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西厢记》
摘要：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关键字：
起源 爱情 现实主义 反封建 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辞华美 杰出的戏曲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士，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
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
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二篇：西厢记论文11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
毕 业 论 文
题 目：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浅析
分 校： 盘锦电大
指导教师： 李朝阳
学生姓名： 范小平
学 号： 031110405
完成日期： 20xx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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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浅析
范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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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浅析提纲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已所用，两者奇妙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艺术风格, 既新且美。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一、文辞华丽，比物象形。
《西厢记》使用了丰富的词藻来描画形象，准确逼真。作者为了突出某种形象感，可用多种形象比拟，如莺莺夜听琴共用了十二种与琴声相近的声音来形容琴声。
二、情景交融，妙笔生花
《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上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
三、至情至性，呼之欲出
《西厢记》的语言华美藻丽，但不是为文而文，它是高度性格化的，从描写人物的语言中能让人感受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令人如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
四、委曲深沉，情真语切。
《西厢记》是爱情戏，抒情成分非常浓厚，因此语言是否动情，能否感人，就成为全剧成败的关键。王实甫以写情词见长，他的情词委曲深沉，情真语切。
五、巧于用古，化旧为新。
《西厢记》语言的成就，是与继承、吸收古代诗词、民歌分不开的。作者立足于生活，大量吸收前人诗词成果，巧妙点化，化旧为新。
六、修辞丰富，美轮美奂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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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西厢记》是元代戏剧大师王实甫的代表作，历来受到普遍的推崇。该作品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段，表现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这种特色使全剧形成“花间美人”艺术风格。全剧虽然文辞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其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和研究。本人认为其语言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文辞华丽，比物象形；情景交融，妙笔生花；至情至性，呼之欲出；委曲深沉，情真语切；巧于用古，化旧为新；修辞丰富，美轮美奂。
［关键词］西厢记 语言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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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浅析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土，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由于王实甫在作品中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已所用，两者奇妙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艺术风格, 既新且美。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现就《西厢记》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艺术，试作浅显论述。
一、文辞华丽，比物象形。
《西厢记》使用了丰富的词藻来描画形象，准确逼真。如描写佛寺作法事的景象：“法鼓金铎，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前半句直写法铃、法鼓的声音，但直写缺乏形象，要比物象形，所以后半句用“二月春雷响殿角”形容“法鼓金铎”的声音。三四两句的手法相同。作者为了突出某种形象感，可用多种形 6
