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2007-11-18 12:22
[内容提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我比较赞同爱情说的观点。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用一生浓郁深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爱情 政治 历史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闲时，曾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外出旅游至马嵬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揣摸、回味、感受。尤其是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那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而表现了爱情的长存，点明了全诗的主题。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象前期励精图治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选贤任能的条件和前提。而唐明皇的后半生正成为反证。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开唐明皇抢儿媳妇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坚贞，到后来，写唐明皇到了国破妃亡的时候仍然还不悔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王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是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以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白居易生处中晚唐时段，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题材，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模式造成了冲击。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却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许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吧！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长恨歌》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直露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整个诗歌的开头就用了“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么一句蕴含着作者深深的讽刺色彩的句子，点开了诗歌的感情基调，更是为下文的叙事性的诗歌内容的书写作了铺垫，从杨玉环被选至“君王侧”，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更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发生埋
下了伏笔，更从侧面揭示出出安史之乱发生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昏庸予以了极大的批判，但是作者注意到了民愤的重要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用反映社会动态的民歌、民谣“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来进行攻击，的确有着明显的讽喻效果但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同时，从爱情的角度又是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及对他所对爱情专一的大加褒扬，上半部分所述及的他重色倾国导致了自己爱情悲剧的发生，却在唐明皇身上所体现出的因果报应又恰恰是民众所愿望的，毕竟是谁种下的种子，谁就要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现实已经给予了他应有的报应，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报应，却突显出爱情的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如果题材不是这么一个具有戏剧性色彩的特殊例子，那么还会有作者的这首《长恨歌》在当时的广为流传？也不会有“长恨歌主”的美誉，可以说这后半部分才是“长恨”的正文。如果没有后面道士求神的幻想部分，就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的描绘，在海上仙山的奇特境遇描写，所虚构的人物形象生动，让它有了与现实生活场景中一样的真实感觉，然而正是这让人感到真实而欣慰的场面的虚构，才有了最后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叹。恰恰正是这一个感叹暗示了唐明皇重色倾国造成这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也正是这种感叹暗含着讽意。和整个诗歌的开头一样的讽刺之意，这里是对整个诗歌的最后点题。开头或者说是前半部分只是在论述“长恨”的原由和结果，即唐明皇昏庸所导致社会动荡和爱情结局的讽刺。而这之后在“长恨”的正文即是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中看到结局所体现出的同情以及对爱情专一的赞美成了主题思想的一大部分。
我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受害者恰恰正是悲剧的制造者自己，这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游移，把艺术形象当作历史真实人物看待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来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吧。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和心理题材。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喻诗，使全诗充满讽刺与说教，其艺术价值将会如何，我想，这是昭然若揭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缥缈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文中对人性美的歌颂使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恨”的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第二篇：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论文关键字】白居易 长恨歌 主题 风情 感伤
【论文摘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讽谕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持爱情说：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肯定白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
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zxlw/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
“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喻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喻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和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喻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喻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喻性
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喻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
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喻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喻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喻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喻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做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坐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
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喻，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喻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喻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喻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对《长恨
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因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其文学，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诗若无情，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 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既没有彻底否定，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喻中寄寓着同情。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为人同情，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妃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成熟时，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爱情实际的，他只是表现了诗人的一
种理想，这种理想表现了真情与礼教的对立；诗人通过爱情上的忠贞，对帝王后妃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深切同情。
这首长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连小孩子都能吟唱《长恨歌》，其魅力就在于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同情的心理，讲述了一则发生在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充分表现了爱情的欢乐、痛苦、悲伤；还在于诗人用极为优美的笔调赋予了人物以饱满的感情，杨贵妃死后复生对唐明皇的深情尤为感人。缠绵悱恻的感情，曲折婉转的故事，优美流转的语言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吸引了历代读者，也使它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