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渐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由于定居城市的农村村民日益增多，农村房屋买卖现象也频频出现，而且买卖主体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之内，跨村、乡镇的买卖，甚至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难题，是目前司法实践的热点、难点，相关物权理论的研究争论很大，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放、禁之争从未停止，最后
颁布的《物权法》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基本未变。
一、审理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法律困境
（一）目前针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两种观点
1.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论
这种观点认为，依据房屋必须建立在土地之上这一物理现象，农村房屋买卖必然会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开禁宅基地交易不过是满足强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且在宅基地分配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情况下，贸然允许宅基地交易，将导致强势群体对宅基地的兼并，大量失土农民由于生活无着成为流民，将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从法律规定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国务院办公厅1999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土地炒卖的通知》第2条第2款“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违法为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2004 年11 月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规定“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因此宅基地的转让是违法行为，涉及宅基地转让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当然
是无效合同。
2.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论
这种观点认为，判断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当以《合同法》规定的有效要件为标准，只要符合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即为有效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 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并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且《土地管理法》第63 条是为维持农业用地的数量，保证农民的生存之本和粮食供应而规定，宅基地本就是建设用地，其主体变更不会导致农业用地
的减少，所以将该条适用于宅基地是不妥的。
（二）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司法实践
目前由于征地拆迁造成出卖人反悔，争夺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也比较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理论上也无权威定论，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合同有效和无效的判决均存在。如浙江温州法院系统认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只要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即为有效，而笔者所在的江苏启东法院采信的是合同无效论，只是在具体处理案件时采取了“无效合同，有效处理”的办法，对出卖人要求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二、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分析
（一）农村村民出卖房屋符合所有权制度要求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房屋可以成为公民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财产所有人能够依法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是所有权制度的基本含义。对于农村村民而言，一般情况下其不会轻率出卖自己的房屋，但现实中需要出卖房屋的情况却很多，如城镇居民子女继承的农村房屋，在城镇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出于融资需要而出卖房屋，在城镇定居而出卖房屋。在城市房屋可自由流转的今天，限制农村房屋流转是二元社会的制度残余，侵害了农村房屋所有人的利益。在社会本位思潮的影
响下，所有权制度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变迁，但对所有权的限制只有在所有权自由侵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时才能发生。检索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民不能处分其房屋。所谓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观点，是基于保障耕地总量，控制用地规模的要求，从“房地一致”原则出发推导而出，其可据以引用的明确规定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但《通知》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所谓“房地一致”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不是通行不变的民法原则。国家土地政策的贯彻并不构成限制农村房屋所有权行使的理由。
（二）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并无适用“房地一致”原则的法律规定
我国的物权制度向来将土地及其上的不动产看作两个独立的权利客体，而所谓“房地一致”原则即是要求土地使用权和其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所有权一同转让、抵押。其在立法上的体现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1 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第47 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6 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以出让方式取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
应当注意到，上述法律调整对象均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国有土地之上的房屋，解决的是在房地不可分的物理现象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人间的权利冲突问题。《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该条规定从形式上看好像也体现了“房地一致”的原则，但仔细分析，该规定只明确了“地随房走”，而且国家土地管理局19xx年9月11日颁布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时，集体土地所有者应同意“在实现抵押权时同意按法律规定的土地征用标准补偿后转为国有土地”，第十三条规定“因处分抵押财产转移乡村企业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先办理征地手续，将抵押土地转为国有，然后再按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办法进行处置。”由此可见，所谓“地随房走”也是在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实现，在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其地上物所有权之间从没有法律规定两者的权利主体必须一致，农村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中并无适用“房地一
