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肖卫 政管 1000016927

摘要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对集体行动和集团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证，试图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理论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些假设和论证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奥尔森 集体行动 集体物品 利益集团

内容概述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开篇就否定了“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传统观念。奥尔森指出“集团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利益”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进而利用理性人假设对集团行动的传统观点进行批判。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

①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理性人意味着人是自私自利的，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理性人采取行动以寻求个人利益。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以传统的理论假设提出新的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主要有两点：一、传统理论认为“集团总是试图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集团增进的利益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其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消费，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就不能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排除在对此物品的消费之外，或者是排除的成本过高。这就使得“搭便车”成为可能并且对理性人产生了“搭便车”的激励；二、传统理论认为，小集团和大集团只是规模上的差别，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奥尔森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运作的。奥尔森指出，集团越大，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越偏离最优水平。依据市场和非市场的区别，奥尔森提出了利益集团的分类：排他性集团和相容性集团。排他性集团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之间面临的是零和博弈，限制新成员的进入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蛋糕”，相容性集团是一种正和博弈，集团中利益尚未存在，集团吸取成员以“造更大的蛋糕”，但是理性人缺乏为集团利益行动的激励，所以在利益相容性集团要采取“有选择性的激励”，制定奖惩制度，如果激励的实施存在困难，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奥尔森在本书的第二章讨论了集团规模和集团行动的关系。奥尔森考察了小集团——特权集团和终结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传统理论认为，大集团可以和小集团一样提供集体物品。奥尔森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大集团的组织因成本过高而不能像小集团那样运转。奥尔森分析了个人理性和社会激励之间的关系，这等于承认了经济激励不是促使个人为集体提供集体物品的唯一激励。集团通过提供非集体物品满足理性人来提供“选择性激励”，社会激励的本质是对成员的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而合作的个人受到奖励。小集团可能受到双重激励，大集团却难以提供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从而造成了大集团和小集团在实现集体利益的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第三章主要探究了工会发展的动力根源。对于最初的小型的地方工会，可以用小集团能①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2页。

更好地提供集体物品来解释。而大型工会的发展则是通过强制会员制得以维系的，帕尔曼认为：强制会员制和纠察线是工会主义的精华。帕尔曼以“职业意识”的概念来解释大型工会的发展，但奥尔森反驳了这一点，因为大型工会的繁荣时期恰恰是在就业环境好的时期。奥尔森得出结论，强制会员制是为了加强、扩大和稳定工会组织。对于工会主义和经济自由的关系，奥尔森认为这并不比税收或法律对权力的“侵犯”更严重，并以数据证明工人对工会的权利委托。

奥尔森在第四章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阶级理论，在这里奥尔森大胆地尝试了把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政治领域的分析。奥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行为上的，正是这个假设基础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陷入悖论。马克思预言的阶级行动并没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大集团中缺乏经济激励，而不是另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经济动机不重要了。

作者在第五章反驳了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压力集团理论认为压力集团的权力大致与其人数是成正比的，所以依靠压力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就能做出政策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最公平合理的。压力集团的理论建立于多元理论的基础上，奥尔森在文中对多元理论的理论进行批判，认为分析多元论者强调“潜在”集团，贬低现有组织，而且多元论者不能说明对于一个大集团利益的损害是如何必定会鼓励和促使该集团的成员为集团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奥尔森还批评多元论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集团的成员在知道自己可以“搭便车”的情况下任然为集团做出牺牲。

奥尔森在第六章提出“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并进行论证。作者认为已经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和未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的区别在于其副产品。强大的游说疏通团体实际上是使其获得力量和支持的组织的副产品。大集团的游说组织是那些有能力以“选择性激励”来动员潜在组织的副产品，选择性激励包括提供强制权威和诱导能力源泉。奥尔森还分析了潜在集团的状况，这类大型集团或潜在集团一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来获得集体物品，因为理想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努力对集团所起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却可以享受别人的努力带来的收益。比如我们就不能依靠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调节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缓解通货紧缩的效果。

