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系实际，谈谈新闻与宣传
新闻与宣传都属于上层建筑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范畴和内在规律。
从新闻学、宣传学角度看，新闻与宣传应加以区分，新闻不等于宣传。两者常被混淆在于都是传播信息的行为；但它们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出发点、表现方式和归宿都不相同。
从定义上讲，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而且这个事实必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为了满足受众获知新消息的需要，新闻业得以产生，因而新闻传播的归宿是“受者晓其事”。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它的目的是向公众灌输观点。完成宣传任务，得到满足的是宣传者，宣传行为的归宿是“传者扬其理”。 在政治宣传中，观点的赞同者可能会积极地接受宣传；但是在商业宣传中，只有需要者才会响应宣传，局外的受众很少会主动接受、喜欢宣传的。
从表现方式看，两者差别也很大。第一，新闻重信息，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某些情况的不确定性；宣传重外在的形式符号，某种仪式、某种标志往往被赋以较强烈的意义。第二，新闻必须有新的与众不同的内容，因而是易碎品，最忌讳重复旧闻；而宣传的要领之一便是重复施教，以便加深被宣传者对某种观点的印象。第三，新闻重事实，没有事实主体的所谓“新闻”不可能拥有大量读者；而宣传看重的是观点，事实为观点服务，往往为了体现观点而在表达程度、用词造句上反复推敲。第四，新闻重时效，及时发布的新闻对受众心理上刺激绝对大于过时的旧闻；而宣传看重的是传播某种观点的时机，时效服从于时机的需要。第五，传播新闻的目的是沟通各方，以便达到信息对称；而宣传观点是要掌握受众的思想，结局是一种新的信息不对称。第六，新闻在报道事实的时候，注重平衡原则，尽可能照顾到事实的各个方面和角度；宣传从某种观点出发，本能地突出某一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另一方面。
新闻与宣传由于都是传播行为，可以相互渗透，有交叉的地方。新闻中可以夹杂宣传的成分，宣传有时也需要以传播新闻的形式达到目的。但是两者并不等同。比如说，一件涉法案例，媒体将其报道后产生一条新闻，同时也无形中为破案单位作了宣传。许多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因体现了某种倾向和观点，所以具有宣传作用。但不是所有新闻都在进行宣传。如《我省部分地区降雪》、《XX客机在YY上空失事》等。这些新闻都是客观地报道事实的，不能说它们是在宣传某种主张或观点。如果把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以为新闻都是宣传，就会把许多值得报道的也是人们需要知道的新闻排除在外。
我国“新闻”与“宣传”长期不分家，“中宣部主导型”是中国特有的新闻组织形式。”在这种中国式的“新闻宣传”环境中，政治不断给新闻“加官进爵”。媒体因承载着不堪重负的宣传任务而被异化，新闻报道不断被宣传手法同化，新闻因背离新闻应遵循的客观规律而正在丧失自身的特点并不断使自己蒙羞进而失去公信力。
所以，我们要强调新闻与宣传的区别，两者都要坚持党性原则：新闻要积极地配合那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宣传活动，利用新闻手法，帮传者扬其理，助受者晓其事；当宣传导向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新闻要开辟一个平台，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实现权力互动，形成纠错机制。助受者表其意，促传者修其理。
同时，媒体也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反思，当遭遇新闻和宣传的冲突乃至对抗时应该尊重基本的新闻规律，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尽量选取同时符合新闻和宣传双重价值的事实，当二者不能兼顾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取舍。过分依从，没有自己的思想，新闻工作是不可能出彩的。学会在宣传中努力坚持“以新闻为本位 ”，才可能真正做出专业成就。
二、联系实际，谈一谈传媒的假事件
陈力丹在丹尼尔?布尔斯廷提出的“假事件”概念的基础上，将由传媒公开策划并作为新闻进行报道的事件或公共关系活动称为“传媒假事件”。作为一种假事件，它常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活动策划和报道的行为主体都是传媒自身。
传媒不能参与事实的进程，只能客观报道传媒以外发生的事实。“新闻策划”是商业公关的概念，商业公关行为不能用到新闻职业工作中。传媒可以对事实“组织报道”，即讨论如何报道。现在改用“新闻策划”，容易使新闻如何产生的问题变得含糊，似乎既可是传统意义的“组织报道”，也可指传媒制造事实、然后报道该“事实”这种现象。后一种新闻策划，便是 “假事件”。
“传媒假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消息来源和报道者重合，存在显性和隐性重合两个层次。如19xx年《华西都市报》的“孩子回家行动”中的消息来源于报道者就是显性重合。
（二）形式上的宣传动机后隐藏着传媒自身的公关或记者的单纯职业主义动机；诸如《华西都市报》通过生产大量类似“孩子回家行动”的传媒假事件,一方面迅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吸引大量受众的注意力,它“变成了一个社会各界排忧解难的?多功能媒体?”,“是一个慈善机构”;另一方面,它在“报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异军突起,短短两年多一点,发行量就超过26万份的业绩”,迅速增强了该报的影响力。
（三）导演事件即传媒及其记者对采访对象(包括人、事、物)的行为流程、存在状态进行设计安排；
（四）提供的“真实”是暧昧的。这种由传媒建构的社会真实由于传媒的建构，已经存在，但它是传媒所掌控的“客观存在”，是一种暧昧的社会真实。