致”原则的明确要求。
（三）农村房屋买卖影响农村社会秩序没有现实依据
实践和理论上之所以造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困境，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房与地密不可分，转让房屋直接涉及宅基地使用主体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放开宅基地交易的后果无法预测，毕竟今日中国三农问题尚在国家政治议题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其也忽视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各有不同的现实。以江苏和上海
为例：
表一 江苏省历年农村劳动力情况
19xx年 19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农村劳动力（万人） 2786.86 2773.04 2688.03 2664.81 2662.50
农林牧渔业（万人） 1714.49 1541.33 1480.22 1134.85 1058.28
占 比（％） 61.52 55.58 55.07 42.59 39.75
表二 上海市历年农村劳动力情况
19xx年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农村从业人员（万人） 230.43 253.45 248.05 243.49
农 业（万人） 65.61 81.45 65.22 59.05
占 比（％） 28.47 32.14 26.29 24.25
上述两表显示，江苏省和上海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整体曾下降趋势，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高等教育制度的发达，因为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就可取得城镇户口，这也与我们的直观感受向吻合。在从业人员中，真
正从事农业（广义，包括农林牧渔）的，其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占所有农村从业人员的比例也在下降。
这些数据令我们相信，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走出了土地的束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土地对农民的生活保障作用已经不明显。如果说在此情况下，放开宅基地交易仍会带来对社会秩序的剧烈冲击，实是令人难以信服。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施了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性质，其产生即是为了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最大可能地转移农业剩余而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在此制度下，为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才会产生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制度。而如今情势已变，农民不再被绑定在土地上，又有何理由不让农民处分自己不再居住的房屋？再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住房保障情况比较，房改之时城市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足以一次性购买新建商品房，从保障角度看这种情况与现今农村的情况何其相似。按有些学者的观点推论，城镇居民进行房改之后，由于房改房可以自由流通，可能会有大批城镇居民因出卖房屋成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但现实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笔者以为，担心宅基地使用权一旦可以转让，农民就会恣意出卖自己房屋的观点，是将农民看作非理性的，而认为农民迫于生活压力出卖房屋的观点又是潜意识中认为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的边缘，这明显不符合沿海发达地区的
现实。
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困境的破解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的观点是，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一般应认定为有效。目前造成此类合同效力认定困境的主因还是
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不完善，故有必要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权能及相应的分配、流转制度。
（一）宅基地使用权本质的厘清——从“利用”到“所有”
通常认为，在法制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物权制度，即罗马法的物权制度和日耳曼法的物权制度，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倾向，亦即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罗马法以所有权之绝对处分力为中心，强调物的全面支配。用益物权是限制物权，乃为一时的限制所有权之支配权，限制物权消灭，则所有权自动的回复其完全支配力。因此产生于罗马法的地上权制度主要是阻止“地上物属于土地”的附合原则，其以地上物为中心，如果没有现实的可支配的地上物存在于土地之上，就不认为有地上权的存在，强调对地上物的独立权利。因继受罗马法的结果，德国、瑞士、奥地利民法的地上权都是以地上物为中心，认为没有地上物就不得成立地上权，其本质在乎“有”而非“用”。与此不同，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则是以“利用”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地上物的有无不是地
上权的成立要件，地上权也不因地上物的灭失而消灭。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应当同其社会经济的现状相适应，地上权本质从“有”到“用”的转变也正是因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没有采用地上权的概念，与地上权概念最接近的应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实践中，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在权利期限内可按土地用途自由使用土地，地上物的有无并不影响权利的存续或消灭，因此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本质在于“土地利用”。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不是以经济利用为目的，考察我国的宅基地使用权分配制度，能够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局限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且只有符合建房条件才可以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因此，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物的利用目的不同，保有地上物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虽然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均属地上权性质，但我们没必要将两者的本质认定一致。《物权法》未采用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涵盖入内正是由于两者的制度差异太大，因此应当
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在于保障地上物的所有。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