象比拟，如莺莺夜听琴共用了十二种与琴声相近的声音来形容琴声。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似乎觉得比真的琴声还好听：“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若把所有比拟删去，只剩下其声壮、幽、高、低，那就什么形象感也没了。比物象形，不一定非用“物”来比才能象“形”，如描写某些抽象的感情和心理活动，也可以通过炼选活字的方法，把抽象的情直接当作具体的物来表现，从而造成形象感。王实甫的文字功力精深，擅长此法。如张生被红娘抢白之后写道：“听说罢心怀悒快，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用一个“撮”字，抽象的愁情就变成可以“撮凑”之物了。又如，“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一个“撇下”，一个“拾得”，死句便成活句。“风韵”变成可“撇”可“拾”之物，抽象化为具体。“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情和意变成可“沾”可“惹”挂住之物。再如张生赞莺莺可爱时写道：“脸儿上扑堆着可憎憎：爱的意思，心儿里埋没着聪明。”如果我们把这些活字去掉，就是十成的死句，如“脸儿上可憎，心儿里聪明”便一点形象感也没有了。擅用活字，同样可以达到比物象形的艺术效果，能以一字之巧，化腐臭为神奇。此类例句甚多，不赘。
二、情景交融，妙笔生花
《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上寓情于景，和谐自然。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不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下面再看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的闺房是 7
“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这里通过描绘莺莺的闺房，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三、至情至性，呼之欲出
《西厢记》的语言华美藻丽，但不是为文而文，它是高度性格化的，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对此，金圣叹在《赖婚》一折，有一段精彩的批语，深刻地揭示出语言性格化的某种规律，很值得我们注意。录之于下：
盖事只一事也，情只一情也，理只一理也。问之此人，此人曰：果然也。问之彼人，彼人曰：果然也。是诚其所同也。然事一事，情一情，理一理，而彼发言之人，与夫发言之人之心，与夫发言之人之体，与夫发言之人之地，乃实有其不同焉。有言之而正者，有言之而反者，有言之而婉者，又有言之而激者，有言之而尽者，又有言之而半者。??观其发于何人之口，人即分为何人之言。虽其故与今之故不同，然而发言之人之不可不辨，此亦其一大明验也。
这段话不但具有理论的价值，也是对《西厢记》语言的精确评价。该剧的唱词、宾白，不注人物、不注场次，读者就能分出是谁的语言，其性格化达到何等高度，于此可见。它的语言，是不能在人物之间相互挪移的。崔、张、红三个主要人物，语言之不同各如其貌。如张生上场的自白：“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以富丽堂皇之词，写其怀才不遇之愁，富丽而不轻浮，落魄而不寒酸。人物的性格、气度，掌握得十分准确。他抑郁不得志， 8
但决不是穷酸秀才，落魄而气度雍容。《西厢记》的华美词句，对后世创作影响深远，《红楼梦》中的《词》“绣鞍有泪春愁重”即是从《西厢记》的“满马春愁压绣鞍”点化而来。张生的两句联语，竟成了名句。再如写崔张分离，形容张生一鞭远去，曲词是“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是把它放在阔大的景象中描写的，显得风流潇洒。写人物风貌，与人物性格特点紧紧相关。董《西厢》同样是写张生远去，就露出寒酸苦相来：“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不动。”只看马鞭变成“驴鞭”，就不是张生的气派了。
华丽的词藻，并不排斥白描。如《佳期》一折写张生等待莺莺的焦急心情，就是全用白描：“我只索倚定门儿手托腮，好着我难猜，来也那不来夫人行料应难离侧，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写得逼肖人物口吻神态，把张生朴实幽默的性格和曲折的心情，刻画入微。
红娘小巧玲珑，机智活泼，她的语言，就像她这个人物一样伶俐俊俏。经常用白描的语言，大量使用“儿化韵”：“没意儿”、“倚门儿”、“纸条儿”、“悄声儿”、“纸意儿”、“黄瘦脸儿”、“乖性儿”、“门扇儿”??这种“儿化韵”能给人一种小巧活泼的感觉。可见，作者对韵脚的选择都是经过精心推敲的，把声韵作为表现手段调动起来。有些语言是十分传神的，如张生托红娘给莺莺送信，红娘不敢，唱道：“他若是见了这诗，看了这词，他敢颠倒费神思。”这里有段夹白，红娘模仿莺莺生气的样子：“他拽扎起面皮来绷脸发怒”再模仿莺莺语气说：“查得谁的语言你将来，这妮子怎敢胡行事”再模仿莺莺撕信的样子：“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真写得是声色毕现，决没造作之痕，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巨大功力。这语言，看来顺畅自如，却凝结着作者的大量心血。语言的性格化，是由一字一韵的精心锤炼而来。
还应指出，红娘的语言灵活俏皮，但不是油腔滑调，因为她是个相府丫环，应有大家风范。至于五本的语言，就减色了，红娘与郑恒吵嘴，说话很粗俗，就不像红娘了。莺莺的语言，正如她的容貌一样，典丽华贵，艳美绝伦。若单用“花间美人” 9
形容《西厢记》的语言风格，应该说最集中地体现在莺莺的语言之中。如写她在一个春日迟迟的季节，思恋张生隐情：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灰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荫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丽句翩跹，真如花飞蝶舞，一望即知，决不会是贫女或丫环的唱词。在华丽中寓有端庄之态，这才像个千金小姐。结尾两句，实际的句意就是“香消金粉，清减精神”。但是必用“六朝金粉”、“三楚精神”来装点字面，才有镂金错采之美，这也是基于莺莺的身分性格才如此修辞的。若一定要用“六朝”、“三楚”的典故来解释，那就太拘泥了，也辜负了作者的一片匠心。莺莺的语言，是无法挪给红娘来用的。
四、委曲深沉，情真语切。