另外，事件媒体化,指传媒将自己策划的事件纳入本传媒的议程设置,以及传媒按自己设定的框架以新闻形式进行报道的过程。
如今，“新闻策划”已造成“传媒假事件”泛滥，诸如《女记者与狼共穴61天》、《李连杰重返青海修佛法》、《红河德宏首现聚集性甲流病例》等，造成了一系列严重或不良的影响。其中，身份重合现象对新闻的客观公正造成严重的伤害；其次，隐藏的动机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还有“传媒假事件”建构的不是真实世界不利于公众对真实的外部世界的了解，会误导舆论，比如20xx年3－4月各传媒关于“杨丽娟追星事件”的报道，事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报道客观事实这一新闻职业范畴，而是由传媒推动事实的发展，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事件上，仿佛全社会都在关注它，而更重要的社会问题被忽略。这无疑是在误导受众，误导舆论。杨丽娟的事情也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事态最终以悲剧结尾，这是需要煤体反思的。 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传媒自身公关需要以及传媒工作者的职业规范意识的缺乏。所以，传媒应该坚守基本的职业规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要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方法，不偷懒，走出去真正做到贴近社会、生活和人民。同时，传媒要提防某些商业集团制造的“新闻陷阱”，这是他们在运用公共关系技巧，让记者无偿报道以取得比正规广告还好的传播效应。
三、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的传媒。
就我国的国情，传媒治理技术研究是一个复杂和特殊的问题。传媒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需要以低成本提供
公共服务，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具有经济组织与公共事业双重属性。而且，我国传媒的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容易发生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现象，更需要通过传媒的治理提供分权决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的我国传媒与西方传媒集团不同，有其特殊的内涵和特征。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演变，政府开始更为积极地利用媒介。媒介在权利结运作中构成权利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转型的中国，国家越来越自觉地将媒介当作一种治理技术，媒介正在成为中央政府或上一级政府约束地方官特别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个有效渠道。这种治理技术的最主要特征：它不是企图约束大众，而是旨在制裁违纪官员，特别是直接处置那些通常活跃于“天高皇帝远”地域的基层官员，而目的则是在全体官员面前起到迅速而快捷的惩戒作用，以及在全国民众面前迅即树立并巩固党和政府公正无私的形象。
但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卵翼下，中央政府对地方上发生的各种情况，很难像过去那样适时掌握，对地方官员的活动，也很难实现直接的、有效的监控。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保护投资环境”的口号下，不惜违反法律，对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人、责任企业和相关政府机构加以袒护。“
其次，媒介从业人员，特别是接受了西方专业主义思想的从业人员，试图以独立新闻工作者
的社会良知，鞭挞社会丑恶现象，把媒介变成社会道德良心的载体。但是，在国家权力的有系统的策略运作之下，这种鞭挞行为已经落入国家权力的谋略或算计之内，其所实现的乃是国家权力的意志。
另外，在市场转型条件下，无论媒介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话题的微小化、新技术的包装，等等，都不足以改变媒介与权力系统紧密相连，作为权力运作技术的本质。
目前，批评报道蓬勃发展，显示媒介正在发育成一个自主的主体，它逐步明确了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实际上，媒介批评报道的发展和规范过程，就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步把媒介纳入行政权力的过程，党和政府对媒介批评报道授权的过程，就是调整媒介权力边界的过程。
在政府治理技术的变革中，媒介也被纳入了权力结构中，成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成为技术治理的一部分，成为中央权力系统寻求对于地方官员进行约束的新手段。现在，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通过反复演示媒介的批评报道和各个层级政府对的回应，一个“批评报道一政府行政措施一有关人员的行政或法律处理”的常规程序和制度安排已经建立起来。至此，我国传媒已经拥有一套自己的治理结构，相比改革前的治理模式实质没有改变仍然是行政型治理并且存在产权不明晰、权责失衡、激励机制缺乏等缺陷，这些问题仍然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解决的。
总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上考虑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对传媒的宣传、经营、管理、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强化党的领导，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关系，从而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有效地抑制代理成本，保证传媒的决策效率。