新颁布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可见，占用、使用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这里的国家有关规定所指为何呢？市场经济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交换之所以能够进行必须要满足“有商品和货币、商品和货币所有者能自由处分”这两个条件，物权法是以规范财产归属关系和保障财产归属秩序为任务的，其与债权法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基础，是民事基本制度之一，宅基地使用权规定在物权法用益物权编内，其也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中规定“民事基本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上述所谓“国家有关规定”应解释为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现行的国家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宅基地制度的法律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对宅基地有关制度进行了规定，该法条只言明“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没有明确宅基
地使用权是否可以转让，反之该条肯定了农村村民可以出卖、出租住房。从理论而言，宅基地使用权系由我国学说所创造，传统民法上与此相当的概念为地上权，而收益是传统地上权制度的应有之意，因此，在无法律相反规定的前提下，宅基地使用权可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
益的权利”之规定，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确定宅基地使用权收益的权能。
（三）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流转制度的构建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带来的巨大利益可能会导致权力寻租、违规批发宅基地使用权情况的大量发生，对国家的土地政策造成冲击，但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以期杜绝上述现象，是通过侵犯农民房屋所有权的手段规避了本应通过其他手段
实现土地控制的国家责任。因此要有效控制宅基地的数量，应从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流转制度上下功夫。 如前所述，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在于保有地上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农村还实施着一贯的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又已融入了市场经济之中。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应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保有农民的房屋，重点在于实现农民居有定所，相应的分配制度可分为原始取得和转让取得。原始取得是指本集体经济组织中符合建房条件的村民，经审批获准从集体经济组织中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取得是指符合建房条件的村民，经审核批准购买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并取得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应明确的是，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具有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这种分配是无偿的，具有村民福利、社会保障的性质。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即意味其不需依靠这种福利，集体经济组织无须将有限的资源花费在有自立能力的村民身上，因此村民出卖、出租
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不予批准。
另一层含义是保有房屋这一地上建筑物，重点在于物尽其用，使房屋在流转中实现其交换价值，目前相应的流转制度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能否流转法律也无禁止性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给予其成员的福利，目的是为其成员建造房屋提供权利基础。收益权能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之一，体现在农村房屋买卖中即是，农村村民出卖房屋的价款不仅仅是房屋的建造成本，因为农民在出卖房屋后不可能再申请到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有限性必然会体现在房屋的市场价值中。由此，农村村民在房屋买卖中将宅基地使用权的福利性货币化，实现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这也是宅基地使用权福利性的自然延伸。为了使买卖中实现的房屋价值能得以保值，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在农民出卖房屋后，其宅基地使用权应随之转移，但这种转移与“房地一致”原则不同。“房地一致”原则是在房屋与土地使用权分开作为各自独立的物权客体的情况下规定的，而宅基地使用权从属于房屋，是为房屋的存在而存在。故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应受房屋物理状态的限制，当房屋倒塌或新的房屋所有人以翻建、加盖、改变结构等方式对房屋进行实质建设时，应认定地上物灭失，宅基地使用权保有地上物的存续理由已然消失，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宅基地所有人可依物上
请求权要求占有人返还宅基地。
注释：
1.本文所论述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仅指跨集体经济组织主体间的买卖合同。
2.参见孟勤国：《物权法开禁农村宅基地交易之辩》， 载《法学评论》2005 年第4 期(总第132 期)。
3.参见常淑静、卢彩荣：《如何认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下）》，载《山东法制报》20xx年11月7日第3 版。
4.参见郑永胜、鞠海亭、郑文平：《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调查与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xx年2月21日第
C4 版。
5.20xx年11月26日至27日，江苏高院民一庭在常州召开了苏南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研讨会，并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法律适用”研讨会综述》一文。《综述》中对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处理的一种意见即为：由于农村房屋买卖涉及宅基地的转让，对于买受人不符合申请建房条件的买卖合同，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驳回出卖方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理由在于，把房屋和宅基地分开考虑。房屋作为私有财产，出卖人有权处分，买受人对房屋通过交换享有权利。但是，出卖人对宅基地仅享有使用权，不得进行处分。出卖人在出卖房屋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放弃。买受人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故买受人只对房屋的价值享有权利，但不享有对宅基地的权利。至于买受人是否属于非法用地，对其用地行为如何处理，由有关行政机关和村里去处理。
6.参见《江苏统计年鉴－2006》，表7-1农村基层组织和农业基本情况。
7.参见《上海统计年鉴2006》，表12.4 主要年份农村户数、人口和从业人员。
8. 参见白海军、徐海俊：《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年
第31卷第2期。
9.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第1页。
