客观来说，他所称的历史观实际上意指历史的方法，然而正是通过对这种历史观或历史方法的系统梳理和强调，我们的历史视野才得以放宽，唯有此才更能发现历史研究还存在更广阔的空间。在评述李伯重的研究中，马敏教授强调作为一本具体探讨江南早期工业化的专著，“眼界”的开阔与论说的新颖乃斯著的一大特点。然而，在放宽历史视野的前提下，马敏教授由此发现了更大更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大问题：如何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３０－４３７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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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衔接江南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两个过程以及全面比较的基础上，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独特历史道路。正是作者放宽历史视野的指点，李著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才更加得以凸现。

在一文，马敏教授进一步《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

思考与这一重大理论与现“中国式工业近代化”“中国道路”实问题，他提出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尤其要处理好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早期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般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如何互为基础、合理衔接的问题，从而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现代化之路。

在马敏教授看来，中国的高阳以及西方的史景迁ｈａｎ（Ｊｏｎａｔ

Ｓｐｅｎｃｅ）可以说是叙事史学复兴的代表，他们提醒研究者应当

注重历史演变的ｅｘｔ（ｃｏｎｔ），他们的成功也彰显了叙事“场景”

史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叙事史学注重叙事的技巧和文笔，历史重新变得多姿多采；其二，叙事史学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③“人”

那么叙事史学与科学史学的关系如何？是否叙事的复苏即意味着对后者的简单否定呢？马敏教授在书评中做了中肯的回答。他强调叙事史学与科学史学各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科学主义史学注重求真求实，“据实直书”；叙事史学或人文史学则注重史学的功能，即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如“化人”果说科学主义史学重在“普，那么，人文史学则重在“研究”及”普及的关心，它体现了一部分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传播、和重视。这些历史学家旨在通过重建大众史学，使历史这门古老的学问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重新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普通民众的关心、喜爱。④对于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而言，马敏教授关于叙事史学复兴的讨论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促使我们在新史学等各种理论浪潮中反思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重新认识叙事史学重要的价值，最终的目的则是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形成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为历史学的繁荣做出各自的贡献。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马敏教授的推动下，中国史学会在华中

师范大学召开了，会“第四次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议的主题就是，马敏教授为《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此次会议拟定了近代中国道路的探索、选择与比较等论题，力图从传统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不同比较研究中探求中国道路的发展模式。

其三，叙事史学的复兴以及历史研究的新趋向。高阳“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功，所谓的说法，便是对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充分“有村镇处有高阳”

肯定。在，马敏《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教授不仅成功分析了高阳独特的叙事策略和手法，如总体真实、枝节敷衍的布局策略、以小说成考证”的“以考证入小说、信史笔法、融知识义理于故事情节的文化取向、全史在胸舒历史与缓进行的叙事手法等等，这是高阳沟通文学与史学、现实并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然而，马敏教授的书评不仅仅分析了高阳作品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高阳的小说出发，马敏教授洞见了现代叙事史学的复兴。在书评中，马敏教授为我们揭示的一个对历史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主题与启示：如何在反思史学科学化中重新认识叙事史学的复兴及其重要价值？

众所周知，叙事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的源头和主流方法。在中国，司马迁的《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写作文史不分、寓史意于文采，一直以来即是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在西方，历史叙事与描写也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古罗马的塔西佗，他们一直是叙事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然而，随着２０世纪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史学科学化强调“问题史学”，强调“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

①

七、博雅的通识教育———马敏教授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在历史学教育中，教材建设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马敏教授就把建设满足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

要，能够反映史学最新研究动态的比较系统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材作为重要的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由马敏教授担任总主编的自２００６年以来陆“华大博雅历史学系列教材”续出版，该丛书由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和若干专史组成，其对象主要是历史系大学本科学生以及其他水平相当的历史学爱好者。⑤在教材建设中，马敏教授主张要力求体现简洁、实用、准确、高质量、树精品的编写指导思想。从优秀教材的建设出发，在历史的编撰与历史学的教学，马敏教授提倡要坚持如下原则：

第一，要突出整体史观。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应当重视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方面把中国历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去考察，另一方面把中国历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独特性，认识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第二，要重视变革，坚持发展史观。马敏教授指出在教材编写和历史教学中围绕这些重点问题开展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正是历史教学本身的基本要求。⑥