四、我们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新闻真实的
新闻真实不仅指事实的真实，更指本质真实，与新闻的真实性有所区别，后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是社会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准确、全面、辩证的如实描述。选择事实时的文化背景、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真实性难以被完全确认。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到：“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相当多的新闻被看不见的权力、意识形态自动地剪裁、化装，原汁原味的新闻很少。
一般，文化背景影响新闻真实有以下若干情形：
① 把新闻事实类型化，新闻变成了“老故事”。传播者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将事实排入特定的叙事格式之中，或偏执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叙事，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新闻的架构过程，就是把事实之碎片往一个的先定框架里填充。很多新闻记者只是改变了旧新闻故事中的可变项，如一些具体的人名、地名和一些具体的行为方式，而保留了故事中的常项。例如报纸上每天琐碎的“法制新闻”，还有典型报道，具体内容都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没有新鲜的东西，是传统内容的重复。 ② 新闻礼仪化（用词）。
记者每天用不同的声音、字眼去描述一些老套的事情，尤其是有关各类会议、繁多的外交活动、各级干部群众学习党政文件、领导们的基层考察活动的报道，甚至只换了日期、姓名、地点等。这些例行活动党政官员十分看重，而普通大众则往往希望避开从媒介中看到它们。
③传媒有意无意对事实的命名、定义影响新闻的真实“污名化”。
新闻媒介要对事件进行鉴别、命名、下定义，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例如，一些复杂的社会事件被处理简化为“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等。这样就给事件“贴了标签”，从而更易进入媒介的传播活动场所 。同时，也就排除了考虑这一事件以其他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表露出相同的对社会意向的假设：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些事实，在现存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差别与命运的不同只是个人问题。传播媒介中这些人所共知的标签和语境，为新闻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基础。如果一些事件恰好被输入现成的媒介定义框架中，就更可能被报道。这样，现实被“扭曲”以适应由媒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设定的框架。 ? ④权势人物占据新闻亮点，并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
? 新闻价值观是一定历史脉络和社会情境中的产物，受制于社会中主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反过来，作为新闻判断标准的新闻价值，只是反映了社会主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由于新闻价值的特有选择标准，在新闻媒介里，权势人物的活动和观点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尊重。事实上，关于政治领导人、明星、大款的新闻被认为更有新闻价值。富有地区和阶层的情况比普通地区和人的情况更多地得到新闻媒介报导。边缘人群在新闻中的正面报道很少，他们更多是以被可怜者、犯罪者、无知者等形象出现于媒介中。不同的媒介机构在表达同一个新闻事件时使用的手法不同，重点有别但所使用的新闻价值标准基本上是相通的。
? ⑤传媒的报道或不报道，无形中本能地在维护现状，有意无意地曲解现实。
? 大众媒介在某种历史情境下，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提供不可否认的保护。
? 一种方式是，不直接报道不平等的事实以及对现实进行辩护，而是提供大量有吸引力的娱乐信息节目（新闻娱乐化、新闻秀、说新闻），它暗示一种享乐主义。
? 另一种方式是，愤世嫉俗地叙述一些不平等的事实，把原因归结于一些细枝末节、历史原因或社会发展的程度低，然后明示或暗示人们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马加爵事件报道）
综上所述，文化背景属于影响新闻真实客观的无意因素。当前，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有泛滥的趋势，造成的社会影响日益严重，媒体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中国传媒公信力的下降，既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矛盾
与人际关系，又与新闻法制和媒体的管理模式有关。对新闻记者和编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努力提高职业意识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才能使媒体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和环境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