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和政府的状况
（一）民众的生存状况
鸦片战争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随着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战争破坏、赔款重负、鸦片贸易，使得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地租上升、高利贷猖獗、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商品和机器工业不断涌入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始破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手段。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外的赔款达到天文数字，致使清政府不断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各种名目的科捐杂税不下百数十钟。
在天灾面前百姓就更显得无力回天：1846—1850年，黄河流域6省500多州县和长江流域6省600多州县遭到各种灾害；1876—1879年，全国各省夺取了1000万民众的生命；1898—1899黄河二次大溃决，导致16、17万人死亡；19xx年前后，全国受灾地区达300－400州县。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无疑是地狱火坑，这种社会制度没有给他
们提供任何的生存出路，他们只能拼死求生，这也就成为反抗的根本力量所在。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状况
对外逐步妥协
从1840－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逐步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到《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证明了在国家内忧外患时，清政府完全把自身统治的安危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捍卫国家的权益，使中国一步步陷于半殖民的深渊。
对内崇古守常
清政府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长期拒绝进行各方面的改革，面对列强的入侵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并没有痛定思痛，发愤图强，不仅一味顺从西方势力的侵略要求，而且还虚伪自大、任人唯亲、排斥贤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得清廷苟且偷生的局面。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二、 中国农民的起义
（一）太平天国起义
1、起义的过程
（1）1843年，多次的科场失意的洪秀全，在极度的愤懑不平中阅读了传教士梁发数年前赠给他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该书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决意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教活动。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发布金田“团营”令。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2）金田起义后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颁行了天历，制订各种制度。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1852年底，太平军入湖北。1853年1月，攻克武昌三镇。2月，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3月20日占领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奠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立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对清政府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2、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土地）《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
（分配）生产和分配，都由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库供养。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不足）《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众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3、失败及其意义
1861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兵分三路夹击太平军。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部进犯浙江，李鸿章部进犯江苏。英、法、俄等国侵略者则组成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定胜军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阵地。面对中外联军的进攻，太平军将士英勇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先是三次进攻上海功败垂成，继天京破围战失利，1863年，苏州陷落，1864年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成为孤城。关键时刻，李秀成提出“让城别
走”建议，但遭洪秀全拒绝，未能扭转败局，太平军只能固守天京，坐以待毙。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
（1）、平等思想
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时,清朝的统治更加腐朽衰败，人民处于深重灾难的环境中，强烈地期待着“改朝换代”的这一天。洪秀全顺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平等”的思想主张,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指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人的革命进取心大大减退。他早期所宣扬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随其定都而逐渐地消失。等级森严的制度代替了平等的思想原则,太平天国的政权构成形式,即政体是君主制，天王洪秀全成为了太平天国的最高主宰者。
为何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提出的平等思想主张,在定都后即被丢掉,他由一位农民阶级的领袖变成为封建专制的皇帝?对此,我们除了从他早期产生反清思想的原因和他所具有的皇权主义思想根源之外,他“这种由天王宰治天下的体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地主阶级的思想。由于地主阶级思想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农民阶级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同时
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缺乏彻底性；反对封建经济制度的斗争缺乏坚决性；他们的经济欲望容易得到满足。这些缺点就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将中国民主民族革命推向胜利，也就决定了它最终走向失败。
（2）、土地问题
中国农民最为切实的利益是土地问题，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大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3）、内部问题
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
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起义的意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持续14年，纵横18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捍卫了民族尊严，使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全面开展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二）义和团起义
1、起义的过程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结社，参加者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官吏和破落地主。义和团的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阎书勤、赵
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序幕。1899年，朱红灯领导了山东平原起义，将原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矛以镇压。19xx年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猛发展。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联军占领北京后，曾将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意大利、奥匈帝国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慈禧太后在逃往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一方面任命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和帝国主义商议和谈共同镇压义和团。