第三，要强化理论，加强宏观历史思维。马敏教授主张要

但是在马敏教授看来，问题史学在将历史研究带入一个更理性化、更深刻化的时代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在批判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时，逐渐走向极端化和绝不断追求历史的和对化，结果在“新史学”“整体性”“宏大历中所包含的独特性、过程性史叙事”时，多少忽略了“小历史”和“具体历史叙事”。②

，巴黎，１９５３年，第２２页。转引自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１页。①费弗尔：《为历史而斗争》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评述》——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②马敏：《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３２６、③④３２７页。

古代中世纪卷、现代卷、等书已经出版，其他专著正在出版中。《世界通史》《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⑤

“华大博雅历史学系列教材总序”，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⑥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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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衔接江明确历史理论对历史教学的价值，只有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才能切实增强历史教学的理论色彩，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四，在教材的编撰与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马敏教授指出要通过教材建设强调学习方法的重比较分析、综合判断、直观鉴要性。具体而言包括：贯通分析、

赏。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过程，掌握历史的主要线索，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帮助学生享受历史美感与魅力，构筑必备的历史专业知识体系，提高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奠定相应的基础。

指出有的人学术出版得越多，学术评价值反倒越低，“专著”多出书还不如不出书。如何追求真？马敏教授指出求真是史学中的求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使认识与史实的不断接近，而是这种追求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在马敏教授看来，历史学的真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求真是不断追求真实的历史。求真始终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史学不同于其他学问的根本性学科特征。如何才能够做到此点呢？马敏教授强调对史料的掌握、鉴别，对历史证据的重视是不可少的基本功，也是治史者的“基本纪律”。③在本书的实践中，马敏教授在各个领域的努力探索便是成功的典范。他的求真体现在无论是在哪一个研究领域，从第一手的史料出发，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进行更精细的实证研究；他的求真体现在放宽历史的视野，从中国视角出发，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他的求真是客观的辨析、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从更高的层次上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他的求真终极目标是建构真实的历史，繁荣中国史学从而与国际学术界展开真正的对话。

其二，马敏教授的求真更是体现了读书人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马敏教授强调学术是以命相搏的神圣事业，没有求真、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学术的神圣和知识的尊严就无从谈起！如何唤起求真的精神，作者强调要从我国文化传统继承求真求实的学术真精神。从陈寅恪等学人典范身上，学习求真精神，学习那种视“个体生命已与学术事业俨然融为一体，以个体之生命延续学术之薪火，无怨无悔”的志向。④

马敏教授求真的同时，还强调求善。什么是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善是史家所具有的仁善之心与史德，不仅仅体现了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应当有同情之了解，对历史上受苦难的人民大众当有悲怜之心，还包括史家应具备的尊师之善德。

马敏教授以赤子之心对学术道路上的各位名师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感激，该书中多篇文章对此做了抒发。章开沅先生在治学上淹贯浩博，具有宏大的气象，是马敏教授进入中国史研究殿堂的引导者，关于中国商会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无不是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之下进行的。不仅学术上如此，在人格魅力上，章开沅先生高尚的学者人格给其深深的影响。马敏教授推崇章开沅先生并赞誉到：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际遇如何沉浮，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对其自身而言，也常以先生所赠“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之题词而自勉，力图做到既的能“妙手著文章”“真正的史学家”。⑤，又能“铁肩担道义”

在回忆刘望龄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望龄师耳提面命、以身作则、细心周到的关心深深地感动着马敏教授。对待林增平，马敏教授执私塾弟子之礼，赞叹先生为人与治学中流水不争先的学人品格与高尚史德。大善尚德，拳拳弟子心，岂有甚于此乎？

真、善、美密不可分，在不断求真、求善的同时，马敏教授也时刻强调历史之美。在作者看来，自然空间是壮美的，而历史时空也是壮美的。对于历史的美，时人却关注不够。作者在肯定叙事史学的复兴时曾主张重新回到司马迁、翦伯赞所代