《西厢记》是爱情戏，抒情成分非常浓厚，因此语言是否动情，能否感人，就成为全剧成败的关键。王实甫以写情词见长，他的情词委曲深沉，情真语切。
写情词要求一是真，二是透。真是前提，情词不真即不能感人，不透感染力就不强。《西厢记》语言的可贵之处，首先是情真。作者创造了大量真情实感的语言，它发自人物的内心，不是造作出来的。如写莺莺接到张生的来信，泪流沾纸，有一段佳曲：
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搁着笔尖儿未写早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
这类唱词，作者若不真的动情是写不出来的。只有真情的涌流，才能打动人心。感情是最不能欺骗人的。
情词光真还不行，必须透才能感人至深。所谓透，就是把情写到入木三分。作者的方法是：把全部笔墨集中到一点，锲而不舍，写到淋漓尽致的程度方才住手。上举一例，是集中写“泪”，写到“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还不住笔，还要再深剥一层，“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这才达到抒发畅达的程度。再如莺莺在离别的筵 10
席上，写她酒饭无味“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看来似乎写到极点了，还不够，再进一步强调：“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酒食似土，必再写泥土不若，方达深透之境。再如，写莺莺思念张生：
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大都来一寸眉峰，怎当他许多颦皱。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写相思之苦，真像影子一样，时刻随身，摆脱不掉。既然说了新愁旧愁难分新旧，接下两句，还要强分，这才显得离愁重重叠叠，曲曲折折，一层深似一层。
五、巧于用古，化旧为新。
《西厢记》语言的成就，是与继承、吸收古代诗词、民歌分不开的。作者立足于生活，大量吸收前人诗词成果，巧妙点化，化旧为新。所以它的许多唱词都有来历，但无抄袭痕迹。甚至原封不动地使用前人诗句，却像是前人为他而设，显得那么自然顺畅。如张生赞黄河的“疑是银河落九天”，用的是李白望庐山瀑布诗的原句，却非常妥帖。莺莺词“风飘万点正愁人”用的是杜甫诗原句，却像专为莺莺而写。《长亭》的名曲：“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从苏东坡词“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熔铸而成。但苏词没有把泪和血联想一处，王词又吸收了董《西厢》的构思设意：“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而董词又是来自唐人诗：“君有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王曲的这一名句，渊源很深。用前人精华，增以新意，便成独创。再如王词描写莺莺慵懒情态：“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是变宋代柳永词“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而成。王实甫取其格局，变其风姿，用来描画莺莺，最是妥切。前引《曲苑丛谈》说的“董曲有独绝处，实甫往往窃之”，很是不对，“窃之”二字是安不到王实甫头上来的。再如有些诗词经王实甫点化，其形象感是远远超过前代的，不能因为它是“曲”就加以轻视，如唐代刘禹锡诗“日午树荫正”，至宋代周邦彦词就变为“午荫佳树清圆”，王改“树”为“塔”，形容中午景象“日午当庭塔影圆”，就比前作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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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旧为新，关键是新。食古不化，必流于蹈袭。要新就要从生活出发，只有立足生活才有继承可言，这是《西厢记》语言创新的根本原因。
六、修辞丰富，美轮美奂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据《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统计，全剧运用的修辞手法达34种之多。这里只举出一种修辞格——“复迭格”中迭字词的运用，如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看剧中第一本第三折，作者是如何传神地运用迭字词来表现张生的动作与心情的：
[越调] [斗鹌鹑]??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其其，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
“悄悄冥冥”等迭字词，形象生动，恰到好处地写出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及主人公初恋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剧中类似这种精妙的迭字词还有许多，这类迭字词的巧妙运用使作品写影写情述事皆臻妙境。其他的还有三十余种的修辞技巧就不一一例举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①正是这些有丰富修辞技巧的曲词，才使人感到《西厢记》这部剧作语言的精美。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②的境界，这是同时代以及其他著名戏曲作者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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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王季思注释《西厢记》。
2．吴晓铃注释《西厢记》。
3．金圣叹批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4．吴文《曲藻》。
5．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