10.同上，第190页。
11.同⑨， 第269页。
12.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1月第2版， 第2页。
13.同上，第268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之分析（一）
棠溪工作站 邱文忠
一、目前处理该问题的司法现状。
目前，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时，对其效力的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合同有效。理由是《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为无效;《〈合同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我国对农村房屋买卖至今未进行专门立法，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房屋买卖行为亦未作禁止性规定。二、合同无效，但不返还。理由是出卖方的行为本身可以视为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放弃，而法律并不禁止这种放弃行为;另外，《合同法》第58条中规定：“……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其中“不能返还”是指事实上的不能返还，“没有必要返还”是指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使用扩张解释来理解“没有必要返还”能更好的倡导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农村环境稳定。三、合同无效，相互返还，但反悔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赔偿，处理原则是不诚信者不得益。
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历史演变。
19xx年时国务院制定过《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该条例第四条规定“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确实需要占有耕地、园地的，必须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第15条规定“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按第14条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手续。”“出卖、出租房屋的，不得再申请宅基地”“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按排使用”。从上述规定看，当时的法律禁止建房用地的直接买卖，并不禁止房屋的买卖，只是规定了房屋的买卖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申请、审查、批准。但该条例于19xx年被《土地管理法》明令废止。
19xx年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19xx年未修改)“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19xx年第二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以批准”。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有关司法解释：19xx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规定“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能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林、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19xx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认为，村镇公民之间由于买卖房屋转移宅基地使用权而发生的纠纷，应根据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审查、批准手续处理。
19xx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给浙江省人大的回复中称，不宜将农村房屋买卖行为按《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行为予以处罚。
国务院办公厅19xx年5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中规定：“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 20xx年12月2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臵宅基地。” 可见，(1)以上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出租，但没有直接禁止或限制农村房屋的买卖和租赁。(2)村民出卖房屋的后果是不能再审批宅基地。即便到19xx年第二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后，国务院办公厅19xx年5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才有相应的政府规章对此进行禁止，但上述规章均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之分析（二）
棠溪工作站 邱文忠
三、基于上述司法现状及立法演变，笔者认为，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应以有效认定为原则，无效认定为例外;在19xx年前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一般均应作有效认定。对其理由作如下论述。
(一) 从法律原理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农村房屋买卖无效最大程度上适用的是第五种情形，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里只强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除此外，难以作扩充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这进一步明确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利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适用范围。认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也是这些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并不是简单地看某一个法律、行政法规里的强制性规定，而必须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上去考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换句话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推导不出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去认定合同无效，这在理论和实践上毫无意义，这就是考察无效合同的危害后果，没有危害后果，哪来无效，如果机械地适用，相反地会导致原本合意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恶意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从而破坏已经形成的交易秩序。
其次，《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归于用益物权编，用益物权的完整性是“占有”“使用”“收益”，但这里仅规定了对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并没有规定“收益”，但又未作禁止，没有规定“收益”并不是禁止其“收益”，而要取得收益就必须发生流转，因此，《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留下了很大的扩展空间。