２００６年，马敏教授在当选全国高等院校历史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围绕着坚持科学发展观提高教育质量这一原则，提出期间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应该“十一五”在本科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教材编写、教学信息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各会员的一致同意，认为循此思路，本科历史教学改革必能向纵深发展。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思想政的主要专家，自党中央决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治理论课后，早在２００５年，马敏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北京等地高校共同主持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工作。编写组成员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及撰写工作，该教材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员会审议，在在教学中，《中２００７年年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国近现代史纲要》受到学术界和高校学子的普遍欢迎，认为它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教育作用，在马敏教授的倡导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教学资源库研发和网络学习平台资源集成方案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华中师范大学承担了这一工作，在开发、建设的教学与学习系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建构课堂教学、网络课程、电子资源互相配合利用、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新的互动教学模式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八、追求真善美：一个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马敏教授强调：历史是一门人学、是一门美学、是一门艺术。真善美是不可分的，求真的同时，我们必须求善与求美，否则真亦不可得。①新著收录《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了他在等报刊上的部分随笔短文，不仅流露了作者心《读书》灵的交流与本真的一面，还处处体现出他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世界。

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②历史是不断追求真的一门学问，追求真是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重新认识客观的历学术贡献视作史事实，是把学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的神圣事业。追求历史之真，马敏教授立命，为往圣续绝学”

反对学术中的浮躁和过于急功近利，反对学术的虚假繁荣，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１５、①②③④⑤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０、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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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朴实清新的良史文风，强调历史的美学。在题为《耶鲁怪杰史景迁》文章中，作者盛赞史景迁文笔的优美，状物写景的深湛功力。作为例证，作者翻译了史景迁描述塞外夏日的一段文字：“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佘。……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

①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在这里，通过马敏教授传

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谋求学校快速、协调、全面的发展。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为了取得更大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在传统的大学管理理念之外，马敏教授明确提出要树立或的新理念，指出要在科学发展观“大学经营”、“经营大学”经济规律办事，学校的各种资源的指导下，学会按市场规律、

进行合理配置，实现人、财、物等资源的充分整合，发挥了资源的最大效益。马敏教授说，“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要学会扮演各种角色，要学会处理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决策要考虑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也要将大学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寻求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的支持”。②

在马敏教授看来，大学的领导者不仅仅要懂政治、懂教育、懂管理，还要懂市场、懂经营，具备一定的策划和营运能力，要善于激活机制，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出大学的潜能，使大学更加具备竞争能力和造血功能。在经营大学理念的指导下，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迅速，取得显著成绩。在学校大门改造、学校办学空间的拓展、教师小区的建设等方面，不仅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广大教师享受了学校发展带来的荣誉与成果。在学科建设方面，马中国近现代史、语敏教授重视经营和谋划，不仅仅农村研究、

言学研究等传统优势学科继续得到了发扬和壮大，文化产业研究等新学科建设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立足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文科优势，马敏教授强调要加强文科与信息学科的交叉渗透，整合多方面的资源，近年来成果显著。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研究，早在２０００年，华中师范大学即在全国率先成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研立文化学系，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

究。马敏教授出任校长后，特别是２００５年至今，该校先后成立文化产业研究所，武汉、深圳社会文化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开设文化遗产专业方向，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创新高峰论坛”，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２００６年首届中国中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华中师范大学签下的文化产业协议超过了１亿元。２００７年该校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同年第二届文化创新高峰论坛暨第二届文化创新奖颁奖仪式也在该校举办。

，马敏教授正辛勤地耕耘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他淡泊明志，对待个人名利丝毫不在意，在他心中，学校的发展大局始终是第一位的，他是一位经营大学的智者，他是一位追求历史的真善美的，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真正的史学家”践着朴实刚毅”的精神！“忠诚博雅、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Ｘ

校对：Ｌ）

神的翻译，一幅优美如歌的塞北风景画，跃动在读者面前，历史的美感油然而生。在作者自身论文的写作中，通过文字的反复推敲也留下许多经典的话语，从而彰显出历史之美，在评论李伯重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在该文中，作者提倡的“据之于实情”等若干经典词句，读后、“理应如此与事实不如此”口有余香，令人赞叹不绝。由此可见，历史之美、历史著作之美，非不可为也，而在于不能为。

九、忠诚的大学经营者———马敏教授的教育与管理思想

１９９６年初，华中师范大学组建成立历史文化学院，根据学校的安排，马敏教授任历史文化学院首任院长，１９９９年又被上级领导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２００３年６月，由于