2、起义的意义
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但中国人民敢干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三、洋务运动
1、“经世思想”
（变革）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所追求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变革思想是面对现实的“经世思想”和为实践这一思想而产生的洋务思潮。
所谓“经世”——就是治理天下,面对现实,面向世界,是实用理论思维模式的理论再现。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郑观应——《盛世危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东方展示了它强大的威力。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与之交手的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实力的悬殊,使东方大帝国的失败已成定局。
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国近代的变革思想——“经世思想”应运而生。当时的思想家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还很肤浅,仅仅是从器物层面感觉到了中西文化的差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对他们提出的变革主张作出回
应,特别是上层封建士大夫们更是麻木不仁。但是,“经世”思想中所包含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辩证观念已不可逆转地具有了近代的特征,并奠定了近代变革思想发展基础。
2、“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前后,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些上层封建官僚由于沉重的自危感开始产生了将“师夷长技”变为具体行动的洋务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是“师夷”的实践者,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而把西方近代工业导入了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
（成绩）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共兴建了20余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90年代建成的北洋船队,拥有铁甲舰、巡洋舰大小舰只20余艘,并在沿海各省修建了近代化的炮台、船坞和港口。还先后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涉及航运采矿、铁路、冶炼、纺织、电讯等工矿交通运输业，器织布局。同时,他们还主张引进技术、扩大贸易、合资办厂、开采矿山、派留学生、办新式学堂、译西方书等,从此,中国输入西学的渠道大大拓宽了。
（反思）从60年代开始的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经过30余年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也给衰弱不堪的清政府带来某些希望"但甲午战争炮声很快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实际上仅仅在器物层次上建立了某些能够赶上西方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事实上,作为“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需要从社会外部移植和引进，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在西学的广泛传播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变革传统的政治制度，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四、戊戌变法
（一）民族危机与变法运动的兴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们就提出,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在经济上“以工商立国”,政治上实行“议院立法”的“变法”主张，这些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
新的社会思潮。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从而引发了变法运动的兴起。公车上书——在1895年4月康有为闻讯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下诏、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设报建学——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
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戊戌变法失败与早期思想启蒙的推动
戊戌变法——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变法内容——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
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力行保甲等。
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变法失败——由于一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实权掌握在以慈禧为主的后党手中，新政的许多诏书大都成为一纸空文。从新政开始，后党一方面加紧部署调兵遣将，一方面架空光绪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失败原因——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变法意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思想推动——维新运动对启蒙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辨清了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主义”和只知朝廷而不知国家的旧观念，强调要养成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理论上论证救亡图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唤起民族觉醒。 第二、倡言民权与自由，引入了国民与奴隶、权利与义务、自由与平等概念；同时，对封建专制和国民奴隶性作了无情批判，把儒学道统斥为中国“病源之源”。
第三、提出了“开民智”、“育民德”的新民思想。主张以国家思想、进取思想、义务思想、自由权利思想、公德思想等改造国民精神。
五、清末“新政”的措施及结果
通过二次大的农民起义各地“反清”的浪潮此起彼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在兴起，维新运动在海外的势力也在继续，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扶持，苟延残喘的清政府，于19xx年颁发“改革”諭旨，准备实行“新政”，并于1901 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
（1）“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改革官制。19xx年，清政府撤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设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裁撤一些旧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但官制改革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弊端。
改革兵制。19xx年，清諭令停止武举，筹建武备学堂，裁汰绿营和防勇，建立采用西制西法西器的“常备兵”。19xx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兵”36镇，总共为45万。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19xx年，清廷下令各省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废除八股，奖励出国留学人员。19xx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xx年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随后，建立大量
新式学堂。
奖励工商。主要是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振兴工商业的有关立法，还公布了一些奖励兴办实业的条例和有关章程。
（2）“新政”的直接后果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新政”，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踏，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其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也使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清政府借“新政”之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假立宪行专制的虚伪也使资产阶级立宪派完全绝望；假新政之名大肆搜刮、掠夺更进一步激起群众的反抗，把汉族官僚、立宪派和广大人民推向了解自己的对立面。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这些力量在辛亥革命中或中立，或同情革命，或投机革命，更甚者转向革命，使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在一定意义上讲，满清王朝把刀斧交给了革命者，而自己则走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