第三、《宪法》等均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一制度是与我国的户籍制度而相伴相随的，我国土地所有制就两种情况，土地分别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因所有权的不同而分为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用地属于国家所有，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不会动摇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这一规定。
第四、解读相关法条，我们可以知道从《土管法》到其他相关法规、规章，都没有禁止与限制已有的宅基地使用人处分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设限，弃权不禁。《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而能够规范宅基地使用权这一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只能是法律规定，而不能是部门规章。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主体必须一致，同时，笔者认为农村房屋适用城市房屋的“地随房走”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从立法本意进行分析。
《土管法》旨在加强土地用途管制，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以保持农用地的数量。而宅基地本身即为建设用地，其使用权主体的变更并不会导致农业用地的减少,不会改变宅基地的性质，因此显然不能调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土管法》还考虑到对农民的基本保障，避免农民转让房屋后流离失所，但是在大量劳动力已经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大片的乡村已经转变为小城镇的今天，认为农村房屋买卖会影响农民生活已经没有现实依据，也不符合农民实现闲臵农村房屋的价值走向城市化的进程。
(三)从社会效果和立法趋势进行分析。
该类案件的发生，大多是由于农村土地大面积面临城市化，面临拆迁，伴随着近十几年的房价高涨及高额的拆迁利益，原来的出卖方恶意翻悔，如果在立法的模糊空间，没有司法的明确立场予以干预和调整，这一区域的纠纷和矛盾将不断激化和发展，将使农村的安定环境和我国正在建立的诚实信用、交易安全的市场化经济面临严重挑战。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将来可能的立法取向：民法典草案第一百六十七条“村民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第一百七十二条“宅基地使用权人转让或者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不再分配宅基地”。王利明主持的《物权法草案》第三百零一条
“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当随之转移。”这说明未来的立法方向并没有着意维护“非集体组织成员不得购买农户住房”这一“既定秩序”。
其次，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农村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方式上可能采取就地城市化;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如承包经营权已为法律所认可。宅基地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进入流通对于使用权人有利，不能流通则会限制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再者，农村房屋与城市房屋相比，区别在于土地权属不同。就房屋而言，与城市房屋一样，同样可以继承、出租、抵押、抵债等;但就土地性质而言，宅基地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明显的区别。宅基地的来源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划拨或分配，一般来说是无偿的，也有的地方进行有偿使用。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农村房屋与城市房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买卖合同如没有其他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应认定有效。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以下的处理原则：以有效认定为原则，无效认定为例外;在19xx年前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一般均应作有效认定。这一原则既严格遵守了基本的法理、遵循了立法本意和立法趋势，同时还综合考虑到了相关政策规章的特殊性及此类矛盾纠纷发生的原因力。
认定有效的基本条件：1、房屋买卖时，买方家庭成员中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2、在19xx年《土地管理法》第二次修正之前
发生的农村房屋买卖;3、出卖方的现有身份已经不属于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4、购买方在交易时符合农村宅基地使用条件或者已经审批使用宅基地的;5、转让行为已经审批或者已经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的;6、相关宅基地已经国有化的;7、同一房屋经过多次买卖，或者相关房屋已经大规模合法的翻建、扩建，已经无法与原有房屋区分的;8、相关的房屋已经纳入拆迁范畴或者已经拆迁而不存在的。笔者认为，符合上述任何一要件的农村房屋买卖，均不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均应作有效认定，否则，只会给不诚信者的恶意得到法律的支持，从而破坏已经形成的市场交易秩序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环境稳定。
例外，单独买卖宅基地的;并非为居住而进行买卖;19xx年以后、尤其在20xx年以后发生的农村房屋买卖均应一律认定无效。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作者：张英周 杨小花 发布时间：2009-07-22 15:52:42
一、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某诉称,原告与被告于19xx年9月21日协商，由被告购买原告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村的房屋，原告收取被告购房款7000元。19xx年11月双方立契。当时原告系板凳沟生产队村民，此房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而被告为城市居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被告买受农村房屋，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原告的合法权益，原被告之间买卖农村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诉请判令：一、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立即腾退返还房屋。
二、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与赵某某就诉争房屋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至今已有二十年。虽然孙某某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赵某某系城镇居民，但该合同在当时已经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审核并登记备案。就此，可以认定双方买卖行为并不违反当时国家有关政策；目前，本区农村房屋办理产权证书尚未开展，双方履行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后，即无相关部门办理产权证书。基于此，本院认为，原、被告间买卖行为已完成。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出发，该买卖行为有效。最后，赵某某已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翻、扩建，诉争的房屋七间现已不存在，现孙某某主张确认买卖行为无效并由赵某某返还诉争房屋亦已无法实现。结合以上几点，对于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分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城镇居民购买农村集体组成成员的私有房屋买卖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