对集体主义的反思

《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次重大尝试。集体行动理论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但集体行动理论毕竟是初创性的理论，难免存在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与奥尔森将经济学理论引入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决心而导致其论证过程的欠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一、奥尔森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建立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利用理性人假设推翻传统的“集团理论”，却又沿用理性人的假设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但是理性人假设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集团中个人的行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的是完全理性的个人。完全理性就需要有信息流通的绝对通畅，以及对全部信息的及时正确处理。根据阿尔蒙德的有限理性模型，完全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虽然奥尔森和阿尔蒙德的“理性”概念有所不同，奥尔森提出的“理性”概念是指个人在集团行动中的自私自利行为，阿尔蒙德提出的“理性”是指对信息的完全掌握以及提出相应对策。事实上个人在集团中的自利行为也是“理性”决策的结果，正因为只有“有限理性”的存在，所以理性人在集团行动中的行动也不可能达到完全自利的水平，而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体利益提供集体物品。比如某政府为了建设一所学校而需要征一块地，但是政府财政紧张，拿不出征地的市场价来支付这块地皮，而土地的所有者因为没有掌握到市场价格而将地皮低价让出。这就是理性人由于不能做到完全“理性”而在客观上承担了个人成本并为集团提供了集体物品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不能对号入座。

第二、奥尔森在解释大集团与小集团的本质差别时指出了大集团得以组织起来的社会激励因素，奥尔森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原因是这些集团很小，成员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我认为，在理论论证当中用这种交流形式上的不确定的因素对大集团的存在的本质因素作解释有失缜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网络与通讯事业的进步，信息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如果奥尔森的解释是有效的，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大集团的发展应该和小集团一样的容易，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奥尔森对社会激励的承认使得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力得到极大的完善，这也是经济学对社会学的解释的局限性，奥尔森提出社会激励概念对经济激励进行补充。否则集体行动的逻辑就不能解释当今社会的很多现象。比如瑞典地铁的自觉刷卡制度，虽然不刷卡可以逃票并且没有罚款，但是搭便车者可能会面临舆论的谴责，更重要的是会面临自己的社会责任心的谴责。而这些道德因素是经济学的理性人所不能解释的。

第三、奥尔森认为小集团容易组织起来而且小集团的个人倾向于提供集体物品，为集团利益做出贡献。奥尔森仅以人数界定大集团和小集团，但他却没有对小集团与大集团的界限确定方法做出明确的解释，这使得集体行动理论的应用性和解释性受到削弱。而且奥尔森在对小集团中的个人行动的论证中并没有明确论证小集团中因为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成本，这就使小集团的行动模式建构于“科斯定理”的理想状态中。科斯定理的成立要求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为零且产权明晰，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典型的小集团因为谈判成本过高而不能提供集体物品的例子。事实上，小集团的行动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体物品会因为谈判成本高于提供集体物品的收益而不能被提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有部分集体物品虽然被提供，但是实际上谈判成本已经超过集体物品带来的收益，这比不提供集体物品的状况更坏。这使得小集团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奥尔森所认为的你们好，也就是说小集团的集体物品的提供量偏离最优水平实际上比奥尔森分析的还要多。这也说明了集团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成员的合作精神对于集体物品的提供的重要作用。

第四、奥尔森认为大集团缺乏控制能力，以此需要外部的干预力量。特别是在对国家的分析中，奥尔森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和资本的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国家兴衰的分析给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家和市场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认为市场调节是群体博弈的结果，而政府本身掌握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而且政府的有限理性偏离最优水平比市场更严重。

第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进行分析，并得出个人理性会使大集团无法采取理性行为取得集体物品。天津师范大学高春芽教授对此提出质疑，高教授认为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会使集体物品得到提供，这使得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陷入“逻辑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一本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尽管其理论存在一些缺陷，但随着追随者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完善，集体行动理论的现实意义会有更多的可取之处。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批判吸收，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市场干预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

4、 高春芽《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xx年2月。

第二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曼瑟尔·奥尔森撰写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困难，并提出“选择性激励”解决困境。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通过研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可以逐步清晰地了解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其阐述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客观现实当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具有启发作用。同时，随着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更深一步的思考，我们也发现其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理性人”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针对大集团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的困境，为避免搭便车，奥尔森设计建立独立的“选择性的激励”驱使潜在