在大学管理中的突出成绩，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走上行政工作岗位后，运用在国外所学到的先进的教学管理方法为学校学科建设、教师及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何管理好大学，马敏教授秉承“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管理思想，其内容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敏教授主张要把学者的开拓创新精神移植于学校管理者的头脑之中，他曾说，大学领导者，尤其是校长，如果不懂学术，不研究学术，就无法带领学校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向卓越。学者终生追求的是道德文章，把学校办好，就是校长最大的道德、最好的文章。

第二，大学管理与建设必须要具有特色。针对当前国内各校办学思路缺乏个性，模式趋同，定位不够准确的现状，马敏教授主张办学必须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特色是一所大学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竞争力、个性所在。特色鲜明往往能带动学校整体上台阶，并取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声誉。怎样才能形成？马敏教授指出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特色”因校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千万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学校科学准确定位是最为基础的战略思考，既要考虑必要性，符合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可能性，体现出学校的特色。

的新理念，在科第三，马敏教授主张要树立“经营大学”

《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４０１页。①

，神州学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②段风华：《马敏的问学与治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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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先生学术档案

马敏，１９５５年生，四川雅安人，历史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现中师范大学校长。

简历：

１９７７年９月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教育专业学习；１９８１年２月至１９８４年７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４年７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１９８４年７月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任教，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１９８９年７月至１９９２年１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

１９９２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１９９４年晋升为教授，同年６月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１９９５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０月，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同年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

１９９８年９月，获教育部颁发的“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１９９９年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同年６月中

师范大学副校长；

２０００年５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由国务院授予“

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０３年６月起中师范大学校长，同年１０月获全国“

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

２００４年４月，当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博览会史、社会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教育管理、公共管理等方面亦多有建树。

社会兼职以及主要荣誉：

现任教育部首届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主要专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湖北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１９８９年以来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一）独著：

１．《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第一作者），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

３．《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４．《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２００１年；

６．《拓展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文化教育事业》，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类关

怀机构，２００６年。

（二）主编或编著：

１．《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第一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２．《中国文化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当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中国经济通史》（晚清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审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包鹭宾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首席专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１．华大博雅历史学系列教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主要学术论文：

１．《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史学月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２．《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５期；３．《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４．《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５．《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６．《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辛亥革命研究丛刊，第９辑，１９９１年；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８．《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２期；９．《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４年第１期；１０．《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对局势的判断论析》，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

期；

１１．《中国与日本的“士商”》，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２．《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３．《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学报，

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１４．《胡适研究的深层次探索———评罗志田著＜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历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１５．《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１６．《有关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１７．《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１８．《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１９．《试论晚清苏州的“市民社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１０辑），１９９９年；２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论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日），

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２１．《建构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华中师大

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２２．《“绅商”词义极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２３．《晚清形成中的“市民社会”———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国的城市与乡

村，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

２４．《基督教会与近代湖北的教育卫生事业》，台北中原大学《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集》，宇宙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２５．《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２６．《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第一辑），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２７．《略论辛亥前后商人司法意识的变迁》，载《辛亥革命与２０世纪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

２８．《林霨著＜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历史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９．《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南早期

工业化（１５５０－１５８０）＞为例》，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３０．《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３１．《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３２．《２１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３３．《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关系》，江汉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３４．《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理论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６期；３５．《语法书：马希曼是否抄袭马礼逊》

，《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

３６．《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地方社会———张謇经营南通的启迪》，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３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１９２８－１９３７）》（第一作者），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著《一九三０年代的中国》下册，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第８３９－８５４页；

３８．《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统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３９．《发展武汉会展业符合“四两拨千斤”战略构想》，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年第

９期；

４０．《关于加快发展武汉会展业的若干思考》，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４１．《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启示》（第一作者），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４２．《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评述》，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

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晚清绅商阶层研究———对“官商”的历史透视，１９８９年；

２．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研究（１９４９年以前），１９９４年；

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统计水平研究，１９９９年；

４．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近代商人观念研究，２０００年；５．国务院体改办：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２０００年；

６．信息产业部：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信息产业发展，２００１年；７．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博览会与近代中国，２００１年；

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２００２

年；

９．国家纂修清史工程：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文献初编，２００４年；１０．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商会与近现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４年；

１１．武汉市城市规划局：武汉城市文化特色营造比较研究，２００５年；

１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历史与现

实的双重启示。

（本刊信息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