继“画家村”系列案件出现后，随着农村小产权房纠纷不断，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不同阶位的立法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造成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裁判标准的不统一。由于司法实践对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的不统一，造成司法实务上的困惑。
对于如何确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确认无效
首先，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农村私有房屋买卖涉及到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我国《物权法》第153条明确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要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9xx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由于违反了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应确定无效。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农村私房买卖中买房人名义上是买房，实际上是买地，在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处分房屋的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再次，由于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变更登记，受人无法获得所有权人的保护。
最后，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许多案件中，出卖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其要求返还私有房屋的要求更关涉到其生存权益。
观点二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
首先，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村房屋。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主要是适用《合同法》，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是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农村房屋买卖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由于我国“房、地所有权分离”模式使得农民处理自己的房产受到限制。而目前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规定皆为禁止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效力规范，不能以次确认买卖合同的效力，而国务院办公厅的两个通知不能算作法规，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而房屋出卖方在违规出卖房屋获得利益后又因房屋增值、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无疑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直接后果是违反诚实信用卖房者获益，而恪守诚实信用买房者却蒙受损失。因此，当前司法判决确认此类合同无效导向的后果是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根基，应当引起司法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其次，农村私有房屋买受人买受方为长期居住，甚至已经将城镇房屋变卖，在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后，虽然卖方赢得了诉讼却要承担高额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而买房者虽获得了赔偿却要面临腾房搬迁，在其居无住所的情况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再次，在我国房屋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义，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所，更体现为居住人的密切财产、社会依附关系。尤其当前房屋买卖大多发生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经过多年的经营，房屋买受人对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确认协议无效意味着买受人稳定的生活状态将面临巨大改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最后，在买受人占有房屋后，一般会对房屋进行修缮、装修，甚至扩建、翻建，确认协议无效还要涉及对因房屋翻建、扩建、添附等价值评估鉴定、费用补偿标准难题，甚至遭遇执行难题，如此判决的结果很难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都在“画家村”案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关于如何确认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笔者应综合上述观点，结合具体案情，区分不同情况，以认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
首先，要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由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主要发生在村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房屋买卖行为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隔10年以上，大多买卖行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并且办理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甚至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因此，农村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应视双方的具体情况处理，一是要充分考虑当事人主体身份、主张无效的实际原因等具体认定。二是需要认真审查房屋买卖的现实情况，包括协议履行、房屋的权属、是否经过审批、登记、有无翻建、扩建是否具备腾房条件等进行综合衡量。
其次，要坚持综合利益衡量，实现利益平衡的原则。确认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要全面考虑到合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影响，尤其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差异受到的损失；对买受人翻建、扩建房屋的，还要考虑对其添附价值进行补偿；对主张返还、腾退房屋德，要考虑到对房屋买受人的妥善安置问题，避免单纯判决腾退房屋造成“案结事起”的后果。
最后，注重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有房屋买卖协议有效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一是部分城镇居民在购买农村房屋后进行了依法登记和产权变更手续；二是出卖方已经转为城镇居民；三是法院认定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较长，购
买方已经在农村长时间居住，且房屋已经翻盖或者重建，从保障当事人居住权和稳定农村社会关系的角度认定有效。这样更能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
结合本案的处理，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出发，确认该卖卖协议有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