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即既可以通过惩罚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进行诱导。除了考虑集团规模外，奥尔森还简要分析了集团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他指出：“一个集团，如果其成员对一件集体物品的兴趣程度很不平均，而且它希望获得的集体物品与成本相比极有价值（在一定的供给水平上），那么比起其他拥有相同数量成员的集团，他更有可能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由于集团成员的特殊性，个体的利益关切度也不同，可能会出现少数剥削多数的现象。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成败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开篇中奥尔森便指出，传统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便会采取集体的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奥尔森引用了已故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的话“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集团成员的共有的目的”。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认为首先，从个人自利的本性中不能当然地推出人们一定会做出增进集体共同利益的行为。他认为集团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只要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消费它，那么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对此物品进行消费。既然集团成员不去承担集体行动成本也能从集体公共物品中受益，那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内成员就都希望其他成员来分担集团成本，而自己却坐享集团利益。其次，奥尔森认为，小集团与大集团在传统理论眼里会根据实际需要自发组织形成相应规模去实现集团利益。传统集团理论除了对集团规模随需要而变化去实现共同利益外未作过多区分。

奥尔森认为，在小集团中，为了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下面这些因素可以说明小集团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容易达成: 第一，集团规模小，集团成员就越能从集团总体利益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也更愿意为集团利益贡献力量。第二，集团规模小，导致集团成员间彼此更加相互依赖，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作为都会对集团成员产生影响，因此彼此就相互激励着去实现集团共同利益。第三，集体人数越少，集体组织成本就越小，实现集体利益的障碍就越小，集体行动也就越容易达成。第四，集团规模小，其成员间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相互间的私人关系就越紧密，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刺激也都会去主动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

相比而言，上述因素在大集团那里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特点，集团越大，为集团利益付出较大成本的成员反而获得的利益很少，因此，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搭便车问题就越为突出，“所以，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是多么珍贵，它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使他们承担实现潜在集团利益所需的组织成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承担必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另一方面，集团规模越大，成员相互间接触机会就越少，相互间就越不愿承担责任，集体行动就越难以实现，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失败。

三、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理性相反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理性的回归。然而,人类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 而人才是具体而真切的万物创造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人类希冀在理性效率原则下实现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共同发展,而经济人追求的是短期目标范围内的盈利与自我发展。人类与经济人在效率追求上既有天然的契合,也有短期与长期的天壤差异。人类追求的广义效率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人狭义的效率目标仅仅是个体利润最大化,一旦狭义效率原则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社会范围内就可能出现由许多个体理性指向下的集体理性扭曲即非理性,集体行动的初衷产生了变异,出现“人遵守规则的悖论”,“没有任何行动的方式能够由规则加以确定,因为每种行动的方式都可以依据规则而得出”。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集体理性回归中的扭曲,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该领域的“双重失灵”(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个发展问题, 理性的个人不会为观念上的子孙后代的发展而节衣缩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更加速了理性的经济人捷足先登地谋取当前利益的步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效率是市场效率的微观基础,尽管技术创新与管理革命皆服务于这一原则,然而,个体效率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理性的个体在效率原则支配下,都力图选择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行动路线, 但个体成本的降低往往是通过逃责、污染转嫁、资源超阈值开采等手段来实现的, 如我国频发的矿难,集中暴露出资源产业的短期逐利倾向,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是企业内部成本外在化的结果,排污企业大多在接受检查时都有配套的“三废”处理设备,但这些设备的启用都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所以企业理性的选择是“偷排”,或者和环保部门玩“猫鼠游戏”,或向有关部门行贿以求庇护。政府存在的意义之一是为解决“市场失灵”,但政府机构是由准理性的政府官员组成,他们同样有自身利益,同样有短期绩效考核的压力,有强烈追求官位晋升的“政绩”展示欲望,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失灵”。

四、此书产生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的假设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修正。赖特认为具有共同阶级的人之所以可能不会采取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一定的共同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于衡量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且，工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不同，也是集体行动没有产生的原因。